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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題：韓襲 | 國民黨的出路在于“去國民黨化”

　　到了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說，“百年老店”國民黨，就是一部黨建的負面教材。在大部分時間里，國民黨在政治路線上充滿機會主義色彩;在高層組織建設上，解決不好接班人問題和各派系的團結問題;在基層組織建設上要么抓不住群眾，要么只能靠撒錢來聚點人氣。

　　臺灣地區“大選”投票結果剛出臺，國民黨輸了個底兒掉，不僅失去了“總統”位置，在“立法院”獲得的席位也低于三分之一，達不到擁有否決權的門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部可能很快就會出現多米諾骨牌式的雪崩。民進黨可以憑借在“立法院”中的多數，通過進一步清理國民黨黨產的法案，在喪失物質利益之后，而憑借利益聯結起來的國民黨，“黨綱解紐”恐怕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到了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說，“百年老店”國民黨，就是一部黨建的負面教材。在這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國民黨在政治路線上充滿機會主義色彩;在高層組織建設上，解決不好接班人問題和各派系的團結問題;在基層組織建設上要么抓不住群眾，要么只能靠撒錢來聚點人氣。

　　國民黨將自己的創黨時間追溯到1894年11月24日興中會的成立，但更實質的時間點，應該是1923年孫文與蘇俄合作，改組國民黨。在此之前，無論是興中會，同盟會，還是國民黨，都是松散的組織，更接近于一個俱樂部，像孫文這樣的領導人有自己的班底，但要動員全黨進行戰斗，困難重重。1914年孫文曾組織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效忠于他個人，以增強黨組織戰斗力，但許多革命同志不以為然，拒絕加入。列寧的成功實踐，讓孫文找到了組織建設的出路。通過改組，國民黨從一個政治俱樂部，轉變為一個有主義，有紀律、有領袖的戰斗堡壘。

　　但是，孫文對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學習領會仍然相當有限，國民黨在黨員發展和管理上，以及黨對政府和軍隊的控制和領導上，相比于蘇共與中共都要松懈得多。更重要的是，孫文在改組國民黨時，作出了一個決策，即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這個“黨內有黨”的做法，本身也是與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相抵牾的。中共黨員充滿革命熱情，能力又比較強，在群眾運動、宣傳工作、軍隊政治工作等方面很快發揮出領導才能，影響力不斷擴大，黨員數量也從中共三大時的數百名，發展到五大時的將近五萬八千名。不少革命青年先加入國民黨，然后再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到了1925年之后，越來越多的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而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加入國民黨卻越來越少。

　　國民黨盡管經過改組，其思想并沒有實現真正統一，黨內仍有相當可觀的不認同孫文“聯俄聯共”政策的勢力。共產黨員在革命陣營中的影響力的增長，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并不斷向孫文反映情況。孫文以其個人權威壓下這些不同的聲音，維護了國共合作大局。然而，隨著1925年孫文的逝世，這一脆弱的平衡結構再也無法維系下去。

　　孫文生前未對接班人作恰當安排，其逝世引發了一場深刻的“繼承危機”。廖仲愷被刺殺，胡漢民出局，支持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當選為國民黨中政會主席、廣州國民政府主席。1925年11月國民黨右派召開“西山會議”，后來又在上海另立中央。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汪精衛出走海外，蔣介石借機控制廣州國民政府，對共產黨在革命陣營中的地位作出限制。而在蘇共派出的布勃諾夫使團要求下，中共不斷對國民黨右派作出退讓。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在北伐中，中國共產黨發動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打擊地主豪紳，引起了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國民黨右派和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北伐將領的恐慌。同時，北伐軍進展順利，不斷收編軍閥部隊，軍費激增，財政日益困難。國民政府遷到武漢之后，國民黨中央也加強了對蔣介石權力的限制。在這一背景下，蔣介石與江浙財團結盟，從后者獲得穩定的資金支持，但作為回報，蔣必須打擊當時正在全國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開實施“清黨”;而武漢國民政府本身即承受著內部地主或工商業出身的將領反對工農運動的壓力，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進一步引起了汪精衛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不滿。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下令“分共”。全國各地出現針對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的屠殺。

　　在1927年的反革命政變中，被屠殺的國民黨員遠比共產黨員要多得多。根據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殺害的有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余人。而根據中共五大報告，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黨員不到6萬。1927年4月，國民黨員約60萬(海外及軍隊黨員除外)，清黨以后(到1928年3月)，減至22萬，凈減38萬，即便考慮其中有部分人僅僅是脫黨，也可以合理推斷國民黨員被殺人數遠遠超過了共產黨員遇難人數。

　　從長遠而言，1927年的屠殺對于國民黨的打擊比對共產黨的打擊更為沉重。共產黨人很快重新站了起來，重新發動武裝斗爭，而且由于喪失了在大城市立足的空間，只能更加依靠中國農民，這反而成為中共找到解決中國問題道路的契機。但對國民黨而言，1927年的屠殺帶來了如下長遠影響：(1)在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省以下的地方黨務多由共產黨人掌控，“清黨”使得這些地方組織出現大面積癱瘓，而且久久無法恢復——直到南京政權建立后的第6個年頭，全國已建立正式省黨部的省份還不到40%，多數省區黨部直到抗戰以前仍處于混亂失序之中。而縣以下的基層組織，在“清黨”之后多落入土豪劣勢之手;(2)“清黨”導致了國民黨內部“劣幣驅逐良幣”，許多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熱情的國民黨員被當作共產黨殺害。另一方面，投機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紳不斷涌入國民黨。而這使得那些推動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國民黨內部人士時刻都面臨著需要證明自己不是“赤化分子”的壓力。這對國民黨的革命性來說，不啻為一次自我閹割。從此，國民黨變成了一個機會主義政黨，以撇清與“赤黨”關系為由，懸置了孫文所重視的社會革命。蔣介石的公子、蘇共黨員蔣經國在贛南局部地方搞土改，都有一撥人去蔣介石那里告狀，最后土改不了了之。

　　“清共”之后，國民黨內斗絲毫沒有減弱。寧漢兩個政權對立，上海還有西山會議派的勢力。三方協商之后，組織了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其實質權力掌握在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手里，蔣介石、汪精衛被邊緣化。蔣、汪一度聯手反對特委會，但汪派發動的廣州事變，引發了中共廣州起義，導致汪派提前出局。蔣介石與桂系達成妥協，獲準繼續領軍北伐。隨著北伐的順利進展，蔣對于局勢也有獲得了更大的掌控力，于1928年2月的二屆四中全會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組織部長。蔣介石隨即爭取在黨內有很高威望，并在黨務系統有很大影響力的大佬胡漢民出山，意在利用后者在黨內的影響力，擺平各路諸侯。1929年3月的國民黨三大，蔣胡聯手，宣布訓政開始。被排除出局的汪精衛不服，與西山會議派、馮玉祥、閻錫山聯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對蔣發難。但在蔣介石、張學良軍隊的聯合夾攻下，馮玉祥、閻錫山軍事失利，反蔣聯盟土崩瓦解。

　　但接下來，蔣介石和胡漢民之間的矛盾激化。胡漢民試圖壟斷對總理遺教的解釋權，反對蔣介石通過制定約法擴大自身權力。1931年2月28日夜，蔣介石扣押胡漢民，引發國民黨內一片愕然。胡派、汪派、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等派系紛紛反蔣，并在廣州另立中央。如果不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爆發，國民黨的內斗會持續更長時間。在輿論壓力之下，蔣介石宣布下野，避退寧波，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但因為得不到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等黨內大佬支持，舉步維艱。最后，孫科宣布辭職，蔣介石和汪精衛入京，形成蔣汪合作局面。蔣介石放棄事事出頭，只要掌握實權，就不計較名分，寧可由其他黨內大佬擔任國民黨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蔣汪合作局面延續到1939年汪精衛叛逃為止。

　　從1925年孫文去世之后，十多年時間里，國民黨無法形成穩定的領導核心。蔣介石軍事實力最強，卻長期無法掌握黨務系統;胡漢民、汪精衛等對黨務系統更有影響力，但又缺乏軍權。由此導致的是國民黨的黨建十分落后。在地方層面，黨的組織充斥著土豪劣紳，黨部無足輕重，沒有人事組織權，無法通過管理從政黨員去制約和監督政府，黨組織對黨員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在軍隊里，黨組織沒有地位，不過是政工的附庸;在中央層面，國民黨中央僅可通過中央政治會議對政府工作提出意見，然后由政府自己糾正。蔣介石對國民黨的現狀不滿，但他通常采取的路徑是另起爐灶，建立效忠于其個人的組織，比如藍衣社、三青團。這些做法實際上都是在破壞黨的統一性。在抗戰過程中，蔣介石逐漸確立自身作為公認的國民黨領導核心地位，但是，蔣介石極其缺乏黨建經驗，在國民黨的黨建方面，并沒有多少推進。

　　因此，孫文所設想的以“先進” 的國民黨來進行“訓政”的思路，在現實之中基本上是落空的。 長期以來，國民黨根本不是一個團結的戰斗堡壘，而是一個分肥體系，各派大佬不斷分化組合，爭權奪利。“主義”沒有多少人關心，紀律屢屢被踐踏。一個暫時掌握中央的派系開除了其他派系人物的黨籍，一旦翻盤，劇本就會反轉過來。這樣的情節屢屢上演，誰還會真正把國民黨的主義和紀律當回事呢?

　　蔣介石敗逃臺灣

　　早在中共展開延安“整風” 之時，蔣介石就比較羨慕，想在國民黨內如法炮制，但根本沒有辦法展開。敗退臺灣之后，蔣介石痛定思痛，借鑒中共的整黨辦法，將國民黨整肅了一遍;而大批以往不聽號令的地方軍閥失去了大陸的地盤，淪為臺北的寓公，大大減少了蔣介石“整風”的難度。從大陸帶過來的黨政軍人員和臺灣本地地主沒有多少利益瓜葛，因此國民黨順利地在臺灣進行了“土改”。有以中國文化正統自居、“反攻大陸”的意識形態，有一個組織性、紀律性改善了的黨，有從大陸帶去的大量資本，有美國的支持，臺灣才有了經濟上的起飛。這時候的國民黨，其機會主義性質有所弱化，執政能力還是可圈可點的。

　　但是，隨著大陸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尤其是中美建交之后，臺灣自稱是代表中國的“正統”，日益沒有市場。蔣氏父子所張揚的意識形態，也日益失去說服力。“江南案”之后，蔣經國傳位于子孫的希望也破滅了，因此也有了所謂的“民主化”。而“民主化”本身必然意味著臺灣本土意識的興起，在新的形勢下，國民黨被本土勢力視為一個從外部“入主”臺灣的政黨，其統治的正當性是存疑的，而國民黨自己又不能堅持自身作為中國政治與文化正統代表的論述

　　，其結果就是，國民黨喪失了靈魂，無法回答“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樣的根本性問題，變成了一個機會主義政黨，越來越難向自己的干部解釋自己是為何而戰。

　　即便是變成一個機會主義政黨，國民黨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有著豐厚的行政資源，有著極其龐大的黨產，可以以升官發財為誘惑，吸引到很多人，尤其是在地方上，國民黨還是有不少的“樁腳”，在選舉時候能夠動員不少選票。但是，蔣經國在選人的時候看走了眼，“欽定”的李登輝“吃里扒外”，上臺之后推動“非蔣化”不說，還不斷排擠黨內外省籍政治精英，盡力扶持黨外的臺獨勢力，民進黨因而逐漸坐大。在李登輝排擠外省籍政治精英的路線主導之下，湖南籍的宋楚瑜遭到系統性排擠，憤而出走，引發藍營分裂，導致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在2000年的選舉中，陳水扁得票近39.3%，宋楚瑜以36.84%緊隨其后，而國民黨政黨機器支持的連戰僅僅得票23.1%。可以想，如果沒有宋楚瑜出走這回事，民進黨是根本沒有勝選機會的!

　　長期以來，民進黨拼命炒作國民黨的“黑金政治”，給國民黨帶來很大的壓力，在敗選之后，就開始著手處理黨產，一部分黨產出售，一部分捐贈，一部分信托，手里的現金流越來越少，可以說自己削弱了政黨的經濟基礎。但是，國民黨既然已經成為一個機會主義政黨，就很難靠自己的政治論述來凝聚人。那么，靠利益來凝聚人，可以算是一個次優方案。但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臉皮明顯又不夠厚，民進黨說它黑金，它就想撇清，但撇清的結果，是減少了手頭可以支配的資源。一個政黨在路線上早就變成機會主義，現在連利益都沒有了，誰還會來投奔你呢?

　　2005年8月，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這位讀法律出身的黨主席認不清楚國民黨已經是一個靠利益凝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政黨的事實，搞不清誰是自己的基本盤，在接下來的時間里，被反對黨牽著鼻子走，進一步地剝離國民黨的黨產，甚至削減作為國民黨基本盤的軍公教人員的福利。在黨組織建設上，這位昏庸顢頇的黨主席試圖將黨打造為一部更專業的選舉機器，越來越依賴于專職選舉人員，放松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弱化了與底層群眾的聯系。一個沒有理想的機會主義政黨，本來就是靠利益輸送維持權位的，這時候反而“避嫌”，反復強調自己的黨很清廉。其結果是，國民黨從來都沒能建立起清廉的形象，同時吸引人的資源越來越少。

　　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層面，在喪失政權的八年中，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變得日益重要，中委中相當大的比例是立法委員。但在重新奪回行政權之后，馬英九讓更多的行政系統的人進入中央委員會，減少了立法委員在中央委員會的席次。這本身倒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但馬英九的領導風格剛愎自用，并沒有將黨中央做成一個協調行政和立法的平臺，在“立法院”黨團提出協調時，行政體系很少作出讓步。長此以往，“立法院”黨團就存在比較大的負面情緒。當年為了防止極個別立委攪局，“立法院”建立了黨團協商制度，進入黨團協商的法案，實行共識決，而非多數決。民進黨抓住了這個機會，經常阻撓議事，迫使許多法案進入黨團協商，最后拖延或者攪黃。而“立法院”黨團既然與馬英九領導的行政體系之間存在著矛盾，在很多事情上也就不配合馬英九的步調。其結果是，一個同時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政黨，自己想做的事情經常被自己人搞黃，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咄咄怪事。世界歷史上如果有類似的例子，大概是波蘭。1652年，波蘭議會通過“自由否決”法令規定，每個議員都可以使用否決權，最后導致朝政癱瘓，波蘭國力一落千丈，淪為大國爭霸的犧牲品。

　　更重要的是，這個機會主義政黨在奪回政權之后，居然不敢把民進黨修改了的教科書原樣改回來。教科書是文化領導權的直接載體，民進黨在教科書中植入臺獨意識，也就為自己生產出大批年輕的支持者，贏得了未來。國民黨如果是一個真正有能力區分敵友的政黨，就應該把教科書改回來，消除民進黨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但是馬英九遲遲不動，直到選舉出現重大失利之后，才開始處理教科書問題，但推進的意志也很不堅決，在很多方面遷就臺獨論述。另外一個例子是，在2015年國民黨推舉“總統”候選人的過程中，各派大佬打哈哈，不愿意出戰。最后女將洪秀柱自愿出戰。但洪秀柱的方向，是要在國家論述上打出明確的政治旗幟，改變國民黨作為機會主義政黨的底色，這就觸犯了各位大佬的共同利益。最后，國民黨強行臨陣換將。但這一事情也讓人們更加看清，國民黨在政治上已經沒有什么不可放棄的原則。

　　一個政黨，喪失了政治理想，喪失了政治原則，變成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政黨，而且接連出吃里扒外和昏庸顢頇的領導人;黨內大佬面和心不合，內斗內行，外斗外行，這已經是夠糟糕了。但如果國民黨認清自己的黨就是個機會主義政黨，保持健全的生存本能，摸爬滾打混江湖，黨還是可以續命的。但國民黨的領導人居然連生存的本能都變得非常遲鈍，無法區分自己政黨的敵友，甚至把自己的基本盤拱手出讓給對手。這樣的黨，如果還能發展壯大，那就是逆天了。

　　對大陸來說，國民黨還能續多長時間的命，已經變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為它的面目和民進黨已經變得日益相似，民進黨臺獨，國民黨獨臺，它的黨名前掛的“中國”兩字，早就已經形同虛設了。不過，大陸有些人中仍然有一種奇怪的調子，說國民黨與時俱進，推進民主有功——隱含的邏輯似乎是，國民黨通過“自殺”，推動了臺灣的民主。國民黨人自己聽了這樣的說法，估計也會是哭笑不得，這到底是大黑似粉，還是大粉似黑呢?同時，臺灣的民主究竟是啥成就呢?國家認同弱化、社會撕裂、產業升級停滯，人才外流，政府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治理，一個兩千三百萬人口的省治理成這個樣子，要用它來證明民主的優越性，說話的人臉皮可不能太薄。

　　不過，國民黨還有一個有價值的地方，主要是作為負面教材而存在，告訴我們，一個政黨的建設，不能這樣瞎折騰。尤其是一個大國的執政黨建設，關系到十幾億人民的生活，更是要舉輕若重，確保不出顛覆性的錯誤。國民黨如還有東山再起的抱負，就有必要推進“去國民黨化”， 克服代代遺傳下來的這些毛病。如果它真能改正，那對我們也有參考價值。如果它克服不了，未來就是泡沫化的命運。

　　有網友在網上戲謔，國民黨再次“轉進”，這回是轉進到了金門、馬祖，與臺灣劃峽而治。聽罷這個并不好聽的笑話，唯有深深的一聲嘆息。

　　(來源：經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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