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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質疑王長江：中共豈能變成資產階級執政黨

點擊：  作者：網友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6-08-01 08:44:09

 

 

2014年2月28日，“中國政府創新網”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長江一篇題目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的文章。文章通篇以“現代民主政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標準來評論和勸導中國共產黨唯一選擇的“走向”是要由過去的“革命黨”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執政黨”轉變。

 

毛澤東同志告誡我們：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一、中國共產黨與西方的“執政黨”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政黨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它是在階級社會中，一定的階級或階層的政治上最積極的代表，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別是為了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而在階級斗爭中形成的政治組織。

 

“政黨”指代表一定階級、階層和集團的利益，旨在執掌或參與國家政權以實現其政綱的政治組織。

 

中國共產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所代表的利益完全不同，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江澤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和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利益完全是不一致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傳其政綱，爭取選民的支持和獲得議會的席位，在議會中致力于國家立法和監督政府，爭取領導或參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訂并實施各項決策。

 

無產階級政黨的功能，在奪取政權前主要是制訂符合廣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革命綱領，通過黨員的骨干作用，聯系、發動、組織、領導人民群眾，開展以武裝斗爭為主的群眾性政治斗爭，推翻剝削階級的國家政權;在奪取政權后，主要是執掌國家政權，對全國全社會實行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發展社會生產，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執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憲政政治”的一部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黨。在實行議會制 (內閣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是指在議會競選中獲得多數議席，內閣如果由幾個政黨聯合組成，這幾個政黨都是執政黨;實行總統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在總統競選中取得總統職位的政黨就是“執政黨”。與執政黨相對應的就是在選舉中沒有獲勝的政黨則成為“反對黨”或者“在野黨”，執政黨和反對黨、在野黨的關系是相互競爭和對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其本質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關系不是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相互競爭和對立，而是合作和協商的關系，所以在中國不會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出現“執政黨”、“反對黨” 和“在野黨”。

 

王長江在文章中引用了鄧小平1956年黨的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王長江引用這些話的目的是想用偷換概念的伎倆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從而進一步在中國推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

 

鄧小平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是說過這樣的話，報告中的原文是：“黨的狀況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于領導地位。……”這里所表達的“執政的黨”已經用后面的“居于領導地位”來作了說明。接下來兩個自然段的開頭用了兩個 “執政黨”來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領導)的地位受到了哪些挑戰，一句是：“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下一個自然段是：“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這兩個“執政黨的地位”與前面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相聯系起來看，后面的兩個“執政黨”的提法和前面“執政的黨”是相呼應的，“執政黨的地位”必然也是指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語法上來說，前面說的“執政的黨”“黨”是主語，“執政”是定語。而后面的兩個“執政黨的地位”，本意是“執政的黨的地位”，“地位”是主語，“執政的黨”是定語，用習慣的說法把“執政的黨”簡單說成的“執政黨”作為定語，在這里的“執政黨”不是名詞而是一個詞組出現，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作為一種名稱是完全不同的。從政治上來解釋更是沒有任何聯系，如果從 1956年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所說的“執政黨”和王長江所希望的“執政黨”含義相同的話，為什么長期以來在中國沒有實行這種制度?其實王長江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要不王長江也不會寫這篇文章，也沒有必要提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王長江是在西方敵對國家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收買投靠敵對國家的漢奸們在中國大力宣揚西方資本主義“普世價值”，妄圖在中國推行西方“憲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勢下寫這篇文章。王長江不是引用而是盜用鄧小平的的話用偷梁換柱的手段來為他們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政治”制度鳴鑼開道，翻出鄧小平報告中說的 “執政黨”作為用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一顆炮彈，其目的就是妄圖把中國共產黨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其用心何其毒也!

 

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資本主義的標準來評價共產黨是錯誤的

 

王長江說：“對中國人來說，‘政黨’是一個舶來品。當政黨被引入中國政治生活時，這種政治現象在歐美至少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

 

“共產黨”這一名稱確實是“舶來品”，“共產黨”組織是在前蘇聯“十月革命”馬列主義傳播到中國后于1921年成立的。王長江說“蘇共模式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意義。這自然首先與它們都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

 

王長江在說到“這自然首先與它們都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時把“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關”的共產黨人說成是“它們”就已經表明王長江不是共產黨人的觀點，他在思想并上不認同自己是共產黨人。并且用“它們”而不是用“他們”來作為共產黨人的代詞，是侮辱共產黨，發泄對共產黨的仇恨的做法。

 

王長江言猶未盡，他的目的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受“蘇共的影響”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受 “蘇共影響”和“把自己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明“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的“三大要素”中的要素之一，是與“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的。王長江這樣說的意思就是預言中國共產黨是受“蘇共”的影響而不是受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民主政治”的影響成立的，更不是中國國內革命的需求決定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所以注定中國共產黨也必然會象“蘇共”一樣的下場。

 

王長江總結“深刻影響中共的三大要素”定性為：“蘇共模式、孫中山建黨思想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三個要素。”這三個因素曾經對中國共產黨產生過不同的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中國共產黨性質和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起來，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如果只憑王長江所講的這“三大要素”，中國共產黨也許會和別的政黨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得到發展，不知道王長江是無意遺漏還是故意把這一決定性的因素閹割掉?

 

王長江說：“蘇共模式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無論客觀上，還是主觀上，中共都非常明確地把蘇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為自己的學習對象。”并引用毛澤東所描述的，“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來證明其定性的確。

 

中國共產黨最早是以蘇共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是影響中國共產黨早期奪取政權進行革命斗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是第一位要素，在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受蘇共影響的前中共領導人聽從共產國際(蘇共)的指揮領導曾經給中國共產黨的紅軍造成過巨大的損失，解放后的蘇共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這一點相信王長江不是不知道。王長江把中國共產黨強行和“蘇共”拉在一起，把“蘇共”作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和發展的第一要素，其用意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寫到這里王長江筆鋒一轉便接下來說：“這種類型的政黨，從一開始就和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意思是說“蘇共”的滅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和西歐各國的政黨不同”，沒有按照西方的“普世價值”實行西方的“憲政民主政治”，所以導致“蘇共”的滅亡。如果蘇共一開始就按西歐國家政黨的標準成立，實行“憲政民主政治”，就沒有“十月革命”，就不會有列寧領導成立的無產階級政權。蘇共的滅亡不是因為和西歐國家的政黨不同，而是“蘇共”后來背叛了列寧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理想和信仰，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其性質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相同才導致滅亡。

 

王長江說：“在西歐，政黨的產生和民主的發展相聯系。在與神權專制統治的抗爭過程中，產生了近現代民主政治。”

 

按照王長江的說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民主政治”是在“與神權專制統治過程中”產生的。這樣的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是“無神論”國家，“基督耶蘇”已經滾出了西方國家;另一種解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的“上帝”(神權)不是“專制統治”而是“民主統治”。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符合第一種解釋則證明王長江說得很對;如果不是第一種解釋而是第二種解釋，王長江則是在狡辯，因為“與神權專制統治的抗爭”“產生了近現代民主政治”的西方政黨仍然在信仰他們的上帝(神)，西方國家的總統或首相往往都是“上帝”的信徒。與神權專制統治作斗爭的人怎么會成為神的信徒?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帝”(神)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上帝在教徒面前擁有絕對的權威，教徒對上帝也是虔誠崇拜。王長江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個人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欲望而連同2000多年前的耶蘇也納入到信奉所謂的“近現代民主政治”中去，真是荒謬至極。

 

王長江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膜頂崇拜，只不過是想用抬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來貶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取得勝利建立的人民政權而已，通過這樣的“對比之下”，說明西方的政黨是“偉大”的，所以忘記了事實的真偽，這就是立場問題。

 

王長江接著說：“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民眾直接去做這些事情，就是所謂的直接民主。但在實踐中，直接民主的實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礙，如國家規模，公民素質，操作成本等。作為探索的結果，出現了相對直接民主而言的間接民主形式。民眾不是直接、而是通過選出的代表來代行公民職責，控制公共權力，即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產生了組織民眾的要求。于是，政黨作為利益表達者，作為民眾政治參與的有效手段，理所當然地成了代議制民主的主角。可見，在西歐、北美，政黨一開始就是作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現的。政黨因發揮連接民眾與公權力的功能而獲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為此，西方學者關于政黨的定義，大多以民主政治為背景。”

 

(“理念”一詞基本上是對應柏拉圖的哲學術語。這個術語有時候也翻譯成理式，相，型相等。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存在。一切具體的感性的事物，都是分享了它自身的理念才成為這樣的事物。“理念”一般在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常用，大陸過去很少有人用“理念”一詞。改革開放后，“理念”一詞也跟著許多西方的話語來到中國，中國大陸原有的話語體系也在中國共產黨放棄話語權的的情況下徹底崩潰。)

 

王長江身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按理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員，不是共產黨員怎么能進中國共產黨黨校任教?不是共產黨員更不可能擔任黨校的黨建教研部主任。可是為什么一個黨校的教授，一個共產黨的干部寫的文章卻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為資本主義國家歌功頌德，變成了一個崇拜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的政客，不知道王長江是怎么混進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的，這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

 

王長江把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描繪得如此之好，完全是一片謊言。從歐美國家對外進行侵略掠奪，對內進行剝削壓迫的大量事實和黑人無辜被殺害的案例給了王長江一記記響亮的耳光。王長江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信仰西方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為什么還要加入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難道王長江不知道“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君而仕”的選擇，難道王長江忘記了在黨旗下的宣誓?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的誓言?

 

當說到共產黨，王長江中又是怎么樣描述的呢?王長江說：“對比之下，在俄、中等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和目的都迥然相異。共產黨不是要在民眾和現有國家之間起連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變現有國家體制。用馬克思的話說，共產黨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現有的國家機器，而是要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炸毀舊的國家權力”。或者說，是要通過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奪取權力。只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政黨的特殊功能，看到政黨可以用來作為組織群眾、實現奪權目標的工具，建立政黨才受到了格外重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毫不隱晦地談到這一點。因此，我們使用‘革命黨’這個概念，來表示這個以領導社會底層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一般說來不會引起多少歧義。毛澤東用他特有的語言風格很準確地道出了這一命題。他說：‘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革命黨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現有國家體制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國家對立面，對待國家的方法非常簡單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壞其基礎，摧毀其制度。處在這種狀態之下，中國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具有半軍事化組織的特征。這個特點幫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國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其行為方式對后來幾十年都有強大的影響。”

 

王長江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受剝削壓迫描述成為“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把拿資本家的錢靠資本家賞飯吃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描述成“因發揮連接民眾與公權力的功能而獲得了存在的理由”是錯誤的;反而把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描述成“不是要在民眾和現有國家之間起連接作用”和“把自己置于國家對立面”，把共產黨發動和領導人進行革命，人民擁護共產黨領導革命誣蔑成“只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政黨的特殊功能，看到政黨可以用來作為組織群眾、實現奪權目標的工具，建立政黨才受到了格外重視”，更是錯上加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王長江用西式語言表達的是“民眾作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者，決定權力的使用，決定直接執行權力的人選，對施權者進行監督，對施權結果進行評價”)王長江把西方政黨的“特殊功能”誣陷在中國共產黨頭上，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嫁接為西方國家政黨的功能，這是天大的欺騙。也許王長江天生畸形，平時都是用手撐著在地上走路，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顛倒的。

三、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

 

王長江說：孫中山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思想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接下來引用“1941年，鄧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銳批評了“以黨治國”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現是把黨的優勢建立在權力之上，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包辦、代替政府的工作。”借批判國民黨的“以黨治國”、“黨權高于一切”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功勞，造謠“共產黨執政后‘以黨治國’，實際上大多數人，包括黨的領袖，都沒有看到其背后隱藏著的重大問題”，把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奪取政權建設新中國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黨權高于一切”混淆在一起，誣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稍微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終生的，是要消滅私有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神論(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是主張辯證唯物主義，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證，把“堅持黨的領導”誣蔑為“黨權高于一切”是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國民黨也好，西方國家的各種社會黨派也好，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在野黨，這些黨派都無法做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都不是為無產階級窮苦勞動大眾利益和全人類的解放而奮斗。王長江在文中始終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以及西方國家的社會黨派等同起來相對比，是別有用心的。

 

毛澤東同志說：“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共產黨是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國民黨是鎮壓人民群眾的，共產黨堅持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如果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不是保護人民利益而是象西方國家的政黨一樣保護的是少數剝削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就變成了國民黨，無產階級的黨就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前蘇聯就是因為蘇共背叛了馬列主義，背叛了共產黨的信仰，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才導致失敗。如果中國共產黨按王長江所說的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國民黨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自己，能夠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國民黨等資產階級政黨認同，則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已經改變成和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政黨相同或者相近的組織。那么，共產黨就不會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是象西方的政黨一樣，為了拉選票必須巴結資本家變成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政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也一定會步入蘇共的后塵最后亡黨亡國，中國人民必將重新遭受深重的災難。用西方國家的價值觀來衡量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就象是拿著秤桿來丈量長度或者是拿著尺子稱重量一樣，完全是錯誤的。

 

共產黨受到不同階級立場的人反對是正常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四、不要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來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是與非

 

王長江說：孫中山“建立政黨的目的就是為了組織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黨那樣進行合法的平等競爭。”王長江在這里再一次繼續吹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爭權奪利的“政黨是合法的平等競爭”。卻不揭露“西方政黨”競爭的目的是什么，是競爭為人民服務還是競爭為自己得到更多的選票。更是在“合法”后面還加上一個“平等競爭”，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政客本來面目及其虛偽性，他是在為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憲政“民主政治”作虛假廣告。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都是由資本家壟斷的，貧富懸殊極大，在貧富懸殊的社會里，窮人和富人之間談何“平等競爭”?外國的情況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看不到，但從中國現在因為學習西方國家走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造成的貧富差別懸殊導致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現狀就可以知道西方國家是不“平等”的。

 

王長江在文章中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對國家權力非常警惕，認為若不加以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隨時都有越過邊界侵犯個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國，政治則一開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賢人治國。”

 

王長江一直沒有忘記用西方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政治，他還說：“孔夫子更以此觀念來解釋政治：“政者，正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樣的。人們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千方百計地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而是希望國家權力萬能，最好強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攬下來;人們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對掌權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權者集道德、權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為民造福。”

 

王長江口口聲聲說西方國家平等、民主，“西方人對國家權力非常警惕”，能“千方百計地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事實是這樣的嗎?王長江所說的“千方百計地限制國家權力”中的西方人是指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是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的，總統都是由資本家推舉出來的，由資本家當家作主，沒有錢的窮人是不可能限制國家權力的。當“國家權力隨時都有越過邊界侵犯個人自由的可能”時，黑人布朗和馬丁可以有限制白人警察殺死他們的權力嗎?他們再怎么樣“千方百計”地想限制警察的權力也辦不到，因為布朗和馬西都是黑人，是普通的老百姓，隨時有可能遭到美國白人警察的殺害。在美國，白人警察是可以隨便找個借口殺死黑人的，而且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王長江卻把一個可以任意奴役及殺害黑人的西方國家捧為“民主政治”的國家，不知道王長江信奉的是的是什么樣的“民主”，這樣的“現代民主政治”是血淋淋的啊，可想而知王長江的屁股是坐錯了地方，是在為強盜念經，為魔鬼宣道。

 

王長江批判封建儒家思想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借對封建儒家思想來批判中國共產黨。他說：“中共從批判儒家思想開始其革命目標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話語系統來為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和領導辯護。”并用引用“鄧小平在他1980年名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強調，我們完成了推翻封建主義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務，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因為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借鄧小平批判封建主義殘余的話來攻擊中國共產黨，詭辯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深刻影響中共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王長江說：“中共一直強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這些內容和論斷，除了極個別提法已不再強調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語境下使用這些概念，其含義卻有很大區別，有時甚至大相徑庭，這種狀況，往往使許多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王長江對中國共產黨的以上提法表現出非常不滿，原因是因為“往往使許多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這真是奇了怪了，中國雖然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中國共產黨的提法是在中國實行的，只要中國人民認同就是最好的，為什么一定要因為“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就不行呢?王長江在這里所指的國外學者是哪些人?不知道在王長江眼中，美國的埃德加·斯諾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算不算學者?英國著名的學者約翰列文算不算?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算不算?……到底哪些國外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是他們不想了解中國還是敵視中國?如果不是，那為什么會感到困惑和不解呢?當年毛澤東在中國比哪個中國學者差嗎?他為了了解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情況也曾主動地學習英文。王長江口中的學者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國尊重中國和中國交朋友，就應該主動地向中國人學習，向了解中國的人學習，而不應該帶著高傲的有色眼光甚至用敵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和中國人，或者想到中國來改變什么，這樣的外國學者對中國感到困惑和不解是必然的，中國也沒有必要因為這些外國學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而按照他們的要求改變什么。

 

王長江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個非常顯明的特點，就是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觀來批判(中國)共產黨，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來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是與非。在王長江看來，是非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只要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都是正確的，只要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都是錯誤的，這就是王長江的邏輯，這就是王長江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五、中國共產黨決不能變成資產階級的“執政黨”

 

王長江最后說：“中共對推進黨的改革、推進自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既有深刻的認識，也有強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實質意義。但是，也應當看到，30年的歷程已經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區。能不能解決改革的深層次問題，越來越取決于黨的自身改革的進度。通過上面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面前還存在大量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

 

王長江這段話才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他是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準要求中國共產黨自身從無產階級“革命黨”向資產階級“執政黨”轉變(和平演變)。他希望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把中國共產黨帶上資本主義的邪路，從而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放棄“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最后把中國共產黨演變成為資本家服務用金錢拉選票“普選”出來的“執政黨”，其用心確實非常良苦。他在“同情”中國共產黨，擔心中國共產黨不會這樣做。如果王長江能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真的出于善意，就應該從加強黨的建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緊密聯系人民群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作為出發點來為中國共產黨出謀劃策，而不應該用西方國家邪惡的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標準來為中國共產黨“號脈”。

 

中國共產黨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往的斗爭中取得了非常偉大的勝利，“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貧富分化嚴重，差別巨大，由于走資派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化”制度，為了“市場經濟”效益，官場變成商場可以賣官買官，法院成了“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地方，導致中國人民由原來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集體變成成一盤散沙、各自為陣，勾心斗角的“角斗場”。人們為了個人和小集團利益拉山頭，鬧派性。黃賭毒黑泛濫，走私販賣人口猖獗，車下掉錢有人搶，路上跌倒無人扶，各種犯罪率飚升，物價，住房、醫療、教育、環境、養老、計劃生育、毒食品……

 

以上例舉的這些問題我相信王長江也會清楚，而且應該懂得這些問題為什么會出現。作為中國共產黨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長江按理應該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克服這些問題困難，改變這些問題的狀況，防止這些問題的再發生。可是，王長江在批判共產黨的時候對這些問題卻避而不談，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宣揚西方的“近現代民主政治”，用西方資本主義政黨的標準來批判中國共產黨不同于西方國家政黨的“錯誤”。 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提出要共產黨由“革命黨”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轉變，把中國引入資本主義災難的深淵，這還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所作所為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不同，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王長江所崇尚的西方國家是以資本家壟斷，靠戰爭發財，靠剝削起家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主席說：“人民是什么?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資本主義國家是在資本家的壟斷下，選舉符合資本家利益的政府，向著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和剝削的階級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如果人民有所反抗或者宣揚共產主義，就會立即遭到取締，予以制裁。對資本家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資本家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這和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正好相反。毛澤東同志在這里特別強調了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必須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管制下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絕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得非常清楚：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西方國家的“政黨”會“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嗎?西方國家的“政黨”正好相反，西方國家的政黨是為他們國家的資本家服務的。

 

《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革命奮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

 

王長江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難道不清楚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嗎?不明白共產黨人是要消滅私有制嗎?要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人就必須繼續革命，革舊思想的命，革自己的命。如果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革命，就不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勝利以后，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私有制還沒有消滅，共產主義還沒實現，階級敵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的，共產黨人就要繼續革命。千萬不要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松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因為勝利奪取政權后受到資產階級的腐蝕由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向資產階級的“執政黨”轉變，中國共產黨如果由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轉變成資產階級的“執政黨”，就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階級，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民將重新起來“革”假共產黨的“命”。

 

真正的共產黨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是永遠為人民服務的。

 

中國古代有一個學派叫名家，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孫龍，曾經提出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叫做“白馬非馬”，就是說，“馬”不等于“白馬”。從邏輯上看，這個觀點當然是成立的，馬和白馬各自的概念內涵與外延范圍是不一樣的。如果從單純思想史的角度看，這是中國古代在邏輯思想上較早取得思辨成就的一個案例，也常在學術史上被人們提起。據說有一次政府規定不許牽馬出城，公孫龍牽著一匹白馬要出城，被城門守衛攔住，公孫龍就拿這一套邏輯去和守衛辯論，說官府規定是不讓馬出城，我牽的是白馬，因此不在限定之列，就牽著白馬揚長而去了。

 

可以看出，公孫龍無非就是利用邏輯概念的不一致，來為自己在實踐上的投機取巧制造借口。在邏輯上，說白馬非馬，不失為辨義析理的學術追問精神。但是在現實中，拿這套邏輯把白馬不作為馬牽出城，把邏輯學的學術問題當成在現實中為自己謀利、規避政策的手段，則毫無疑問是在詭辯。

 

對公孫龍的這一套把戲，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看得很清楚了，他在《論六家要旨》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說白了就是故意拿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繞圈子，把人繞得云里霧里陷入似是而非的話語圈套中，乃至最后的結論都違背常識了。把形式邏輯發揮到極致，卻絲毫不顧實踐邏輯、歷史邏輯。

 

公孫龍與白馬非馬的故事已經作為思想史上的一段趣談，被大家茶余飯后偶爾拿來消遣。可是兩千年后的今天，有一位現代公孫龍的現代版名家理論白馬非馬學說仍然大行其道，風光無限。這位現代公孫龍叫王長江。這幾天，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在面向全國黨校系統骨干教師開設的培訓課堂上，對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評價，就正是“白馬非馬論”的最好現代翻版。王長江教授在課堂上講到：

 

“我們老說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那是正兒八經的、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嗎？不是，哪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呀，你那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

 

“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到中國啦！哎，當時中國被迫開放，各種先進思想蜂擁而入，馬克思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別的思想更明顯，不比別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別的思想更顯眼，它只是一個流派，為什么，因為，如果用我今天的評價，那就一句話，因為它中看不中用。啊，可能大家都是黨校的老師，一聽，怎么王教授這么說呢，怎么說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這評價太低了吧，這不是我評價，這就是當時的事實，”

 

王教授的這兩句話，核心的意思有兩點：一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正兒八經的，換言之，是水貨，是山寨的；二是即使是本原的馬克思主義，也是沒用的高談闊論，解釋不了現實社會，更指導不了中國的發展。

 

針對第一點，中國共產黨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馬克思主義。要是按照公孫龍白馬非馬的邏輯說，這似乎是對的，馬克思主義的流派有許多種，他們本身也都處在一個發展流變的歷史過程中。可是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推論下去，究竟還有哪一種馬克思主義才算正宗的？每一種發展的馬克思主義都對他的老祖宗有所發展、改變，肯定和本來面目有所不同。更近一步說，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不同歷史階段也是有所不同并且不斷深化的，究竟哪一個階段的馬克思才能算作真正的馬克思？王長江教授的這種推論看似有理，其實不過是如黑格爾所說的“惡的無限性”，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環節的局部否定而最終陷入無限的徹底的否定中。照這樣說，甚至也沒有一個真正的王長江教授，因為每時每刻的王長江教授都是變化不同的。這種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手法并不新鮮，二戰以后西方學術界熱衷制造的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對立的學術神話，就是在馬克思內部刻意制造兩個馬克思，讓人們對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發生質疑和動搖。其最終目的，要么就是從外部一棍打死，認為中國人當初千辛萬苦取經取到的竟然是假經，制造思想混亂和崩潰；要么就是從內部拉一派打一派，在否定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偷運私貨，趁機推銷販賣其他所謂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所謂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等等思潮不都是在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被傳播的嗎？這種手法不正是此前《炎黃春秋》雜志所慣用的嗎？

 

針對第二點，說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首先倒很有必要借鑒一下王教授的提法了，得先說清楚到底啥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用”作為一種價值判斷，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針對誰說的。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鮮明的階級性，而且以最坦誠的的品格公開表明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就是指導并實現廣大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會以全民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左右逢源四面討好。在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指導廣大無產階級翻身得解放，對內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當家做主，對外反抗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壟斷資本主義霸權。在這個斗爭的過程中，總會有人覺得馬克思主義不好、不中用，乃至大大的壞。90年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湖南農民運動，不就被有些人覺得“糟得很”嗎？對于廣大勞動人民而言是砸碎鎖鏈得解放、奪過鞭子揍敵人的喜事，對黃世仁、胡漢三們卻是喪鐘。對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而言，馬克思主義很有用，是真正的行動指南，因為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要坦然承認，正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的95年里，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一洗被外敵欺凌的百年恥辱，實現國家民族獨立富強，扭轉三千年未有之奇變，讓人民當家作主富足安康。以“不中用”的名義，把人民解放事業的敵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攻訐當作定論，反過來扣到馬克思注意的頭上，這最終只會虛無、消解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艱辛奮斗歷史。還有比這種白馬非馬的套路更無恥的混淆與詭辯嗎？

 

應該說，王教授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時代道路的“白馬非馬”式的否定，是與另外一種聲音相互應和的，那就是指鹿為馬、指驢為馬，其最終目的就是解鞍殺馬，剝奪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指導權，是最為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之一。說中國共產黨取的經不是真經，從另一面只是為其他思潮學說正名張本。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沒有合法準生證的黑戶，其必然邏輯就是要把中國建設發展的解釋權話語權、把指導今后中國發展思路的領導權拱手送給其他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手中。

 

作為例證，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并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來，在各種研究反思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的觀點中，有一種傾向，一方面對中國發展成就極盡贊美，另一方面卻總是極力把成功的原因歸結到其他方面上去，比如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啦，儒家思想國學文化的復興啦，中國巧妙地實行了資本主義的制度啦，總之與馬克思主義毫無關系。

 

這種傾向和王長江教授的觀點對照起來，就合成了當前中國思想領域中排斥、虛無、動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完整一環。王長江教授們打算從前門以“不正宗”、“不中用”的名義把馬克思主義像瘟神一般送走，再從后門把各種親資本、反人民的主義像請神仙一般請來供奉。其結果，只能是各種放任自由資本、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主義指導中國改革發展，對內強勢對待勞動群眾，對外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屈膝投降。在這個意義上，王長江教授和張維迎、茅于軾、吳建民等人是隔著戰壕相互致意緊密配合的好戰友。

 

因此，王長江教授對馬克思主義的上述評價，雖然在邏輯上漏洞百出純屬詭辯，但是卻獲得不小的市場，正是因為這種詭辯論調深深迎合了國內外一部分人意欲干擾、爭奪乃至掌控指導中國社會發展話語權的圖謀。從邏輯上揭穿王教授這些白馬非馬指路為馬的詭辯術，并不費勁，但從實踐上高度警惕與王教授們相應和并準備解鞍殺馬的社會力量，才是更長遠而艱巨的任務。

 

    （來源： 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