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遠景：論毛澤東的人民情結——紀念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
點擊： 作者：南遠景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發布時間:2016-09-09 08:32:24
2016年9月9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40周年。40年前，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宣告毛主席逝世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形容毛澤東主席的逝世是“無法彌補的損失”，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痛切的感受到這一點。
為了緬懷毛主席的豐功偉績，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昆侖策網從9月5日開始，陸續編發紀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請大家踴躍投稿至kunlunce@yeah.net。
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一個風云激蕩的世紀。中國人民在這個世紀里擺脫了外國列強和本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走出苦難而屈辱的歷史，走向自尊、自強的未來。這一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和毛澤東的名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載入了煌煌中華歷史和世界文明的史冊。作為這一歷史活劇的偉大主角，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歌。其貢獻和影響都是歷史性、世界性的。當后來的人們翻開二十世紀的歷史畫卷，重溫那蕩氣回腸的歷史風云時，都會為毛澤東的輝煌業績而振奮不已。他親手締造了一個新中國，卻對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都不滿意；他親手締造了中國共產黨，卻要不斷對共產黨的高級、中級、甚至下級干部進行敲打；當他發現這一切都收效甚微時，他不惜再次打亂已有的秩序進行艱難的重建。毛澤東因此而成為一本讀不懂的書，一個解不開的謎。然而，如果我們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析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打開毛澤東那緊閉的心靈窗戶，就會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愛與恨、情與仇、正確與失誤、成功與失敗，都與他那深深的人民情結有聯系。這種情結是深藏于他心底的感情糾葛，濃重，強烈，鮮明，剪不斷，化不開，自覺不自覺地以他的言論和行動表現出來，影響著他的思想路線、政策取向、行為方式以及他對重大問題的決策。研究和揭示毛澤東的人民情結，是理解毛澤東生命沖動、活力源泉、行為方式本源的一條重要途徑，是讀懂毛澤東這部百科全書、詮釋一波又一波的“毛澤東熱”，解開毛澤東之謎的一把鑰匙。
一、毛澤東具有深厚的人民情結
情結是一種本能的意志沖動，是最真實、最深層的情感意志的反映。瑞士心理學家容格認為，情結主要來自個人經驗，它是由一切沖動和愿望、模糊的知覺以及無數的其它經驗組成的。（劉放桐編著《現代西方哲學》下冊第676頁）毛澤東的人民情結，集中表現為他對人民的發自內心的真誠的愛，對違背人民意志、損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的本能的恨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自覺行動。 使毛澤東魂牽夢縈的人民，是人群中的大多數，其主體是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士兵、小商品生產者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在舊中國，主要是窮人；解放后，是全體勞動人民。綜觀毛澤東的一生，人民情結體現在他的思想和行動的方方面面，表現在他的整個心路歷程，貫穿于他的全部生命過程，從他初諳世事到他生命終結，沒有改變。
毛澤東的價值立場——以民為本。毛澤東把人民看作歷史的創造者，看作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認為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價值立場，是毛澤東思考問題、判斷情況、決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
早在少年時代，毛澤東就提出了關于人民地位的問題。
他說：“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古傳奇和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怪了兩年，于是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斯諾《毛澤東自傳》第9頁）
盡管此時的毛澤東尚沒有確立以民為本的價值立場，但他已經對那些“用不著耕種田地的人”把持歷史提出了質疑。青年時期，毛澤東接受了《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日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周書.泰誓）的思想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直接將天命等同于人心，認為民心是社會興衰治亂的決定力量，提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毛澤東《講堂錄》）。
1920年10月7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了題為《為湖南自治警告長沙三十萬市民》的文章，明確提出“市民是天之驕子。”當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明確地確立起他的價值立場，即：“人民就是上帝”，“奴隸們創造歷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1頁）。
在此后的整個一生中，他都始終站在最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上，并把這一價值立場變成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從這樣的價值立場出發，毛澤東用行動重寫中國歷史，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自己當家做主的國家政權。
1954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而把這一價值立場變為國家意志。對于違背這一價值立場的思想和行為，毛澤東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甚至運用政權的力量加以遏制。
1944年1月9日，他在看完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后，給作者的信中寫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機，所以值得慶賀。”（《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2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為了使人民創造歷史的價值立場成為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建國后，毛澤東多次對文化領域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進行了猛烈批判，把他們趕下文藝舞臺，同時使下層勞動人民的形象在書籍里、在舞臺上大放光彩。由于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本能排斥和對勞動人民的絕對的價值認同，他不得不嚴厲批判一些仍然認同這種價值的人。
毛澤東的價值情感——熱愛人民。對人民無盡的熱愛，對人民的事情由衷的關切、熱心，反對剝削和壓迫人民，對欺壓人民的人充滿仇恨，這是毛澤東價值情感的基本內涵。
這種情感冰清玉潔，真誠神圣，沒有絲毫的矯柔造作，遮遮掩掩，是發自內心的至性真情的流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話劇《白蛇傳》在京演出。觀看演出時，毛澤東為白娘子的不幸遭遇而淚流滿面，對法海的罪惡行經充滿仇恨，以至演出結束后仍走不出這種感情氛圍，與扮演白娘子等的演員熱烈握手，拒絕與扮演法海的演員握手。
1950年夏天，淮北地區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災。當地政府報告說，有些災民躲水爬在樹上被毒蛇咬死，看到這樣的電報，毛澤東渾身顫抖，淚流滿面。他說：“不解救人民，還叫什么共產黨！”并發誓“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血吸蟲病一直是危害南方人民健康的地方病。解放后，毛澤東親自視察疫區，并要求“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毛澤東看到這篇報道，“浮想聯翩，夜不能寐。”一直到“微風拂煦，旭日臨窗”，然后“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下了不朽詩篇《七律.送瘟神》。
斯諾先生曾說：毛澤東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于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濕潤的。”（《斯諾文集》第2卷第70頁，新華出版社）
毛澤東自己也說：“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有三種情況下流過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信員，我舍不得他們離開。有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流淚……。”（權延赤著《領袖淚》第3頁，求實出版社）
對于欺壓人民的人和欺壓人民的社會，毛澤東則充滿了仇恨。1915年，毛澤東就讀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張干，為了討好當局，要求學生秋季開學時每人交納10元學雜費。對這種危害窮苦學生利益的事情，毛澤東冒著被開除的風險，發動了驅逐張干的學潮，把張干趕出了學校。
對于舊社會壓迫婦女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毛澤東發出了強烈的怒吼，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寫道：“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為什么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什么不許我們交際？我們一窟窟地聚著，連大門都不能跨出。無恥的男子，無賴的男子，拿著我們做玩具，教我們對他們長期賣淫，破壞戀愛自由的惡魔！破壞戀愛神圣的惡魔！整天地對我們圍著。什么‘貞操’卻限于我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童貞廟’又在哪里……苦！苦！自由之神！你在哪里！快救我們！”（《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75頁，湖南出版社）
當欺壓人民的土豪劣紳們受到一定懲罰時，毛澤東則表現出酣暢淋漓的快意。1927年初，他回湖南實地考察了當時農民運動的情況后寫道：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美夢。”
“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5頁——17頁）
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他要求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要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對于那些損害人民利益的分子，他會毫不猶豫地加以處罰。
1937年9月，曾經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身經百戰的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殺死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事情發生后，一些人認為黃克功戰功卓著，要求準其戴罪立功。毛澤東揮筆給邊區政府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了一封信，批準處他以極刑，并要求把這封信在公審大會上當眾宣讀。（《毛澤東珍聞錄》第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為了使黨永遠成為人民信賴的黨，延安整風時，他即把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印發給大家學習，指出要吸取李自成失敗的教訓。
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噪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9—1440頁）。
解放后，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內一些人果然如毛澤東所料逐漸驕傲自大，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官僚主義滋生蔓延，有的甚至腐化墮落。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認為，如果任憑這種情況存在發展，將違背共產黨革命的初衷，對人民利益的危害是無可估量的。為此，他在五十年代，領導了“三反”、“五反”和多次黨內整黨、整風。
1953年1月5日，他批準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強調：“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黨和政府內，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各級黨委要向他們作堅決的斗爭，將那些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以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大典》第596頁，紅旗出版社）
1951年他親自批準對腐敗分子劉清山、張子善處以極刑。六十年代，他進一步認為，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認為他們高高在上，不僅沒有履行自己的公仆義務，反而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使剛剛從三座大山壓迫下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大眾重新淪為官僚老爺的臣民。這種價值情感無疑是可貴的，他作出的預見、發出的警示實踐證明是非常正確的。
毛澤東的價值追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為人民謀利益為己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毛澤東終生的價值追求。
早在少年時期，這種價值追求就經常體現在毛澤東的行動上。
秋收時節，他常常放下自家禾坪里的稻谷，幫助孤苦伶仃的佃戶搶收；讀私塾時，常常自己餓著肚子而把帶去的飯菜讓給窮人家的孩子吃。（《毛澤東珍聞錄》第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他在更大的范圍內實踐這種價值追求。要求革命隊伍的工作人員“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等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124頁）。
同時他自己帶頭身體力行，堪稱楷模。
1933年4月，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遷到江西瑞金城外的沙洲壩村，看到村子里的老鄉飲用水臟而且有小蟲子，毛澤東就親自到村里村外仔細勘察，組織紅軍戰士在這個自古以來沒有打過井的地方打了一口甜水井，解決了群眾的飲水問題。（《毛澤東珍聞錄》第2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在延安時，他聽說有個叫侯家溝的村子婦女不生小孩，立即找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緊急談話，告訴他人民的疾苦無小事，要求他對此事進行調查，同時指示中央醫院對村里的飲用水進行化驗。結果發現水中含有大量影響生育的有害物質。醫院對飲用水及時進行了處理，并幫助群眾治病，使村里終于傳出了嬰兒的啼哭聲。（《毛澤東珍聞錄》第24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為了使全黨全軍樹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他把這種價值追求上升到理論，變為黨和人民軍隊的宗旨。
1945年4月20日，他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說：“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95—1096頁）
為了把為人民服務體現在每一個黨員干部和革命軍人的行動上，他親自樹立了張思德、白求恩、雷鋒等英雄典型，撰寫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文章，提出為人民服務要“完全”、“徹底”，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完全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把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追求變為黨的政策。民主革命時期，他領導制定的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等，給人民帶來了實惠和希望，使人民義無返顧地跟共產黨走。解放后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政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都使國家和人民得到了最大的利益。
毛澤東的價值理想——拯民救世。毛澤東出生和成長的年代，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列強的欺侮和封建地主、軍閥、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使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國家風雨飄搖，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救民于水火就成了毛澤東以及無數仁人志士的價值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毛澤東一方面不斷加強自身的修養和鍛煉，一方面領導人民奮起抗爭。
他認為，承擔拯民救世的大任，沒有英雄的品格、博大的胸懷、堅強的意志、高尚的德行、淵博的知識、強健的體魄將無濟于事。
他寫道：“蓋未有力不足以舉天下之煩，氣不足以練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有為者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09頁）為此，他“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毛澤東《體育之研究》）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名著，除中國歷代“圣賢書”以外，他還自學了當時湖南圖書館中所能找到的18、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代表作，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以及嚴復譯著的《天演論》等等。后來又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
他曾對斯諾說，為了強健體魄，“在寒假中，我們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著城墻，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時我們就脫去衣服，名為‘雨淋浴’。陽光灼爍時，我也剝去衣服，名之為‘日光浴’。春風和暖時，我們又算是一種新運動，叫‘風浴’。在已經結霜的天氣，我們還露宿田陌間，或是十一月，我們還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種種，都算是‘體格訓練’。”（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25頁）
他還注意通過實踐培養自己的英雄品格。1917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發動全校師生赤手空拳用智慧繳了北洋兵的槍，師生們稱贊他“一身是膽”。
他認真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一切欺壓人民的反動派，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要贏得人民的解放，必須奮起抗爭，造反動派的反，徹底推翻舊的社會秩序。為此，他毅然選擇了“造反”的道路。
1918年到1919年，他在長沙領導了驅逐反動軍閥張敬堯的活動。1921年，他動員弟弟妹妹變賣了家產，全家投入了革命的行列。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觀點與毛澤東的想法產生了共鳴，他進一步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體會到，人民要翻身，就必須堅決造舊社會的反，徹底打碎舊的社會秩序。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領導了湖南的農民運動。1927年，發動了秋收起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真槍實彈的武裝斗爭，開辟了第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根據地。他總結多年革命斗爭經驗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十年浴血奮戰，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廢除了外國列強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人民當家做了主人。
毛澤東的價值品格——農民本色。毛澤東出身農門，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家子弟，思想感情和生活習慣都與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息息相通。
斯諾先生曾說：“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
“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起來了。”（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83頁）
他幾乎一生都過著農民式的簡樸生活，不追求物質享受，清心寡欲，粗茶淡飯，有時改善生活最多吃頓紅燒肉。喝完茶往往要把茶葉吃得干干凈凈。生病后，醫生給他開的食譜，他拒絕采用。穿平底布鞋、補丁衣服，睡硬板床。宋慶齡送他作為床上靠背用的大鴨絨枕頭，他從沒有用過。為了節約，他時常把香煙分成兩半抽。他穿著松松垮垮，不修邊幅，土里土氣，舉止隨隨便便，語言不避俚言俗話。
斯諾《西行漫記》中說：“我記得我有一天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90頁）
他對農民的思想和愿望了如指掌，“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斯諾文集》第二卷第63頁）
當黨內一些人對農民革命斗爭進行責難時，他總是站出來予以堅決反駁。他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對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領導不敢支持農民革命的回答。
延安時期，一些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看不起工人農民，毛澤東說：“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808頁）
他要求知識分子一定要向工農學習，并把自己的兒子送到農村去鍛煉。他對窮棒子王國藩的精神贊譽有加，一再頌揚農民老粗世界觀純潔；對勞動模范寄予厚望，甚至讓大字不識幾個的山西農民陳永貴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在晚年毛澤東心目中，“貧下中農”是最神圣的字眼，是最純潔、最質樸的社會主義道德人格的化身，是民族道德精神的化身。
他要求干部、文藝工作者、青年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農村“廣闊天地”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甚至發動了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把數以千萬計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學生送到農村。
他認為農民是中國革命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體，所以也應當是革命勝利果實的最大受益者。解放后在全國普遍進行的土地改革，改變了數千年來的土地所有關系，使貧苦農民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
二、毛澤東人民情結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原因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人對于事物的特殊情結，同樣是由客觀的、現實的存在決定的。毛澤東的人民情結萌芽于其童年的早期，是由其所處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對環境和客觀事物的思考認識決定的。
1、家庭環境特別是父母的人格氣質孕育了毛澤東的人民情結
毛澤東出生在湖南中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這里閉塞而寧靜，居民們祖祖輩輩在這與世隔絕的地方生活、勞作，過著單調而沉悶的日子。毛澤東的母親是一位普通的農家婦女，不識字，虔誠地信佛。她淳樸善良，慈悲為懷，嚴于律己，寬于待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5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受母親的熏陶和影響，毛澤東小時候總是和母親按時在家里供奉的菩薩跟前焚香磕頭。他后來不再信佛，但母親慈悲為懷、普渡眾生、周貧濟窮的高風亮節已經積淀在他的心靈深處。
毛澤東讀私塾時，因為離家近本來可以不帶中午飯，但發現小伙伴黑皮伢子家里窮，經常沒飯吃，就每天從家里帶飯菜給他。母親知道以后，對他的做法予以肯定，并且給他帶兩個人的飯菜，以便他和黑皮伢子都能吃飽。
毛澤東在給好友鄒蘊真的信中寫道，世界上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他認為他的母親屬于第三種。
1919年，母親去世，毛澤東連夜從長沙趕回韶山，他守在母親靈前，伴著昏暗的油燈寫了一篇哀慟感人的《祭母文》：“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
毛澤東的父親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他靠精明強干、克勤克儉、精打細算、善于經營，雇一個長工，耕種著20多畝土地，自己則做著販賣糧食的小生意。他對毛澤東管教很嚴，6歲就讓他干家務、做農活。特別在14到15歲的兩年間，毛澤東跟長工一起整天在地里勞作，使得他對農民的疾苦體會很深。
毛澤東的父親身上也有普通農民自私自利的弱點，他不贊成對窮人施舍。他希望把毛澤東培養成像他那樣能賺錢養家的生意人，這種想法不符合毛澤東的愿望。因而毛澤東對父親的感情沒有對母親那樣親近。
父親的許多做法成了他萌芽狀態的人民情結的反面教材。他經常不按父親的意旨辦事，甚至和父親發生沖突。有一次，父親讓他去收債，他卻在回家的路上把錢散發給窮人。還有一次，一家窮人把一口大豬賣給了毛澤東的父親。過了幾天，豬價上漲，父親叫他帶錢把豬趕回來。他為了不使賣主遭受損失，主動退掉了這樁買賣。他11歲那年，父親要買進堂弟毛菊生賴以活命的7畝田產，毛澤東和母親主張設法周濟毛菊生一家度過難關，堅決反對父親的決定。
毛澤東曾經回憶說，有一年，“新谷還沒有成熟，冬米已經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生糧食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的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12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毛澤東后來說：“我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雇工也在內。”（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5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正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毛澤東的人民情結因其母親的善良無私而得以孕育和萌芽，又因為經常反對父親的一些做法而得以鞏固和強化。
2、生存環境和社會背景奠定了毛澤東人民情結的基礎
毛澤東早年所處的時代，正是清朝極度腐朽衰敗、西方列強乘虛而入，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代。這一時代所特有的許多事情也發生在韶山沖這個寂靜的小村子和村子以外的世界，極大地影響著毛澤東人格的形成。
1909年，湖南發生洪災，長沙聚集了成千上萬的饑民。但地主豪紳、投機商人卻乘機為牟取暴利而囤積居奇，致使米價上漲。老百姓沒法活命，有的甚至背著兒女投入湘江。饑民們到巡撫衙門請愿，巡撫竟說：“你們為什么沒有糧食？城里多得很，我向來就沒有餓過。饑民們怒不可遏，攻打并焚燒了衙門，搶了奸商囤積的糧食，遭到官府鎮壓，許多人被砍了頭，有的人頭被掛在柱子上示眾。
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這件事，我們在私塾里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影響了我的一生”“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11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長沙饑民暴動不久，韶山沖的米價也飛漲起來。此時，毛氏祠堂里囤積著一百多擔谷米。按照祠堂規定，這些米應該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按平價糶給鄉親們。但族長毛鴻賓卻打算把這些谷米運到米價高的地方給自己賺錢。本族窮人毛承問為此質問族長，被捆綁起來懲辦。毛澤東帶著私塾里的同學大鬧祠堂，開倉平糶，最后把毛鴻賓趕下了臺。
災荒年代，“哥老會”和地主經常發生沖突。韶山“哥老會”領袖彭鐵匠帶領人民揭竿造反被官兵砍了頭。毛澤東認為：“他是一位英雄。”（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12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毛澤東從表兄文運昌那里借來一本鄭應觀的《盛世危言》和一些其它小冊子，其中有關列強瓜分中國的論述給他以很大沖擊，使他開闊了眼界。1910年秋天，毛澤東離開韶山。他在外面的世界進一步看到，國事紛紜，政局混亂。湘江上的船夫在沒日沒夜地勞作，街上滿是乞討的窮人。辛亥革命后，各派軍閥很快陷入了混戰，不論城市和鄉村，老百姓天天都有被搶、被燒、被屠殺的危險。長沙是湘江和粵漢鐵路的交通樞紐，更是軍閥爭奪的焦點，每遇戰事，首當其沖地成為殺戮的戰場，老百姓受盡兵亂之苦。這些事情促使毛澤東經常思考：為什么有錢人這樣欺負窮人？為什么官府這樣對待老百姓？為什么善良的老百姓如此貧病交加任人宰割任人欺凌？這樣的思考促使他感情的天平不斷向勞動人民傾斜，同時對富人、官府和軍閥的統治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毛澤東后來說：“也就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
3、傳統文化是毛澤東的人民情結形成的啟蒙老師
毛澤東曾說：“我七歲起，就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讀《四書》。”（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4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青少年時期的系統學習，使毛澤東諳熟傳統文化中儒、墨、道、法各家的思想理論。孔子以“愛人”為宗旨的仁學體系、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老莊的“道”學理念和樸素辯證法、荀子關于“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的學說、韓非關于古今勢異、因時變法的觀點以及《管子》“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論述，都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他世界觀形成的基本材料。
他在《講堂錄》中抄錄了張載的著名格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此作為他的人生目標。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中，他追憶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
早年的《體育之研究》即征引四書、五經達八九處之多。讀《倫理學原理》時寫的批語，多有《孟子》的痕跡。
1917年8月，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圣人通達天地，明貫現在、過去、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無不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對答弟子之問，后覺不能理，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并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可見，他當時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來救民于水火。
1920年4月，他從北京去上海，專門在曲阜下車看了孔廟。他后來回憶說：“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條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的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由此可見他當時對孔孟是懷有一種特別感情的。
清末民初，儒家的獨尊地位已岌岌可危，集中反映農家文化的墨家思想逐漸為知識分子所認同。在這股潮流的影響下，毛澤東也接受了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薄利重義、忘己濟人、輕死重節、“節用”“非樂”、“尚同”“兼愛”、“尚力”“非命”等思想。他認為墨子是中國的“赫拉克利特”（1939年給陳伯達的信）。他的老師楊昌濟對《墨子.大取》一段作了論述：“語曰：毒蛇蜇手，壯士斷腕，非不愛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因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澤東將這段論述抄錄在他的《講堂錄》中。
他評價說：“墨子之兼愛系互助，并非棄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損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52頁）
在熟讀先秦諸子百家著作的同時，毛澤東把更大的精力用在閱讀那些在當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故事上。
他說：“我熟讀經書，但我不喜歡那些東西。我所喜歡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輕時，我不顧教師的告誡，讀了《岳飛傳》、《水滸傳》、《反唐》、《三國》和《西游記》等書。”（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8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這些書使他在受到傳統主流文化教育的同時，也受到反主流文化的熏陶。在這些書籍的影響下，他的叛逆性格得以形成并不斷強化。他決心發動受壓迫的民眾造反，以暴力方式推翻舊的不公正的社會秩序。
中共“八七會議”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請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毅然率領部隊上了井岡山，并收編了被稱為“土匪”的王佐、袁文才隊伍。
三、人民情結對毛澤東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毛澤東一生的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是一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不懈奮斗的過程，是立足于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問題的不斷探索的過程，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理性思維占據主導地位，情感意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蘊涵于毛澤東思想深處的人民情結對毛澤東志向的確立、道路的選擇，對毛澤東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對毛澤東思想和決策的影響都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1、人民情結促使毛澤東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過程中，無數仁人志士以強烈的使命感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其中康有為的《大同書》、嚴復的《嚴復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鄒容的《革命軍》以及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思想和主張都對毛澤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10年，毛澤東在湘鄉縣立東山學堂期間，讀到了表兄文運昌送給他的關于康、梁變法的書報，其中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學報》他特別喜愛，里面的一些章節他幾乎能夠背誦，從此開始崇拜康、梁。就讀湘鄉駐省中學后，首次看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開始擁護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第13頁，清華大學出版社）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他在投筆從戎期間，在《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這一新名詞，并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對社會主義問題產生興趣。（《毛澤東年譜》上卷第1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他也接觸過一些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工讀主義、新村主義思想，信仰過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杜威和羅素也曾經是他十分心儀的人物。他甚至與一師同學張文亮等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一起實驗工讀生活，“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年譜》上卷第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他曾說：“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毛澤東自傳》第33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有段時間受到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的影響，覺得改良派也不錯。”（劉斐《難忘的教誨》1979年1月2日《人民日報》）
1918年，他在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佐理員時，受李大釗影響接觸了一些馬克思主義。1920年4月，他來到上海，在陳獨秀影響下認真閱讀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他后來回憶說：“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自述》第46頁）
“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此后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吉古柏的《社會主義史》”。（斯諾錄《毛澤東自傳》第36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實際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毛澤東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等人的影響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毛澤東的人民情結發生了強烈共鳴。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悲慘命運的描述與毛澤東的所見所聞極為相似。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只限于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他們都只是勞動工具”、“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5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些記述與毛澤東在韶山、在湘潭、在長沙看到聽到的幾乎一樣。
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6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6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等思想，與毛澤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想法和“大同”、“拯民與水火”的理想不謀而合。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8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號召與毛澤東把“民眾的大聯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42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作為改造國家與社會的途徑的想法完全一致。
巴黎公社關于國家工作人員普遍選舉并隨時撤換的原則、限制薪俸（一切公職人員只付給相當普通工人的工資）的原則等等，與毛澤東“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發生了共鳴。
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毛澤東改造中國社會的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最后，俄國人的道路更使毛澤東看到了希望。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非組織與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產黨，則民眾運動勞動運動改造運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新民學會資料》第159頁）毛澤東對蔡和森的主張，“沒有一個字不贊成。”（《新民學會資料》第162頁）
毛澤東正是在其根深蒂固的人民情結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發生強烈共鳴的基礎上，幾乎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第6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完成了從一個在痛苦的探索中‘找出路’的青年知識分子向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轉變的歷程。
2、人民性是毛澤東思想的顯著特征
毛澤東自從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就把全部身心和力量投入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奮斗的事業中。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涵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人民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的內容，貫穿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毛澤東的人民情結深深地滲透在毛澤東思想當中，人民性成為這一思想的顯著特征。
從本質上看，毛澤東思想就是為中國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思想。這一思想把最廣大的人民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體。
《毛澤東選集》開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明確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發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在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之后，得出結論：“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在此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中，毛澤東始終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作為革命和建設的主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創造精神。
為了人民翻身解放，他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并根據當時敵強我弱的實際，把“工農武裝割據”作為實施的具體途徑。
他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提出人民戰爭的思想。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1頁）“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01頁）他強調，進行人民戰爭，必須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并組織游擊隊和民兵做正規部隊的助手和后備力量；必須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并在根據地內建立人民政權使之成為長期支持革命戰爭的戰略依托；必須把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等等團體中，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必須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些思想反映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深深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其強大的生命力已被中國歷次革命戰爭實踐所證明，并將在未來高技術戰爭中進一步發揮作用。
他認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進行民主革命，必須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有時甚至要把資產階級也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九一八事變后，他提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毛澤東選集》一卷本141頁）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譽為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
解放后，進一步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團結各種政治力量參政議政的常設機構。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主人的原理，提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黨的群眾路線。
1942年，他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思想，認為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要求文藝工作者一定要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深入火熱的實際斗爭，積累藝術素材，激發靈感，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
他強調，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并把新中國的國名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新中國的各項建設奠定了基礎。
他創立了“三個世界”理論，團結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為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
為了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他動員人民起來負責，讓人民監督政府，堅決反對腐敗，并身體力行，廉潔奉公。
建國初期，他的許多親屬、故友、老師，要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安排、生活補助、子女上學等方面的問題，他堅持公私分明，按規定辦事。楊開慧之兄楊開智要求上京工作，毛澤東寫信說：“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其他親屬要求在北京安排工作，他一概回信：“不宜推薦”。甚至不允許女兒回家吃飯，要求她只能在職工食堂吃飯。
毛澤東以他的理論和實踐探索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將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3、人民的最高利益是毛澤東決策的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
作為黨和國家以及人民軍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實踐活動主要集中在對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決策的過程是他為尋求最佳目標和行動方案所進行的反復思考、反復權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對事物的基本判斷、對事物價值的基本評價、提出的各種意見以及對各種意見的選擇和取舍，都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最高準則。
“秋收起義”后，他不顧當時左傾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見，從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毅然決定帶領部隊在農村開展“工農武裝割據”，使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
西安事變后，他以民族利益為重，主張對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正在這時，王明從蘇聯回國。回國前，王明先后會見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斯大林要求他進一步與“蔣委員長”搞好統一戰線，使中國共產黨真正服從國際的需要。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也告訴王明，中國共產黨要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為了人民陣線，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的經驗。王明拿著這些“尚方寶劍”，要求黨“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洛川會議確定的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而當時人民的最高利益要求黨既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又要堅持獨立自主立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頂著巨大的壓力，從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實事求是地堅持了黨的正確主張，打開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
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斯大林要求我黨與國民黨“劃江而治”，而實現祖國完全解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義無返顧地決定百萬大軍橫渡長江，解放了除臺灣以外的全部國土。
當他認為自己的決定不符合人民利益時，便堅決加以糾正。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針對大躍進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對克服當時嚴重的經濟困難起了重要作用。
他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認為“黨內出現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4年12月，他在《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的報告》的批語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大典》第1231頁，紅旗出版社）
他希望通過這種“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解放受官僚主義者壓迫的民眾。
半個世紀以后，觀察他當年所做的一切，無不充滿著深深的人民情結，無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
他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毛澤東和他的光輝思想屬于歷史，屬于未來，屬于全人類。
（作者系成都軍區戰旗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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