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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將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看作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這些發明成為西方科學復興的手段。

　　中國的指南針和火藥，幫助歐洲開辟了新航路后，1492年，哥倫布從歐洲航行到了美洲; 1498年，達加馬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達了印度;1521年，麥哲倫又從美洲到達了菲律賓。此后，中國與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一改自古“絲綢”一條陸路的歷史，在16—18世紀進入了一個通過海路進行文化交流的新時代。正是在如此的歷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傳教士進入了中國，他們成了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并將中國思想文化帶到了西方，這成為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來源。

　　我們應該了解這種歷史事實，這對于當代中國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論”所孽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華民族的復興，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再度輝煌都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中國思想如何傳到西方

　　在現代西方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中華文明功不可沒，也可以說中華文明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國先是西方的老師，后是西方的學生。

　　17-18世紀的“中國潮”時期，孔子的道德哲學、老子的治國思想、中國的悠久歷史、漢語的哲學意義，一時都進入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與創造的靈感， 1600年到1649年，歐洲每年就要出現30-50部包含中國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

　　中華文明西傳可以分為啟蒙運動前期和啟蒙運動時期兩個階段。啟蒙運動前期主要是介紹傳播階段，而啟蒙運動時期，則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華文明對西方中世紀文明宣戰，這一時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礎。

　　1275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并在政府任職。他在華二十余年，回國后大力宣傳中國文明，激起了強烈反響，從此西方人知道了在東方存在一個強盛繁榮的中國，這也拉開了中華文明向西方傳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釋《四書》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訪中國記》，歐洲人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經典。

　　1584年：西班牙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出版了《中華大帝國風物史》，對中國的介紹比較豐富，其中提到中國法律不僅用于懲治犯罪，還用于獎賞善舉，認為歐洲法律只講懲罰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確的，對中國政治制度表示欽佩。

　　1590年：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絕妙論著》一書，向西方介紹中國歷史地理、人口物產，贊譽了中國的瓷器、印刷、繪圖、航海、天文、火藥等科技成就，同時也稱頌中國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閣著有《中國傳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譯出了《五經》。

　　1621年：英人伯頓贊譽中國人勤勞整潔、彬彬有禮，中國政府有組織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國人赫伯特就發表了《真理論》，奠定了“自然神”論基礎。該書認為孔子是“自然神”論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對超自然的力量，反對“神的啟示”。

　　1650年：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歷史》、法國人馮秉正的《中國通史》相繼問世，這為歐洲人關注中國提供了更多的知識。

　　1654年：布勞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國地圖冊》，一年以后荷蘭使團出使北京，驗證了該地圖的準確性。

　　1655年：葡萄牙人魯德熙又有《中華帝國史》的著述，稱中國是“智慧的國度”。這也是東學西傳的實質性開端

　　1661年：年法國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學》《中庸》《論語》，1672年《大學》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執政期間，撥款資助白晉等6名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后來，他們先后成為康熙的“教師”和“謀士”，也就成為康熙與路易十四之進行溝通的橋梁。

　　1687年：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將《大學》《中庸》《論語》匯總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出版后風行歐洲。1688、89、91年出過此書的法文、英文本，這是系統介紹中國學術的開端。以“四書”“五經”為切入點了解中國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個高起點。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國漢諾威圖書館館長萊布尼茨出版《中國近事》。同年，中國歸來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國現狀新志》， 1697年3月，法國傳教士白晉從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國清朝的官服。白晉神父帶來康熙贈送路易十四的禮品和一部《康熙皇帝傳》，該書將康熙皇帝描繪成現實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國另一位自然神論者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一書，直斥“啟示的神學”不合理、危險，是引起種種迷信的根源，應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學說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晉的《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此書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資料比較客觀。他認為儒學是全球性的道德;漢字可能成為全球性語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教士李明,寫了兩本書：《中國現狀新志》,《論中國禮儀書》。

　　1731年：中國的“用人之道”被英國人采納了。當時的英國人尤斯塔斯寫道：“共和國每一個榮譽的或福利，應被作為對真正良好品質的獎賞。這個光輝的準則，曾經受到一個國家最嚴格的遵奉，這是個全世界地域最廣，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國家。就是中國，在中國，一個人如果不是個真正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就不能成為一個官吏”。

　　1735年，法國出版了一部受到廣泛閱讀的書，書中認為，在中國“一位學者，盡管是農夫之子，也很有希望達到高位，并且還會成為國家的宰相。因為孩子都是平等的” 。

　　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后，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國文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歐洲的了解，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

　　中國思想在西方經濟一百多年的傳播，發酵，終于在18世紀初演變成了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法國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啟蒙運動的中心，法國的啟蒙運動，聲勢最大，戰斗性最強，影響最深遠，堪稱為西歐各國啟蒙運動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國的啟蒙思想也大部分來自法國。

　　中華文明：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紀的歐洲，中國思想的傳播，讓一批歐洲啟蒙思想家都狂熱地崇拜中國，如伏爾泰、萊布尼茨、霍爾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爾泰所言：“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發現精神的世界。”

　　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他的思想對18世紀的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后來人認為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伏爾泰是中國思想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一直主導著法國的啟蒙運動。

　　伏爾泰在他的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孔子的書中全部是最純潔的道德，在這個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時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伏爾泰還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繁榮而且制度完善的國家時，歐洲還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魁奈、狄德羅、愛爾維修都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書派”的領導人。他們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中國的統治者明白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奉為為楷模。霍爾巴哈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在17、18世紀，“德意志”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德國實際上是由數百個騎士國組成。在各方面都遠不如法國，在思想文化上，德國更是唯法國馬首是瞻。當法國人追捧中國的時候，德國對中國文化的熱情自然也不低。德國哲學的鼻祖萊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國文化，他年輕的時候就閱讀了法文版的孔子傳記，后來又從傳教士手中獲得了許多關于中國的第一手資料。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有著令人贊嘆的道德，還有自然神論的哲學家，其哲學體系的創立遠在希臘哲學之前。萊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啟發創制的二進制算法、成為近代信息技術的基礎，他認為是中國讓歐洲覺醒了。

　　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對于以后的德國哲學家康德、黑格爾都有重要影響。萊布尼茨的學生沃爾夫認為儒家哲學具有理性的特點，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爾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國，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張。真正把東方價值觀研究透了的是文學家歌德，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是從一些文學作品開始的。歌德讀過《好俅傳》、《老生兒》、《花箋記》、《玉姣梨》等中國小說，并通過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銳地發覺了中國禮教的特點。對于中國的孝道，歌德認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國詩歌寫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對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體會頗深。

　　1769年，有人寫文章認為中國比歐洲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成為歐洲的名人，歐洲啟蒙思想家言必稱孔子和中國，來推行他們的思想主張，儒學成為攻擊世襲特權的武器。在當人們翻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經濟學家撰寫的作品、游記或文章時，會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名字是如此頻繁地出現，激起了那么多的贊譽。經過啟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法國的啟蒙思想推廣到全歐洲，這時歐洲人也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從此進入了歷史發展的快車道。

　　啟蒙運動時期，中國的人文社會理念和以道德治國的思想深深的征服了歐洲人，他們用中國思想對農奴統治及宗教統治進行攻擊，經過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現代人文思想終于成為了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也標志著西方人在思想上終于走出了中世紀，進入了現代社會。

　　在人們印象中， “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理念誕生于法國的“大革命”，并從西方傳到了中國，而其實歷史的真相是這些理念最初是從中國傳到西方的。

　　法國人很早就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興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馬遷等中國思想家的書籍很早就譯成法文，在法國知識分子中流傳，中國思想啟蒙了法國及整個歐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擺脫了愚昧，獲得了自由，最終步入文明社會，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理念其實都來自中國。

　　在以前，中國學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宣傳，而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才發現：中華文明影響西方文明是歷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反影響只是歷史的回流，這一觀點在不同的學科也都得到了印證。

　　中華文明對西方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轉的，筆者認為其中最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主要為四個方面：人文社會的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現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經濟思想的產生，這四方面幫助西方國家走出了中世紀的陰霾，構成了現代思想文明的根基。

　　在中世紀，歐洲的官員幾乎全是教士、貴族、封建諸侯，連行政機構都沒有，更不用說文官制度了。

　　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后，英國進入了政治學中的“政黨分贓制”時期，既在議會選舉中上臺的黨派，把政府官職看作是“戰利品”，公開地進行論功行賞，分配到自己的黨派，特別是在競選中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許愿。

　　從中國引入文官制度

　　孫中山曾經說過，現在各國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窮源溯流，英國的文官制度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現在西方文官制度來源于中國的說法在政治學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認的。

　　其實中國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傳播開來，元朝的馬可波羅和明朝的利瑪竇，這兩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文官制度。

　　以上內容摘自高連奎《中國大形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