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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主革命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政治生活長期處于教條和宗派的方式之中，成為“左”右傾錯誤路線統治全黨的思想和政治堡壘。從開辟井岡山根據地到實施延安整風，毛澤東采取“思想建黨”的原則和方法，以自下而上和上下結合的方式，逐步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方式的歷史轉折，留給全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互動的若干基本經驗。

一、形成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和抓高級干部率先垂范的關鍵作用，是毛澤東推進黨內政治生活方式轉變的“兩個杠桿”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指出：“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作為黨的建設重要任務來抓，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范。”而“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關鍵是高級干部。”他們要“堅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范”。上述兩個結論是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建黨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之杰出的歷史貢獻，是毛澤東當年轉變黨內政治生活方式的“兩個杠桿”，亦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統一的關鍵環節。

 二、黨內政治生活長期處于教條和宗派主義的方式之中，成為右傾特別是“左”傾錯誤路線統治全黨的思想和政治堡壘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會產生兩種類型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博弈，主要是由三種矛盾狀況所導致：即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質與“走俄國人的路”之間；黨對中國革命的探索與共產國際領導方式之間；黨的部分基層組織的求真務實與部分高層領導的照抄照搬之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高層領導，其教條與宗派性的政治生活分為兩段：

第一個階段為1921年7月黨的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的失敗，是黨內失誤的政治生活方式支撐著“二次革命論”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由于思想理論的準備不足和中國革命的復雜性，使黨內高層的政治活動呈現出一種矛盾沖突的狀態：一方面是不斷總結工人農民運動和統一戰線的斗爭經驗，進而提出中國革命的新思路、新想法，而且成為黨的決議予以通過。如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之民主革命的基本綱領、“三大”提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四大”提出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奮斗目標。另一方面，上述探索又始終未能找到一個實踐立足點（如農民問題）而落到實處。

所以如此，是受到如下思維的束縛和窒息。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民群眾自私、保守、落后、無法形成革命覺悟，因而無產階級政黨無需依靠農民的觀點；以及農民群眾（農村無產者除外）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依靠力量，至多是工人階級同盟軍的觀點。二是共產國際提出以國民黨為重心而指導中國革命的方針政策，使黨的高層領導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輔助國民黨的政治地位上。三是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受教條思維的束縛而最終提出“二次革命論”的指導思想，并以“家長制”和“一言堂”的方式予以維系，從而束縛全黨的思想。因此，黨內高層的政治活動最終陷于以教條和宗派為特征的一盤散沙式的狀態，不僅難以避免大革命的失敗，反而被共產國際認為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作風，要對大革命失敗負責，要從組織上予以改造。使黨內高層在“八七會議”上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歸之于陳獨秀等人，從此開始共產國際直接干涉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時期。

第二個階段為1927年“八七會議”到1941年冬季延安整風運動前夕，是黨內錯誤的政治生活方式支撐“左”傾錯誤路線的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從“八七會議”到六屆四中全會，“左”傾盲動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相繼占據黨內統治地位，且一次比一次“左”的厲害，使黨內政治生活呈現出這樣一種壓抑態勢：一方面是“八七會議”以后相繼發動組織的各地武裝暴動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層次不同地開始實施黨的建設、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或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作為保存和發展壯大革命力量的有效選擇；另一方面，則是黨內高層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嚴令各個根據地的紅軍攻打附近的中心城市，配合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認為這既是遵循十月革命“城市武裝暴動”的道路，又可避免各個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組織農民小資產階級化。及至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向各個根據地派遣“欽差大臣”來掌握軍政大權，以實現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

二十六年后，1937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黨曾經犯過右的與‘左’的總路線的錯誤，使革命受到損失，這是不能否認也不應否認的實事。”如何總結經驗呢？一是最高領導機關要負主要責任：因為“總路線錯誤只在最高領導機關中發生和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與黨員真心附和著，其他都是被紀律強迫去做的。”二是最高領導機關負責人要負主要責任：因為“就在最高領導機關中，也只是占統治地位的人員負主要責任。其他人員則不負主要責任（半被迫的），或不負責任（完全被迫的）。”三是由于中國革命的殘酷性和激烈性，右的錯誤容易被克服，而“左”的錯誤則成為黨內“錯誤的傳統，這就是群眾工作問題上，宣傳教育問題上，黨內關系問題上的‘左’傾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我們應當予以系統地徹底地轉變。四是轉變的途徑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就是我們黨的理論與實際的發展觀”。這就說明：轉變黨內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必須轉變黨內政治生活方式，關鍵是轉變黨內高級干部的政治生活方式。唯一的方法和途徑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

 三、毛澤東創造性提出“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方針，并在“工農武裝割據”斗爭中以正反兩面經驗教訓來轉變黨內政治生活方式

一般說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實用理性”思維方式所內含著的基本特點：即思想啟蒙與社會改造能否一致，是“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由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逐步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動力。同時，又使他們局限于十月革命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結論，而將“能否一致”定位于工人階級。毛澤東曾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說道：大革命后期陳獨秀是不要馬克思主義的。他“要無產階級領導，又不要農民”“那還領導什么呢”？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急性病則“是要工人暴動、城市起義”“農民雖然也要，但是附帶的，他不注意去研究農民”。在中國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你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毛澤東則從總結經驗教訓的斗爭中，將“能否一致”定位于黨領導的農民群眾的階級斗爭。這一斗爭推進過程具有由內而外、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特點：

其一，提倡以體現“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改造國民思想，以此作為社會改造的關鍵。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之后，他則總結自己組織新民學會、發動湖南“五四運動”“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的斗爭經驗，耳聞目睹“問題與主義”的論爭及一系列新村實驗的失敗，并讀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階級斗爭》三本書后，認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是最能改變天下勞苦大眾思想的“大本大源”。因此，建黨要以“唯物史觀為吾黨哲學根據”。自己則取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四個字，開始老老實實地研究階級斗爭，看哪種階級斗爭的方式符合實際。

其二，提出黨的中心工作應當是農民運動。黨的“一大”成為職業革命家后，毛澤東又相繼總結自己從事工人運動和統一戰線等斗爭的經驗，而將革命的依靠力量聚焦于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群眾。從1925年2月開始發動組織韶山湘潭農民運動，到1927年3月向中央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明確提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中心問題”、能否組織領導千千萬萬的農民群眾起來參加革命，是對革命黨人的嚴峻考驗。黨必須學會領導集農民武裝、農民政權、農民文化宣傳和土地革命于一體的農民運動。這一思維既是開始突破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現成結論（即農民是革命的同盟軍而非主力軍），又成為將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突破口”和“切入點”，從而推動著毛澤東繼續探索黨與農民運動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系列問題。

其三，將農民運動系統地轉化為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斗爭。“八七會議”提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和開展土地革命”的斗爭方針，但將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作為“城市武裝暴動”的手段，而非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手段。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著名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口號，與“八七會議”的方針是有所區別的：即以武裝斗爭為依托，而將農民運動做大做強。他發動組織的秋收暴動，首先打出“共產黨”和“工農革命軍”的旗幟，表明武裝斗爭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的斗爭。然后率領暴動失敗的隊伍放棄攻打長沙的命令，而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的農村建立根據地。從“三灣改編”到建立井岡山根據地，開始建構起“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方式。

其四，提出“思想建黨”是“工農武裝割據”的核心任務。1928年10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總結斗爭經驗，明確提出：黨要在具有幾千年封建宗法家族意識的窮鄉僻壤領導“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實施“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隨后，他不斷總結斗爭經驗，相繼寫出《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強調加強黨內思想政治教育、邀請群眾參與、嚴肅開展批評等使“黨內生活科學化、政治化”的整黨方式；反對照抄照搬的“本本主義”，堅持調查研究，開創斗爭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反對官僚主義，堅持密切關心群眾生活的工作方法等，逐步形成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及自我批評、黨的鐵的自覺的紀律、以及民主集中制等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開始艱難地轉變著湘贛邊界黨組織和紅四軍黨組織的政治活動方式。

其五，以“工農武裝割據斗爭”的斗爭實績證實“思想建黨”的正確。從開辟井岡山根據地（1927年10月）到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毛澤東在七年期間與黨內教條和宗派政治生活方式作斗爭的特點，是堅持不懈地將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的轉變，與總結斗爭經驗而制定及完善和執行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及根據地建設的各項具體的方針政策相連接，以斗爭實效來證實“思想建黨”的正確。從創建中央蘇區到取得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已經略有成效地轉變著黨內基層的政治生活方式。而經過與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湘江戰役”的慘敗，又終于使臨時中央比較固執的高層領導（并非全部）轉向認同毛澤東正確的紅軍運動戰的戰略戰術，開始轉變著黨內高層的教條和宗派的政治生活方式。

其六，通過耐心說服和明辨是非的黨內斗爭來團結統一黨內高層思想認識，而初步實現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轉變。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所通過的決議，即是如此。從而能以中共中央的權威召開“兩河口會議”等一系列會議，實施“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最終打破張國燾的“西進”和“南下”主張、以及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同時，紅軍長征途中實施的群眾工作方式，在既無根據地，又有眾多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地區取得重大的勝利，再次證明“工農武裝割據”所內含的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紅軍長征的勝利，亦是以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開始轉變黨內“左”傾錯誤路線和高層教條宗派式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勝利。但是，毛澤東清晰地看到：“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

當然，毛澤東在探索“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中也有過“左”的錯誤和失誤。這在殘酷的階級斗爭中是難以避免的。但其錯誤和失誤的本質，是以探索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為己任，從而善于總結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系列具體復雜的實踐經驗，更加深刻清晰地認識到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教條宗派的方式，必須從思想方法上著手方能徹底轉變。

 四、從六屆六中全會到延安整風，毛澤東通過轉變黨內高層的思想認識方法而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方式的艱難轉折

長征的勝利，是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勝利。但是，并不等于說全黨特別是黨內高層從思想方法上認識到“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道路，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的統一。所謂思想方法問題，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總結斗爭經驗，發現現成的革命理論違背實際情況，就予以放棄，而將斗爭的新鮮經驗上升為新的比較系統的理論觀點。

1937年8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實施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在11月太原失守后仍然難以為黨內高層所認同。在1937年底的“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以“共產國際指示”的方式提出“兩個一切”的口號、并且責難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與會人員大多做出自我批評，以贊同王明的意見，使毛澤東倍感孤立。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鄭重地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實現中國化、黨內高級干部應當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非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和現成的結論，在黨內也幾無反應。1939年7月，劉少奇在中央黨校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黨內高層第一個響應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所提“馬克思主義必須實現中國化”的要求。但到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黨內還是幾無反應。全黨還在“左”傾教條主義思想路線的窒息之下。思想方法的問題沒有解決，黨內高層的大多數人還是容易為共產國際的指示所左右，以主觀代替客觀，不能從實踐出發來考察理論觀點的正確與否。

因此，思想方法的問題成為轉變黨內高層，乃至全黨政治生活方式的根本問題。思想方法不轉變，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就不可能認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僵化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區別。六屆六中全會前夕，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對中共中央政治路線的肯定和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決定藉此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結合的方式來解決思想方法問題。他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提出：按照中國革命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需解決的問題”，并于會上糾正一批“左”傾錯誤路線制造的高級干部的冤假錯案，以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風。

六中全會之后，毛澤東又相繼寫出《戰爭和戰略問題》和《（共產黨人）發刊詞》等系列文章，以闡明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以幫助黨內同志提供思想認識和思想方法。而《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反響不大，促使他改變思路，以歷史對比的方法來區別正確與錯誤的思想方法。是故親自編寫《六大以來》（后來續編《六大以前》）的“黨書”，然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941年“九月會議”），“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首先從政治局同志做起”。即政治局成員以理論聯系實際和批評及自我批評的方法，通過經驗總結和歷史回顧（包括歷史對比），學習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而統一思想認識：即土地革命戰爭期間的“左”傾盲動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錯誤。之所以如此，就是“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缺乏思想分析方法，一大批從莫斯科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容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實際經驗多的同志，又容易成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者。教條和經驗的宗派內涵不同，但共同的是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和作風。

統一高層思想認識之后，1941年冬季，便開展全國各地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經過數月學習，高級干部的思想認識發生深刻的變化，基本達成一致。但是，要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即開展全黨普遍的整風運動，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實施“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以整頓“三風”。高級干部、領導干部以解決世界觀和方法論為主；一般干部和黨員群眾以學習黨的基礎知識為主。重點是中高層領導通過對照文件、寫出總結、群眾評議和整改措施等多個環節的配套，而將自己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思想作風作刻骨銘心的認識與糾正。延安整風運動的實質，是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為坐標，而將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作為一場確立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思想啟蒙運動，進而實現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有效互動，從而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特別是領導干部、高級干部政治生活方式之艱難的歷史轉折。

 五、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互動的若干基本經驗

民主革命時期，黨內政治生活方式的艱難轉變說明三個問題：

其一，實現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科學性和戰斗性，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是合二為一的。以毛澤東為杰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逐步轉變黨內政治生活的教條和宗派方式，即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而開辟出“工農武裝割據”的中國革命新道路。一方面，它以切實可行的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以實事求是的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和真心實意為群眾服務的自覺嚴明的政治紀律，而創造出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與“左”傾教條宗派的“政治性”截然相反）；又以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及自我批評、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任人為賢”的干部政策，而創造出黨內政治生活的科學性（與“左”傾僵化盲從的紀律性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道路，又以斗爭實效和思想方法而改變著黨內基層特別是高層根深蒂固的教條和宗派的認知方式，深刻地認識“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與“空洞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區別，以及教條宗派的政治活動方式與空洞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的相輔相成，開始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黨內政治生活方式，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使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科學性和戰斗性連為一體。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所特有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

其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統一的關鍵環節，是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率先垂范作用。毛澤東等之所以能夠實現兩者的統一，就是緊緊抓住這一關鍵環節。民主革命時期，黨領導中國革命之嚴密的政治體制和組織紀律：即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負責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各個斗爭領域的各級組織、而高級干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具有政治決策權、干部任免權和實施垂直領導的方式、嚴密的絕對服從的組織紀律；以及數千年來以儒學為主干的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所鑄造的道德認知方式，致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的方式方法至關重要，決定著全黨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還是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將共產國際及蘇聯革命經驗神圣化；是將工農群眾作為革命的主人而走“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還是將工農群眾作為革命的工具而走“城市武裝暴動”的道路。而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關系，又使轉變黨內高級干部政治生活的方式一般難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毛澤東先是采取理論聯系實際、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中國革命勝利與失敗的多次經驗教訓對比，實踐證明，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及自我批評等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是何等重要和迫切，進而改變黨內高層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關系的認知；然后再將“左”傾錯誤路線的實質定位于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的錯誤。即思想方法的錯誤，才導致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錯誤，而非故意要搞破壞革命事業的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錯誤。這一重點抓思想方法、而非抓政治路線的對事不對人的思路，既指明錯誤的實質，又激發一大批高級干部以黨性的自覺而實現思想方法的自我改造，即以率先垂范的方式推動全黨開展整黨整風的斗爭，引領和示范著全黨的政治生活和思想作風的根本轉變。

其三，高級干部自覺地轉變黨內政治生活的方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最為深刻的體現。民主革命時期，黨內高級干部絕大多數是大學畢業或留歐留俄的高級知識分子。與普通黨員和一般干部相比，他們既為中國革命作出過較大的歷史貢獻，又能以較高的知識水平而支撐黨的宣傳理論工作和人事組織工作。他們之所以執行著右傾特別是“左”傾錯誤路線，之所以具有教條和宗派的政治生活方式，既有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方法問題；又有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問題；既有幾千年封建宗法意識的作祟；又有個人自尊心的緊張。但他們本質上是期望中國革命盡早取得勝利，而非故意要破壞和阻礙中國革命。故他們政治生活方式的本質，是思想方法問題，而非政治問題。毛澤東抓住思想方法作為“突破口”和“切入點”，且以同志的態度對待錯誤路線的負責人和絕大多數高級干部，既抓住問題的本質，又促進他們的黨性和宗旨意識的覺醒與恢復，終以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和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而推進他們自覺地改造思想和作風。毛澤東的不斷推進是外因，他們的不斷認識是內因。內外結合而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上完成了政治生活方式的根本轉折，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最為深刻的體現。

上述基本經驗，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之客觀規律的體現，亦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有效互動的歷史必然。

（作者簡介：譚獻民——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黨史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