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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中國第一次大革命運動下的“順瀘起義”和營山農運的歷史重要人物及現實意義——從楊闇公談到到楊伯愷

　　【題 記】楊闇公（1898年-1927年），名尚述、尚達，字闇公，又名琨，重慶潼南雙江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者、四川黨團組織主要創建人和大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重慶革命領袖。1917年，東渡日本，求救國救民之道，回國后與吳玉章等在四川從事建黨工作，1924年1月秘密組織"中國青年共產黨"。1925年，自行取消中國青年共產黨，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重慶團地委組織部長、書記。創辦重慶中法學校。1926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任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首任書記，領導四川國共合作。后兼任軍委書記，與朱德、劉伯承、陳毅共同發動領導了順瀘起義。1927年"三•三一慘案"后不幸被捕，1927年4月6日犧牲犧牲。有《楊闇公文集》傳世。

　　楊伯愷（1894-1949），原名楊洵，字道融，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營山市駱市鄉。少年在本鄉和順慶（今南充）聯中讀書。繼又去北京考入法文專修班。重慶“三•三一”慘案后，改名楊伯愷，由黨組織安排他在湖北第二中學教書。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回國，在重慶參加創辦中法大學，任訓育主任。同年又任中共重慶地委教育委員會委員。大革命失敗后，任中共上海滬東文化支部書記。抗戰后回川，從事統戰工作。后任《華西日報》主筆。1944年參加民盟，任中央委員兼四川省支部宣傳部長。1946年任《民眾時報》總經理兼主筆。1947年6月被捕。解放前夕，1949年12月在成都就義。

　　翻開塵封的歷史，得知中國共產黨為了配合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發動了兩次成功的武裝起義。一次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同志領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陳毅等同志領導的四川順瀘起義（順慶起義及瀘州起義）。順瀘起義的規模和影響雖不及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但它也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1926年7月3日，重慶地委在詳細調查四川各派軍閥實力和政治動向的基礎上，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各派軍閥動態》、《四川軍隊調查表》兩份報告。7月23日，中共中央給重慶地委發來《致重慶信》，指示要借此機會極力擴大民眾運動，派人進入軍隊做政治工作，提出“希望川軍中發生一個左派軍隊，發生自己的武力”的明確要求。根據中共中央這一決策，9月28日，楊闇公以左派臨時省黨部名義，在重慶秘密召集川軍中12個左傾的師、旅長或其代表開會。會上，楊闇公正式宣布成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決定在順慶和瀘州首先舉行武裝起義。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決定委派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身份，回川籌劃四川軍運。11月初，劉伯承抵達重慶后，重慶地委即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在川組織武裝暴動的最后決定，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以楊闇公為書記，朱德、劉伯承為委員的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成立最早的地方軍委之一。在重慶地委的直接領導下，制定了起義的具體計劃。由于軍閥之間的矛盾和爭斗，起義沒能按原定計劃實施。12月1日，瀘州駐軍賴心輝部陳蘭亭、袁品文旅發動起義；3日，順慶駐軍何光烈部秦漢三、杜伯乾旅起義。“順瀘起義”極大震動了四川軍閥。軍閥劉文輝、鄧錫侯為維護自己的勢力范圍，調遣重兵將順慶城團團圍住，企圖一舉消滅起義軍。在順慶起義軍轉戰開江的同時，瀘州起義軍內部開始發生變化，拒不執行北赴順慶的命令。1927年1月，重慶地委軍委楊闇公、朱德、劉伯承在萬縣召開會議，為了統一指揮瀘州起義軍，會議決定派劉伯承前往瀘州。由于瀘州被圍日久，起義部隊外無援兵，彈盡糧絕，犧牲慘重。劉伯承也被迫于5月16日撤出瀘州。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順瀘起義當中，李介在1926年的9月28日，回到營山與黨組織取得聯系，要求營山組織一支隊伍，配合起義軍行動，支援順慶建立人民政權。營山黨組織精心挑選了一批農民自衛軍骨干，組建一支隊伍，趕制好旗幟，準備了刀、矛等武器，時刻準備開赴順慶，配合起義軍行動。由于處于年幼時期的黨缺乏武裝斗爭經驗，加上反革命力量過于強大，營山農民自衛軍沒有參加順慶的起義，至此，這次起義失敗了。

　　縱觀黨史，從1925年“五卅”運動到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前，這是我黨領導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黨的全局工作也進入到工、農運動并重階段。這個至關重要的時期，發生的順瀘起義是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有計劃、有組織發動的一次英勇的軍事行動；是除北伐主戰場外，國內支援、配合北伐戰爭最重大的軍事行動，也是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舉行武裝起義的重要嘗試。順瀘起義的組織和發動，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川軍東下，減輕了對武漢側翼的威脅，從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戰爭向長江流域勝利進軍，促進了川中工農運動的發展，為推翻北方封建軍閥統治作出了重要貢獻。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順瀘起義失敗，于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在漢口秘密召集朱德、劉伯承、吳玉章、黃慕顏等人開會，討論順瀘起義軍的善后問題，總結經驗教訓。隨后，順瀘起義領導人朱德、劉伯承、吳玉章等轉赴江西，參加領導了南昌起義。這個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帶有全局意義的一次武裝暴動。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造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是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所以，順瀘起義為南昌起義提供武裝斗爭經驗的軍事行動，與期在營山同步進行的農民運動，無論是組織機構的完善，還是農運的開展，都獲得了長足發展，這與順瀘起義大革命運動產生了必然的聯系。

　　結合順瀘起義和營山農運的歷史，從大革命時期，我黨就認識到對農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號召廣大農民積極投入到革命運動中，開展革命實踐，取得了一系列的經驗和成果。對現今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極強的現實借鑒意義。

　　據珍貴的歷史史料記載，楊伯愷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給黨中央寫報告說：“營山現在尚無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組織，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紹。”幾天后，他離校返鄉，立即著手籌建中共營山縣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寫報告給黨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在營山縣駱市鎮楊家壩成立中共營山支部，直屬中共重慶地委領導。從此，營山的第一個黨支部誕生了。他還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對于主義及組織有相當的了解，且使其為全縣工作努力。”楊伯愷在營山家鄉期間，還與陳同生、郭金階、楊紹懷等一起，為解決本鄉失學兒童入學問題，在駱市興辦了一所鰲山模范學校;還辦起一個旨在掃盲的農民夜校，自編教材，推動農民的反封建斗爭。與此同時，他們大力籌組農會，很快就在駱市建立起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斗爭。我們營山縣消水一帶的老同志很熟悉楊紹懷，因為該同志是營山第一個農會的負責人之一，組織農民進行反帝、反軍閥、反捐稅的斗爭。還有他的大女兒楊碧嫁到了消水鎮開明紳士曹家，所以他以姻親曹家為據點，派人以轉鄉賣布匹為掩護，把黨的刊物、標語等宣傳品，帶去消水、老林、雙河、通天一帶散發張貼，啟發群眾覺悟。也就是這個時期，有一個外號叫“楊布客”的地下黨人楊克明，本姓陶名正，曾用名陶樹臣、洪陶爾、洪濤，他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1930年冬在營山農村開展活動，發展了現今唯一健在的女老紅軍王定國老媽媽為中共地下黨員，引領她參加了革命。營山從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即順瀘起義前后，有效推進了農運，全縣即建立起區農會二十二個，鄉農會四十八個，會員發展到6000多人。至一九三三年紅四方面軍解放營山時，楊紹懷帶頭與原農會6000多名營山兒女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從早期的大革命運動到營山組織的農民運動，再一次力證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也是中國革命最堅強的動力之一。馬克思在評論法國階級斗爭時曾經指出，只有農民積極參加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極端落后的農業大國中，農村是中國革命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農民是革命的主要武裝力量，其參與是革命成敗的主要因素。

　　早在黨的二大，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是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黨的三大又首次通過了《農民問題決議案》，認為“國民革命沒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對農民作了前所未有的科學分析，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最忠實的同盟軍”，在《國民革命軍與農民運動》一文中進一步強調：“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便不會成功。”領導農民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本內容，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農民階級也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可能得到徹底的解放。1923年，鄧中夏談到工人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時指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之一”。

　　中國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但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無產階級不夠強大，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依靠包括廣大農民階級的一切同盟軍。在對各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的重要性，還把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和農民的斗爭有機結合起來，表明黨已經初步認識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實現離不開農民。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們過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農民。”因此，毛澤東得出結論：在革命動力上，革命的廣大隊伍不是工人而是農民；農村工作是黨的工作重心；無產階級是農民的領導者，農民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1927年7月初，當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毛澤東向黨中央提出“保存武力”、“主張上山”，并預料“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這一新的觀點，為后來農村包圍城市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結合新時期，習總書記同樣強調農村工作的重要性，強調農村黨組織的核心領導地位沒有變，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沒有變。我們不能還是習慣于過去“臺上講，臺下聽”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應當是深入家家戶戶，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個農民的心坎上；我們不能還是等著匯報工作，發出指示，而應當主動地去發現問題，幫助農民解決各種實際困難;我們不能還是想依靠什么行政力量來管住農民，而是應當通過為農民辦實事，密切黨群關系來使廣大農民緊緊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總而言之，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在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情況下，轉變工作作風，改進工作方法，唯此才能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

　　燎原全川的農運工作在營山，這是營山革命歷史征程上的最大榮光。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經驗證明，正是有了黨的農村組織和一大批堅實有力的黨的基層干部，黨才能夠把農民群眾緊緊團結在自己周圍，投入到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去，推動大革命的向前發展。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改革開放，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嶄新任務，黨的基層組織要努力加強自身建設，全面落實黨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嚴格落實村民自治的各項舉措，真正達到群眾滿意。農村基層干部肩負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職責。

　　“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但目前基層干部的素質能力與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和群眾的殷切期盼還有一些差距。要縮短這種差距，一是各地應盡快制定農村基層干部中長期培訓計劃，推動農村基層干部綜合能力建設；二是鼓勵富裕村對口幫扶經濟欠發達村的干部提高致富本領，幫助農村基層干部提高綜合素質；三是可以利用成本相對較低、更方便的“互聯網+”等現代化教育手段對農村基層干部進行有針對性地教育培訓。我們現在的同志，走在灑滿烈士鮮血的營山大地上，各級領導干部、黨員同志。一定要像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營山縣的各級農會堅持以農民的利益為中心，把革命斗爭與解決農民的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新形勢下，開展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們必須關心農民的疾苦，傾聽農民的呼聲，下大力氣解決好農民實際問題。在現實生活中，農民還會遇到許多的特殊困難，這就要求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把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與思想教育工作的開展結合起來，一方面幫助農民在市場經濟時代，樹立競爭意識，危機意識，提高競爭能力；另一方面要從群眾最關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見效的事情抓起，不斷讓農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2017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在南昌起義前夕發生的“順瀘起義”，營山縣相繼開展的農運，讓我們至今都不能忘懷楊闇公和楊伯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我們心中閃耀的英雄主義。雖然在這些革命者當中少了些許柔情，但是卻多了許多浩然正氣。是那么坦坦蕩蕩，是那么無私無畏，并且還有一份有純真的執著或者還有一份可愛的幼稚，永遠向往平等自由幸福的共產主義夢想，不也正是我們需要的么？

　　習總書記指出：“需要廣大黨員干部時時銘記、事事堅持、處處上心，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讓“三嚴三實”真正地化為信念，化為方法，化為德行，以自身的表率示范作用，為營造積極向上、干事創業、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作出應有的貢獻。”

　　這也是回答為什么要講一講順瀘起義和營山農運中歷史重要人物，因為這些英雄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至今仍是閃閃的紅星照耀著中國。

　　（作者系四川南充散文學會會員、營山縣作家協會會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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