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王長江的“新思維”與戈爾巴喬夫如出一轍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思想火炬發布時間:2016-08-23 08: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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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最近十幾年來，一些黨校教授不認同四項基本原則、不認同黨的歷史和領袖、不認同黨的最終理想，利用講課的機會散布各種反黨言論，構成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道奇特“風景”，被愛國網民恰當地概括為“黨校教授反黨”現象。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嚴重破壞了黨的團結，損害了中央權威，渙散了黨內外群眾的思想，對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危害極大。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周新城教授，長期以來致力于和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作斗爭，寫了大量文章，體現了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深厚的理論素養和一位老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赤膽忠心及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從今天開始，我們將陸續編發周教授的文章，敬請廣大讀者關注。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周新城教授2006年批王長江文章

　　《北京日報》2006年6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改造我們的思維方式》。這篇東西不久前刊載在《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上，作者稍作修改，又重新發表出來，可見作者對此文的重視。作者是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想來，他在培養高級干部的講壇上，就是把這樣改造過的“思維方式”灌輸給學員的。所以，這篇文章值得我們高度注意。

　　 作者是怎樣“改造思維方式”的呢？簡單說來，是這樣三條：

　　第一，放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思維，轉為“兩者交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狀態”的思維；

　　第二，放棄“階級定性的思維”，轉為“淡化意識形態”、“階級調和”的思維；

　　第三，放棄“淡化”不同階級之間共性的“革命黨”思維，轉為顧及不同階級利益的、從而“不同執政黨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的“執政黨思維”。

　　 據說，只有這樣“改造思維方式”，“才能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讀完這篇文章，令人不禁想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叛徒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他也是打出改造思維方式的旗號，把蘇聯共產黨搞得思想混亂、組織渙散，進而導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這樣的歷史性悲劇。把作者的《改造我們的思維方式》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對比一下，兩者如出一轍。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作者提倡的思維方式的實質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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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能夠相互交匯、相互兼容嗎？

　　作者批評說，

　　“每遇到一些重大理論實踐問題而難以找到答案時，重新回到‘姓社姓資’的詰問，仍是不少人的習慣性思維。”這種“簡單化和僵化的思維方式”，“曾經令我們付出慘痛歷史代價”。

　　作者說，

　　“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或以計劃經濟為唯一模式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都已經難以在實踐中立足。”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理論和實踐“某種相互交匯的過程”，出現了“第三種狀態”，即“兩者交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狀態”。只有具備了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被淘汰。”

　　兩種社會制度相互融合這種論斷，并不是作者的“創新”，而是他拾了戈爾巴喬夫的牙慧。十六年前，戈爾巴喬夫就說過：

　　“資本主義現在遠不是從前的資本主義了，而社會主義，正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樣，已經不再否定、不再拒絕其它社會已經做到的或者正在做出的一切，而是要掌握和利用人類的思想和實踐所取得的最美好的事物。”

　　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主義因素也越來越多，“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諸如公有制、計劃化、社會保障，在某種程度范圍內已經成了先進的西方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部分。現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行動的成果。”

　　而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改革正在學習和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優秀的東西。兩者越來越走到一起了，“因此，無論從政治中還是意識形態中我們都要取消‘敵人形象’。”

　　作者的思維方式同戈爾巴喬夫是一樣的，甚至連語言都差不多。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帶來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了，無需贅述。如果我們黨接受作者的“思維方式”，那會導致什么結果，似乎也不用猜測了。但是我們還需要從理論上作一點分析，因為作者這一套“思維方式”還頗能迷惑人。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種社會制度。從制度上來分析這兩種社會之間的關系，必須區分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運行機制，一是基本制度。從運行機制層次來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確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兩者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比如，無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兩者都是社會化大生產占主導地位，因而都需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一般的要求進行管理，企業的經營方式、管理辦法是可以相互借鑒的；兩者都是商品經濟，因而都要遵循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的客觀要求進行運轉。由于資本主義的歷史悠久，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以列寧和毛澤東都十分強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建設的時候必須認真學習和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有益的東西。列寧說：“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他甚至提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毛澤東也是這樣看的。他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強調，我們必須“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該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鄧小平提出的對外開放，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他認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在有共性的地方，兩種社會制度的確可以、而且實際上也在相互學習和借鑒。否認這一點，是不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

　　但是，兩種社會制度的共性終究只是現象層面上的，從基本制度層次、也就是從本質層面上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而不可能相互學習，更不可能融合。毛澤東說過：“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在現象上是沒有區別的，只在本質上有區別，這就是內部的區別。”而“質是現象的定性，規定現象之特殊個性，因此使各現象能互相區別。”社會主義是在推翻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作為兩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基本制度方面有著原則的區別。

　　在政治上，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處于領導地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在經濟上，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剝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是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

　　在思想上，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資本主義則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占統治地位。

　　正因為有這樣的原則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才成為兩種社會制度。兩者之間是一種取代關系：或者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就叫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蘇聯的十月革命、中國的革命總體上干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或者在階級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的特殊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里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所取代，像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那樣。這兩種情況，歷史上都出現過。在基本制度層次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者“相互交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況。

　　在現實生活中，資產階級也不允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始終把消滅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帝國主義就糾集14國用武力入侵俄羅斯，企圖把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軍事、經濟實力傾巢侵犯蘇聯，妄圖消滅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武力進攻未能得逞的情況下，西方國家改變策略，轉而采用和平演變的方式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正是標志著和平演變的得手。隨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了中國，對中國加緊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正如鄧小平指出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地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時候，作者卻說不要問“姓社姓資”，宣傳兩者“相互交匯”，這種思維方式，客觀上從思想上解除了人們的武裝，配合了西方國家推行“西化”“分化”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像作者那樣擺脫“姓社姓資”的思維方式，其政治后果就是如此！

　　順便說一下，作者提出一個新概念：“以計劃經濟為唯一模式的科學社會主義”。按照鄧小平理論，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究竟采用那種方法、手段，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進行選擇。在我們建國初期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采取計劃經濟這種方法、手段，有其歷史的由來，曾經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條件的變化，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客觀上提出了把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改革的要求。因此，決不能把科學社會主義同計劃經濟聯系在一起，不能說實行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作者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是不符合鄧小平理論的。現在有一種傾向：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不便直接否定社會主義，就用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的代名詞，借批判計劃經濟來否定社會主義。作者用的就是這種手法。

　　在階級社會里能夠放棄“階級定性”的思維方式嗎？

　　作者提出，

　　人類對解決社會發展的難題的探索，有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階級定性”的思維方式，即“把所有的思想和觀點分為‘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或‘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兩大類，進而把它作為判斷這些思想、觀點是‘左’還是‘右’、是正確還是謬誤、是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

　　“另一種是淡化意識形態的思維，即不給這些思想和觀點定性，尤其不強調它們的階級性（當然有時也往往是有意識地模糊這種階級性）。”

　　兩種思維方式一直處在此消彼長的狀態。但“以階級定性來思考問題的方法并沒有戰勝用階級調和來思考問題的方法”。“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情況進一步逆轉：用前一種思維方式來處理問題的共產黨，陣地不斷收縮，而后者的陣地不斷擴大，出現了‘資進社退’、‘資攻社守’的格局。”這就是階級定性的思維方式之過。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能不能放棄階級分析方法，能不能用階級調和的思維來處理問題；一是蘇聯東歐劇變、以至社會主義跌入低潮（即作者說的“資進社退”、“資攻社守”）的原因是什么，是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造成的，還是階級調和觀點造成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開宗明義宣布：“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不可或缺的內容。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紛繁而又不斷更換的現象，似乎混沌一片，無法把握。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提示的結論，并且徹底貫徹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和偉大動力，因而階級斗爭理論是了解和把握階級社會發展的鑰匙。所以，“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劃分為階級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在談到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只要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列寧的這一論斷就不會過時。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

　　應該看到，在當前，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還十分激烈。觀察意識形態的斗爭，不能不分清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這是判斷一種思想、觀點正確與否的基本標準。這種區分是客觀的現實，不是“改造思維方式”就能否定得了的。正如列寧指出的：“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他還說：“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在思想政治領域淡化“姓社姓資”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也不符合客觀實際。

　　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堅持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江澤民總結了當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國內改革開放出現的新情況，在2000年6月28日召開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這一論斷對分析當前國際國內一系列重大問題具有指導意義。

　　我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斗爭已經過去，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就是一個例證。就拿最近發生的事來說吧。有一位“著名教授”在2006年3月的“西山會議”上，公開叫嚷共產黨執政不具備合法性，要求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主張軍隊國家化等等。他認為這套主張不應該掩掩蓋蓋，而要“圖窮匕首見”，拋去包裹匕首的地圖，公開說出來。這樣赤裸裸地要求共產黨a下臺，要求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主張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難道還不能說明階級斗爭就在眼前！怎么能閉著眼睛反對“階級定性”的思維方式呢？

　　從國際上看，這種階級斗爭更為明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刻也沒有放松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正在進行著激烈的斗爭。正如列寧指出的：“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后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就是這種激烈斗爭的很好證明。蘇東劇變這場激烈階級斗爭的塵埃剛剛落定，難道我們轉眼就忘懷了，就要否定“階級定性”的思維方式嗎？

　　另一個問題是蘇東劇變的原因。

　　照作者的說法，

　　蘇聯東歐國家之所以發生劇變，是因為堅持階級定性的分析方法，思維僵化，仿佛運用階級調和的思維方式就可以保住政權。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親手葬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戈爾巴喬夫是竭力反對階級觀點，淡化意識形態、主張階級調和的。他認為，

　　黨的指導思想是“堅決拋棄同全人類共同價值相對立的”“階級立場”，主張超階級的“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

　　正是在這種淡化“階級定性”的階級調和的思想指導下，在階級敵人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使得蘇聯共產黨看不清楚斗爭的實質，不能針鋒相對地進行斗爭，而采取調和、妥協的辦法，結果步步退讓，最終拱手讓出政權，導致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而蘇東劇變使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了低潮，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事實表明，正是放棄“階級定性”的思維，在“階級調和”思維的指導下葬送了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使得社會主義的“陣地不斷縮小”。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壟斷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敏感性。最后一任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就是一個例子。他在《蘇聯解體親歷記》里寫道：“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也就隨之消失。”他進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漸修正或廢除這一理論的種種跡象。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只要共產黨堅持階級斗爭不放，就很難想象共產黨會輕易放棄政權上的壟斷地位，或者容忍黨內派別羽翼豐滿。因此，改變蘇聯國內政策的風險很大。”正因為這樣，他密切注視著蘇共內部有關階級斗爭理論的爭論，哪怕是從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信息也不放過。而且他通過外交活動，含蓄地表示：“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理論會使兩國之間的關系改善變得步履艱難。”他公開支持像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這樣一些主張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的人。馬特洛克明確表示：“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所以，當爾巴喬夫1988年12月在聯大發表講話，宣布把全人類共同利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馬特洛克放心了，因為他完全確認：戈爾巴喬夫已“明確無誤地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

　　馬特洛克的確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從根本上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從而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他準確地把握了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就預感到蘇聯很快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社會，即美國可以認可的社會，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事實已經證明，馬特洛克的這一預感的理論邏輯是對的。

　　不能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馬特洛克比像作者這樣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要高明得多，要切合實際得多。鼓吹我們的思維方式要從“階級定性”改造為“階級調和”，不過是照搬戈爾巴喬夫那一套，其政治后果是什么，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

　　評所謂的“執政黨思維方式”

　　作者提出，要從“革命黨思維”轉變到“執政黨思維”。毫無疑問，隨著面臨的歷史任務的變化，黨的思維方式也應該相應地發生變化。問題在于，作者的“執政黨思維”是什么呢？他說：

　　“執政黨擔起了行使公共權力的責任，和政府有了共同的目標，即整合國家和社會，并推動其發展。首先，我們不能不承認，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不是一個，而是多個；不是一個單一的階級，而是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其次，無論是什么樣的黨執政，都有一個如何科學地運用手中的權利、使自己得到大多數公眾擁護的問題。這樣一來，各種不同性質的執政黨之間就有了相互學習借鑒的很大空間。僅僅這兩條，就強烈地需要我們從狹隘的意識形態束縛中擺脫出來。”

　　作者說得不大明白，欲言又止。例如，推動社會發展的“社會階層”究竟是哪些階層？應該擺脫什么樣的意識形態束縛，應該向哪些執政黨學習？實際上作者提出的是這樣兩條：

　　第一，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就不能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而應該代表各個階級的利益，因為各個階級都推動社會的發展；

　　第二，要從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這種狹隘的意識形態束縛中解脫出來，向執政的、主張階級調和的社會民主黨學習。

　　共產黨，無論它是處于奪取政權的環境，還是已經處于執政地位，始終是工人階級政黨，它的唯一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的基本原理，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恩格斯指出，在任何國家里，黨必須“具有明顯的工人階級的性質”，“拋棄這種性質，就只有宗派和欺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堅決反對修正主義分子把黨由工人階級政黨改為“全民黨”的意圖和實踐。但是，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因此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并不是一個狹隘的宗派組織，它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十分注意團結一切中間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集中力量打擊阻礙社會發展的反動勢力。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區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指出，除了少數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外，在人民內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實行“統籌兼顧、統一安排”的方針，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的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做出各種適當的安排，“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這一思想，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根本不需要、也不應該“改造”。

　　作者提出，“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因而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需要淡化一個階級的利益，必須考慮到其他階級的利益，這樣執政的基礎才能擴大，執政地位才能鞏固。對這個問題需要作具體分析。首先，目前，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國際國內還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對于處心積慮要搞垮我們的敵對階級，我們必須進行堅決的斗爭。我們同敵對勢力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所以，決不能像作者想象的那樣，處于執政地位就要考慮所有階級的利益。其次，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分清依靠力量、團結力量。認清這一點，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前提。我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堅力量是廣大勞動人民，他們是黨的依靠力量，我們黨必須堅定地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一切擁護、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都是我們的團結對象。在人民內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同階級的共同利益所在，共產黨也應該堅定地代表這種共同利益，也就是說，要照顧到屬于人民范疇的各個階級的利益。但是，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參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同階級、階層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他們之間的利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們必須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注意協調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引導屬于非勞動人民的各個階級、階層的活動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公有制與非公制的主次地位不容顛倒。要堅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并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既保證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又發揮各種經濟成分對發展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只有看到人民內部不同階級之間利益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統籌兼顧，妥善處理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才能保證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沿著正確道路前進。這需要十分高超的領導藝術。作者那樣“改造思維方式”，只強調共同利益，忽視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差別，是無助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

　　作者提出要“擺脫意識形態束縛”，他沒有明確說是什么意識形態，但從上下文的意思來推測，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定性”思維方式，他把這叫做“失去生命力的”“原教旨主義”，其“陣地不斷縮小”；作者提出要向不同性質的執政黨學習，他也沒有明確說是向什么黨學習，但從上下文看，指的是執政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他認為主張階級調和、淡化意識形態的社會黨的“陣地不斷擴大”。

放棄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了。這里著重談一下，作者貶損共產黨的歷史、吹捧社會黨的“成績”的論斷，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蘇東劇變的時候，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宣布改變黨的性質，把黨的名稱改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戈爾巴喬夫也主張把蘇聯共產黨改名為社會民主黨，只是因為局勢變化太快，沒等改名，蘇共就被解散了），一時間社會黨國際歡欣鼓舞，認為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不行了，社會黨、階級調和的理論可以大行其道了。然而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新保守主義占了上風，作為資本主義左翼的社會黨并不吃香，不要說蘇聯東歐國家的由共產黨改名而來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紛紛被逐出政壇，即使歐洲已經執政的社會黨也大多數丟失了政權，淪為在野黨。很明顯，對資本主義做點改良的理論和實踐是經不起歷史的檢驗的。改良主義只能充當資本主義的伙計，資產階級需要時拉來幫幫忙，不需要了就一腳踢開。與此同時，中國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通過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威力。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在蘇東劇變、社會主義跌入低潮的形勢面前，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發生了動搖，以至提出要“改造思維方式”，從馬克思主義轉為改良主義，從共產黨轉到社會黨一邊。這“改造思維方式”并不是什么“創新”，而是販賣改良主義那一套，這是一種倒退行為。

　　現在，在我國國內，出現了一種傾向：打著“不同性質的執政黨相互學習借鑒”的旗號，鼓吹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化。其實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干的。他說：

　　“我國對外部世界是開放的，為的是研究和利用他人經驗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在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中，我們看到了許多有意義的、富有啟發的內容。我確信，由于社會主義國家中深刻的變化以及社會民主黨內的進程，我們正變得彼此接近起來。”

　　“今天，在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從前是他們分裂的鴻溝。”共產黨正在批判自己的錯誤，對十月革命、共產主義運動進行重新思考和改造，因而共產黨與社會黨之間“不僅在政治立場上而且在世界觀立場上都接近了。”

　　戈爾巴喬夫通過向社會黨學習，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邁過了“思維鴻溝”，提出了“新思維”，也就是社會黨的思維。正是在“新思維”的指導下，蘇聯發生了從共產黨到社會黨、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急劇變化。這一教訓，難道不應該讓熱衷于向社會黨學習的某些人引以為戒嗎！

　　我們主張在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政黨建立聯系，進行交流。社會黨是資產階級政黨的左翼，在國際關系的許多問題上我們可以同他們進行合作，他們在執政期間為加強執政地位而采取的某些具體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但是，在同社會黨進行合作、交流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共產黨與社會黨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政黨，不要抹煞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原則區別，更不能借口相互學習，否定自己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吹捧社會黨的改良主義理論和政策，甚至妄圖通過“改造思維方式”實現共產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化。這是現實的危險，必須高度警惕。

[1]在《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上發表時，作者還申明，這不是“趨同”，但講不出理由。在《北京日報》上再發表時，也許感到實在太勉強了，就把這句話刪去了。

[2]戈爾巴喬夫、勃蘭特等著：《未來的社會主義》，第19、2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

[3]《列寧全集》，第34卷，第2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列寧選集》，第3卷，第4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第8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8]《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第9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列寧選集》，第4卷，第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列寧全集》，第6卷，第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