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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近代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如何認識和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兩個對立的體系，是不可調和的體系”，把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對立起來。從這個觀點出發，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種觀點認為，要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就必須拋棄馬克思主義；另一種觀點認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批判、否定傳統文化。他們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就是——要么A，要么B，A與B不能同時并存，要肯定A，必須否定B，這就是五四以來我們這個民族所秉持的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那么，我們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果然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并存的嗎？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做一番辨析和思考。

《利瑪竇中國札記》成為西方了解中國的重要文獻。

中國儒家思想主要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傳入歐洲的

這一時期，受羅馬教皇的派遣，先后有大批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這在客觀上對把古老的中國文明傳播至歐洲起到了促進作用。在來華的耶穌會士中比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法國人金尼閣和白晉等。

耶穌會士們用歐洲的多種語言翻譯中國的文化典籍，并通過創辦外文報紙和雜志等方式來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文化。如《利瑪竇中國札記》。書中以豐富的資料，向西方“解釋了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的民族”，成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東方"的重要文獻。利瑪竇還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閣于1626年將《五經》譯成拉丁文。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人還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一書，該書在西方世界風靡一時。殷鐸澤還翻譯了《中庸》，為之取名《中國的政治道德學》。此外，還有巴多明的《六經注釋》、錢德明的《孔子傳》和《孔門弟子傳略》等。到17世紀末葉，已有數十種中國經典譯本在歐洲流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還曾專門詔諭皇家印刷廠大批印制傳教士從中國帶回的《四書》譯稿。

當初耶穌會士譯介中國的儒家經典，其主觀目的在于證明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教義是一樣的，以使更多的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教義，然而，在客觀上卻使當時的歐洲社會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

除了大量譯介中國儒家思想典籍外，傳教士還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科舉考試制度做了介紹，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先進的教育遴選體制。如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他所著的《大中國志》一書中，就專列一章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使西方社會對來自遙遠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來，法國和英國就曾經模仿中國的科舉制度在各自的國家遴選官員。

總之，經過傳教士們的介紹和宣傳，在那一時期的歐洲人眼中，中國文化是美妙絕倫、令人向往的，中國社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國家；西方人也因此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萊布尼茨論中國》插圖本，17世紀科學天才、德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著。

傳教士所譯介的儒家經典，在客觀上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誘因之一，也是啟蒙主義者反對封建神權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孔子與中國之道》。在這本書中，他對中國儒學在17至18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啟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論述。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耶穌會士是促成中華文化與歐洲啟蒙運動發生聯系的媒介。他們對中國人文經典著作進行翻譯和介紹，構架起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的橋梁。"借一斑而窺全豹"，我們可以通過德國的萊布尼茨、法國的伏爾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經典在歐洲所產生的影響。

我們先看看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茨。從澳門回去的一批耶穌會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給了在歐洲享有盛名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激起了他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興趣。萊布尼茨在《論中國哲學》一書中，給予中國傳統文化極高評價:"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和中國儒家的德性論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預定和諧"說和中國的"道"非常相似。至于說到萊布尼茨受中國《易經》的影響，盡管學界對于《易經》在萊布尼茨發明"二進制"算法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還存在爭議，但《易經》六十四卦圖曾深刻影響過萊布尼茨的"二進制"，這卻是不爭的事實。萊布尼茨發現易圖與"二進制"相通，這在當時具有數學和宗教學的意義。二百多年后，"二進制"成為電子計算機技術的數學基礎。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對以后德國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等人，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法國啟蒙運動的旗手和精神領袖伏爾泰，出于反對宗教神學和開展啟蒙運動的現實需要，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大加贊揚，并對中國的倫理道德給予高度評價，聲稱中國"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賞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禮拜堂里掛上孔子的畫像，朝夕膜拜。伏爾泰在《諸民族風俗論》中這樣贊美中國文化:歐洲的貴族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知道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在那里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伏爾泰指出，"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伏爾泰還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加以評論。在他看來，中國的行政組織各部分互相聯系，官吏是經過嚴格考試才產生的，皇帝雖然高高在上，卻也不便擅自專制，加上中國設有諫議制度，是不能以專制國家稱之的。他指出，"他們帝國(中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因此，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當然，伏爾泰為了達到反對宗教神學的目的，對中國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贊美有言過其實之嫌。但就其結果而言，他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極度贊美對法國的啟蒙運動倒是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也對中國文化大加贊賞。魁奈在《中國專制制度》一書就充分表達了他對中國制度的欽佩。魁奈主張的"以農為本"思想，正是來源于儒家的重農思想。魁奈的《中國專制制度》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國的本杰明•富蘭克林到了法國，富蘭克林以后的許多經濟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響下形成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魁奈的重農主義對于歐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魁奈在其《經濟表》中所表現出的那種謀求自然秩序和實際秩序合二為一的心理，跟中國"天人合一"的觀念是相通的。盡管魁奈對中國的了解在今天還比較貧乏，他對中國的贊賞，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對于西方人了解中國，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除了萊布尼茨、伏爾泰、魁奈等人對中國文化給與高度評價外，還有笛卡爾、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他們都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鐘，并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爾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論》中熱情頌揚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羅在其主編的《百科全書》中，專門撰寫了"中國哲學"條目來介紹中國哲學的發展史；霍爾巴赫主張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爾夫主張以儒家倫理來補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中所運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思想相吻合；費爾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強調對自己要進行自我節制，要以愛人之心對待他人，并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

應該歷史地、辯證地看待當時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對于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在歐洲社會也不是眾口一辭，有褒者，有貶者，也有中立調和者。例如，法國十八世紀的一位思想家盧梭，則對中國文化持批評否定的態度；而作為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政治理論的倡導者孟德斯鳩，則是采取比較客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既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優點，也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缺點。譬如，他認為，重農思想、禮治思想和儒家學說，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的瑰寶。但是，中國的專制制度，中國的夷滅九族制度等，則是中國文化中的缺點。我們認為，應該歷史地、辯證地看待當時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德國古典哲學、法國啟蒙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產生的重要來源，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從這一角度來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可以互補的，而不是對立的。在這方面，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說：“辯證唯物主義淵源于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西歐，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一番科學化后，又回到了中國。” 他還說：“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二程、朱熹）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聯系的。”“現代中國人如此熱情地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有很多西方人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想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竟會如此毫不猶豫、滿懷信心接受一種初看起來完全是歐洲的思想體系。……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哲學思想正是他們自己所產生的。”從這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本質上不是矛盾對立的，而是可以互補的。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根，也離不開和傳統文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雖然相隔兩千余年，但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從終極追求目標、執政手段、對執政者的素質要求看，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盡管表達的方式不同，內容也不盡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卻有相通之處，并不是完全對立和矛盾的。

郭沫若在1925年12月16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號發表《馬克思進文廟》。

從目標追求上看

共產主義與儒家思想都強調“天下為公”。馬克思講國際主義，儒家思想則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來表述。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中，把“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把共產主義描繪成“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給共產主義社會設計的理想藍圖，除了要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以外，也要求在經濟上做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從它的起源直到它的奮斗目標，都是為了追求社會的和諧。斗爭哲學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部內容。實現社會的和諧，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畢生追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終極追求目標。從這一點來說，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追求的大同理想社會是一致的，大同社會理想是儒家追求的終極目標，在對大同理想的描述中，儒家向人們所展示的是一幅和諧美好的社會畫卷，在大同社會里，天下為公，德才兼備者成為了社會的管理者，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沒有嫉妒、沒有爭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各盡其責、各盡其力，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能夠得到保障，社會風氣井然有序。這就是《禮記禮運》向我們所描述的大同景象。所以，在價值目標和追求上，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并不是矛盾對立的，郭沫若先生在“五四”之后寫過一篇小品文，叫《馬克思進文廟》，文中把馬克思寫成了孔夫子的學生，惟妙惟肖地勾畫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的心態。他假借孔子與馬克思的對話，赫然寫道：我們的出發點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孔子問：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樣的呢？馬克思講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這個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國的傳統思想，根本和你一樣，總要先把產業提高起來，然后才來均分。馬克思感嘆道：我不想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的一個老同志！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會說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們中國的國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國呢？

從對執政者的素質要求上看

中國共產黨始終對黨員干部在個人素質、道德修養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劉少奇同志還專門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指出黨的思想建設應從加強共產黨員的思想意識修養做起。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不是與生俱來的，必須經過長時間艱苦的自我磨練、自我改造、自我修養才能獲得。而儒家思想則要求從政者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出色的才能、實事求是等君子品德，認為道德修養是一切的根本，是治國安邦的基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自己不正，怎樣去正別人？這就是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一句話，就是正人先正己。

從執政手段上看

馬克思主義要消滅階級和剝削制度，實現物質財富的極大增長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在這方面，與儒家思想更是有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妙。儒家主張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主張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意思是說獎勵要厚重，辦事要公允，稅收要輕薄。要富民、裕民、惠民、教民，執政者肩負著治理國家的歷史重任，要勤勉于政事，發奮忘食，勵精圖治，不但要確立高遠的抱負和志向，而且還必須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如此才可達到安人安百姓、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目的。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外哲學教研室副主任，“領導干部國學論壇”及“領導干部學國學”全國行活動發起人，“領導干部學國學”官方公共微信平臺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