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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黨校姓黨，堅持黨校姓黨，首先要堅持姓“馬”姓“共”。而“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尖銳批評黨內“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并特別指出：“過去，我聽到一些反映，說一些人在黨校講課時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這些現象雖然發生在少數人身上，但影響很不好。這樣的問題在黨校不能發生！”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最近，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長江卻又一次“在黨校講課時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肆意污毛、否馬，虛無中國革命，抹殺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他在黨校培訓講課時公然說什么：毛澤東建國后“一拍腦袋瓜，就搞了計劃經濟。結果呢，搞著搞著，問題越來越多，走著走著，路越走越窄，最后發現，喲，走進死胡同了”。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如日中天，所有的對手全打下去了，包括林彪。誰也沒敢，沒人敢跟他較量啊，對吧，叱咤風云。但 “經濟問題”沒有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也就“自信”不起來了。

這真是桀犬吠堯！

然而，事實如鐵，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奪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與日月同輝。本文僅這個問題，請歷史說話，讓事實作證，看看王長江的毀謗是何等無恥至極，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毛澤東逝世四十周年即將來臨，謹此以聊表深情懷念和崇敬之意。

一，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光輝成就彪炳史冊

列寧有句名言：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的范圍。

毛澤東的現代化經濟建設是在“一窮二白”、破爛不堪的基地上發端和起步的，正如毛澤東1954年說的，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文集》第6卷，第329頁）這就是中國經濟建設起步的平臺。

      不僅如此，建國后又遭受到帝國主義長期的嚴重的經濟封鎖，美國操縱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列出的對中國禁運的貨單就多達400多項。中國建設可以說幾乎沒有外援。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硬是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在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建設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基本上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把一個積貧積弱、人欺凌的半殖民地的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世界上第六大”工業化的強大國家。

      從1949-1979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從142億元左右增長到4681億元，增長32倍。與此同時，我國各工業產品的產量迅猛增長。發電量由43億度增加到2820億度，增加了65倍；原煤產量由0.32億噸增加到6.35億，增加近19倍；鋼產量由15.8萬噸增加到3448萬噸，增加211倍；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加到263.5萬噸，增加7倍。機床由0.16萬臺增至13.4萬臺；汽車由0增至22.2萬輛；鐵路機車由0增至512臺；水泥由141萬噸增至7986萬噸，拖拉機由0增至9.8萬臺；化肥由7萬噸增至1232萬噸。至此，中國許多產品的產量躍居世界先列。1978年棉紗產量躍居第1位；原煤躍居第2位；鋼產量第4位……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一躍為“第8位”。糧食、肉類、食物油產量躍居第1或第2位；棉花產量躍居第3位。（據《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1994年出版）

      在農業現代化方面，毛澤東與蘇聯不同，堅決貫徹以工業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9.5億元增加1979年的16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加8倍多，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平增長3.4%。這種速度明顯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1949年，我國年產糧食11,320萬噸，到1979年增至33.211.5萬噸億，年均增長3.7%。這一年全國人均653斤，大致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吃飯難題，創人間之奇跡！

農產品的迅速增長，是新中國大興水利建設的結果。毛澤東時代，中國億萬農民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持續大興水利建設。從建國到1981年，我國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經歷幾千年達到的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長達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1952年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18.5%，1979年增至45.2%。聯合國糧農組織1980年年報指出，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為印度、美國、蘇聯等國所不及。

至于毛澤東時代中國科學技術、國防現代化建設，乃至全社會的道德文明建設的光輝成就，已是有目共睹，本文不再無庸贅述。

隨著工農業的迅速發展，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從1949到1979年，國民收入從358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3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30年約增長4.5倍，年平均增長15%，按人均數額計算，從66元增到343元。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1952年只有477億元，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長因素，近30年人均消費額增長1.6倍。(鄭繼兵、楊侖《艱難的歷程——中國現代化的百年追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8頁。)　　毛澤東時代堅持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方向，凸現了無比的優越性。這不僅表現在發展的速度上，而且體現為發展成果最大可能地惠及了全國的勞動大眾，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那時無失業之痛，亦無住房、醫療及上學之苦，社會福利，保障全民，中國古往今來絕無僅有！因之，前27年中國人均壽命的也就大幅延長。衛生部網站頒布了《2003—2007年中國衛生發展簡報》顯示，1949—1978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其中男性公民人均66.95歲，女性人均69.55歲（到2000年中國人均壽命由68歲增加到71.4歲）。短短三十年，中國人均壽命竟延長達33年。這是經濟建設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的集中體現!

      總之，前3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增長7.4%，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光輝偉業與日月同輝。中國為作為強大國家巍然屹立于世界！這是歷史的真實！

而王長江竟把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將五個落后農業國變成“世界第六大工業國”誣謂什么“走著、走著，越走越窄，結果呢，走進了死胡同了”？

二、中國工業化的光輝績效的國際比較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光輝績效，通過國際、國別比較，也就“勝于雄辯”。

先同，同時期印度經濟的比較。

    新中國工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起歩，原本比印度還差。按人均產量單位印度（1950年）與中國（1952年）相比：煤為97公斤—96公斤；粗鋼5公斤— 2.8公斤；生鐵4公斤—2公斤；電力0.01千瓦—0.005千瓦；水泥9公斤—0.014公斤；紗錠0.03枚—0.01枚。然而中印兩國競賽的結果，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顯示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增長績效。1949-1978年，印度工業生產發展速度盡管年平均增長率6%。而新中國工業發展更加迅速，1953-1979年年平均增長達11.1%，除生鐵產量外，包括鋼、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紗和發電量等在內的工業產量，都先后趕上并大大超過印度。1950-1976年，印度農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5%，而我國1953-1979年這一指標是3.4%。也比印度增長也快些。（轉引自《社會科學報》2002年12月19日）

再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時期對比。戰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黃金時代，1953-1978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日本10.9%，西德5.7%，法國5.2%，美國4.0%，英國2.5%；1953-1976年其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法國2.5%，日本和英國2.1%，美國1.8%，西德1.3%。而新中國大約同期工業生產年均增長速度為11.1%，農業年均增長3.4%，都比發達國家高許多。

    復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6.1%，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為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

還同，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起點相近時期對比。我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5.8萬噸提高到1979年3448萬噸，花了30年時間，而類似的發展過程，美國用了40年（1872年的14.5萬噸到1912年3195萬噸），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萬噸到1963年的3150萬噸），英國1860年為15萬噸，用了120多年，才達一到3000萬噸。這是單項實物量的變化對照。整個工業價值量的變化對照同樣能說明問題。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總量不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了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五年就增長了141%。中國大大地快于美國。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瞭。上述比較表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績效，無論是比國情相近的印度，還是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大致相同的時段，乃至比同處于“黃金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更快更好，凸現了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因之，如果說資本主義國家和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對工業化所取得的成績感到驕傲，那么，中國人民更有理由為毛澤東時代工業化取得的經濟成就而感到更自豪！

      三、公道自在人心，“第三只眼睛”也不乏公道之論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是一位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他在《為了建設新中國》一文（原載《英才》雜志1998年第12期）里，對毛澤東時代現代化建設的成就，作出了較為客觀、公正、毫不含混的評價。他說：如今中國“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已經成為一種風尚”。

然而，“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這是一個“基本的經濟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是以一個小小的工業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人均工業產量的1╱15。然而，在物質資源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已變成一個主要的工業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增長了近90倍。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這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從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長。”

然后他一一列舉“令人驚異的經濟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以及“兩彈一星”的成就后得出結論說：“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其實，毛澤東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的所謂經濟停滯的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工業舞臺的幾個后起之秀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在毛澤東時代，農業的發展卻遠不如工業成就那樣可觀。“1952年到1975年間，農業生產僅僅增長兩倍”。但“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卻只有17%……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7%，而人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人口手中。’”

莫里斯•邁斯納最后還特別指出，“經濟統計資料并非告訴我們全部事實。”他盛贊在教育、保健，衛生、全民福利保障“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中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于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強。”“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

這是“第三只眼”的公論！一個外國學者，如此客觀、公正地論述毛澤東時代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業績，真是公道自在人心！　

桀犬吠堯，王長江抹黑不了毛澤經建偉業與日月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