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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毛澤東和共產黨扭轉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點擊：  作者：韓毓海    來源：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7-02-14 10:50:37

 

         殷憂啟圣，多難興邦。在中華民族的數千年歷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艱辛挫折，可謂難以計數。然而，上下五千年來，卻沒有一次艱難遭逢，可以與近代中國之命運遭際相比擬。

　　近代中國所遭逢的，乃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而所謂“數千年所未有”者，便是指近代中國的雙重困境：非但在“實力”上打不過西方列強，而且面對“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面對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華文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詞窮，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窮途。

　　非但“實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這乃是中國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全面之挑戰。

這是國家、民族的大劫難，更是文明的大劫難。

1901年，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訂。這個條約要求：中國需賠償11個國家白銀本息合計9.8億兩，而加上地方賠款，中國總共需要拿出10億兩白銀，才能滿足列強難填之欲壑，這個數目，則相當于清王朝12年財政收入之總和。在如此天文數字的賠款壓迫下，在毫無希望、遙遙無期的“自強”壓力之下，中華帝國已呼啦啦似大廈將傾，所遺全部問題者，僅在于最后壓垮大廈的，究竟是哪一根稻草。

　　國難當頭。而“國難”和天文數字的賠款，自然全部落在了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頭上，列強索要紋銀10億兩，中國之黎民蒼生就要交20億~30億兩。本來中國基層零散錯綜的小農土地所有制度，決定了中國的稅收系統極不合理，財政效率極度低下，歷代理財理政的目標，無非是于基層“少取少予”，而最為理想的模式則是“不取不予”、“吏不下鄉”。此《擊壤歌》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于是，歷代民眾無不渾渾噩噩，不知世事，乃至全然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而如此天文數字的賠款驟至，黎民百姓、千家萬戶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稅是死，造反起義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風雨飄搖中的清廷，所能夠想出的唯一籌款辦法，自然是把錢款攤派到各省地方，而這便使得地方分裂、聯省自治成為歷史之必然，地方大吏為“自強”所練新軍，則又必然成為日后國家解體、軍閥混戰的導火索。

　　近代中國之命運，就是這樣一個悲劇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國所陷入的，乃是走投無路的“死循環”：為了賠款自強，就必須對人民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其前途自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進行現代化，中國就必然落后挨打，就會繼續淪為列強的“提款機”，其結果同樣官逼民反、自取滅亡。

自強是死，不自強同樣是死——這就是包括洋務運動在內的一切中國近代改革注定的結局。

1906年，自號“鑒湖女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劍回國，犧牲就義之際，她留下了這樣的絕命詞：

　　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日暮窮途，徒下新亭之淚；殘山剩水，誰招志士之魂？不須三尺孤墳，中國已無干凈土；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擺侖歌。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壯志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

　　“不須三尺孤墳，中國已無干凈土”，“風潮取彼頭顱”，“犧牲盡我責任”。面對著如此走投無路的曠世難局，面對著中國歷史的“死循環”，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經沒有了別的出路。

　　“秋風秋雨愁煞人”。1927年，帶著對文明崩潰的千古遺恨，“舊時代的最后一個天才”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如此沉痛地寫道：“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消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

　　陳氏所言者，數語道盡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強行納入席卷世界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體系過程中所遭際之共同命運。它深刻地表明：中國革命非但不是中國傳統文明崩潰的原因，而恰恰是傳統文明崩潰之結果，而歷史更證明，中國革命，乃是改變和遏止中國文明衰敗和崩潰的唯一出路。

　　南湖紅船紅又亮，毛澤東領導創建黨，馬列主義是武裝，黑暗中國見太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乃至人類“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扭轉“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力量。在空前慘烈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率領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冒著敵人的炮火、迎著內外反動派的屠刀，奮勇前進；在漫漫征途上，在炮火連天和槍林彈雨之中，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又一次地在逆境中奮起，一次又一次地擦干了身上的血跡，掩埋了同伴的尸體，前赴后繼，終將一個四分五裂、民不堪命的舊中國，引向一個統一強大、充滿光明前途的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本來沒有路的絕境中開辟出前所未有的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在中華文明窮途末路之際絕處逢生再造一個輝煌燦爛、繼往開來的新文明，之所以能夠擊潰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帝國主義武力，之所以能夠一舉破解和逆轉“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由于她形成了并擁有著極其光榮偉大的傳統品格。

　　時刻自覺著、發揚著這一光榮傳統，我們就能夠不斷前進，不斷開拓未來，堅持這個偉大傳統、發揚這個偉大傳統，我們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戰勝世界上一切艱難險阻，并把我們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而忘記了歷史，就等于背叛。

90年來，共產黨人的修養、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便是中華民族奮力前行的旗幟。

　　這種精神和品格，是烈士們的鮮血寫成的。

　　第一，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奮斗精神；壓倒一切敵人，不為敵人所屈服，與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大無畏的英雄主義和英雄氣概。

　　傳統中國所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便是國家組織能力、社會組織能力問題。而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謂“一盤散沙”狀態，這也便是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總結中國與西方之得失時所指出的：“若特指其（即中國——引者注）失敗之處，那不外兩點：一是缺乏科學技術；二是缺乏團體組織。更無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見長，也更無其他。”

人類歷史是辯證發展的：五百年來，正是西方世界的戰亂不休、彼此攻伐，正是曠日持久的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方才鍛造出西方船堅炮利、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集體意識、集團意識、黨派意識和階級意識，而恰又是數千年來中國的總體和平穩定，最終卻鑄就了中國人的各自為政、無為而治、自由放任和“一盤散沙”。

1938年，延安。在黃土覆蓋的低矮、局促的窯洞中，在一盞明亮的油燈下，毛澤東與梁漱溟促膝相談、通宵達旦。而當時的梁漱溟的質疑是：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歐相比，既以“倫理”為本位，則中國何來階級？既無階級，何來階級斗爭？何來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完成社會組織化改造之必要與必然？*

　　當年的毛澤東并沒有能夠說服固執己見的梁漱溟，是中國現實和世界歷史的進程本身說服了梁漱溟，或者說：是梁先生自己的智慧和良知說服了他自己。晚年的梁漱溟曾經感慨萬千地說：回想當年的爭論，我是錯誤的，毛主席則是正確的，所謂千古遺恨者，乃是如今毛澤東、周恩來已經作古，我已無機會向他們訴說自己遲到的覺悟與覺醒。

　　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建國之路》中，梁漱溟便已坦白地（盡管內心有些不情愿）概括說：“原來集團引起斗爭，斗爭促成集團。集團實與斗爭相聯，而散漫則與和平相關。”*

　　而這便是對中西異途，中國社會組織能力何以持續下降這一根本問題的最簡明扼要的回答。

　　這一論斷、這一回答的實質，即是回到了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就提出的基本原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沒有“他們”，何來“我們”？沒有“帝國主義”，何來“中國之命運”？沒有三座大山，何來人民革命？沒有反動派，何來人民？沒有斗爭，又何必要“組織起來”？

　　唯有依托強烈“敵友意識”的斗爭實踐，人民才能被最大程度地組織動員起來，人民的力量才會被有效地激發會聚在一起，只有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接力壯舉中，團體的認同才能獲得最堅實的基礎。

　　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中國共產黨既是現代中國集體精神和集體組織的締造者，又是根治“一盤散沙”的舊中國社會的改造者，更是嶄新的人民集體的最高代表。《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句話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共產黨人的偉大導師們毫不諱言：我們所奉行哲學的實質，便是斗爭。

　　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方式，就是被這種明快的哲學所決定的。

　　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與戰爭中，在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建設征程上，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銳利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思想傳統，理所當然地具有深刻的博弈論色彩。

　　以中國為舞臺，改造世界，以天地為棋局，逆轉不公正、不平等的人間秩序，青年毛澤東說：“策疲憊之師，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斗不可。”

　　策疲憊之師，當新羈之馬，所以奮勇當先，視死如歸者，靠的就是壓倒一切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屈服的斗爭意志。

　　因此，中國革命與建設的一切問題，無不是戰略和戰術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從根本上說，乃是從博弈論、矛盾論的角度去觀察世界，去應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

　　所謂戰略，就是堅定的理想目標，就是從世界視野和全部人類歷史出發規劃局面的能力，戰術，就是靈活機動、戰勝挑戰、發展自己的能力。而始終清醒地正視難局，在紛紜復雜的矛盾中抉擇最佳方案并強力推行之，這便是革命，這便是創新；這使得“不斷革命”、“不斷創新”，成為共產黨人的工作倫理。

　　憑借這樣的奮斗思維方式，我們推翻了三座大山，憑借這樣的奮斗思維方式，我們挖掉了一窮二白的根子，憑借這樣的奮斗思維，我們今天正高舉科學發展的旗幟，與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作不懈的斗爭。

　　理想遠大、戰術靈活、不斷創新、不斷革命，這種戰略和戰術思維，凝結為共產黨人的斗爭哲學和奮斗精神，歷史已經充分證明：離開了這種哲學、這種精神、這種銳利的思維，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社會組織能力持續下降的難局便不會被克服，我們也就難以戰勝未來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與險阻。

　　第二，“民主集中”、“民主決策”；始終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決策必須深入基層，從基層開始決策。

　　西方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參與型民主”，就是把黎民百姓請進門，請到決策者中間，就是請老百姓也來參加決策。但是，在西方歷史上，這種參與型民主始終還只是個理想，由于切實實行起來甚難，以至于它至今還掛著“民粹主義”、“暴民政治”的惡名；而共產黨人的民主卻是要求決策者走下去，走到最基層的人民群眾中去，和他們促膝相談、幫他們推碾種谷，與“荷丈人”們在田間地頭共話春華秋實，同吃同住同勞動，共同決策國計民生——而這就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民主，我們稱之為“群眾路線”。

　　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共產黨人只能在人民的大地中生根、開花、結果。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共產黨人最大的政治優勢，就是自三皇五帝到今天，唯有共產黨方才第一次告訴中國黎民百姓：你們也是人，你們就是與統治者完全平等的人，而不是精英們眼里的“物質”，人民群眾并不是想拉就拉的壯丁，不是想征就征的苛捐雜稅，不是想扔就扔的抹布，不是想打就打的牲口，不是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于是，老百姓要地，共產黨就給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產黨就給他公道，老百姓要打扁擔，要罵娘，甚至要打共產黨的扁擔，罵共產黨的娘，共產黨就請他們打扁擔，請他們結結實實地罵娘，直到老百姓已經覺得得到的太多了，直到老百姓認為扁擔打得太重了，娘罵得太過分了——如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那個侯忠全老頭，感嘆“我這不是在做夢吧”，共產黨又告訴他說：你不僅僅是人，你就是新中國的新主人——平頭百姓不懂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共產主義，但人民群眾知道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走，這就是希望，這就對了。這是最樸素的真理。

　　當家徒四壁的井岡山、延安、太行人民，以僅有的五顆雞蛋、一筐紅棗、半條驢腿支援人民革命的時候，當“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這人民的呼聲響徹大河上下的時候，困擾中國之“挨打—賠款—自強—征稅—民反”的死循環，終為之煥然頓解，“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終因之而逆轉。

　　當一個農民士兵高舉炸藥包吶喊高呼“為了新中國，前進”的時候，當一個不到15歲的農家女面對鍘刀慷慨陳詞“怕死不當共產黨”的時候，共產黨人的奮斗感動了上帝。

　　“打天下，坐江山，一心為了老百姓的苦樂酸甜；謀幸福，送溫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寧團圓。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產黨永遠的掛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產黨生命的源泉。”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這樣偉大的勝利和偉大的成就，不僅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強大穩定的政府，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黨能夠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實行民主決策，是因為這種民主決策的方式可以集中人民的智慧，凝聚千百萬人民的力量。

　　堅定不移地實行民主、創新民主，始終不渝地堅持民主集中的工作作風，這方才是我們黨和人民政府之所以堅不可摧的根本力量源泉。

　　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優勢，絕不是時下某些人所謂：我們有一個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團、不為其所左右的、強有力的“中立政府”，而是因為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政府始終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始終堅持從基層開始進行民主決策，把決策和政策的制定落在基層，迅速而有效地回應基層人民的要求與呼聲，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的根本利益，從而獲得了他們的衷心擁護與支持。

　　第三，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發動全中國人民一起思考，集中十幾億人的智慧，重建一個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國家，再造中華新文明。

　　像一窮二白的中國一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清貧的政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沒有槍、沒有炮，長期缺醫少藥，缺吃少穿，中國共產黨人唯一富有的，就是主張，就是辦法，就是主義，就是思想，就是文化。

　　在思想上建黨，從文化上建軍，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愛思考、會思考的民族，這就是所謂思想和精神的“原子彈”。思想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思想路線確立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因素。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人民軍隊是一個大學校，學風和文風，是黨的作風的集中體現。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國共產黨重建了中國“文明國家”的形象，重建了中華民族作為文明民族的尊嚴。

　　兩百年前，德國人黑格爾曾經這樣說：在“東方”只有一個人在思想，那就是皇帝，在西方則有一群人在思想，那就是精英，而在德國，卻是整個德意志民族都在思考，是人人都在學習，因此，德國是絕對精神的故鄉，是人類文明的搖籃與唯一希望。

　　今天，西方的“趙太爺”們老調重彈，因為他們擔心：十幾億人“一起跳起來”，地球就將不堪重負，宇宙就會爆炸，人類即將毀滅。*但是，中國道路雄辯地證明：中國的崛起不是武力的崛起，當然也不僅是經濟和物質的崛起，中國的崛起是思想和精神的崛起與復興，是十幾億人民一起學習，一起思考，一起創新，是共產黨人集中十幾億人的智慧，重建一個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國家，是再造中華新文明，再造人類新文明。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是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的諄諄教誨。

　　“解放思想，開動腦筋”，這是鄧小平同志對我們的殷切希望。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我們正走在我們前人指示的康莊大道上。

　　支持中國共產黨戰無不勝的力量可謂多矣，而究其根本，則在以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為全黨決定性的指導思想。

　　所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主心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理論，是中華民族精神主體的體現。而這種精神主體，是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孕育著新生命力的、活的精神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構成，長期雖非以工人階級為主，但是，正是因為將思想政治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首要問題，方才不斷實現了對于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思想教育，方才從思想和文化上鍛造了現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集體意識，鍛造了共產黨人鮮明的無產階級意識。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理想，與中華民族的人間正道——“世界大同”高度契合，方才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不但標志著共產黨人在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實踐中，在思想、精神和理論上的成熟，而且使得中華民族，再次以思想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明的民族的嶄新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她為全世界依然處于弱勢地位的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正義斗爭，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略指導和“精神現象學”。

　　她表明：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除了成為殘忍的壓迫者、掠奪者，或淪為被欺凌、被剝奪的奴隸之外，人類還擁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值得追求的命運、前途和道路可以選擇。

　　她開啟了這樣一種可能性：曾經擁有古老燦爛文明的東方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完全可以成功應對資本主義現代挑戰，在重獲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的同時，形成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的自覺與自我認同，實現自身文明和傳統的偉大新生與復興。

　　她雄辯地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小國可以打敗大國，弱國可以打敗強國，東風可以壓倒西風，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

　　她預示著，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生成、確立后長達五百年里，東西方文明的攻守之勢，即將發生歷史性的逆轉：眼底戰國成爭鹿，天下英雄孰臥龍。五百年來重寫史，兩萬里后再長征。只手扶起唐社稷，日出山河東方紅。

　　歷史的發展將證明：在未來的一個乃至若干世紀之中，人類將不斷見證和體認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的深刻意義。

有著90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黨人堅信：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