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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文學｜王宏甲：塘約道路

點擊：4112  作者：劉漢俊    來源：貴州日報  發布時間:2017-04-05 15:40:53

 

 

 

 塘約村貌

　　在一貧如洗的廢墟上

　　貴州省安順市有個塘約村，轄十個自然村，3300多人口，1400多個勞動力，外出打工最多時達到1100多人，是個典型的“空殼村”。2014年6月3日，該村遭遇一場百年未見的大洪水，田毀了，路毀了，一些房屋倒塌了，望著被洪水洗劫的家鄉，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滿腦子都在想一件事：現在怎么辦?

　　左文學小名二牛，這年四十三歲。

　　1991年，他二十歲外出打工半年，帶回1000多元錢。回鄉后種過藥材，失敗了。接著養豬，最多時養到60頭，前5年都賺錢，第6年一下就虧了。不甘心，改養牛。養了36頭牛，在鎮上縣里都很出名：“那個養牛的叫左二牛。”

　　2000年換屆，村里人選左文學當村主任。樂平鎮大屯片區總支書朱玉昌來村里找他談話，他說我在養牛，脫不開身。他的父親聽說后表示：他說了不算，等晚上開個家庭會。

　　當晚，父親主持家庭會，問兒媳婦：這個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兒媳說：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從來都沒攔著他。父親說：村干部要付出的，沒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兒媳問：咋支持?父親說：你就支持他兩點。一是他有事，隨時要走，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來找，端椅倒茶要及時，找你吵架，你也必須先倒茶。兒媳說可以。

 

 

      二牛說牛還在。父親說：沒必要老想著掙錢。蓋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張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飯。二牛說：現實中，沒錢，也挺難的。父親說：有生活就行了，到我這個年齡，給我錢也沒用。

　　父親又說：“村干部就像一棟房子要有幾根柱子，沒幾根靠得住的柱子，一個村莊撐不起來。你有機會給大家做點事，是福氣啊!”

　　聽起來這個父親是不是很有覺悟?他叫左俊榆，當過38年村支書。他對兒子的教導令我感到，這里有老一代支部書記心中仍存的理想，期望傳遞給兒子。

　　左文學把牛賣了，開始當村主任。這年他入了黨。2002年底任村支書。從那時到2014年，十多年過去了，他做了什么呢?當地有煤炭資源，他曾想給村里辦個煤廠，還想辦個木材加工廠，可是村集體是空殼的，沒啟動資金，連通知開個會都要左想右想。

　　今天，市領導問他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黨支部可以把人組織起來呀!這話比洪水之夜的電閃雷鳴更讓他震撼。當日他用手機通知“村支兩委”全體成員：今晚開會。

　　再一次選擇道路

　　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統一經營，這是在30多年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改革，是中國農民再一次選擇道路，選擇生活，選擇同步小康的發展方向。

　　2014年6月5日晚，“村支兩委”11位成員齊聚村委小樓。小樓還是改革開放前夕蓋的，已破舊不堪，屋頂滴滴答答漏雨。

　　“我想好了。”左文學說，“把全村辦成一個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責任田全部集中起來，由合作社統一經營。”

　　村是中國最基層、幅員最廣的地方，缺集體經濟，村就渙散了，社會就會缺乏堅實的基礎。現在左文學意識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辦個什么廠，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靠集體的力量抱團發展。 會議室熱鬧起來。11個委員，絕大多數都有打工的“奮斗史”。村主任彭遠科就曾到浙江打過4年工。他們幾乎一致的體會是，生產隊解體后，確實沒有人捆住你的手腳，他們也確實奮斗了、拼搏了，但是沒有人靠打工富起來，反倒是從前一家人團聚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村里落后的環境缺少人改造，變得村不村，組不組，家不家……議來議去達成一個共識：單打獨斗沒出路。

 

 

       2016年6月，來自全國中央、地方重點新聞網站，知名商業網站和省內新聞媒體的60余名記者共同見證了這個小山村在貴州脫貧“浪潮中”的蛻變。

　　左文學說他想明白了，第一步就要成立合作社，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來，搞規模經營。第二步就是調整產業結構，打工回來的人，可以組織起來搞建筑公司、運輸公司。

　　有人說：“把分下去的承包地再集中起來，是不是走回頭路啊?”左文學說：“以前那叫改革，現在這叫深化改革。”

　　仿佛是一種心中早有的愿望在這個夜晚蘇醒。會議最后決定：明后兩天做準備工作，第三天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對成立合作社一事進行公決。

　　6月8日上午，出太陽了。10個自然村寨的村民代表集中到塘約村本部開大會。左文學在會上反復強調一個原則：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最后投票公決，參會代表共86人，全票通過。

　　接著開展的土地確權流轉是一項艱巨、細致的工作，歷時10個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塘約村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制時，耕地面積一直是1572.5畝，這次通過用儀器測量和土法丈量后，確認全村耕地面積是4862畝。沒錯，多出了3289.5畝，而且是純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每一戶人的承包地都比從前多出一倍以上，確權后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資產性收入也增加一倍以上。左文學說：“之前全村有30%的土地撂荒，什么收入也沒有。流轉了就有收入，在外打工的也回來把土地流轉了，誰也不想落下。” 年齡最大的村委委員曹友明說：“農民把承包地之間的田坎界挖掉時，那種高興勁兒，跟土改時分到土地差不多。”

　　由于成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得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嶄新的變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如在外開車的回來了，組織起來竟有200多個駕駛員，成立了運輸公司。做木匠、泥水、電工、油漆的回來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筑公司。流水線上回來的女工有350人。農業專業隊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種上。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

　　七權同確

　　左文學把“全體村民所有”簡稱為“全民所有”。當村民在這個集體中體會著有尊嚴的勞動生活時，才有主人的地位，這是產生“內生動力”的真正的源泉。

　　2014年10月，安順市農委把塘約定為全市深化農村改革試點村，稱它“拉開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序幕”。

　　第二年春天，塘約已是貴州省農村產權“七權同確”第一村。哪“七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之外，還有林權、房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權、小水利工程產權。

　　有何意義?山林確權后，2000多畝林地正在逐步開發“林下養雞”。這是個200萬羽生態雞的規模。從前大集體時搞的小水利工程，流入小箐龍潭的水是完全無污染的山泉，合作社正籌建山泉水廠，并在下游搞了個占地30多畝的水上樂園。他們開始建設美麗家鄉。他們還著手在硐門前寨建一個大型現代養豬場，由此可建大型化糞池，與此配套，又新辟了600畝蔬菜基地，所種蔬菜直供城鎮學校的學生食堂。

 

 

       安順市總結塘約村的變革是這樣描述的：在這過程中，測量、勘定是村的行為，稱“確權”;頒證是政府行為，稱“賦權”;交易屬市場行為，稱“易權”。通過這“三權”促“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 鞏固了農村資源集體所有權，維護了農民土地承包權，放活了土地經營權。

　　塘約村目前實現了“一清七統”。“一清”是集體和個人產權分清了。“七統”是：全村土地統一規劃，產品統一種植銷售，資金統一使用管理，村務財務統一核算，干部統一使用，美麗鄉村統一規劃建設，禁止濫辦酒宴，紅白酒席統一辦理。

　　土地、山林、河流等資源歸誰所有，是一個千古都存在的問題，而且千古不乏刀兵相見。當今的“確權”和“流轉”，出現在我國深化改革的“現在進行時”，與之有關的遠不止是作為個體的農民。當地的專業大戶、外來資本，都可以成為農村資產“確權”后的“流轉”對象，而且比一般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農民，更有資本購買“確權”后的種種權益。

 

 

       至此我看到，“確權”是“流轉”的基礎，流轉給誰，才更為重要。一旦把承包地確權后的使用權出賣給大戶或外來老板，農民自身沒有了使用權，就剩下可以去打工的身份了。你在這里沒有主人的地位，且難以改變貧富差距。

　　塘約的“七權同確”，貴在步步為營，全是鞏固集體所有制，這正是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村民。塘約人因此對自己“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有更多的體制自信。左文學把“全體村民所有”簡稱為“全民所有”。當村民在這個集體中體會著有尊嚴的勞動生活時，才有主人的地位，這是產生“內生動力”的真正的源泉。 從人的意義上說，這是人的解放。

　　“紅九條”與“黑名單”

　　塘約的“紅九條”，每一條都是維護道德的底線，掉到底線以下，就是缺德，這是村民共識。抑制不良，弘揚正氣，不止關乎經濟建設，更寶貴的是人的精神建設。

　　中央八項規定六條禁令管住了干部，難道農民也有驚人的吃喝風?

　　鄉村辦酒五花八門，滿月酒、周歲酒、剃毛頭酒、生日酒、升學酒、訂婚酒、結婚酒、上壽酒、出殯酒、遷墳立碑酒，甚至母豬下崽酒，賭博輸了還辦個“落難消災酒”……

　　赴很多酒宴，把禮送出去了，也得找名目辦酒把錢收回來。收來了還得還出去。有人把請柬說成是“催款通知書”。誰都懂這是還不完的人情債。如此一直在惡性循環。

　　左文學做過一個調查，鋪張浪費、誤工損失，一筆一筆并不夸張地算給大家聽，最后那個數據是：僅濫辦酒席一項，塘約一年吃掉將近3000萬元!

　　“一個貧困村，一年自身損失近3000萬。要是拿這筆錢來扶貧，什么樣的項目才有這么大呢!”市領導對左文學說，“我們把它作為一個大扶貧工作來做，煞住濫辦酒，你這里開個頭，好不好?”

　　一同前來的樂平鎮馬松書記說：“要開頭，就拿我們整個鎮來開頭。不然，塘約壓力太大。”因為鄰村親戚辦酒，塘約人不能不去。

　　“跟風氣作斗爭”，怎么干?左文學苦想了幾天，想出一個村規民約七條。這七條，后來加了兩條，就成為“紅九條”。每一條都是警戒的紅線，誰踩了紅線，就被“拉黑”。

　　后加的兩條，一是“不孝敬父母，不奉養父母者”，二是“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加這兩條，當然是因這兩條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比如村里有人蓋了新房自己住進去，把老人放在破舊危房里不管。這樣的事，村里人都看不過去，就得有組織管。還有，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交給老人，老人管不了，孩子打傷了別人的孩子，派出所也管不了。怎么辦，誰來管呢?

　　“留守兒童”“空殼村”，都基于外出打工。支離破碎的生活，從四面八方都涌出問題來。塘約村試圖盡量地解決自己的問題。禁“濫辦酒席”也是九條之一。

　　重要的不只是禁止，而是應該怎么做。比如村里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只準許辦結婚酒和喪葬酒。由村集體提供餐具、廚具，以及廚師等服務人員為之免費操辦。為此村集體購置了8.76萬元的鍋碗瓢盆餐廚具。廚師和服務人員的工錢，也由村集體支付。酒席服務隊共有32人。

　　負責辦喪事的服務隊有36人。實行火葬，骨灰拿回來后出殯，有小棺木或大棺木。喪葬服務隊抬棺到墓地，掘坑，入土，包墳，全過程所有工作都是免費提供服務。服務隊的工錢由村集體支付。

　　左文學說：“我們村集體花了不到60萬元，堵住了過去村民濫辦酒席近3000萬元的損失。怎么說都太值得了。”

　　塘約為農戶統一操辦酒宴，也許是千秋未曾有過的鄉村故事。它告訴我，并非經濟發展了才出現濫辦酒席，而是越窮越辦，越辦越窮。這是很令人悲傷的。

　　人是要有點精神的。人心只想著賺錢，社會必有暴富，更有赤貧。窮民無奈，雖知酒宴泛濫誰都難逃“酒債”，仍不放過眼前操辦可立聚一筆錢。窮村便陷落在經濟與精神雙重貧困的泥沼。

　　儉樸自古與勤奮相系，責任與權益相鄰。堵住濫辦酒席之災，把被貧困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人心從沉溺中喚醒，才能找回淳樸鄉風。

　　怎么叫“拉黑”?違反九條中的任何一條，就列入“黑名單”管理。一旦列入，“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這是《公告》中寫明的。

　　什么時候才能取消對該戶的“黑名單”管理?制定的最短期限是3個月。戶主改正了，要在村民小組會上檢討，組委會5人簽字，報村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才恢復正常。審議通不過的，再延長3個月，直至村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塘約對村規民約的實施，一絲不茍，維護了村規民約及村民代表大會的權威。所有犯規違約的農戶最終都檢討，恢復正常。迄今，全村無一戶再踩紅線。

　　塘約的“紅九條”，每一條都是維護道德的底線，掉到底線以下，就是缺德，這是村民共識。“黑名單”管理看起來是以管的形式實施，實則是在建立新風，是村民共治共享。

　　這個村規民約給我們的啟示至少有三：其一，這里的村民共治是有民主的，人民民主。其二，民風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塘約“紅九條”所維護的道德底線，是在中國社會最基層重建鄉村規范和良好民風。其三，當人皆為自己謀而不管公共利益時，人就陷落在自私中。負能量彌漫，社會甚至會出現嘲笑和褻瀆優秀。因而抑制不良，弘揚正氣，不只關乎經濟建設，更寶貴的是人的精神建設。

　　中國大道路

　　組織起來的農村勞動力，是第一大資源;集中起來的農村土地，是第二大資源;上述兩大資源與市場結合，獲得綜合性大資源。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稱之制度性財富，因為這是從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去創造共同富裕，從而創造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塘約的意義，不僅在于按政策將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更在于“七權同確”樁樁件件都落實在鞏固集體所有制上，這正是在最基層筑牢共產黨的執政之基。

　　我看到了，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兩個支部發揮了巨大作用，一是黨支部建在連上，二是黨支部建在村里。塘約村的變化，就是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和上級黨委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

　　2014年大洪水洗劫塘約之前，塘約還是個二級貧困村，村集體經濟為“空殼”狀態。2015年人均收入超過8000元，2016年村集體經濟超過200萬元。這似乎不算驚人的成就，這卻是一個昔日貧困村的人民，剛剛從貧困泥淖中拔腿走出來的情景。是什么使塘約村迅速脫貧?追思重新組織起來的意義，我想可以這樣說：

　　一、組織起來的農村勞動力，是第一大資源。

　　二、集中起來的農村土地，是第二大資源。

　　三、上述兩大資源與市場結合，獲得綜合性大資源。

　　上述三點，都需要組織起來。今天，有哪里的農民不需要組織起來呢?如果仍然單家獨戶地耕種，個體農民在龐大而復雜的市場經濟面前只能被拋棄，被碾碎。如果不能把零散地塊里勞作的農民組織起來，就無法發展現代農業，永不可能改變貧困。

　　這是從生產力和經濟層面而言的，從精神方面看，農村集體所有制及社會主義制度，孕育出新中國最寶貴的精神性財富。稱之精神性財富，是指它超越貧富，具有不為貧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正是這種精神的存在，使社會主義制度發揮出優勢。假如社會是在人皆為自己發財致富而奔忙的狀況中，那就是另一種情形。“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也會被瓦解。從本質上說，新中國是靠最廣大的窮苦人民組織起來，才得以建立的國家。最廣大的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國之本。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保障我國全體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動搖的底線。

　　那么，塘約道路可推廣嗎，有哪些阻力?

　　樂平鎮黨委書記馬松說：“越貧困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組織起來。”我問：“你是說，貧窮不是阻力。”馬松：“對。走集體化道路，貧窮不是阻力。先富起來的，可能成為阻力。”

　　為什么呢?多年來的扶貧，一般認為，使用扶貧資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怎樣才能見效益?有個產業，有個項目，實施它則需要有能人、有大戶領頭。于是，扶貧資金向有能力、有技術的傾斜。通過大戶來帶動，通常一個項目覆蓋二三十戶，成立個專業合作社。這樣的專業合作社一般是“強強聯合”的產物，經過多年強強聯合后，村里窮的就更窮了。換言之，在貧困村里也出現了“兩極分化”。

　　面對現實狀況，習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要真正把扶貧資金落實到貧困戶，不能落下一戶一人。塘約“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正是不落下一戶一人。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場觸及靈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

　　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進而創造更好的社會。一個村莊最偉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只有在不忘初心的黨的領導下，聚全體村民共同發展，舉全村之力直至幫助最后一個貧困者脫貧，才是最大的政績。按國家扶貧標準，2015年我國還有7000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能全部脫貧意義將非常巨大。塘約道路的意義不止在脫貧上，它組織起來，團結互助，朝著同步小康發展的內在力量，值得高度重視。

　　王宏甲，當代文學家、學者，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有《新教育風暴》《智慧風暴》《人民觀》《讓自己誕生》等，為我國當代最著名的報告文學家之一。

　　名家點評

　　“塘約”是一種約定

　　“塘約”也可以理解成一種約定，一個由村里共產黨員帶頭、老百姓共同響應，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盟約。靠著這種約定，他們齊心協力共同奮斗，走出了一條中國農村脫貧攻堅的道路，一條實現富裕幸福夢想的道路，一條具有農村發展典型意義的道路。塘約道路既不同于華西村模式，也不同于小崗村模式，但兩者的成功經驗都在這里得到借鑒。

　　王宏甲通過塘約困惑、塘約經驗、塘約模式、塘約道路，講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基層的成功實踐。

　　中國道路、中國故事、中國力量，是王宏甲這部《塘約道路》最突出的三個主題，是對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生動注解和詮釋。

　　前兩年，王宏甲曾有一本《人民觀——一個民族的品質》一書，書里梳理了從堯舜禹、湯文武等中華先圣的民本思想，到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再到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觀，視野宏闊，思考深邃，思想性強。這部《塘約道路》可以說是《人民觀》的農村版、基層版、實踐版。人民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歷史舞臺的主角，是書寫歷史的主人、推動進步的主力，謳歌人民就是贊美英雄。我認為，王宏甲用他那飽含深情的筆，再一次為我們塑造了人民的群像、英雄的畫卷。

　　劉漢俊，中宣部宣傳輿情研究中心主任、《黨建》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著有《千年的槳聲》《文化的顏色》等文學作品集。

 

 (本文刊于貴州日報3月3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