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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旗渠紀念群雕。紅旗渠是人民公社時期，從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稱之為“人工天河”，在國際上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

　　人類社會有一個團結協作的團體趨勢。私有化體制不能夠解決中國吃飽問題。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據統計 ，除去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外，毛時代的糧食增長率和波動情況比起1978年包產到戶后并不差多少，毛時代糧食增長率的幾個峰值高于包產到戶后或持平，糧食最高增長率則出現在文革時期。

　　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小麥育種專家李振聲計算出上世紀50年代我國糧食單產年均增長率為1.59% ，60年代為2.42%，70年代為4.62%，80年代為2.78%，90年代為2.2%，2000-2008年9年的年均增長率為0.87%。

　　有些人通過比較農村改革前后農業總產值的數據，得出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增長速度高幾倍的結論，是不合理的比較，應該是看實際上的糧食重量。因為農產品價格在70年代末有一次大幅度的提價，用錢來比較，前后農業總產值沒有可比性和公平性。

　　包產到戶相對于人民公社的一個公認的“優點”是可以有效提高農民的為了個人利益的勞動積極性。那么，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對農業生產能產生多大的作用呢？農業在中國存在了數千年，在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農民為地主打工和在自留地里勞動，按經濟學的觀點看，都是產權非常明晰的資產，雖然兩千年里農民從不缺乏為自己特別賣力的積極性，但是經常吃不飽肚子，很少吃飽肚子，邏輯上單干戶不是提高產量的萬應靈藥。

　　農業問題，是一個多因素的復雜問題，不是私有化以后就可以騰飛的。毛澤東總結出了“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的八字憲法是先進的。人的因素第一，所以毛主席搞提高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文革是有科學道理的。人的勞動積極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通過農業生產力最重要的要依靠科技的力量，解決水、肥、種、工等問題，單干戶無法解決，需要國家大規模的農業投資才能實現生產力的提高。新中國成立以后對的是國民黨留下的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中國人口眾多，放在哪一個國家都不能解決中國糧食短缺問題。不能模仿西方的發展模式先通過殖民掠奪和發展輕工業經過漫長的積累資金，然后發展重工業去實現工業化賣得錢去買糧食，所以，當時毛主席面對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下，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戰略戰術是正確的。

　　中國農村的問題，必須依靠農民自力更生來解決。毛時代集體化運動好像是三大戰役一樣，全國一盤棋，互相配合，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將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集中財力物力，大力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1952年，中國耕地的灌溉面 積不足農地總面積的20%，經過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20多年的建設，到1976年，耕地的灌溉面積，超過農地總面積的40%，是能力最高的高產田，是目前中國糧食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毛時代還修有一億多畝比較高產的梯田，戰略決策地改造了黃淮海平原，開發出北大荒等大糧倉。這些建設，如果在在分散的小農經濟體制下，是極難于實現的.

　　印度也曾想把農民組織起來，但小農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民是一盤散沙，最終以失敗告終。我們今天對于毛澤東時代這些基礎性的巨大工程，在存在的時候感覺不到它的穩定全局的“大水庫”功績，只有在失去它的時候災難來臨難于抗拒才會感覺陣痛。

　　毛時代最大的功績是使中國農業抗災害能力大大增強。但是如今集體協作就很困難了：很多地方水渠年久失修，離水塘遠的單干戶就很困難。例如2009年的大旱，席卷了西北、華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區，涉及國土面積、人口以及經濟總量的1/3，很多水利設施年久失修遭到破壞，抗災害能力大大降低，造成了很多本該可以避免的重大損失，導致糧食產量大下降，國家和農民飽嘗其苦。

　　統計學可以避免以偏概全，可以看出，灌溉、化肥、機耕等都是在毛時代快速發展起來 。 

　　毛時代的另一個重大的功績是創辦了大量的社辦企業。這些企業當時被稱為‘五小工業’，即： 小鋼鐵、小煤窯、小機械、小水電、小化肥 。萬事開頭難。這些企業雖然成本高、技術水平低，但通過“人民戰爭”方式對解決中國農業化肥、農機等問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等起了積極作用。這些企業，只有在集體經濟的情況下，集中集體的力量才能組建起來。這些社辦企業就是發展成為赫赫有名的鄉鎮企業的“孩提時代”。

　　毛時代集體化體制是雜交水稻等良種以及中國工業化的第一功臣，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資金和市場， 發展的基礎。

　　英國學者在論述中國改革開放時說，中國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創造的良好的農業績效可以利用。”(《馬克思的復仇》) 

　　科學性的對比不能夠總是看局部‘顯微鏡圖像’來進行對比，應該是整體的對比。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極少數人永遠暴富，而是共同富裕。所以整體的數據、人均數據的對比最為有說服力。

　　私心雜念是影響集體化的生產力得到提高的因素之一。比起走集體化道路的華西村、南街等等來說，私有化農村相差太遠。數不清的例子，都是證明依靠團結人民，才能夠經得起災難的考驗而共同富裕。

　　當然，集體化道路組織起來的農民由于科技文化素質較低，局部難免出現一些破壞生態環境的情況。一些人總是帶著有色眼鏡和偏見看毛澤東時代，將這三十年帶來的環境污染嚴重等，輕描淡寫地的描述為“發展中產生的一些小的問題”；而把前三十年的一些環境問題作為毛時代的“罪狀之一”而大加撻伐。當然毛時代大量的無效勞動是存在的，但相比較整體農田水利基建的功績而言，這是微不足道的‘浪費人力’。

　　1961年頒布的農業“60條”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體制，主要是調整縮小核算單位，改為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中央曾多次下發文件，強調解決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問題。1974年開始進口大型化肥生產線并且投產，雜交水稻等高產作物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加在一起。

　　中國最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說：“農村是否有過增量改革？當然有。1978—1982年大概有4年左右的時間確實是有增量的，那就是政府從1979年到1982年連續三年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綜合價格提高的幅度是49%。”

　　大幅度提價，屬于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當然會產生收入增量，調動農民積極性后就帶來產量上增量，于是1979年以后農業的恢復成為一個趨勢。

　　1996年以來，農業步入困難時期，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上總理書’中列舉了農村中觸目驚心的危機：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同“真理”。李昌平的上書通過媒體公開，震動了全國。

　　“三農問題”的危機暴露在公眾面前。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具體表現為農民收入太低、增收難、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加大；實際上表現為農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

　　據測算，中國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億農業勞動力，而目前農村總計有勞動力約5.5億，已經吸收1.2億計的農民工等等，依舊有近3億剩余勞動力。以目前的進14億人口的增長速度和提供的勞動機會，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國還依然面臨著的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問題。眾多的勞動力在農村無法消化，只能向城鎮轉移，而城市化的高房價讓勞動人們望而生畏。如何解決3億人口的就業問題，成為中國市場經濟面臨的巨大困難。

　　專家頭痛醫頭，提出：

　　1、認為增加農業投入就可以提高農民收入；有人甚至提出不要耕地紅線，在全世界買糧食解決問題。

　　2、主張土地改革，對土地進行私有化 。

　　3、認為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讓政權退出農村。

　　4、認為市場化是農村改革的出路。

　　當前，我國三農問題非常突出，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們必須運用社會主義理論，認識、分折和解決三農問題，以此作為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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