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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封建官僚制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它滯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壓在廣大勞動人民頭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 1924年12月，毛澤東攜夫人楊開慧回到家鄉韶山休養，通過訪貧問苦，他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

封建官僚制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它滯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壓在廣大勞動人民頭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迨至近代，從孫中山到陳獨秀等雖前赴后繼對之進行批判和挑戰，而真正用革命的暴力手段終結封建集權官僚制，并持續不斷地對之進行批判的則是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對封建官僚主義對執政黨的侵蝕，毛澤東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擔心這種侵蝕會使革命半途而廢，會亡黨亡國。鑒于此，他采取了非法治的方法，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以為如此則可黨不變修，國不變色，可以長治久安，可愿望與結果卻大相徑庭，這恰是毛澤東晚年的悲哀和不幸。

建平民革命的大業

1925年秋，已過而立之年的毛澤東佇立“桔子洲頭”，發出悵惘和感慨：“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這種見危授命、舍我其誰的社會責任和歷史擔當，在他幾年前所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中就體現了出來，他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青年毛澤東一直站在歷史的潮頭，參與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獨當一面地發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運動。他“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

此時，毛澤東雖對集權官僚制深惡痛絕，但仍認為強權者也是人，不主張以強權推翻強權，只是主張向統治者要求生存、自由、平等的“呼聲革命”，可就是這樣溫和的運動也被湖南督軍張敬堯以“過激主義”的罪名，強令《湘江評論》停刊。

這個張敬堯是臭名昭著的皖系軍閥，1918年3月任湖南督軍，以槍桿子主政湖南，橫行霸道，縱兵搶劫，濫發紙幣，盜押礦產，強種鴉片，鉗制輿論，勒索軍餉，偽造選舉，可謂是無惡不作，劣跡斑斑，把個好端端的三湘大地弄的烏煙瘴氣，怨聲載道。毛澤東積極參與驅逐張敬堯的運動，為推動這一運動而活躍在教育界，他的名字也因之頻頻出現在各種驅張的通電和新聞報道中，他的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也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把“那些堅強、有決心、準備為國捐軀的人”組織起來，這些人就是新民學會和后來湖南中共組織的基本成員，他后來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漸漸聚集了一批學生在我周圍，這些核心成員后來組成一個團體，對中國的大事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是一小群態度嚴肅的人，無暇談論瑣事，他們所說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個目的……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談大事——人的本質、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和宇宙。”

1919年12月，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請愿團由長沙赴北京。到北京后，他又組織平民通信社，每日負責發稿分送京、津、滬、漢各大報紙，傳播張敬堯禍湘的罪行及各地驅張運動的消息。至1920年7月，毛澤東才回到長沙。這段時間，他一直忙于驅張運動，精力主要放在湖南的改造與自治。他作為湖南各界公民代表，與多人在《民國日報》發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公開指出：“張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無所托命。”他擔任湖南公民代表團團長，率請愿團向國務總理請愿。他還經李大釗、王光祈的介紹，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這個組織的宗旨就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張敬堯終被驅逐出湖南，毛澤東并沒感到輕松，仍在思考驅張后的湖南建設問題，在上海《天問》周刊和《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申報》發表《湖南改造促進會宣言》，在《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和《湖南改造促進會復曾毅書》等，他所思所想仍是湖南問題，認為廢除督軍才是“推倒武力”統治的根本辦法，要以銀行民辦、教育獨辦、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他以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并以此實行，解決一省一省的問題，這樣全國的問題才能得以總解決。

他在北京期間除為湖南的事奔波外，余下的時間讀了很多的書，涉獵潮涌而來的各種主義，如他后來所說：“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他的信仰尚在游移和選擇之中。1920年3月14日，他給好友周世釗寫了封長信，信中寫道：“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吸)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但有一點卻是清晰的，那就是“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回長沙后擬辦自修大學，以在這所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

這個“明了的概念”，是他在上海與陳獨秀的一番談話后才得出的。6月，毛澤東就湖南改造促進會的組織計劃，專程去上海討教已名聲大噪的陳獨秀。此時的陳獨秀剛剛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會談畢，正積極籌組中國共產黨。這是毛澤東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期間，他已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用他的話說，“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還是在北大當圖書館書記員時，他就十分崇敬陳獨秀，認為“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十分欣喜地向陳獨秀談了讀馬克思主義的心得，而陳獨秀向他所談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一番話，對毛澤東的一生可謂受益匪淺。他后來回憶說：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接受陳獨秀交予的使命，開始在湖南組建共產黨。他在《大公報》發表文章，歡呼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建平民革命的大業”，“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給遠在法國的蔡和森去信說：“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新民學會，作者注）方針，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并且我料到是與多數會友的主張相合的。”至于怎樣完成“改造中國與世界”，他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朝著解放的路迅跑

毛澤東在年少時就愛讀《水滸》，那些嘯聚梁山的造反人物，是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而對現實中受到迫害的造反英雄，他更多的是寄予同情和支持的態度。1910年4月，長沙發生饑民暴動，官府衙門開槍鎮壓，并將被打死的饑民的頭掛在旗桿上示眾。毛澤東很是氣憤，公開說：“對于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同情弱者，支持反抗，是他這一時期的樸素的思想情感，而當他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特別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這一情感便上升到理論的自覺。

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60壽辰大會上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革命和造反是同義詞，而“革命”畢竟是外來詞，工農大眾很難確切地知道其定義。毛澤東正是以他們熟悉的語言，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出，對壓迫、剝削勞苦大眾的集權官僚制的舊制度，進行反抗和斗爭，也就是造反，是合情合理的，是勞苦大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惟一手段。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入選中央局，成為中共核心成員之一。次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后又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政治周報》。可是，他不久就發現中國革命也即造反的基礎力量，并不在城市而是農村，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話劇來。”

1924年12月，毛澤東攜夫人楊開慧回到家鄉韶山休養，通過訪貧問苦，他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他秘密組織農民協會，開辦農民夜校，發展韶山的第一批中共黨員，并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農民運動開展的有聲有色，為土豪劣紳所恨，當地土豪成胥生密報湖南省長趙恒惕。8月28日，湘潭縣團防局得到趙恒惕的電令，正急急奔向韶山逮捕毛澤東。幸虧縣長辦公室的一位開明人士的通風報信，毛澤東才躲過了一劫。

他原本也是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自以為是“世界上干凈的人”，可在熟悉了農民，并與他們朝夕相處后，便徹底顛覆了原先的思想認識，覺得“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他堅信“只有經過群眾行動取得群眾政治權力，”推翻集權官僚制的革命才能成功。

大革命失敗后的中共中央領導層，由于共產國際代表的插手，總書記陳獨秀說話越來越不靈，日漸被邊緣化，自覺的他于7月辭了職。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幾位頗有影響的年青人，都可以成為總書記的候選者。時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鄭超麟先生，對這段經歷記憶猶新，他在晚年完成的《懷舊集》中說：“毛澤東也有資格爭取總書記的位置，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他不留在武漢活動，而去湖南調查農民運動，讓別人去爭奪這個位置。”

在中國革命完全以蘇俄為楷模的那個年代，城市起義，城市暴動和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成為當時中國革命者的口頭禪，而農民往往被忽視，農民運動更是很少有人從事，毛澤東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高瞻遠矚，獨領同時代革命者之先。對此，連他的政治對手張國燾也不得不佩服，他落寞潦倒中寫就的《我的回憶》中也多少帶著感嘆的口氣說：

“他(毛澤東)向大會(中共三大，作者注)提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毛澤東沒有選擇坐機關，而是去了湖南，用他的話說“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他走訪湖南的很多鄉村，會見許多農會干部，發動“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的農民運動，領導他們“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幾乎一邊倒的農民運動“糟得很”的責難聲中，惟有毛澤東拍手稱快“好得很”。他因此不僅受到黨內不少人的譏誚，也不為斯大林所贊同，據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始終不滿意毛澤東，就是因為“毛澤東總是依靠農民而不是工人階級，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為工人階級利益負責。斯大林曾為此正確地批評毛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毛澤東依靠農民而無視工人階級的作用卻贏得了勝利，這也是事實。”

在共產黨已失去城市生存空間的恐怖時期，毛澤東獨具慧眼，與國民黨實行革命的武裝割劇，所利用的正是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爭奪地盤，無暇顧及共產黨的空隙，發展人民武裝，建立根據地。這種紅色根據地已在湘、粵、贛、鄂的廣大農村得到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有10萬人，大小根據地已有10塊。當時很少有人能夠想到，毛澤東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會在20年的時間內，發展成擁有幾百萬軍隊，最終將國民黨政權推翻。

不要浪打打則必勝

南昌起義打響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可所舉仍是“左派國民黨的旗幟”，而秋收起義則根據毛澤東的主張，“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毛澤東為秋收起義制定了這樣的綱領：“(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系;(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沒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于國民黨的共產黨的力量;(五)組織工農兵蘇維埃。”這已是十分明確了，毛澤東就是要獨立于國民黨，并掌握槍桿子，組織自己的軍隊，組織工農兵政府，以與集權官僚制的國民黨爭奪天下。

拿槍桿子并非毛澤東所愿意的，完全是被逼無奈的一種選擇。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在拜訪國民黨大員陳立夫時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圣。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十九年后，已經執掌全國黨政軍大權的毛澤東，在回答外國朋友時，又舊話重提，重溫棄文就武，投筆從戎的經歷和緣由。他說：

“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的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又說：“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里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里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在中國革命紛繁多變的形勢面前，他不為假象所迷惑，運用斗爭的武器，竭力保護黨的最大利益。西安事變前后，國共兩黨談判改編紅軍時，亡共之心不死的蔣介石欲將改編變為收編，從根本上取消中共領導的軍事力量。毛澤東洞察到這一陰謀，指示在談判中，要堅持“紅軍基本不動”，“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正是由于據理力爭，加之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的外力作用，紅軍順利地改編為八路軍，而中共對這支武裝隊伍的領導，非但絲毫沒有削弱，反而由非法走向公開合法，并在抗日救亡中得以發展壯大。

皖南事變后，毛澤東又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與蔣介石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當蔣介石發布取消新四軍的命令，反共高潮已至頂點時，毛澤東的態度卻極為冷靜，一面指示中共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撤退，以避不必要的正面沖突，一面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建制為七個師和七個獨立旅，共九萬人，堅持在大江南北抗戰。

同時，毛澤東提出皖南事變善后的十二條辦法。這個十二條合情合理，得到國民黨內許多人士和國際友人的支持，對蔣介石造成了極大的壓力，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在參政會上表示：“以后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第二次反共高潮實際上已被擊退了。全黨全軍在毛澤東領導下，度過了抗日戰爭中的一段極為緊張的時刻。如胡喬木所說：“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內更團結了，毛主席的領導威信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斗爭，對后來的抗戰、解放戰爭初期的勝利都有很大的意義。”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簽署的象征和平建國的《雙十協定》墨跡未干，內戰的槍聲就驟然響起。毛澤東深知蔣介石夢寐以求的是消滅共產黨，可迫于國際國內的形勢和壓力，又不敢挑起全面內戰，因此，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應順應天意民心，堅持“和平、民主、統一”，并盡力將蔣介石和國民黨也拉到這條路上來。可是，從1945年8月中旬到10月下旬，蔣介石頻頻調集重兵，向平、津和東北推進，企圖分割擊破中共領導的華東、華北各解放區，然后，逼迫中共在頹勢下訂立城下之盟。

毛澤東對此制定了自衛戰爭的原則，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不要浪打，打則必勝”。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面對氣勢洶洶的蔣介石，毛澤東鎮定自若地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在具體斗爭策略上，毛澤東又指示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不到半年的時間，整個形勢發生逆轉，11月，毛澤東便首次以“人民解放戰爭”的概念，取代了“自衛戰爭”的概念，人民革命的勝利已現曙光。

毛澤東十分清楚，與國民黨斗爭的優勢在農村，暫時撤出從日本人手中收復的部分城市，可以農村為依托，同國民黨軍隊打運動戰，劣勢就會變為優勢。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不到一年，國民黨軍隊處處被動，而熟悉農村且與農民有魚水之情的解放軍卻分外活躍，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反攻。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總結中共這段驚心動魄的武裝斗爭的歷史經驗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說：“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有人說我們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的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十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

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1944年4月，毛澤東指示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的失敗“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并把這篇文章“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又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次年7月，黃炎培應毛澤東的邀請來延安訪問，作為共產黨的老朋友，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國共產黨怎樣才能不“出岔子”，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是毛澤東常常思考的問題。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的思維更臻成熟和合乎邏輯了。他在會上說：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們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這種擔心真的成為了事實，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天津地委現任和前任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他們嚴重貪污浪費的罪行，使全黨感到觸目驚心。由此開始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三反運動暴露出毛澤東的“除惡就是行善”、“矯枉必須過正”的急躁情緒，運動初造成一些錯案冤案，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毛澤東對剛剛執政的黨的受腐蝕，極為擔憂，認為暴露出來的大小老虎“已經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不清出懲辦，必將為患無窮”。

這種憂患使毛澤東一直在尋求一種方法，以使黨不會改變性質，新生的政權不致被顛覆。1956年造成了這樣的時機，受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影響，中國也發生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甚至還有農民要求退社。群眾對政府不滿的批評言論也多了起來。毛澤東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歸結到一點是官僚主義的原因。他說：

“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有利于我們國家的鞏固。現在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不要怕亂，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會發展真理，發展藝術，使我們少犯錯誤。”會后，毛澤東用四天的時間，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考察，一路行走一路吹風。他說，現在黨外人士深怕我們“收”，說我們“放”的不夠。我們的同志則有一點想“收”。中央的意見是應該“放”而不是“收”。

整風終沒能進行下去，相反為反右所取代，并釀成反右擴大化的錯誤。整風戛然而止，其間有著錯綜復雜的歷史原因，但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在1957年3月所說，黨內同志“則有一點想‘收’”。著名學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說：

“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九個省的第一書記反對毛，……在這些省分中形成的反對派，業已成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對者的后盾。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大學里的形勢從5月末、6月初開始失去控制的時候，難怪毛不得不放棄整風運動。”

整風中止了，可整風時矛頭所指“黨內的官僚主義者們”，與九年后文化大革命首當其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晚年說過這樣一段話：“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帶有封建性的獨立王國，不管它改換成怎么漂亮的名字，也沒有用。怎么辦？這個毛病究竟在哪里？我什么辦法都用過了。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傾機會主義，又不行。一直到四清，還是不行。”他還說過這樣憤激的話：“我們自己是建設了這樣的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

難怪西方學者對文化大革命是那么的詫異，“乍看起來，似乎非常奇怪，毛會鼓勵青年人在一個共產黨統治了十七年的國家造反，尤其是這種造反是針對‘黨內當權派和走資派’的。”而毛澤東卻認為問題的關鍵就在黨內，他說：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毛澤東的動機和用心是極其明白的，可正是在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上，他犯了一個致命的偏激的錯誤，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毛澤東的不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