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進口述
在共和國十位元帥中,羅榮桓在年齡上排倒數第二,但去世卻最早,他的人生歷程只有61年。羅榮桓元帥做事極為低調,作為一位戎馬生涯幾十年的開國元勛,關于他的逸聞趣事民間流傳甚少。
羅榮桓的兒子羅東進,早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副政委,1999年晉升中將軍銜,2002年退休。“父親一向低調,從不炫耀什么。當我從兒子的角度緬懷父親時,光環中的他不僅僅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元帥,更是一位儒雅寬厚的長者。”談起父親,羅東進肅然起敬。
從大學生到“黨內圣人”
1902年,父親出生在湖南省衡山縣寒水鄉南灣村。他的名字取自《詩經》“桓桓于征”。
從曾國藩、左宗棠組建湘軍開始,湖南近代就有從軍習武的風氣,故有人云:無湘不成軍。在三位湘籍元帥中,彭德懷和賀龍均為行伍出身,只有父親例外,他出身于富裕的鄉紳家庭。
25歲之前,父親一直在青島、武漢、上海、廣州等地奔波求學,讀的是土木工程。他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希望當一名建筑師。然而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父親看到“大好革命形勢就這樣被他們給毀了”,氣憤至極。父親加入共產黨,走出心愛的課堂,在黨的派遣下,從武漢奔赴地處湖北南部深山的通城,參加農民起義。
1927年,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是我黨建軍的重要起點,從那時起,連隊有了黨代表(后來改稱指導員),父親就是當時最早的七個連黨代表之一。父親為了革命中斷學業,選擇去過終日“紅米飯、南瓜湯、單衣草鞋”的艱苦生活,同時還要置身于槍林彈雨之中,九死一生。我相信,他一定懷有很強烈的救國理想和獻身精神。
父親告訴我,他當時在革命隊伍中顯得格外突出,鼻梁上架著厚厚的鏡片。為此,父親還吃過一次虧。他剛到鄂南組織農民自衛軍時,大家看他戴個眼鏡、文質彬彬,便推舉他管賬。在部隊轉移時,父親除了帶著行李,還負責保管裝有二三百塊大洋的箱子。路上,突然有兩個農軍戰士走過來說:“我們幫你扛吧。”父親毫無戒心,心懷感激地讓他們幫了忙。之后,卻發現這兩人蹤影全無。丟了全連的家底,父親懊悔不已,常常埋怨自己:“我們都是秀才造反,脫不了書呆子氣。一個知識分子,要成為堅定、老練的革命者,不經過一番磨練不行。”這件事后來連毛澤東都聽說了,他說父親不但厚道、老實,還善于總結經驗。
在血與火、生與死的戰斗歲月中,父親與毛主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父親算是十位元帥中,最早和毛主席在一起共事的。在著名的古田會議上,經主席提名,父親當選紅四軍前委委員;不久,在擔任總政治部動員部部長的時候,他擴紅8000人,深得主席贊揚;抗戰時期,山東地區一度吃緊,雖然父親此前曾以身體不好為由請求少負些責,主席還是親自找他談話,堅決主張讓他出馬解決難題;解放戰爭時,東北局曾給中央打報告說兵源不足,主席自信滿滿地告訴他們,羅榮桓肯定有辦法。結果,父親當年就組織了100多個二線主力團,兵力大增,在僅有27萬勞動力的松江省,動員了8萬青年參軍。以至于日后在表彰東野的時候,主席一再強調:“羅榮桓是既當婆婆,又當媳婦,又管穿衣,也管做飯。”
因父親既能干事,又待人寬厚,腳踏實地,不善言辭,黨內的同志們曾經送給他“黨內圣人”的稱呼。
“部隊正在東進,就叫他東進吧”
1937年5月16日,已是工農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父親,在延安與我的母親、23歲的紅軍女干部林月琴結了婚。結婚那天,他們煮了一大鍋面條,里邊放了蘿卜、白菜和些許雞塊,很多同志就是聞著香氣來到他們的新房,這才知道是他們新婚大喜。譚政、張愛萍、甘渭漢他們當時都去了。
戰爭歲月,危機四伏,父母親的生活更是異常艱苦。他們生下哥哥羅北屯,寄養在延安一個老鄉家,但不幸夭折。1938年4月,母親發現自己再次懷孕時,就不想要這個孩子。母親故意從高的地方往下跳、從馬背上往下摔。身邊的人都勸她“羅主任還沒孩子呢,你就生下來吧”,在眾人的勸說下,她才妥協——生下的這個孩子就是我。
我出生那天,父親正好奉命率八路軍115師從山西挺進山東,開辟抗日根據地。他匆匆趕到母親身邊,看了我一眼,留下一句“部隊正在東進,就叫他東進吧”,便扭頭返回了部隊。
由于局勢復雜,母親始終記不起我究竟生在山西的哪里,也不記得我的具體生日。我一直是和小妹“共用”一個生日。直到我40多歲,原38軍政委、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叔叔偶然翻開他的老日記本,才發現我出生于1939年2月14日,竟然還是現在的“情人節”。
從小,父親對我的教育就非常嚴格。1959年,我考取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臨行前,他一再囑咐我好好學習,做到又紅又專。還專門給我題詞:學習專業與學習政治相結合,政治是確定方向,沒有方向的航行是會誤入迷途的。緊密地聯系同學,互相協作,達到一起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無信心。遵守軍事紀律,養成大無畏精神。
我到學校后給父親去了兩封信,至今我還記得父親回信的內容:“兩次來信均已收到。頭一封信不成文體,內容貧乏。第二次信稍微好些,希望你堅持寫信,這是一種補充學習的方法,最后祝你正式入伍,成為一個人民解放軍新戰士!你要記住:這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榮譽!要努力去完成學習任務。”
“林羅”的合作與分歧
父親不喜歡出頭露面,更反感對他個人的宣傳和頌揚。照相、題詞、上主席臺之類的活動,他都盡可能回避。1956年,湖南衡山中學給他寫了一封信,為了表達對他的崇敬心情,建議將校名改為“榮桓中學”。他立即寫信婉言謝絕,并希望學校領導好好教學,多宣傳人民群眾的英雄事跡。有一次,《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關于民兵的報道,有幾處提到羅榮桓元帥的活動和指示。他看了立即打電話給總編輯:“羅榮桓給了你們什么賄賂啊?為什么左一個羅榮桓元帥,右一個羅榮桓元帥地宣傳?這樣做沒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正因為父親這種低調的性格,毛主席在給林彪挑選合作者時,才選擇了父親。
1930年2月,24歲的林彪因指揮有方,被提拔為紅四軍軍長。但他個性很強,與歷任黨代表都搞不好關系,與他做搭檔必須既有原則性還要有一定的靈活性。毛主席想來想去,覺得這個角色非父親莫屬,便將他派到了紅四軍。這是父親與林彪合作的開始,從那時起到解放后,他們兩人多次搭檔。
父親和林彪合作有一個原則,就是“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你林彪不是管作戰嗎?那我就把作戰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到東北以后,林彪個人主義越來越厲害,為了遷就林彪專心指揮戰爭的“重點主義”,父親毫無怨言地在哈爾濱、雙城之間兩頭跑,將部隊的政治、訓練、裝備、后勤等工作全都擔負起來。父親從不搶功,在非原則問題上極能諒解和忍讓,他們的相處還算相安無事。那時,他每天總是忙到很晚才回家,母親又執意要等父親回來一起吃飯,所以我和妹妹經常等著等著就趴在桌上睡著了。
但父親的遷就、忍讓不是無原則的,在工作中,他也經常提出不同意見。林彪對此開始不滿起來。進入關內見到聶榮臻便發牢騷,還勸他來替換羅榮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堅決拒絕。
1960年秋,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帶著問題學習毛澤東思想”,這讓父親很不理解。那時候,我正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學校也正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由于當時受林彪學習毛著庸俗化、教條化主張的影響,同學們只注重讀書的數量,四處亂用毛主席語錄。我在寫信中也向父親列數了自己讀了哪些著作,并不適當地引用了一些語錄。當時,父親對林彪的一些錯誤提法非常憂慮,看了我的信后,他給我寫了一封內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說:“理論學習必須聯系實際,因為理論是來自實踐,學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滿足一些現成的詞句和條文,最要緊的是了解其實質與精神,所謂帶著問題去學毛主席著作,絕不能只是從書本上找現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給我們寫下萬應藥方……”
我在信中還向父親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學之間,有時會出現對某些問題看法不一致的現象。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怕別人說我固執、驕傲;如果放棄自己的意見,又有放棄原則的嫌疑。針對這一問題,父親寫道:“同志們對問題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同志們要互相交換意見,交換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須經過爭論,才會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間,無論對誰,存在成見用事。”我想,父親給我寫信時,應當已經考慮到他和林彪看法不一致的問題,甚至已經準備進行爭論。
半個多月后,父親在一次由林彪主持的軍委常委會上,終于忍不住開口:“‘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
“那你說該怎么學?”父親的話讓林彪有些尷尬。
“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著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父親的心直口快讓會場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幾分鐘后,林彪才緩緩一句:“不好就去掉嘛。”
“還是去掉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會貫通……”還沒等父親把補充意見說完,林彪突然起身,說了句“散會”便拂袖而去。這個突然的舉動讓在場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父親更是氣得雙手發抖,回到家中后喃喃自語:“大家都是老同志了,長期在一塊工作,哪能這樣呢,有問題大家討論嘛!”而林彪在這以后逢人就說:“什么‘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就不在一起!”
外界傳言“林羅”是和“劉鄧”齊名的黃金搭檔,然而兩人合作的實情,并非如此。
和毛主席的唯一“合影”
從我3歲起,父親的身體就開始出現了問題。尤其是1942年部隊進入沂蒙山區以后,父親患上了嚴重的腎病,開始尿血。根據地醫療條件差,父親強撐病體,常常坐在擔架上工作,可他異常堅強,甚至告訴母親:“我要訂一個五年計劃,爭取再活五年,打敗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6年夏,父親病情加重,被黨組織送到莫斯科治療。蘇聯醫生切除了他的左腎,并建議他修養3年。但父親心系東北解放戰爭,謝絕了醫生的建議,刀口剛愈合便回到東北戰場。直到1963年上半年,父親仍然抱病堅持工作。正如他經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為黨多做一點工作。”
1963年12月1日,我接到學校通知,讓我盡快返京。我頓時緊張起來:以往父親住院,從來沒讓我請過一次假。
我趕到醫院時,父親已陷入昏迷。12月16日,父親病情加重,不幸逝世。
父親去世后,我們打算為他做一本紀念畫冊,卻連一張他與毛主席單獨的合影都找不到。每每有什么好事,眾人上前慶祝時,父親卻默默閃到一旁。最后,我僅找到一張當年在機場迎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時,毛主席、聶榮臻、賀龍與父親的工作合影。我們只得將父親與毛主席截取出來,這成了父親和毛主席唯一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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