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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俊華：一位種田大戶對中國農業的再思考

點擊：3900 作者：孔俊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2-06-29 09:42:15

【編者按】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回信勉勵種糧大戶指出，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對糧食生產，我一直都很關注，基層調研時也經常到田間地頭看一看。這些年，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舉措，就是要讓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讓種糧農民有錢掙、得實惠，日子越過越好。希望種糧大戶發揮規模經營優勢，積極應用現代農業科技，帶動廣大小農戶多種糧、種好糧，一起為國家糧食安全貢獻力量。

本文作者系一位流轉土地約2000畝的家庭農場經營者，他根據自己在實踐中的感受，曾于2017年初撰寫了《種田大戶對中國農業的深度思考》一文（發表于《農資導報》），引起強烈反響。本文則是作者在進一步思考的基礎上，于當年8月1日所寫的續篇，題為《種田大戶對中國農業的再思考》（發表于“農資與市場官微”）。雖已時過多年，農村狀況有了較大改觀，但文中所反映的基本問題和建議仍然值得重視。乘習總書記近日就研究吸收網民對黨的二十大相關工作意見建議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走好新形勢下的群眾路線，善于通過互聯網等各種渠道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更好傾聽民聲、尊重民意、順應民心”的東風，我院根據作者授權重新修訂發布此文，以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

一前言

《種田大戶對中國農業的深度思考》是我年初的一篇拙作，百度搜一下就能看到。一度反響強烈，跟帖不少，有點贊的，不乏溢美之詞，甚是感動；有吐槽的，說是以偏概全，河北省跟湖北省就不一樣，土地荒蕪的情況并不多見。還有一些觀點，可能是沒看完文章的原因，有點斷章取義，甚至開始扣帽子了，說是對土地、對農民沒有階級感情、想動農民的奶酪云云。

學術類文章，枯燥感是在所難免的，再加上文章確實有點長，一萬多字，沒看完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的大環境中，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而中國農業矛盾重重，舉步維艱，甚至是處于停滯乃至倒退的大背景下，“中國農業”是何等大的一個題目，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嗎？！

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大而言之，是為中國，希望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大國，更應是一個農業強國。小而言之，是為自己，國家的農業政策對路了，農業發達了，就會成就一個相得益彰的發展環境，也可以避免少走些彎路。

既然是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就不能溜須拍馬、歌功頌德的，就是要揭發和暴露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也許是人微言輕，也許是沒太迎合中國現行農業政策，這篇文章也就沒有引起行業內上層及國家高層的關注，也沒有引起國務院和農業部的重視。因此，有些失落，但并不氣餒！

感激鼓勵者和善意的批評者，感激對中國農業心存善念的有識之士，感激對土地對農村懷揣夢想和鄉愁的同仁，感激今日頭條一些媒體的約稿。作為一個現代農人，似乎又有些意猶未盡，更感覺是一種責任和義務。這更增添了我對《種田大戶對中國農業的再思考》寫作的動力。

為了能寫好這篇文章，拜讀了中國農業多位有影響專家學者的文章或論述，雖然視角和觀點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差異，甚至在中國農業誰唱主角等問題上還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但在中國農業發展方向這個問題上，似乎達成高度的一致：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高科技及現代化管理等模式所支撐的中國現代農業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也是中央所倡導的“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客觀要求，這樣不僅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糧食生產效率，提高中國糧食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且還會因基礎設施的改善而極大提高抵抗自然風險的能力。

遺憾的是，就現行農業土地體制的探討就不多見了，尤其是現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對中國現代農業的影響和制約更是諱莫如深，噤若寒蟬。的確，這是個超敏感的話題。

安徒生的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裝》大家都耳熟能詳，當達官顯貴們都在嘖嘖稱贊皇帝新裝時，忽然有一個不懂事的小孩說：皇帝沒穿衣服......。在當下都在給中國農業、中國農業政策唱贊歌的氛圍下，中國是否也需要這樣不懂事的小孩呢？

中國農業的主攻方向不是農家樂，不是采摘園，更不是一枝獨秀欣欣向榮的農業觀光園，這些都是“非農化”或“非糧化”傾向的東西。只有18億畝耕地所承載的中國糧食安全的種植業，才是中國農業的主攻方向。種植業又是如何定義的呢？

種植業：利用土地資源進行種植活動的部門。這樣說來，中國農業與土地資源有著多么密切的關系，而土地資源供給又是由土地政策和制度決定的，因此要想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首先得解決農業土地政策制度方面的問題。我不是要否定中國農業土地承包制度，這也是不可能的，只是階段不同了，需要適時作些調整，30年不變的土地承包制度是不是長了些？是否可以商榷一下呢？

二中國“三農”的現狀和困境

“農業弱、農村窮、農民苦”，這是不爭的事實。

“千軍萬馬奔他鄉，萬戶蕭疏鬼唱歌”這是當下農村常見的場景。

“三量齊增”的困境，中國糧食出現了生產量、進口量和庫存量三量齊增。

“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尷尬。因為國內大宗農產品價格已全面高于國際市場，大米、小麥、玉米等主糧價格均超過國際市場的50%，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的進口完稅價每噸大體比國內低1000元，導致糧棉油糖等進口不斷增加，出現了“邊進口、邊積壓”和“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現象。

“三不得利”，農戶窮，種糧食不值錢，種經濟作物經常找不到銷路，甚至爛在地里，生活水平在貧困與溫飽之間徘徊，其一不得利也；大戶苦，國家政策扶持不到位，土地流轉不僅成本高，還難以成片，難以長久，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因此，破產跑路的比比皆是，其二不得利也；國家冤，國家每年都化了大把的銀子，用以調動農民、大戶種糧的積極性，可事與愿違，土地荒蕪越來越嚴重，國家糧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其三不得利也。

農產品價格政策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為了彌補農民的種糧成本、保護農民的積極性，需要繼續提高政策性收儲價格；另一方面，如果繼續提高政策性收儲價格，則會進一步加大進口壓力，同時收儲企業難于實行順價銷售，導致庫存積壓，財政壓力不斷增加。

岌岌可危的“耕地紅線”，中國劃定18億畝耕地用來種植糧食，以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可事實上農業耕地不斷被侵占，建筑用地、觀光農業、經濟作物及苗木種植大面積增加等，最為嚴重的是觸目驚心的土地荒蕪，讓這根高度敏感的“紅線”形同虛設。

“后打工族”的后顧之憂。“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齡、身體、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鄉重新務農的農民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當一些80后、90后農民工拖著拉桿箱，哼著網絡歌曲三三兩兩進城尋夢時，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工正陸陸續續扛著標志性的蛇皮袋卸甲歸田。但這絕不是榮歸故里，更不是衣錦還鄉，而是一種苦澀的選擇，一種無奈的回歸。隨著城市化節奏的減慢，隨著科技的進步，大量智能設備投入使用，城市用工量逐步減少，返鄉農民工將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有一個叫“夢回大唐”的網友發表了一篇《中國農村驚現戰時凄涼景象》的文章。不管你信不信，在我們中國廣大農村，起碼在部分地區的農村，目前已經出現一種非常特別的景象——戰時景象（或稱戰爭狀態）。作者親眼看到并體驗過這種景象，世界知名經濟學家也在中國農村看到了這種景象并為之震驚。

只有年邁的老人和幼小的兒童留守在農村；空曠的田野里，畜少人稀，土地荒蕪；村莊之內，十室九空，清冷凄涼……

史無前例且世界獨一無二的特例是，正在進行和平建設的中國，許多農村卻出現了這種戰時景象、戰爭狀態！

作者老家所在的村（過去的生產大隊）的250余口水塘，曾是蓄水、養魚、澆園、保稻田的主要命脈，現在竟然全部被淤積垮壩而無人修復。有位親戚告訴他，別說修塘了，現在誰家死了人都很難找人抬出去。

某年8月，國際經濟研究局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學院院長杰夫瑞．薩克斯教授一行開始中國扶貧之旅，來到寧夏農村調研。令他吃驚的是，這里的農民仍然十分貧窮，村子里也沒有文化衛生服務設施。他特別感到震憾的是，在一些農村，出現了只在戰爭年代才會發生的情景：村里只有老人、婦女和兒童；由于貧窮落后，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里失去了聯系。作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的扶貧顧問，他在寧夏與安南進行了通話，并提到了他的驚人發現。

寒鴉飛數點，污水繞孤村，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它是和平時期沒有戰爭的戰時景象，所以它才最具有可悲的“中國特色”！

再來說說我們湖北老家吧，有一位記者一度對隨州偏遠的鄉村進行了采訪，盡管隨州離我們老家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他所描述的情況與我們那里的情況相差無幾，下面聽聽他的講述。

1、土地拋荒嚴重。走訪村十多戶人家僅兩戶種地，大片農田廢置。在農村田頭，筆者看到淡淡的綠，反襯著大片摞荒的田。少量在家務農的留守農民挑肥減瘦，選擇性耕種，本來田就不多的丘陵地帶成為癩痢頭。再過五年到十年，村剩下的五成田也會被拋荒。畢竟，老年人想種也種不動了，年輕人也不會回鄉種地了。

2、農村留守老人兒童多，不見年輕人。即使是要過年了也一樣，因為很多人還在往回趕。老人們很多都是鰥寡孤獨，無人照顧，他們很多人除了生存，沒有任何的生活需求，更談不上生活質量。

3、種田虧本，打工賺錢。種田一家兩口忙一年，收入約萬元，打工兩人多達十多萬。如果田少，不種經濟作物，不養殖，沒有規模，算成本，種田還虧本。

4、環境問題。農村垃圾污源無人治理。村民告訴我，一是錢無人出，沒人干；再就是沒地方放垃圾；三是沒有養成習慣。

5、水問題嚴重。堰塘全部干涸，村中無水源，吃自來水。原因是多年沒下足夠多的雨。下了雨，出因堰塘夫修而無法貯備。

三造成中國農業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國農業為啥出現這樣的困境，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為啥落后貧窮，我們不妨先梳理一下時代背景，就不難發現其深層次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之前，先后經歷長時間艱苦卓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爭意味著破壞和摧毀。新中國誕生之后，在建國初期曾經有過那么一段美好的注重休養生息的快速發展階段，可惜后來沒有能夠順利發展下去?？傊?，在一個整體還比較貧窮的國度里，農業不可能獨善其身，農村農民也就不可能富裕。

改革開放后，在農村實施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村和農業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后來國家實施了“市場經濟”，嚴格地講，是不完全市場經濟，這就是一些專家學者說的“二元經濟結構”，對“三農”而言，顯然就是坑爹的剝削和掠奪政策——人為地控制著農產品的價格，卻不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化肥、種子、農藥、農機具的價格，即便是后來有一些補貼政策，也是抱走農民的西瓜，扔給農民芝麻。這樣一來，中國農業越來越被所謂“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濟遠遠甩在后面，成為了中國經濟的“負擔”和“短板”。

在國際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加入WTO的談判中，為了保護中國當時還很脆弱的汽車等工業產業，中國農業又一次成了犧牲品，農產品的進口關稅稅率明顯低于工業產品，這也是目前中國難以抗拒進口糧食的一個重要因素。

說國家沒有發現中國農業存在嚴重問題，個人感覺不太客觀；說國家不重視農業更有失公允，國家每年的第一號文件開篇就講農業就是很好的證明，采取糧食托底收購政策也是為了平衡國際糧食對國內糧食的沖擊，以達到維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之目的。

有人說：國家重視農業，其實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就像中央一號文件一樣，年年在寫，年年不見啥效果，只聞雷聲，不見雨點。有人撰文《中國農業死就死在一號文件》，在我看來，這種觀點顯然有些偏激，但一號文件的效果也確實差強人意，關鍵是相關的職能部門根本就沒有制定保證政策落地開花的實施細則。農業會議開過，一號文件就如一陣風吹過。還有，國家改革三十年來給農業農村和農民有多少投入，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又是多少？假設能拿出城市建設資金及管理資源的2%來開發建設農村，中國農村還會以如此凋敝的面貌呈現嗎？

除了上面歷史及主客觀原因，李思進在《中國農村貧困落后的原因及對策》一文中也對中國農村現狀進行了較為透徹的分析。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質就是土地人均占有制，使農民又繼承了小農經濟的生產生活方式。與工業經濟相比，這種經濟模式的特點是自救能力極強，但發展后勁不足。在80年代我國農村經濟非常薄弱、溫飽問題難以解決的歷史關鍵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隨著城市改革的展開和進一步深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繁榮景象一去不復返，很快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地區差距隨之產生并越來越大，“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在經濟需要快速發展的今天，這種農村經濟體制弊端就顯現出來。

一是大量勞動力依附相對較少的土地，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其結果是：只求溫飽，難求富裕。由于城鄉經濟的巨大落差，這里的“溫飽”其實就是“貧窮”。

二是地塊零碎，影響先進農業機械、技術的普及與提高。我國農村很多地區田間作業只能繼續停留在人畜勞作和簡單的機械生產層次上，維持低水平的簡單再生產。而其它發達國家的農業機械化程度都很高，農產品科技含量也很高。

三是專業化程度低。不僅農業的專業化程度低，而且使農村的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絕大多數都成為以單戶經營為主、分散的農戶兼業行為，不能產生分工合作的集體效益，進入市場的主要是沒有經過任何加工或只經過了初級加工的低價位農產品。

所有這些，造成我國農村每個勞動力在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受到限制，農民生產的產品數量少、創造的價值就少，從事農業生產的效益低，收入就難以提高，因而農民越來越窮，農村越來越落后。

四中國現行的農業政策和提振農業的相關措施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農地生產經營制度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該制度實施初期，土地的承包期限一般都比較短，有的為3-5年，有的僅為1-3年。1984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將土地承包期延長至15年。1993年，又將延長期擴大為30年，稱為“農村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變”。應該說，中央實施“農村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變”的目標是明確的，出發點也是好的，即穩定農地生產經營制度，保障農民利益，促進農業發展，對中國農業乃至中國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有過巨大的貢獻。

然而，時過境遷，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世界經濟的融合，由這種農業體制所衍生的低效農業的弊端就愈發顯現出來，農產品成本過高，失去國際競爭力，土地棄耕拋荒嚴重等等。論說，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有識之士，甚至是一些地地道道的農民，都能看出端倪，但礙于制定政策時國家承諾了土地承包制30年不變，這是一高度敏感性話題。國家及各個層面都對這個農業政策仍持包容和維持的態度。當然也一定程度上進行改革和探索，比如說，允許并鼓勵土地流轉，為推進土地流轉，國家還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進行土地確權，并引入“三權分置”的概念。就是想通過土地流轉等農業政策的實施來彌補較為落后的土地承包制度與國家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及科技管理水平之間落差，以達到提高中國農業的生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之目的。那么，這些相關的政策能否讓中國農業如愿以償呢?沒那么簡單！

五相關農業政策措施的成效及潛在的社會影響

1. 對農村土地承包制30年不變的思考

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之前20多年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僅解決了十多億人口特別是占我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民的吃飯問題，保證了我國農村社會乃至全國的穩定，使我國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得到了非?？焖俚耐七M，為最近20多年我國綜合國力的極大提升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其歷史性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制度越來越成為制約中國農業乃至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土地承包制是當初中國政治經濟活動的一件大事，盡管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既然是所謂的“承包”，就得符合經濟活動中承包合同一些基本的要件。在80年代末，通過土地承包，國家和農民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還是能很好地得到體現和執行。一方面農民進行糧食等作物種植，通過“交公糧完任務”保證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另一方面，通過農作物交易獲得相應的經濟報酬，實現自身的價值。然而，3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國家對農業的政策支持及扶持力度已今非昔比，不僅終結了幾千年來“種田納糧”的歷史，還對糧食種植進行了適當的補貼，國家是想通過這一系列的經濟手段來達到糧食安全的政治目的，然而，這一招似乎不管用，國家花費了大把的銀子，而結果卻是大量的農田荒蕪，糧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在此，我們是不是要停住腳步，回頭看看中國農業是否存在一些不對勁的地方呢？在我看來，就是因為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旨在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相關政策，比如說取消農業稅，還有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種糧補貼，這些做法導致作為土地承發包的雙方在合同權利義務關系上極不對等—國家對農民的義務加強了，而農民對國家的義務減弱了，甚至已不存在義務一說。就是因為這種一方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畸形承發包模式，已不具備經濟學的公平合理原則，其結果必然是無制約機制可言，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觸目驚心的土地棄耕拋荒現象。

當初，實施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社會背景是解決中國十多億人口特別是占我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民的溫飽問題，經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溫飽問題已成為過去，現在的任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一詞正是針對過去實踐中的“片面”而言的，特別是針對偏重城市、忽略農村的“片面”的，而我國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正是適應了這個“片面”要求的法律，從根本上說，它是中國城鄉二元現代化戰略的體現，其基本的戰略意圖就是穩定農村以優先建設城市現代化。說到底，《農村土地承包法》是一個農村穩定法，而不是農村發展法，是一個農民溫飽法，而不是農民小康法，是城鄉割離法，而不是城鄉協調法！

現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關鍵和要害是，它在我國農村形成了一個與城市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城市人口有成熟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農村主要是以土地承包制所約定的土地收益實現對農民的保障。這兩種極不公平的保障模式使我國農村和城市變成了兩個相互封閉的社會，城市社會保障只占其收益很小的一部分，在其有勞動能力時，實現財富的積累，在失去勞動能力后，社會保障能保證其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而以承包制為基礎社會保障，在其有勞動能力時，能勉強度日，在其失去勞動能力時，幾乎就失去了保障功能。在當今農村土地大量荒蕪的情況下，這種保障更是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在沒有一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前提下，要統籌城鄉發展，要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不可能的。要“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就是要逐步改變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怎么可能在土地承包制度不變的同時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呢？再說了，隨著國家戶籍制度的改革，將不存在城市和農村戶籍的差別，那么這兩種戶籍對應的保障制度又怎么融合呢。土地承包制度及其所承載的農村社會保障模式是否也該壽終正寢退出歷史的舞臺呢？

2. 對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思考

十六大報告和三中全會的決定也都明確提出“要長期穩定并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同時也都強調“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際上也是在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改變現行的土地承包制，或者說通過土地流轉化解土地承包制度的尷尬，但是否能達到這個效果呢？

首先，還是先談談中國農業深層次矛盾。

糧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糧食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物資，它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因此糧食安全自然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糧食安全的目標就是要確保能夠獲得與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相適應的足夠的糧食供應，防止因糧食短缺或意外突發事件而出現的危險。這就是糧食也是農業的政治屬性。

糧食作為農業產業的主要載體，又是再普通不過的流通商品，不僅在國內流通，還要參與國際競爭。因此，糧食問題其實也是經濟問題，糧食產量是衡量一個國家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便是糧食也是農業的經濟屬性。

在現有中國農業體制下，糧食及農業的兩種屬性存在一定的沖突性。一方面，農民為了增收往往不得不“逃離”農業、“逃離”種糧，導致拋荒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國家為了保障糧食安全，又不得不強制性要求農民尤其是主產區農民種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間接促使農民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嚴重影響了農產品質量和生態環境安全。因此，農業的政治屬性與經濟屬性之間的沖突，是當前我國農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原因，只有解決了糧食的經濟屬性問題，也就是說，只有當中國的糧食生產及銷售具備國際競爭力，中國糧食的政治安全性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尤其是糧食生產效率，降低糧食生產的成本，無疑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目前中國糧食生產的諸多要素中，化肥、種子、農藥等農資與國際水平并無太大的差別，甚至有些還處于國際先進行列，比如說，中國的雜交稻，中國的復合肥等。中國的糧食單產也并不低，因此，就目前而言，這些要素對提高糧食生產的效率，降低成本很是有限。

而事實上，現階段提高糧食生產效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規?；C械化、科技化糧食生產，徹底改變目前農業生產工具仍處于一種人畜犁耕的原始狀態，也就是李克強總理所倡導的，用管理工業的模式來管理農業，這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然。捎帶說幾句，這種工業化的農業管理模式，在中國局部地區早就實現了，比喻說中國的北大荒建設兵團的農業生產，山東省的壽光農業，他們的糧食及農產品的競爭力一定不輸歐美農業。

下面問題就來了，北大荒能這么做，其他地方為啥就不能這么做呢？北大荒那是啥地方呀？那是中國的北大倉，那是國營農場，全部國有化，地勢也是一馬平川，那些大型農業機械的作業就像是馳騁疆場，收獲的季節感覺就是沙場秋點兵。

從中央領導的近期指示及中央及地方政府近期各類農業文件不難看出，對中國農業的重視，已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規劃所講的，農業關乎國家食物安全、資源安全和生態安全，關乎中國下階段整體經濟的發展。中央三令五申要保耕地紅線，對耕地視若珍寶，就是希望這些有限的耕地能承載保證中國糧食安全的重任，發揮其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應有的功能。但這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停留在文字上，而事實上，現在很多地方的情況是：一方面國家拿出大量的農業補貼資金調動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而另一方面，耕地棄種拋荒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這種已失去本來意義的耕地紅線，是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通過土地大面積流轉，實現集約化、機械化、科學化種植，是目前很多地方解決土地棄耕拋荒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是對中央及各級政府、對國家農業政策最有力的響應和支持。

曾經流行一個詞“然并卵”，我得借用一下，我非常支持并響應國家的目前關于農業的方針政策，中國農業已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這不能讓我停止對中國農業更深層次的思考。

我看了很多領導及專家對中國農業的觀點，但我比較認可胡定寰老師論斷，一語中的，在他的言語之間，雖然沒有明說，但在字里行間，我讀出了另一層意思，那就是土地流轉只能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權宜之計。不可否認，通過大規模土地流轉，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規模化農田改造，提高機械化水平，提高科技含量，減少人力投入，這就是中央所倡導的“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現實體現吧，不僅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糧食生產效率，而且還會因基礎設施的改善而極大提高抵抗自然風險的能力。但是，土地流轉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生產的成本問題，而是非常直白的、名正言順的、真真切切地抬高了中國糧食生產的成本。很多人都對此視而不見，在著書立說上回避矛盾，諱莫如深，繞道而行。

2016年全國土地流轉平均價格（參考）

從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農村土地流轉可以說是紅紅火火，流轉費超過1200元/畝的省份不在少數（江蘇、浙江、山東的土地流轉費數據明顯偏低，實際流轉價格應該在1000左右），有的地方因土地流轉費用提高而大肆鼓吹報道，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只能是與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給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添亂!現在中國的糧食產量，在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只種一季水稻的話，畝產一般在600公斤左右，水稻價格在2.4元/公斤左右，種兩季的話，每季產量就相對較低了，再加上多一季的人工及農資費用，種兩季和種一季的收益相差并不大，這就是絕大多數農民選擇只種一季的原因，至少我們湖北大部分地方是這樣的。試想，運用何等的高科技，何等的高效設備，何等的現代化管理才能抵消如此高額的附加成本？在這樣高額流轉費下，能種出低價的糧食嗎？可以肯定地說，不能！除非國家再拿出很多的錢來，不光在生產環節進行補貼，還要托底收購，否則，請容許我說句臟話，感覺就像是在逼良為娼。

土地流轉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農業生產效率，達到降低成本，增強其國際競爭力之目的，而土地流轉又因高額土地流轉費，極大地抬高了農業生產的成本，其結果甚至遠高于流轉前的生產成本。這不就是用自己矛來戳自己的盾嗎？！

事實上，國家的補貼相對如此高的流轉費而言，還是略顯單薄，在農村這種滋生“蒼蠅”的環境中，很多沒有地方關系的種田大戶，對國家那些誘人的農業補貼，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再加很多地方不僅地方配套補貼不到位，甚至還截留挪用中央補貼，這種情況下，糧食還能種下去嗎？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對中國農業的“非農化、非糧化”傾向的擔憂，也就不奇怪了。

土地流轉政策不能改變中國農業的頹勢，因為土地流轉費這項高額的附加成本，將使因規?；C械化、高科技等措施所產生的效益化為烏有。

建立企業化的法人治理模式，實現農業組織形式的突破，是未來農業發展的最終選擇。而這種農業模式要有與之相匹配的土地資源，這種土地必須具備如下條件：價格不能太高，面積不能太小，要單獨成片，能長期使用，可自行改造優化。

中國的土地流轉目前很是紅火，但基本都是處于一種無序沒有章法的狀態，為保證社會安定及農民的切身利益，政府部門除了引導，也只能放任自流，不敢有太多的干涉，尤其是現在嚴厲的反腐倡廉的大環境下，更缺乏一些應有的擔當和闖勁，甚至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混日子。這種無序的土地流轉模式，很難成就中國現代農業尤其是糧食規模化生產所需的土地資源。流轉費過高不說，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間橫上幾塊田就不流轉給你，你也只能干瞪眼。還有，張三給你種三年，李四給你種五年，王五明年還在考慮明年讓不讓你種，這不要命嗎？你還能做長遠規劃嗎？連起碼的農田優化改造及配套的灌溉系統升級改造都做不成，何談農業產業化發展！

陳錫文作為農業專家和農業政策的參與者制定者，對土地流轉政策也表露了他的無奈。他表示，目前土地流轉速度不盡如人意，去年承包地流轉率是30.4%，很多進城農民心里不踏實，不愿意流轉，流轉也只是短期流轉，長期轉出去心里不踏實。轉租這種流轉方式帶來租金博弈，導致非糧化、非農化問題。

陳錫文稱，中國農民在農地流轉方面又有新的發明創造。“不流轉搞規模經營”的方式發展起來不過兩三年時間，已經占到山東總承包地面積的25%。所謂“不流轉搞規模經營”即采用托管模式，小農戶將土地托管給山東供銷社系統、郵政系統以及農業部門的技術推廣體系等構成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集中耕種。此外，在全國很多地方，農民通過經營權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也發展得非常好。

陳錫文認為，小規模農戶將在相當長時間存在，但如果通過如托管、入股等方式，和大規模社會化服務體系相結合，小規模農戶生產效率，也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這些方式政策余地大，不必都吊在土地流轉上。”

前些時，在今日頭條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農村土地流轉已死，有事請燒紙！》，土地流轉政策是否真的就要給判死刑呢？你猜！

3. 對農村土地確權的思考

前面我已經分析了中國農村土地承包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制約中國農業乃至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而土地確權是對土地承包制度的肯定和強化，因此，在我看來，如果把土地承包制看作是中國現代農業通道上徐徐關閉的大門，土地確權就是在關閉的大門上又加上的一把鎖，它加劇了土地私有化傾向，也加速了土地荒蕪，為中國現代農業增添障礙和絆腳石。

首先，土地確權在我看來是既不公正，也不公平，三十年前分的地，一代人的光陰，各家各戶人員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再加上大量的人員流動，出現想種田的農戶無地可種，而不想種地的人手中擁有大量的農田，這也是土地確權的原則制度（即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所形成的必然結果。這種原則就是“懶政”原則，就是“刻舟求劍”思維。

第二，土地確權給農民造成一種錯誤的心理影響，土地確權后，他們就想當然認為被確權的土地就是他的，而且底氣十足，在實踐中也得到印證。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土地流轉是農戶個人行為，任何人干涉不得，還有，為了適應未來集約化、規模化、機械化等現代農業的模式，國家已逐步開展了土地平整及改造工作，但這項工作進行的非常艱難，為什么呢，因為土地平整及整改，不光是進行平整，還要做一些配套的溝渠、水塘、機耕道路、晾曬場地，這些需要占壓一定的農田，這些設施占用誰家的田地誰不高興，因為這意味著田畝面積的減少，流轉費也就相應的減少，因此這項工作阻力重重，協調難度極大。

第三，為什么說加速了土地荒蕪，就是因為土地確權加劇了土地私有化傾向，加深了農民對土地的錯誤認識，理所當然認為國家對土地重視了，土地就應該更值錢了，寧可讓土地荒蕪，流轉費也不能低了，而流轉費高了，種糧大戶又吃不消。國家土地確權的初衷，是為了加速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洜I，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中國糧食的國際競爭力。而土地確權后，高額的流轉費讓種田大戶望而卻步或賠錢跑路。

第四，土地確權后，還產生了一個難以克服的后遺癥，農戶覺得土地要值錢了，一般不愿與大戶簽訂正式的長期流轉合同，他們擔心時間簽長了，價格定死了，如果土地升值了，豈不吃虧了？因此，在沒有政府強力干預下，大戶與農戶大多是臨時租種關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基本不會簽訂正規土地流轉協議。而現行的國家對大戶的補貼政策都要以流轉合同為依據，其種植規模也是要通過流轉協議匯總出來的，因此，盡管大戶種糧幾千畝，但苦于沒有正規的土地流轉協議，面對國家相應的配套規模補貼，也只能“一聲嘆息”。這對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

第五，就土地確權本身而言，不僅要確定面積，還要確定四致，也就是四周的界限，這顯然是做了不少的無用功。前面已經說了，土地確權是為土地流轉做鋪墊的，土地流轉只要一個面積數據就足夠了，尤其是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就是整村整村的大面積流轉。另外，國家也同步在進行大規模的土地平整和高標準農田建設，原先的田塊分割絕大多數也不復存在，這種對田塊四致的確認純屬是在做無用功。聽說國家已為此耗費400多億。典型的事倍功半、勞民傷財。

有人認為，對農村承包地的確權，其實質挑明了說就是實行農民承包耕地的私有化運動。就本來三十年的承包期來講：本身也是一種集體土地慢性的私有化過程。

4. 對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思考

三權分置就是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承包土地的農戶擁有土地承包權，經營權是指經過土地流轉后種田大戶擁有的經營權。所謂的三權分置能達到什么目的呢，看似脈絡非常清晰，但卻不能解決啥實際問題。這三種權利是如何轉化的呢，所有權向承包權轉化，是通過土地承包，是國家向承包人倒貼農業補貼所形成沒有權利義務對等的一種畸形的承發包模式。經營權是經營者向承包人支付土地流轉費實現的，而很多地方高額的流轉費（比如說800-1200元/畝）是糧食生產難以化解和克服的成本負擔，也是中國現代農業繞不過去的坎，解不開的結。沒有流轉費或者達不到流轉費期望值，你能實現成片規?；N植嗎？在我看來，三權分置就是在玩文字游戲，看似華麗的服飾，但它難以掩飾中國現代農業的囧境?。?！

有人說，國家搞三權分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速農業的發展，解決農業的融資問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請看看專家學者是怎么說的。

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融資過程中可能遇到什么問題？

三個方面，一是政策法律層面，二是技術層面，三是風險層面。

政策法律層面主要是法律法規限制，所謂三權分置，在我看來，經營權直白的說就是在承包權基礎上派生出的使用權，這就存在土地流轉和不流轉兩種情況，前者承包權和使用權一體，后者承包權與使用權分離，根據我國現有的法律，農村承包地的所有權是屬于村集體的，農民不享有所有權，無論分不分離，使用權都是不能用來抵押貸款。

技術層面主要是指抵押物要估價，抵押物值多少錢？現階段農村資產資源缺乏專業評估機構和人員，還未建立農業評估的行業標準，抵押物價值認定非常困難，現在很多地方都評估了，但是價值認定是否合理值得商榷，評的太低，農戶貸不到幾個錢，評的太高，銀行不認。還有就是登記部門和銀行是脫節的，比方一塊地不但有土地承包證，種了樹后又去辦了個林權證，挖了個坑辦了水域灘涂養殖證，同一塊地理論上可以用不同的權證在不同銀行反復抵押，這就跟房地產市場不健全的時候開發商一房多賣類似。而這個地是否已經抵押過，銀行現階段根本查不到，有一物多抵風險；風險層面說到底是最大的問題，一是缺乏抵押擔保機構，誰愿意來擔保，誰來兜底？況且擔保公司不是慈善企業，是要收費的，也會變相增加融資成本，如果成本過高，這個融資就會失去意義。因此如何擔保這個是核心問題。二是農業保險覆蓋太低，加大了銀行風險；三是抵押物處置難，即使法院支持，因缺乏公開有效的市場，這個抵押物的流動性太差，執行成本很高。概而言之，銀行需要獨立承擔風險，缺乏風險分散機制。

5. 對農村土地承包、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邏輯推理

先捋捋三者之間邏輯關系，土地流轉是為了彌補現行農村土地承包制的缺陷，其目的是解決農業的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問題，同時也是要繼續維護土地承包制作為“二元體制”下的一種社會保障功能。土地確權是為土地流轉作鋪墊?？墒牵恋卮_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堿地”的原則又明目張膽的剝奪了相當一部分農民享用土地的權利，因此，一部分人吃下了“定心丸”不假，另一部分人吃下的就只能是“搖頭丸”了，作為地地道道的農民，而沒有耕種的土地，他們能不搖頭嗎？！沒有土地作為保障，他們依然活著，甚至是快樂的活著。這能說明什么呢，說明土地承包制作為一種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土地確權以后，一部分人被保障，而一部分人則被排斥在外，因此，這種本應普惠而實則區別對待土地確權原則，可以推斷出從國家層面對土地的社會保障制度及其穩定功能已持松動和放棄的態度。

另一方面，農業政策本身的邏輯混亂，從大量的土地荒蕪也可以得以驗證。絕大多數農民，而且是對土地享有承包權的農民，也沒有認為種好田就能發家致富、衣食無憂。他們也就沒有在種田這一顆樹上吊死。而恰恰相反，人活得好好的，樹卻死了——土地荒蕪了。土地要真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會忍心讓土地給荒蕪了？！

想必已經說得很透了，弱弱地問一句，土地承包制真有必要堅持下去嗎？！土地確權真有那么大的必要嗎？！

六中國農業土地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在一談到中國農業應該走那種模式時，馬上就有人義正言辭地說這個學不了，那個也不能學，這是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所決定的。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師，別人做得好的，我們為啥就不能學呢？美國農業，我們就不說了，那么歐洲農業呢，他們的農業自然條件又比我們能好多少呢？這是遠的，那么作為近鄰的韓國、日本呢，他們農業的自然條件應該還不如我們吧。還有就是我們的臺灣，還有沙漠國家以色列，還有彈丸之地荷蘭，他們在航天科技，高鐵技術以及其他很多制造業方面都遠遠落后于中國，而在農業方面，卻倒過來了，差距還不是一點點，還有必要為7%的耕地養活21%的世界人口而沾沾自喜嗎？！

美國的自然條件好，農業也很發達，我們可以找借口，那條件遠不如我們以色列、荷蘭，我們又作何解釋呢？我們在強調國情的同時，是否也要檢討我們體制方面的問題呢？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各類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中國農業為啥卻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尷尬的境地，追根溯源，是體制方面的問題。

中國農業的政策錯就錯在沒能正確估判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沒能很好預見國際經濟及國際農業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和沖擊。中國農業在低水平運行了若干年后，還盲目制定農村土地承包制30年不變的低效農業政策。這種政策的初衷就是過分依賴農業的社會穩定功能，所謂給農民吃一顆定心丸，其結果是苦了農民，荒了農村，窮了農業，害了國家。

曾幾何時，諾基亞、摩托羅拉、柯達等是多么響當當的的品牌，就是因為他們的轉身有點慢，他們就在不經意中消失了。同樣，中國農業若不改弦更張，將錯過大發展的窗口期，難以想象，為了兌現30年不變的承諾，還要將錯就錯，在低效的道路上行走10年......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留給中國農業發展的時間不多了，中國農業沒有資本放任自流，隨波逐流，而必須是逆水行舟，奮起直追！

正與孫北國所說的，現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等不起。不但等不起，而且必須“加大創新改革力度力度，加快農業現什化建設”，這是今年一號文件的標題。

十年，中國必須走完發達國家農業四十年的路。

互聯網、大數據、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世界，留給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時間，只有十年。

中國夢，留給農業現代化的時間，也只有十年。

十年，不是一個精確界量，而是一個基于頂層設計確定的清晰發展時間表，一個匯聚資源加快創新發展的時間進程邏輯。

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用十年左右時間，聚力超越。如果我們不能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球糧食市場占據話語權；如果我們不能用十年左右的時間，有效控制農田面源污染；如果我們不能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實現農民階層的體制性富裕；如果我們不能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建設城鄉交融的大美鄉鎮；那么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也都難以實現中國夢也難以實現，十年后經濟將可能倒退。

十年，唯有凝眾志、聚眾力！十年，唯有超常規、突破性創新！十年，中國農業、農民、農村必須發生歷史性巨大變革！中國有能力創造這樣的巨大變革，關鍵是發展模式的頂層設計要突破。

而且我覺得已經到了要盡快下決心的時候了，為什么會這么說呢？

前面已經講了，在農業的屬性和功能上，農民與政府的首要訴求存在一定的沖突，即保障糧食安全的政治功能與增加收入的經濟功能的沖突。這個矛盾也是難以調和的，而且國家已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也拿出了很多的錢，但是收效甚微，該荒的地還是荒了，國家的糧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而那些拿著高額流轉費，享受國家補貼而不種地的農民，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時間久了，再讓他們放棄這塊利益，可能就有點難了，甚至尾大不掉，出現農村里的“釘子戶”。

以上都是在同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換個角度呢？農民尤其是長期辛苦耕作的農民是弱勢群體，是國家和社會幫扶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及農民身份大規模的轉換，他們絕大多數都將成為新的城鎮居民，并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不僅享受同等的改革開放及社會發展進步帶來的紅利，還在農村享有一塊面積還不小的自留地，對外流轉，可得到一筆可觀的流轉費用，不想流轉的話，還可以搞個農家樂或者開心農場之類的，生活質量將提高到一個相當的高度！這不就羨煞那些向往田園生活的，只能在虛擬的開心農場尋找偷菜樂趣的其他市民。這種狀況，一年、兩年可能不會有人在意，時間久了呢？這種現狀的存在，就使得城市里的新老市民之間（甚至是同為剛剛進城的農民，也存在一個有地，一個沒地的情況）產生一些事實上的不公平，也可以說是新的社會不和諧因素。當人們意識到這種不和諧的因素不僅僅只是簡單的不公平外，而是在嚴重阻礙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及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時，他們就會有話要說了。又是一個典型的羨慕、嫉妒、恨。

七農村土地收歸國有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化解策略

前面已經分析了，現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形成了一個與城市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這兩種極不公平的保障模式使我國農村和城市變成了兩個相互封閉的社會，要“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就是要逐步改變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再說了，隨著國家戶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承包制度的存在也難以長久自圓其說。

耕地逐步收歸國有，是歷史和現實的必然，是中國經濟、中國農業健康發展的必然，是改變城市農村二元經濟結構必要條件。這里有個小小的分歧，有人認為收歸國有這種提法不對，因為農村土地本來就歸集體所有，那我就抬抬杠吧，農村土地又歸那一級的集體所有呢，都莫衷一是吧！收歸國有有啥不好呢！

那么土地收回后，又怎么進行管理運作以發揮出其應有的活力和效率呢？這又是非常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課題。

我的思路是，建議由政府專門的職能部門統籌管理，采用現代的諸如招投標等模式進行國有耕地的管理。對相應的農業生產企業進行資質審查，在招標文件中對諸如糧食生產的目標、當地農民的就業、對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農業科學技術投入及進步、新農村建設及空心村整治、以及對當地經濟帶動輻射等重要指標進行約定，并對中標單位進行事前、事中、事后進行控制和檢查，總之，要逐步形成一整套相關的體系。這種模式必須兼顧中國農業的兩大功能——國家的糧食安全和農業產業經濟發展，這可以算是一種典型工業化的管理模式吧，因為這是建筑行業非常普遍非常成熟的管理模式。這就是用管理工業的模式來管理農業。

這下問題就又來了，那祖祖輩輩依靠農田生活的農民怎么辦？這不是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嗎？這不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嗎？這可不是個小問題，有點談虎色變的感覺。我想，既然是探討問題，我們不妨先把問題擺出來，看能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把帽子扣下來，棍子揮舞起來，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解除農民對土地的承包，其前提是必須為失地農民建立完善統一社會保障體系，讓失地農民衣食無憂。這也是中國農業改革成敗的關鍵！

現在有一句話很流行：“凡是用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什么大問題”。有這句話作為注解，問題就簡單多了，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說到底不就是一個“錢”的問題嗎？這么大數額的錢又來自何方呢？

據相關報道2013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安排合計13799億元，較1978年增長了90倍，年均增速高達13.8%。

2015年呢，經過推算，至少在13799×1.138×1.138=17870億元。按這種增長速度，到2018年將突破2.3萬億。

另外，不是還要對國有耕地進行招標嗎，國家可不能再干這種賠本的買賣，也就是說，收回來的國有耕地在附加一些條件后，要有償使用，暫按300元每畝計算，各地可根據當地情況進行評估，定出一個合理的價格。再強調一下，這種所謂合理的價格必須兼顧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當地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兩大功能。

國家一直強調的要保住18億畝的耕地紅線，那就按這個數值計算，這樣就會有因土地有償使用的不小的一筆費用，18億畝×300元/畝=5400億元。

曾經有一篇文章，把農村農民分為三類，我非常贊成這種觀點。

第一類是“真農民”，指的是常年住在村子里，年紀在四五十歲之間的人，其中還有一些老人和小孩，他們不便外出，收入來源于種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

第二類是“半農民”，指的是常年外出打工的農民，主要是一些年輕人，基本上沒種過地，今后也可能不會再種地，收入主要來源于城里的打工收入，有些人只是春節時回村里住幾天。

第三類是“假農民”，指的是戶籍在農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務工的人員、一些讀過大學在城里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在城里經商做生意的人。

而如今，“真農民”在逐漸的消失。生活在村里的人，其中“真農民”和“半農民”大約各占40%，還有大約20%為“假農民”。也就是說，“真農民”的人數占比不到一半，這還包括了參與種地的老人和小孩，實際真正種地的農民更少。

而“半農民”和“假農民”是不種地的，這樣一來，種地的人就隨之越來越少，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吧。

從上面的分類和解釋不難看出，在這三類農民中，“半農民”和“假農民”事實上已就業于城鎮，通過城鎮體系來解決其社會保障就簡單多了。

剩下就只考慮“真農民”社會保障和安置問題了，這樣問題又簡化了，人口基數也大幅減少了。

還有，經過近幾年的較大力度戶籍制度的改革，大量的農村村民入戶城市，尤其是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的統一，為國家收回土地創造了契機，現在中國廣義的農民預計在5億左右，所說的廣義是指農、林、牧等方面而言，也就是說，這5億農民中，有一部分是牧民，生活在草原，有一些生活在山區，過著靠山吃山的日子，當然也有在湖區的過著靠水吃水的日子，這些都是與耕地無關的農民，暫不考慮國家對他們的安置問題。剩下就是依賴耕地的，國家要從他們手中把耕地拿回來，并要為他們的生計著想的農民，暫按4億人估算吧。

前面已經計算過（以2018年為例），一個是國家對農業的投入2.3萬億元，一個是耕地招標的收入5400億元，合計28400億，攤在4億持有耕地的農民的身上，每人每年可攤上7100元，而這還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配套的農業投入，也不包括為農村村民變成城鎮居民投入的市政配套及教育醫療設施的增加及改善的相關費用。

前面說了，這些錢不是直接發給退地的農民，而主要是用在補充社會養老保險方面，在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給予適當補貼，尤其是對喪失勞動能力的又無依無靠的農民，國家可以托底養老。作為現在的中國，我想，這個實力還是有的。很多經濟領域的專家也說：中國現在“不差錢”。

再說了，這么大的手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得有個先試點后鋪開的過程，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分期、分批、分區域逐步實施，有條件的先實施，條件差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實施。比如說，東南沿海一帶經濟發達，本身城鎮化率就高，阻力相對較小，可以走在前面，再依次是中部、西部地區。同時要結合國家實施的扶貧攻堅計劃，在搬遷扶貧方面進行統一布置安排。

總之，只有徹底解除農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享受到同等的社會保障以及先進的醫療、衛生、教育等基礎設施帶來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他們才會義無反顧放棄所掌握的土地，才能徹底解決由此可能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安定問題。

社會保障建立起來了，另外一個頭痛和棘手的問題就是農民的安置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多啰嗦兩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專家學者把農民的安置問題與城鎮化進程直接掛鉤，認為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和農村發展的靈丹妙藥，陳錫文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他說，城鎮化就是轉移農村人口的過程，總體上中國農地經營規模在擴大。但是城鎮短期的接納人口能力是有限的。城鎮化進度對農業起決定性作用，“目前這種半截的城鎮化，嚴重耽誤農業現代化。”

在我看來這種觀點過于片面且不切實際，試想，這么多農民一股腦都涌入城鎮，他們的就業，他們的生計又怎么安排呢，有人一定會說，不是有社會保障嗎？這是兩碼事。

解除農民對土地的承包并非要徹頭徹尾將所有農民都趕到城市中去。事實上，當國有土地進行集中管理后，通過基礎設施的改造，通過合理的產業化規劃和布局，土地的使用效率將會充分顯現出來，土地的潛力和潛質被充分挖掘出來。原本死氣沉沉的土地將煥發出勃勃生機，不僅極大降低農業產業整體的生產成本及流通成本，提高中國農業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將中國農業的老大難問題，即糧食生產與銷售的困境化解于無形之中。更重要的是，這種勃勃生機的農業產業，不僅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大量的技術性較強的產業工人，還需要大量的農業機械的操作、維修人員，以及與之配套的相關的管理人員，這就給農村新生代青壯年農民提供新的發展機會。除糧食生產外，養殖業，蔬菜、水果種植，農副產品的深加工、農業物流、農業觀光旅游，農業生態養老等行業等，這些都是人工密集型行業，將會為包括中老年農民朋友在內的廣大農民提供無限就業機會。

八希望與期待并致謝

前面我已經分析了，就是因為受制于中國農業的現狀和體制，中國農業目前已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土地確權也好，三權分置也罷，都是為加速土地流轉做鋪墊?？此品浅Ｍ暾囊徽邹r業深化改革的體系，在我看來，這些政策和理論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現代農業的出路問題，而是在給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埋下厚重的絆腳石，其結果只能是使中國農業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中國農業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不突破農業用地制度的瓶頸，談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感覺有點像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突破農業用地制度的各類探索和嘗試，只能是隔靴搔癢，最多是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使中國農業的進步和發展，也一定是建立高額補貼的基礎之上，其結果必然是延緩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標題——“加大創新改革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這已深刻表明：中央已將農業現代化的緊迫性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農業現代化是新四化之首，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必須加強改革和創新，因而，突破就變得倍加期待。

中國農業根本出路就是靠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土地公有制！如果土地私有化無論采取什么方式經營都是徒勞的，指望一個土地私有的農業企業把中國糧食安全放在首位，感覺不太現實。只有建立于土地公有制和土地規模經營的現代化農業，才能肩負起中國糧食安全的社會責任，也才是我國農業根本出路！

在堅持土地承包制度基礎上的土地流轉，也是走規模經營的道路，也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但土地有償流轉又進一步地加大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生產成本，也讓中國農業喪失了國際競爭力！再說，很多專家推崇的100畝左右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仍然是小農經濟，養不了設備、富不了農民、救不了生態、強不了國家！還會演變成難以控制的重大社會問題！關于這一點，看看《鄭新立批鼓吹中國農業發展學日本：根本沒出路》的視頻，就再清楚不過了，因為這種模式仍然無法與美國農業相抗衡，無法與其他先進農業抗衡，只有保證中國糧食安全的十八億耕地作為我們的主攻方向，通過國家專業部門集中管理，再通過類似招投標模式所實現的規?；r業模式，才可能是中國農業正確的發展方向！

至此，真的是有些啰嗦了，但還些小小的補充，我不是學者，也不是農業方面的專家，沒有高深的理論基礎。但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離開農村這片熱土的，那時農民對土地熱愛幾乎達到癡迷的地步，我對農村的記憶也就停留在兒時的魚米之鄉。城市的喧囂沒能沖談我對故土的眷戀，故鄉的凋敝讓我倍感凄涼和震驚，也讓我產生了一些沖動，也算是盡一個現代農人的本分，完成了這篇拙作，難免有失偏頗之處，加上時間倉促，有些文章的引用出處有待考證，在此一并表示歉意和感謝。并希望以此能引起對中國農業關心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維方式來探討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提出更多更好的有利于中國農業發展的真知灼見，并對文中不妥之處提出寶貴的批評指正意見。

孔俊華

2017年8月1日

參考文章（略）

（作者祖籍湖北孝感，家住福建廈門，系高級工程師，國家注冊一級建造師、監理工程師、咨詢工程師，現經營管理一家庭農場；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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