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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總體上看，當今世界仍處在全球化不斷深化和拓展的歷史氛圍中，每個民族國家都在這個總體背景中，思考和探索自身的發展道路。全球化本身是一個充滿矛盾、對抗和沖突，充滿風險和危機的過程，沒有什么鐵的必然性可以保證每個民族國家都能成為全球化過程的受益者，這就使全球化問題的研究者們不能不普遍關注全球化的未來走向。特別是由于現代化與全球化本身就是同一個過程，因此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毫無疑問，也就是現代化的發展趨勢，這關乎到任何一個追求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在我國，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在理解和把握當代全球化的性質和特征問題上，國內許多學者鑒于西方發達國家目前在全球化進程的主導地位，不無憂慮地提出一個問題：全球化是否就是西方化，甚或美國化。這種憂慮包含著對現階段全球化發展態勢的評斷，同時又涉及對全球化進程未來走向的預測，需要我們對之做出審慎的研究。

　　本文認為，全球化在其實質上就是市場經濟機制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的拓展和深化，亦即經濟增長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知識要素、技術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場法則的驅動下在全球范圍內流動與組合，以至于國別經濟與區域經濟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了一個一體化的全球體系中，人類社會經濟的互補性、關聯性前所未有地增強，由此逐漸形成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也相應導致各國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互動。

　　基于這種理解，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長期以來，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在全球化現階段的發展進程中占據強有力的優勢地位。馬克思當年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剖析，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和滲透能力：“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1］(p831)百多年過去了，馬克思的這個判斷似乎并沒有過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全球化依然是當今全球化的基本特征。這不僅是說，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跨國經濟等各個方面仍占據主導地位，更重要的是，這些西方發達國家既是全球化的游戲主角，又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握有引導和規范全球化進程的“指揮棒”，并借助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科技、通訊等各方面的優勢，試圖使全球化朝著資本主義化的方向邁進。更需指出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優勢地位不僅僅是因為其經濟—技術實力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更重要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以及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政治形態和文化意識形態，這就必然會使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舞臺中扮演君臨天下的主角。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優勢地位至少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發達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占據的優勢地位是不是意味著，全球化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并使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永久化？實事求是地說，對于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很難給出確切的答案。然而，有一點可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本身是一個具有內在差別的體系，包含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尚可以通過政府過程形成控制市場體系的內在差別和矛盾的有效機制和方式。但是，在市場體系向全球拓展的同時，其內在差別和矛盾也必然超出民族國家的解決能力和起作用的范圍，成為誘發國際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沖突的深層根源。因此，對于把握全球化的未來走向來說，最重要的是，必須研究市場體系本身的內在差別和矛盾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演化形態及其所誘發的全球性問題，探討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可能途徑。本文認為，市場體系的全球化過程所蘊涵的矛盾和問題，以及國際社會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努力，有可能決定了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可能趨勢。在這里，本文主要討論四個方面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即全球范圍的貧富分化問題、國際秩序問題、文化沖突問題和資源環境問題。應當說，這四個方面的問題恰恰對現代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過程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嚴峻挑戰。

　　1.全球化進程中的貧富分化問題

　　從根本上說，世界范圍的內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全球拓展的自然結果。市場經濟是一個包含內在差別的體系，貧富分化是市場體系運行的自然的和自發的傾向。不過，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市場的這種自發傾向可以通過政府這只“可見的手”加以遏止。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利用有效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就業政策、福利政策等手段把貧富分化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摩擦，保證市場的活力。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市場的世界化，也就使市場本身造成貧富分化的自然傾向超出民族國家的界限，成為全球經濟的自然傾向，而在全球范圍內并不存在著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性政府，這就使貧富分化的自然趨勢難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沃勒斯坦和霍布金斯在其《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商之間為爭奪勞動力、原料和市場所進行的日趨復雜、激烈的競爭，最終將世界劃分出貧困地區（邊陲國家和半邊陲國家）和富有地區（西方中心國家），把世界各國納入到不平衡發展著的世界經濟之中。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體系的結構要素。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活動關系就是世界體系內部的資本積累過程，這個過程的基本特征和結果是，“經濟剩余”不斷從邊陲國家和半邊陲國家轉移到西方中心國家，以至后者越來越發達，前者越來越不發達。這是世界體系的總體規律。應當說，這個總體規律就是市場自發傾向在全球范圍內難以遏制的自然結果。貨幣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用“資本自由流動”的觀點進一步說明了資本利益的不平衡分配。他指出，資本的自由流動自動地把資本引向收益最大的地方,因而從表面上看，自由的資本市場能夠通過資本的自由流動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利益，因而能夠提高所有參與國的富裕程度，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資本的自由流動取決于投資者對投資利益的判斷,只有當某個發展中國家能夠使資本的流動獲得最大利益的時候,發達國家的資金才會投向那里。因此，最大受益者只能是投資者，而非所有參與這個過程的國家和人民。而且資本自由流動所追求的“更好的”投資，一般來說，是以當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的削減為代價換來的，也就是說，它是以落后國家的落后狀態為前提的。這就意味著，真正通過經濟全球化富裕起來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資本所有者。其中，受沖擊最大的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練工人，他們幾乎會被全球市場無情地排斥。

　　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分化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全球化戰略遭遇雙重困難。首先，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巨大的經濟位差，不可避免地帶來二者間的利益抗爭和政治博弈。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以及廣大的市場，通常是吸引外國投資的手段，但也正因為如此，又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制約發達國家的手段。這就使全球范圍內的經濟活動充滿了限制與反限制、掠奪與反掠奪、制約與反制約的矛盾，使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與經濟一體化趨勢相悖的經濟策略總是不斷地被應用于國際經濟往來中。如果發達國家試圖尋找各種借口用經濟制裁，甚至軍事行動之類的強制手段來“教訓”那些“不聽話”的政府，就會直接把這種利益沖突轉變為政治沖突，乃至軍事沖突，必然使整個世界陷于不斷備戰的緊張和恐慌中。

　　其次，從發達國家內部來看，如果國內貧富分化趨勢的加大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那么政府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暫時的和被動的，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資本的發展本性就是不斷使自身最大限度地增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市場，就像“鐵律”一樣，吸引國內資本集團進行跨國投資，這無疑是把大量的就業機會從國內轉向國外，并使國內勞動力價格由于受國際市場的牽制而難以提高。這是發達國家普遍出現“反全球化”運動的基本原因之一。資本的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必然導致貧富分化的自然增長，而要遏制這種趨勢，避免在全球范圍內陷入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就必須遏制資本擴張的本性，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但無論怎么說，這種改變都與資本主義的邏輯是相反的。

　　2.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秩序問題

　　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過程中，以古典國際法為依據的全球秩序建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一方面國際貿易在不同區域市場上的地理擴展、金融市場的全球網絡化、跨國公司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日益增長等幾乎完全打破了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界限，加速了國際資本的流動，不斷強化各國國民經濟對世界經濟的依賴。與此相應，各種跨國機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亞太經合組織等等在協調、控制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不斷深化和擴展了各國之間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互動。但是，另一方面，盡管二戰以后和平主義的意識已經得到世界公眾的普遍認同，但并未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發生的局部戰爭和國內戰爭。20世紀90年代初期冷戰的結束，曾一度使人們產生對世界和平的憧憬，但很快這個憧憬就被更為頻繁的沖突與戰爭蒙上厚厚的陰影。有關民主與專制、領土與主權問題的傳統爭端與種族沖突和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交織在一起，從而有了非同以往的形式和內容；在世界經濟或國際性交換體系中，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地區或國家之間在利益分配上的相互競爭加強了各種擴張勢力之間的相互角逐，使謀求國家安全、區域穩定和世界和平的努力屢屢受挫。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帶有明顯政治意圖的、大規模的恐怖主義活動以前所未有的、打破一切常規的方式對世界的安全與穩定構成了新的威脅，這不僅使人們感到世界的不安寧，而且感到這種不安寧的根源和方式是如此地不確定和難以控制。從這方面看，當今國際社會中不同民族國家、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非社會性”或“不合群性”、對抗性依然十分深重，以至我們至今看不到徹底遏制國際矛盾與沖突的希望。

　　如果說經濟全球化的核心是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成為全球經濟的共同的運行機制，那么這個過程本身客觀上就需要形成能夠使全球化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得以健康運行的世界性經濟秩序。在一個民族國家自身當中，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體系是建立市場秩序的關鍵，而且這種有能力建立市場秩序的政治體系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強大的國家暴力機構為后盾，但在全球范圍內，則并不存在著一個超越一切民族國家的、有能力建構和維護世界秩序的國際政治體系，更不存在能夠使這種政治體系有效地發揮作用的國際性強制機構。目前已經存在著的國際性、區域性經濟、政治組織，如聯合國、歐盟、世界貿易組織等，都是作為協商、協調與合作組織發揮建構和維護世界秩序的作用，但其強制性制約能力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全球化本身就必然是一個矛盾重重的過程，一方面經濟的全球化客觀上必然要求建構符合世界市場運行機制和適應跨國經濟發展要求的世界秩序，這就意味著要制約、限制甚至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迫使民族國家遵從世界市場的游戲規則；另一方面，世界秩序的建構又必須依靠民族國家之間平等的協商與合作，這就意味著必須尊重民族國家的主權，必須使世界秩序符合主權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方面之間所形成的張力，構成了當今世界政治多元化或多極化的態勢。

　　很明顯，由于世界經濟體系本身的不平衡性，這個態勢不可能是穩定、協調的世界格局，而是一個充滿紛爭、遍布危機的格局。在缺乏有強制性制約能力的國際政治機構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就有可能無視國際社會的反對，憑借其強大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推行單邊主義、單級主義、霸權主義，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左右全球化的進程，而這樣做的結果又必然會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中引起強烈的反彈，這種反彈可以是有序的，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進行，但由于國際社會缺乏制約強權國家的能力，這種反彈就極有可能被無序化，從而沖擊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秩序。

　　從國際秩序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秩序方面的矛盾和沖突已經表明，應當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來結束國際范圍內的無政府狀態。但就目前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十分明顯地力圖把國際秩序的建立納入資本主義強權政治的軌道中。這種變相的“帝國策略”只能不斷加重國際秩序的混亂，因為任何國家作為主權國家都不會容忍這種侵犯主權的行為。從客觀上說，全球化必然要求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有能力建構和維護世界秩序，有能力協調地區之間、國家之間利益沖突和文化沖突的政治機制。這種政治機制能夠真正著眼于人的基本權利和人類的共同利益，并有充分能力制約任何違反人的基本權利和人類共同利益的行為，使全球化最終成為利益共享和可持續發展的體系。但如何構建這樣一種政治機制，則是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最為困難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提出“超越民族國家”的設想。他的設想大致包含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第一，建構一種“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或“國家共同體”，將民族國家的某些職能轉讓給這個共同體，以便通過“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2］(p.82)解決人類生存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生態問題、資源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問題、跨國軍火貿易和跨國犯罪問題等），維護世界和平與人權；第二，將西方國家的具有普遍主義的民主機制擴展到國際范圍，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馴化，并使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從而把自身視為一個只能互相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第三，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并不是世界國家，而是各個主權國家相互合作的政治體系。為此，哈貝馬斯提出所謂“商談倫理”的思想，主張通過對話、溝通，建立全球化經濟和政治的世界秩序。對于哈貝馬斯的這一理論，國內學界多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筆者認為，盡管哈貝馬斯的設想在今天看來有許多不切實際之處，但從全球化所蘊涵的矛盾來看，他的觀點表現出建構“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機制來解決全球化問題必然面臨諸多困難，但盡管如此，沒有完備的全球性政治機制，就不可能有完備的全球性市場體系，就不可能克服目前市場體系內在差別和矛盾所誘發出來的嚴重問題。因此，形成這樣一種政治機制，應當說，就是全球化進程的基本走向。當然，要能夠實現這一設想，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必須“馴化”資本主義。

　　3.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沖突問題

　　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冷戰后已逐漸成為一種特別值得重視的政治傾向。文化的多元化或多樣化本身指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的殊異性。這種殊異性通常與文明的起源相關，有著漫長的歷史積淀過程。在不同的地域生存和發展起來的各個民族，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與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每個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勞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社會交往和社會組織的長期演化中形成了與其生活方式相吻合的獨特的語言系統、規范系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政治理念、審美情趣、藝術形式等。這種文化的殊異性通過人們的日常生活各個方面，如宅居、飲食、服飾、休閑娛樂、婚喪嫁娶等，明顯地表現出來，并通過文化傳承而構成了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傳統。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這種文化的殊異性不僅體現出多方面的文化情趣，而且在思想和心理的深層還飽含著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自尊感和認同感。

　　文化的殊異性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差異。從理論上說，差異與和諧并不必然構成一對矛盾，正是由于有差異才能產生和諧，沒有差異的和諧不是和諧，正如自始至終只有一種聲調的樂曲不是樂曲一樣。但是當我們面對當今世界的文化格局時，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現為和諧共存，而是表現為激烈的對抗和沖突。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就認為：“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3］(p.7)  也許亨廷頓的結論并不十分準確、全面，但他的觀點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今世界文化格局的內在矛盾。

　　依筆者之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導致文化沖突的基本根源主要由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二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抗拒。

　　在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形成的世界體系并不是一個利益均衡的體系，這種不均衡性同樣十分明顯地表現在當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我們知道，有關全球化、現代化的基本理念、價值觀念乃至話語方式大都源自西方，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現代化就是被理解為“西方化”。當然，來自于西方的東西，并不一定就僅僅屬于西方，而是屬于整個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但不能否認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政治舞臺和文化交往中，某些西方發達國家正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恃踞于文明的制高點上，并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干預別國內政，擴充自身的勢力范圍。它們利用自身在科技文化、市場規范文化、商業文化和人文文化中的優勢地位和話語權力，不遺余力地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自己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以期從思想文化和社會心理上征服其他的民族和國家。這就不能不在發展中國家引起強烈的文化反彈。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對西方話語霸權和“西方中心主義”觀念的譴責，能夠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文化霸權與政治霸權的內在聯系。

　　文化沖突的另一根源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抗拒。總體上說，這種抗拒是針對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政治霸權和話語霸權，因而在維護世界的體系的公正、平等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市場經濟機制在全球的拓展，必然會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在那些市場體系和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民主政治體系尚不完備的國家中，引發張揚人的自主性與自由性的現代文化精神和扼殺個人自由的專制文化傳統之間的激烈交鋒。在這種交鋒中，某些非西方國家固守自己的文化陣地，表面上是為了抵御西方文化對自身民族文化的“侵犯”，而實際上卻是維護自身的文化專制和政治專制。很多文化批判理論家們（如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一點，他們對文化差異性的過分強調，使他們很難注意到衡量人文文化進步狀態的價值尺度，從而在強化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優越性的同時，多少淡化了改造民族文化這一更為重要的任務。因此，在論證和倡導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同時，不能忽視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可能具有的共性特征，不能忽視用科技尺度和人文價值尺度衡量民族文化進步程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不能忽視經濟全球化本身對體現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的推進。雖然有關“自由”“自主”“平等”“人權”等一系列文化觀念最初是在西方國家的話語體系中得到詮釋，但這些觀念從根本上說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事實上，某些財大氣粗的西方國家在極力推行文化霸權或話語霸權時候，它們就已經在用行動證明它們自身不但沒有占據文明的制高點，而且是竭力向全球專制主義倒退。真正體現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同科技文化一樣是屬于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這種文化在本質上拒絕任何支配關系、否認文化霸權或話語霸權的合法性。因此，對于徹底地解除西方文化對非西方文化的支配關系來說，最根本的策略就是在完善市場經濟體系、不斷提高民族在世界體系中的競爭力的過程中，徹底改造民族文化，使之真正成為有助于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不斷深化和擴展的先進文化。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不經改造的民族文化是不會產生強大的競爭力，也不可能真正抵擋住西方話語霸權的侵犯。

　　4.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源與環境問題

　　在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資源和環境危機更有可能在全球化過程中造成資本主義的危機。關于這一點，當代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見識。如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通過梳理和闡釋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自然觀，提出了“物質變換裂縫理論”，成功地為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立場提供了哲學基礎和切入現實的路徑。他認為，物質變換既有“自然內涵”，又有“社會內涵”，前者所面對的是人類一般勞動過程，而后者面對的則是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勞動過程。資本主義生產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復雜的具體勞動方式，它把一切都卷入了生產和再生產，把包括人的生產勞動和自然的產物在內的一切都貼上了商品的標簽。資本主義作為特殊的社會形態在管理、調整現實的社會物質變換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存在著巨大局限性，使物質變換產生了裂縫，給人類社會和自然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生態破壞就是它的現實的具體的表現形式。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使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造成人以衣食形式消耗的土地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到農村土地中，破壞了人和土地間的物質變化；另外，資本主義農業的進步、化學肥料的使用，都反而使土地更為貧瘠。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為了經濟目的，破壞了人與自然間正常的物質變換過程，最終導致了自然生態遭到破壞。在福斯特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出現的物質變換裂縫，實質上是自然和社會關系的異化：首先是人與外部自然間的異化，主要表現為人與土地間的異化；其次是人的內部自然的異化，即在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生活的基本條件和身心的異化，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狀態下，人類生存的無機條件和人類自身的積極的生存狀態相分裂，這種分裂從物質基礎上看就是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與自然的異化，也就是自然本身的異化，同時也是作為人與自然間物質交換中介的勞動異化。福斯特認為，裂縫產生的原因決定了其無法彌補性。馬克思在他的那個時代就發現的物質變換裂縫在當代仍然沒有被消除，反而隨著城鄉的進一步分離、全球化貿易的發展而不斷加劇，人與自然間的異化已經成為了人類生存與發展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這表明，生態文明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和整體上是對抗的，從資本主義的立場上解決環境問題的所有嘗試都將是徒勞的，物質變換裂縫的不可修復性證明了資本主義下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

　　另一位美國學者奧康納通過對生產條件的這一理解，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包含的雙重矛盾，即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和生產方式與生產條件的矛盾。他把后者稱之為資本的“第二重矛盾”或第二種類型的矛盾。這兩重矛盾的融合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內部動態過程。他指出，在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條件被忽視而導致的生產性能力的破壞，不僅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無法逃逸生產不足的經濟危機，而且必然遭遇日漸深重的生態危機。在奧康納看來，破壞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資本而是國家，國家是資本和自然之間的中介，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由第二重矛盾激發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而且還造成資本主義國家在立法和行政職能方面的政治危機。這意味著如何轉變國家的職能就成為解決生態危機和第二重矛盾的關鍵。據此，奧康納認為，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真正解決資本主義世界所蘊含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生態危機。

當然，生態危機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質量同樣構成嚴重的威脅，但某些發達國家卻能夠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找到——至少暫時地找到——擺脫威脅的途徑，即利用技術轉讓、資本輸出和跨國公司的運作，把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轉移到極力追求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把大量的工業垃圾也拉到別的國家進行排放。這種把生態危機轉嫁給落后國家的做法，確實使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生態質量，但卻使落后國家成為生態危機乃至生態災難的受害者，并且第三世界國家為加快經濟增長而大力發展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也使生態危機在全球范圍內更加深重。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向其他國家轉嫁生態危機的做法不可能持久，因為以犧牲自身的生態質量為代價謀求經濟增長，遲早會變成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事情。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全球化進程所面臨的困難問題已經明顯地暴露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此，盡管在當今的全球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但解決這些困難問題的努力，卻有可能在全球化進程中催生和培育各種非資本主義因素。應當指出的是，全球化的實質是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拓展，然而，市場經濟的邏輯并不就是資本主義的邏輯。正如在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那樣，由于加強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以克服市場的局限性，由于對實質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以謀求經濟增長的利益能夠普及整個社會，等等，現代市場經濟已經明顯表現出脫離資本主義邏輯的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當代全球化進程中的矛盾的種種努力可能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策略的形成。

　　之所以在這里要“重溫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把共產主義的實現理解為一個世界歷史過程，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理論原本就是馬克思全球化理論的一個最有特色的部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世界市場的發展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向全球的同時，也合乎規律地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及其所引發的激烈競爭、商業危機普遍化，從而導致日益嚴重的世界性危機。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是無法克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會使“每一個對舊危機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著更猛烈得多的未來危機的萌芽”4］(p.554) 。此外，世界市場的發展也必然造成“以全人類相互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5］(p.252) 使每個個人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個人，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就的否定性因素——無產階級也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因此，恩格斯推論說，世界市場的發展終將導致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否定。他說：“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于大工業以及和大工業相伴而生的一些現象：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隨之而來的無法控制的競爭；具有日趨嚴重的破壞性和普遍性的商業危機，這種危機現在已經完成了世界市場的危機；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的積累以及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6］(p.312)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共產主義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相互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5］(p.252)根據這一點，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且是世界性的革命。如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是以世界市場為基礎的一樣，共產主義也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于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7］(p.86) 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論斷在今天引起了頗多的爭議。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依據對當時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狀態的分析，認為在世界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上，一國或若干國家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以后的發展也的確驗證了列寧推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相繼又產生了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社會主義國家。但由此認為馬克思的論斷“過時了”卻不一定有多少根據。20世紀以來，在世界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上產生的社會主義均不是馬克思所言稱的那種足以支配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的“共產主義”。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并不具備實現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幾個國家中首先取得勝利，并沒有證明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可以在一國或幾個國家中首先取得勝利。

　　事實上，馬克思在晚年已經在探索不同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問題。1881年，馬克思在寫給俄國女革命家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闡述了自己對俄國歷史發展的前景，特別是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的看法。他一方面指出，從經濟形態自然的發展過程上來看，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也反對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他說：“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8］(p.145)針對俄國的情況，馬克思設想，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俄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而俄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發展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高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發展階段，因為“在歐洲，只有俄國的‘農村公社’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地保存下來了。因此，它目前處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它和資本主義同時存在為它提供了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8］(p.465)

　　在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雖然不否認像俄國這樣相對落后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起來的歷史環境中，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可能性，但他從來沒有設想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可以跨越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中，馬克思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并明確指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 ——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9］(p.101)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也就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就是指市場經濟。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設想為一種使任何個人得以全面發展的社會形態，而“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于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0］(pp.108-109)這里，所謂“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就是指發達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通達共產主義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但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忽視了馬克思的告誡，在選擇經濟與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錯誤地采取了排斥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模式，其結果是使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徘徊在世界市場體系之外，使社會生產力長期落后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地域性”的，并且由于不能真正掌握支配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的能力，從而面臨被交往的進一步擴大所消滅的危機。20世紀90年代，東歐的劇變和蘇聯的解體，事實上論證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嚴肅性。

　　當然，至20世紀末，在全球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戲劇性的變化，也不意味著列寧的論斷是錯的。問題的關鍵是，通過政治革命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何能夠“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從而能夠支配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應忘記馬克思的告誡，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交換手段充分發達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對于沒有完整地經歷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必須補足市場經濟這門課。因為只有市場經濟才是能夠真正消化和吸收現代資本主義一切積極成果的社會機制。任何繞開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的企圖，都會使吸收現代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成為十足的空話，并因此導致封建專制主義的死灰復燃。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實踐，實際上就是在探索解決這一問題的現實途徑。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為社會主義的生命力提供新的歷史性證明。

　　“共產主義”，從其精神實質上說，就是要追求“每個人的發展使一切人發展的前提”這樣一種社會形態。對于現今全球化進程中，一個人發展必須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發展必須以犧牲其他民族或國家為代價這樣一種現實來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依然具有無窮的魅力。盡管在全球化最終會不會導致共產主義這個問題上，歷史還很難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可以指出的是，全球化的現有模式使發展中國家始終不能擺脫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這種依附性使發展中國家不斷地為發達國家的發達付出代價。為此，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社會學家早已呼吁要切斷與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聯系，走一條自主的、本土化的現代化道路。從上述這些情況看，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畢竟向世界提供了發展市場經濟的另外一種有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能夠在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方面，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方面，在建立公正、互益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方面顯示出強大的優勢，那么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將出現不同于現在的新前景。

　　應當說，中國在經歷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后，的確逐漸地走出了一條屬于自身的獨特的發展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這條發展道路上，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國家已經在經濟總量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也已達到8 000美元，對外貿易總額2013—2015年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美國又以微弱優勢超過了中國）；2016年，中國的對外投資達到1 830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又是全球第三大外資流入國，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也在不斷加快；等等。從這些成就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由于中國的崛起，全球化進程可能會出現新的態勢。

　　中國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因而它為非西方國家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新的啟示。2017年7月26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并不斷開辟發展新境界，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對于這個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和論證。

　　特別是自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以來，習近平在絕大多數重要國際會議和外交場合反復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一方面強調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另一方面，強調世界各國唇齒相依，謀求互利共贏，共享發展，愿意同世界各國分享自身的發展機遇。這個理念同以往以競爭式博弈為特征的全球化進程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因而這個理念有可能成為全球化的新的發展趨向。

　　當然，從目前來看，中國的發展道路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系列更為更為嚴重、更為棘手的問題，在懲治腐敗、消除貧富兩極分化、建立良好社會秩序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我們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理解甚至相互對立的觀念。能否解決好這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關系到中國道路本身的成敗，關系到這條道路的世界影響力，最終關系到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因此，中國應當把自己的這條發展道路走好，既能切實地解決自身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也能為解決全球化問題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方案，最終用中國的成功給全球化進程帶來新的希望。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德］貝克，等 全球化與政治［Ｍ］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3］［美］薩繆爾·亨廷頓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譯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