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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文學‘官’不大，但他在基層做的是鞏固執政黨基礎的事，意義巨大。”這是周建琨的評價。

　　我多次去訪問過周建琨書記。我也告訴他，我仿佛是頭一次這樣清晰地感到我不是在寫一篇文章，我好像是不知不覺地被吸引，在參與做一件事。

　　我說我曾經看到有“專家”說，華西村、南街村是特例，不可復制。我在關心，塘約村能復制嗎？

　　周建琨說，我們在塘約開了有全市各區縣、各鄉鎮主要領導人參加的現場觀摩會，就是想做這件事。但是，并不是沒有阻力，不是我們開了會，就“雨后春筍”。

　　我問，阻力主要來自哪里？

　　他說，認識問題，是一個阻力，可能是最大的阻力。

　　我問，怎么說？

　　他說，是不是認識到我們曾經做過的工作存在問題，是不是真正認識到塘約道路的好處，如果認識不到，怎么去改進？

　　我問，怎么才能認識到呢？

　　他說，調查研究，非常重要！

　　“我們專門印了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發給機關和縣鄉領導干部。”他讓秘書拿來一本。我看到這本特別印制的單行本，暗自感到決定印這篇《尋烏調查》并不簡單。

　　他說，毛澤東當年沒有寫作班子，靠腿，靠自己去搞調研。沉下去，把底層的情況搞清楚了，把百姓的愿望搞清楚了，對癥下藥，才能解決問題。我們現在有時間有車子，可是，有幾個干部做到深入基層去調查研究？

　　他說，我也在想，塘約的紅旗能打多久？其他村怎么擺脫貧困？塘約的路子，究竟有沒有生命力，有沒有成長性？

　　我聽了他直率的表述，對他直面問題的思索，油然而生敬意。

　　二、為什么不能靠大戶，為什么要發揮全體人民的力量？

　　他說我們搞了這么多年扶貧，產業扶貧（支持貧困村搞某項產業），基礎設施扶貧（支持水、電、路建設，危房改造等），大戶領頭扶貧，公司扶貧（外來公司+農戶的合作模式）等等，可是，還有很多貧困戶。塘約一年時間就脫貧了。究竟靠什么？

　　“要靠全體人民的力量發揮出來，不只是靠大戶。讓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體村民，才會產生村民自身的內生動力，塘約就是這樣。這應該是最重要的。”他說。

　　然后回顧，以往是按什么思路做的呢？

　　一般認為，使用扶貧資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怎樣才能見效益？有個產業，有個項目，即使種菜、養雞，也要成規模，那就要有能人、有大戶領頭。于是，扶貧資金向有能力、有技術的傾斜。通過大戶來帶動，通常一個項目覆蓋二三十戶，成立個專業合作社。

　　我告訴周書記，在采訪中，我已知道，塘約所在的平壩區，2015年底，經工商部門登記的專業合作社有210個，共有成員2571人。然后我把我采訪本里的數據讀給周書記聽：按產業類別分，糧食類有5個，蔬菜類52個，水果類26個，營銷類13個，中藥材類4個，林業5個，生態畜牧17個，等等。為使這些合作社見效益，政府不同程度地給予幫扶，2015年平壩區專業合作社獲得財政扶持1349萬元。

　　周建琨說，是這個情況。

　　然后我們探討，應該說，專業性合作社，不同程度地把單家獨戶的農民聯合起來，也是進步。不論哪一種合作社，當然是為了更有效地發展經濟，盈利致富。但專業性合作社一般是“強強聯合”的產物，能人、大戶是強的，強的選強的，經過這樣的選擇，可以使富的更富，窮的就更窮了。

　　假如深問一句：這究竟是扶貧，還是幫富？

　　可是，多年來，批判“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去幫助貧困的人，一直是這樣的思路。

　　有沒有富起來去幫窮的呢？也有，極少。從整體上看，并沒有出現“富起來去幫窮”的現象。為什么？

　　我說，這里有一種社會性的心理趨向吧，當社會人心處在追富逐利的心理狀態，富人還想更富，就很難產生富幫窮。愿不愿意助人，關乎精神，而不是金錢。有人說，雷鋒只能產生在樂于助人的社會，一個追富逐利的年代則會有人嘲笑雷鋒。所以，最重要的不在于有沒有“富幫窮”，而是追富逐利的社會趨向，堪憂。

　　周建琨說：“我們做了這么多年，也應該能夠總結了。習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我們現在要真正落實到把每一分錢投向最貧困的群體。”

　　我說，你把“認識問題”看作是最大的阻力，是不是說，如果沒有認識到怎樣才能真正對農民有利，就不可能對癥下藥解決問題。

　　他說，是的，所以說深化改革要繼續解放思想。

　　三、如何發揮人民力量，要克服什么阻力？

　　話題再回到塘約村。我說，平壩全區專業合作社成員總共才2571人，這是按一戶一人統計的。其中運行中的合作社122個，空殼的有88個，那實際存在的就沒有那么多戶了。塘約“村社一體”的合作社，一個社就921戶，3300余人。左文學曾深有體會地說：“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資源好，人民資源最好。”人皆有內生動力，問題是能不能發揮出來，一旦在集體中發揮出來形成規模力量，人口就不是負擔，而是最好的資源。

　　周建琨說，2015年6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這是涉及武陵山、烏蒙山、滇桂黔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的座談會。總書記講扶貧開發進入攻堅拔寨沖刺期，講形勢逼人，形勢不等人，講要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總書記講扶貧，還使用了“掛圖作戰”、“背水一戰”、“決戰決勝”等用語，多是軍事用語。為什么講攻堅拔寨？我們安順就有許多貧困村寨，消除貧困確實到了要去“攻堅拔寨”的時刻。塘約的貢獻，在于它把人組織起來，把外出打工的人吸引回來，使貧困人口成為脫貧的最好的資源，這了不起。

　　“貧困人口，目前，貴州省最多。”周建琨說，“不是之一，是全國最多。真是形勢逼人。”他說僅從脫貧考慮，我們也認為推廣塘約有很大意義。塘約有一系列組織措施，有制度，就是大大鞏固了的集體所有制，它能夠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要是沒這些，通過扶貧使他脫貧了，他也可能返貧。要扶持農民內在的創造力，使他發揮出來。所以我們認為，推廣塘約道路，就是最大的扶貧資源。”

　　我問，那，還有什么阻力？

　　周建琨說，我們剛才談到的專業合作社，領頭人都是能人，也就是我們一直講的致富帶頭人。村里比較有能力的人多是村支兩委成員，有不少專業合作社的領導人就是村委委員，也有的就是村支書和村主任。我們的貧困村寨，絕大多數農戶是很貧困的。左文學搞的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是把全體村民吸收進來。如果這么搞，在村支兩委、在有些村支書和村主任那里就有阻力。為什么？有句話說：“要動到他的奶酪了。”

　　我說我聽懂了，說到底，為什么人的問題，還是根本問題。

　　他說，我最近就一直在想，塘約這條路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一群有能力和比較有能力的黨員干部沒有落下最貧困的人，他們把全村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單打獨斗可能產生一個人的富翁，組織起來才能同步小康。安順有1007個村，這是指行政村，算自然村寨就有上萬個。我們在想，爭取用一年時間，首先消除“空殼村”。

　　我一震，插話：“您是說，用一年時間消除空殼村？能嗎？”

　　建琨書記沒有直接回答，他說：“不管怎么說，空殼村不是社會主義，空殼村辦不成事。讓村集體有經濟，把人重新組織起來，才能把外出的人吸引回來，才有人氣，才能改變貧困。塘約村黨支部是這么做的，團結全體村民，不落下一家貧困戶。這就是不忘初心，就是在厚植根基，筑牢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建琨書記建議我再去聽聽安順市政策研究部門的干部是怎么看這些的，還可以再聽聽基層領導干部的看法。

　　四、被現代化忽略的窮鄉僻壤：成為集體化道路的起點

　　我于是訪問了安順市委常務副秘書長張持彬，他那里能較多地掌握安順全市多方面的情況。還訪問了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羅吉紅，市農委主任丁乃奇。還有平壩區委書記蘆忠于，樂平鎮黨委書記馬松。訪談是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分別進行的。

　　我對他們有的已經認識，有的還不熟悉，他們說話時我不便打斷，只是籠統地記下來。下面的記述多數情況下用“他們說”來表述，無法具體到誰說。有些則是相同的看法，合并表述。

　　他們也回顧了專業合作社的情況，講到有“大戶加一般農戶”、“公司加農戶”的種種形式，也出現過專業公司為拿到扶貧項目，把農戶名字造成花名冊，套取扶貧資金這樣的事。為什么專業合作社也有“空殼社”呢？其中就有套取扶貧資金后剩下的“空殼社”；或者主要目的是為了得到扶貧資金，并沒有很認真去做合作社，導致專業性合作社名存實亡；還有的因經驗不足做失敗了。“空殼社”約占到三至四成。

　　這些專業合作社的領頭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兩委委員，也有村支書和村主任。要推廣塘約道路，他們中約80%的人會不同程度地成為阻力。

　　平壩區委蘆忠于書記還講到，1加1大于2，組織起來力量大，這是肯定的。公司加農戶、大戶加農戶的形式，已經是一種整合。但，公司與大戶都是強勢，農戶是弱勢，由于市場經濟的趨利特征，強勢對弱勢都有較強的剝奪能力。以村集體的形式組織的合作社，與外來公司合作項目，村集體更有能力與外來公司談判，從而可以較好地保障村民利益。

　　關于專業化合作社的分布情況，他們說，目前越邊遠越窮的地方，越少專業合作社，有一些自然條件很差的村，連一個專業合作社都沒有。以往也認為他們更沒有能力做產業。他們自己也沒有信心，感覺這個社會都在講科學技術、講產業，外面的社會熱熱鬧鬧了，他們就像是被科學技術，被現代社會拋棄的人。

　　他們說的這些情況，給我印象很深。幾十年來，在我們認認真真地說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認認真真地極端重視高新技術，認認真真地招商引資的時候，農村先前有的青年科研小組消失了，先前曾有的科普功能、科技推廣功能離這些邊遠山地更加遙遠。山民、寨民，論科技沒科技，論資本沒資本，論市場沒市場，他們猶如困在孤島，在經受著科學技術的壓迫和孤立。孩子們年歲稍長就逃離家鄉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樣陌生，埋伏著怎樣的陷阱，有人群如流、霓虹燈閃閃的地方，就總能掙到飯吃。這些遠山遠水，如今還有爺爺、奶奶留守，等到他們去世，那家鄉將不止是“空殼村”，而會變成無人村。

　　樂平鎮馬松書記說：“我們正在研究，準備從最邊遠最窮的兩個村做起，先培訓干部，向塘約學習怎么起步。”

　　我說：我看到有文章說，我國一些地方自然條件極差，文化教育落后等客觀因素，各地農民對集體經營的認識不同，由家庭經營走向集體經營，要在群眾覺悟的條件下實施，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你怎么看？

　　馬松書記說：其實，越貧困的群眾，越容易覺悟。越是貧困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組織起來。

　　我說：你是說，貧窮不是阻力。

　　馬松：對。走集體化道路，貧窮不是阻力。先富起來的，可能成為阻力。

　　我說：可不可以這樣認為，那些最貧困的地方，農民再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失去了，組織起來，抱團發展，相互取暖，才有希望。

　　馬松：是的，就是這樣。

　　正是在這次交談中，馬松書記說：“農民是用眼睛選擇前途的。”跟塘約相鄰的大屯村，歷史上自然條件一直比塘約好，解放初大屯有公辦小學時，塘約還沒有。現在大屯村陸續有幾十戶、幾十戶農民自發地把確權的土地流轉到塘約，就因為看到了塘約道路的好處。塘約好在哪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

　　也是在這次交談中，馬松書記說，我們正在商討，準備嘗試建立“八村+塘約”的“合作聯社”，八村是指塘約周邊的八個行政村。可以在實踐中選擇人才，組建高水平的管理團隊來統籌九個村的農業，統籌市場，以及其他專業公司。

　　我們的訪談，更像是小型討論。

　　一致的看法是，塘約經驗，可學習的地方是多方面的。

　　可學習之一，有利于集中閑置資源，把現有的資源整合好，讓資源發揮到最佳程度。可學習之二，整合資源中就要選準產業，組建專業團隊去做，如塘約組建的專業公司。在這兩點之上，塘約黨支部在加強農村黨組織方面所作的建設及其發揮的作為，是值得所有農村黨支部學習的。

　　總起來說，大家得出這樣一些共識——

　　訪談中，大家也不約而同地談到，以村集體形式組織的合作社，對村合作社領導者拒腐蝕、保持清廉，一心為公的素質，要求高。否則問題就會出在村合作社領導人身上，一旦被賄賂，就成為出賣村民利益的人。

　　在現實中，也有干部說，左文學這樣的村支書不好找。走塘約道路行不行，更取決于領導干部。不少農民對現在村干部平時的作為看在眼里，對他們有懷疑：你能帶領嗎？別連我原來土地確權的錢都付不出來，那還不如單干。

　　然后談到“老支書精神”并沒有失傳，現任支書里有陳大興、左文學，也還有其他優秀的中青年黨支書。走塘約道路，要打破左文學迷信，不是其他村沒有左文學就做不成，而是要去善于發現這個村的左文學，支持他、培養他。

　　回顧一下，左文學被村民選為村主任之前，就是個放牛的。老支書陳萬德在病床上，把整個村莊托付給陳大興的時候，陳大興連黨員都不是。應該說，在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的地方，有群眾的信任，有各級黨組織的支持（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會有左文學。事實上，左文學，陳大興，以及他們的前輩房學凱、陳萬德，都是在為眾人服務的事業中錘煉成優秀的黨支書。

　　我想，我還應該寫下，不論他們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們已經想到了。即使是夢想，這夢想的陽光已經照亮了他們貧困的山寨。

　　最后，我還應該記下，我訪問安順市曾永濤市長時，曾市長的一席談。我與曾永濤市長已有多次會面，這次是我把初稿交給他審查之后，他細讀完了，我去拜訪他。這次交談，曾市長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意見，我聽了，直覺就是激動人心。

　　他說：“看了，思緒萬千，感慨萬千！既陌生，又親切。”

　　他說，塘約的變化，去年就突顯出來了。我們感到這是實踐倒逼回來，逼我們要去學習。既教了我們怎么做，也點醒我們去思考問題。

　　他說，在現代經營體系下，散兵游勇，形不成勢，做什么都強不了，長不大。這本來不是一個很難想到的問題。組織起來，顯然力量更大，是可持續的，這還有什么疑問嗎！這就要求我們市委、市政府要在統一思想中進一步解放思想。

　　他說，建琨花了很多心血，他也抓得很細，很認真；對基層很有感情，要求也很嚴。為支持塘約鞏固提升，繼續發展，今年市委定我掛這個村。

　　他說，一場大水把塘約淹了，本來是壞事，結果壞事變好事了。這里有一種精神，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氣概。不再苦熬、苦等、苦靠，而是組織起來自己救自己。我們給了一點點東西（水泥、鋼筋等災后重建物資），他們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無窮的。

　　“這是什么精神，這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他又補充說，“自力更生，難道不是我們曾經熟悉的嗎？怎么現在好像陌生了呢？所以說‘既陌生，又親切’，這種感覺也是多方面的。”

　　他接著說：“物質的貧困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貧困。”

　　塘約村蓮藕種植基地

　　他說，塘約這條路，對市、縣、鄉、鎮、村都有激勵，能夠激勵大家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塘約的精神面貌變了。干部、群眾的精神面貌變了，鄉村也精神了。

　　他說，塘約的實踐，喚醒了兩大資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資源，二是人的內在資源。

　　能不能推廣？

　　他說，雖然我們在塘約村開了觀摩現場會，但我也擔心，區縣鄉鎮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我還要下去調研，跟他們談心交心。是榜樣，就要起到帶動作用。不能是盆景，要成森林。干部要在干中學，事業是在干中做出來的。就像打仗一樣，坐在板凳上好像都行，打起來行不行？

　　他說，看干部，不能光看他的嘴，要看他的腿。一看他有沒有深入到基層，二看他的立場站在哪里。

　　他說：要看路選對沒有，人選準沒有。要動起來，至少要有塘約的初級版。

　　我說：我在多年的采訪和寫作中，深深感到，推廣一個好典型，比發現、扶持一個好典型，更難，也更有意義。我寫過《智慧風暴》，科學家王選曾經說我國的科技成果“九死一生”，就是說90%沒有開發出來，那成果死了。科技成果只有開發出來，進入應用，形成社會化的商品，才算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這時候才是生產力，否則只是盆景，是紙上談兵。

　　如果確認道路選對了，即使這個榜樣還顯粗糙，不夠完美，也應該下大力去積極推廣。這樣，這個典型才有實際意義，不僅原有的榜樣可以在推廣中進一步成熟起來，還可能涌現出更多更好的新模范。

　　“是的。”曾永濤市長說，“無中都要生有。我們是有中生有，還做不到嗎？”

　　如今的塘約村

　　他接著說：“安順有1007個村，要是有500個村是這樣，那是什么概念！有800個村是這樣，又是什么概念！什么是經濟增長點？我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起來了，就是經濟增長點。”

　　（本文選自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后記；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