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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中國社會主義的起源和歷史評價 【編者按語】

本文最早以《社會主義的選擇與歷史評價——紀念鴉片戰爭150周年》為題，發表于《中國青年報》（1990.6.7.）和《科學社會主義》雜志（1990年第7期）。嗣后《人民日報》作了摘要轉載（1990.9.24.）。

雖然已過去26年，這篇文章仍然是今天所能看到的對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最精辟的學術論證；也是對為什么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最令人信服的回答。

據網友揭露，2015年8月，一位北大教師錢乘旦在他出版的一本講稿里，用近2000字詳細引述了本文的主要觀點，并根據何文的提示補充了個別具體數據（參見本文附錄），但未說明引用出處，貌似其之原創。

1990年，中國尚未走出年前風波的陰影，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土崩瓦解；西方資本主義則“凱歌”陣陣，“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何去何從？自然也是唇亡齒寒、風聲鶴唳。

許多人都認為社會主義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是歷史的錯誤，中國要進步要發達，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拋棄社會主義，擁抱資本主義。“1949年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究竟是否出自一種歷史的誤會？社會主義究竟有什么優越性？……這些問題，困擾著當今的許多人們，摧毀著許多人的信念。”“要政治真正穩定，首先要穩定人們的思想。而若不能對以上問題，做出令人信服——即理性和客觀的回答，就不能真正穩定人們的思想。”

何新的這篇文章，超越了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種種意識形態教條，緊緊抓住當年中國作為落后農業國家面臨的快速工業化的迫切歷史主題，深刻揭示出社會主義絕不是出自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偏好，而是具有深厚的歷史合理性，它是對德國、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一種借鑒和強化，是落后農業國實現快速工業化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其他沒有選擇類似于這條工業化道路的落后國家，大多跌倒在工業化的門檻上，或長期陷入貧困、動亂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何新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從近代世界上后進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道路看，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對于現代中國的實際意義看，中國在40年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都的確沒有錯誤！”

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指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 ？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何新的這篇文章，用中共創建現代民族國家的奮斗歷程及無可辯駁的實際成就，雄辯地回答了蔣氏這里提出的一個問題四個問號，昭示了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所在。搞清楚了社會主義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根本前途具有“高度正相關”的實際效用，那么這個制度，對于工業化遠未完成的中國而言，就絕不能輕易地否定、輕易地拋棄。只有理解歷史的縱深，才能不被一時貌似強大的潮流所迷惑，才能牢牢把握住真正的時代脈搏。此后的歷史發展，正如何新所預測，中國堅守住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始終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把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與資本也能“整合資源辦大事”的“魔法”（因而必須充分利用、有效駕馭）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的突飛猛進和綜合國力的強勢崛起；而輕率地追隨了所謂“歷史潮流”的前蘇聯、東歐，卻危機不斷、江河日下。此正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連1980年代末曾經預言歷史（人類統治形式）將“終結”于美式自由民主的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改口了：“中國人發明了好政府”“世界將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世界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美國民主沒什么可教給中國的。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歷史并未終結,但美國的民主政治已衰敗。”

【導讀要點】

●既然承認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改革，為什么還必須堅持之？而所謂堅持，要堅持的究竟是什么？僅僅依靠從舊的教科書中搬出優越性的教條，回答不了當今的實際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只是試圖消滅階級和私有制而構想的一種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現實基礎的制度。這種觀點甚為流行，其實似是而非。

●存在于20世紀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乃是落后的農業國以國有制的形式，將國家經濟政治力量，集結為一個強大聚合體，以之對抗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強國的一種有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那些批評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空想性的人，所忽視的恰恰是這一點。

●英法和美國兩種工業化模式，即通常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適應這種經濟制度，而產生所謂“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兩大特征。這條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在世界歷史上出現較早，因此常被看作“經典性”或唯一的道路。

●早在19世紀，對于歐亞落后國家來說，英法和美國這兩種工業化道路已經走不通。于是歷史中出現了又一條新的道路。這條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強烈地借助國家干預和政治力量的德國、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

●德日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英法美的自由資本主義，乃是形態不同的兩種資本主義制度。直到當代，德日兩國經濟仍鮮明地保留這一特點。其經濟在近20年中的迅速騰飛，實際也與這一特點關系密切。

●根據列寧的經典定義：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經濟體制。國家實施經濟控制的手段，系通過國家財政政策，通過建立國家銀行，也通過直接由國家興辦占有大額股權的國有化、半國有化企業——特別密集于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如鐵路、通訊等領域。還通過保護貿易政策，以及由國家給予經濟支持的一系列發展科技、文化、教育的政策。

●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正如列寧于十月革命后（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多次指出的，對于后來蘇聯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

●斯大林模式的蘇聯這種體制的由來，除受到馬恩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列寧的工業化思想指導外，形成這一模式的重要理論根據之一，乃是3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多提出的國家工業化理論。

●依賴國家力量，主張集中控制和調配有效資源，對外貿易實行保護關稅保護國內市場，以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和倡導高積累、低消費政策，來帶動經濟迅速起飛的工業化道路，產生了兩種模式：一種是19世紀末德日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另一種，就是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

●20世紀初經濟遠遠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業國家的俄國，模仿德日模式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后，經濟亦發展迅速，在二次大戰中作為戰場主力而戰勝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為當時居世界第二位的工業強國。

●布熱津斯基在其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名著《大失?。?span lang="EN-US">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承認：“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的確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大國。它的大量人口的確從農村流到了城市。一個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會主義體制形成了。而蘇聯經濟也一直以比較高的速度持續增長。……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以否認的。”

●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準備時期和前期，都毫無例外地不得不為經濟發展付出巨大的社會和文化代價。比如，英國原始積累和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勞工和窮人們以及英屬殖民地人民，為英帝國的經濟發展所承受的巨大社會苦難與犧牲；美國工業化早期直到19世紀中葉仍存在的殘酷黑奴制度，開發西部時期對印第安人的血腥滅絕運動；常常被頌揚為民主、人權典范的法國大革命，被許多人崇拜的拿破侖所殺的人，則至少40萬以上。

●如果全面比較自17世紀至19世紀的300年間，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工業革命和經濟現代化所曾付出的種種歷史代價，那么蘇聯與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后的70年和40年中，在同樣低的經濟起點上，為達到國家現代化目標所付出的代價，無論就時間和數量看，就都并不算過高。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形成了20世紀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即現代愛國主義），有效地從1840年后長達百年的社會動亂中，拯救了面臨瓜分和亡國危機的破碎的中國；解決了建立獨立經濟、保護本國市場的歷史任務。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對于保護中國民族經濟，維護本國市場，發展中國工業，振興民族精神，顯然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主張實現社會資本和資源的國有化（公有制）和計劃化，這一理論有利于在落后國家中快速集結和積累工業化資本。也使得工業落后的國家，能夠集中分散的資金、資源和經濟力量，在國際市場上對抗經濟勢力強大、技術先進的國際壟斷資本。

●馬克思主義作為維護工人和貧困農民利益的理論，使中國在50年代的大規模工業革命時期，能避免發生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曾普遍發生過的那種野蠻剝奪。

●共產黨的組織、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形式，重視集體倫理的社會原則，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極其有效地集結了傳統社會形態下處于無序分散狀態的社會力量，從而比較迅速和大規模地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運動。

●中國由1949年一個已經瀕臨徹底破產的落后農業國，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初步實現工業化；并取得舉世矚目的大規模經濟成就，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大國之列，證明了這一道路的歷史性成功。

●無論從近代世界上后進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道路看，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對于現代中國的實際意義看，中國在40年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都的確沒有錯誤！

【作者原文】 在中國10年改革中反復被提出的重大問題，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改革？既然承認其必須改革，為什么還必須堅持之？而所謂堅持，要堅持的究竟是什么？ 無可諱言，東歐形勢的突變，正是其先行的經濟、政治改革由量變到質變的必然發展結果。但是這種變化，究竟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同樣的變化，是否早晚將如某些國內外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在蘇聯、中國和其他國家次第發生？ 這些問題，困擾著當今的許多人們，摧毀著許多人的信念。人們都在問：1949年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究竟是否出自一種歷史的誤會？社會主義究竟有什么優越性？未來世界的發展，究竟是社會主義必然將被資本主義所取代，還是資本主義將被社會主義取代？

 這些問題是如此重大。它不僅關系到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而且關系到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未來的發展模式和道路選擇。 僅僅依靠從舊的教科書中搬出優越性的教條，回答不了當今的實際問題。 因為事實是明顯的，人們必然要問：既然如此優越，為什么社會主義的現實中卻存在那樣多的問題？為什么東歐國家要放棄社會主義？ 要政治真正穩定，首先要穩定人們的思想。而若不能對以上問題，做出令人信服——即理性和客觀的回答，就不能真正穩定人們的思想。 本文，試圖從若干新的歷史角度，對上述問題給予討論。

一 、近代工業化的兩種類型 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改革者，試圖消滅階級和私有制而構想的一種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現實基礎的制度。這種觀點甚為流行，其實似是而非。 我們注意到，存在于20世紀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乃是落后的農業國以國有制的形式，將國家經濟政治力量，集結為一個強大聚合體，以之對抗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強國的一種有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 那些批評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空想性的人，所忽視的恰恰是這一點。他們沒有意識到，20世紀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是非空想的，并且的確在現實中曾取得巨大的歷史性成功（盡管最近它在東歐遭到失?。?要深刻理解現代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起源，需要簡略追溯近代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歷史。

從近現代世界歷史看，一些主要國家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基本類型。 第一種工業化的類型，有兩種模式。它們是： 1.英法模式 其特征是：率先發展輕工業。以海外貿易與殖民地掠奪，開辟世界市場，進行“原始”資金積累。繼之發展機械制造工業，開發新能源（煤炭、電力、石油），奠定支撐全部產業的重工業基礎，實現工業革命。 進而由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利用殖民地廉價勞力和原料及市場，掠奪超額利潤，達到經濟起飛，并保持經濟長期的持續增長。 這種模式有四大特征： （1）依賴殖民地；（2）市場經濟；（3）自由貿易；（4）工業發展順序是先輕工業后重工業。 對海外市場和殖民地經濟的依賴，是由于英法兩國本土狹小和市場不足這種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英國早期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依賴于海外貿易和掠奪，由此形成重商主義的經濟學說。 2.美國模式 美國工業化起步晚于英法，起初缺乏實力競爭殖民地和海外市場。 因此，美國工業化早期，不得不采取內向發展路線，實施以開拓國內市場為主的經濟方針（所謂孤立主義政策）。由于美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這一方針獲得了成功。 美國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早期主要依靠南部和西部剝奪率極高的、使用黑人奴隸的農業經濟。（參看W·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論美國工業化》一書） 其最先工業化的13個州，集中在東北部（情況與中國先進工業區密集于東部相似）。美國以此為基礎，帶動西部和南部的開發，于19世紀末通過能源革命（大規模應用石油和電力）和技術革命，完成了本土工業化。 在國際戰略上，美國早期施行門羅主義，注重控制周邊的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區。直到二次大戰中，才發動對世界經濟、政治霸權的全面角逐。 所以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時期經濟的特點，具有內向型（注重國內市場）的特征。 以上英法和美國兩種工業化模式，即通常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適應這種經濟制度，而產生所謂“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兩大特征。 這條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在世界歷史上出現較早，因此常被看作“經典性”或唯一的道路。其實，早在19世紀，對于歐亞落后國家來說，這條道路已經走不通。于是歷史中出現了又一條新的道路。這條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德國、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

二、德國、日本經濟快速起飛的秘密 我們注意到，在英美法三國，工業化運動首先是由私人企業，完全依賴自由市場經濟而發動的。 但在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后起的工業國家，其工業化進程，卻強烈地借助了國家干預和政治力量。（詳細資料，德國方面可看W·漢德森《普魯土國家和工業革命1740—1870》。日本方面可看E·布萊克等著《日報和俄國的現代化》。后一書有中譯本。） 德國、日本從疆土上看都是小國。在其面臨工業化任務時期，作為后進弱國，它們既無力與強國競爭殖民地和海外市場，又不能像美國那樣主要依賴本國市場。

于是，它們都選擇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同時強調經濟高效率、注重大規模采用先進技術的經濟方針。 我們在世界歷史中注意到，德日兩國在19世紀初尚為列強所宰割。而在19世紀末分別成為歐亞地區不容忽視的強國，并能夠染指爭奪世界霸權。其奧秘，就在其實施的上述兩大政策方針中。 有必要著重指出：德日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英法美的自由資本主義，乃是形態不同的兩種資本主義制度。直到當代，德日兩國經濟仍鮮明地保留這一特點。其經濟在近20年中的迅速騰飛，實際也與這一特點關系密切。 根據列寧的經典定義：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經濟體制。國家實施經濟控制的手段，系通過國家財政政策，通過建立國家銀行，也通過直接由國家興辦占有大額股權的國有化、半國有化企業——特別密集于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如鐵路、通訊等領域。還通過保護貿易政策，以及由國家給予經濟支持的一系列發展科技、文化、教育的政策。（早在19世紀初，德國經濟理論就具有反對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理論的傾向，代表理論如F·李斯特的學說，強烈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和保護本國市場。） 這種制度首先由德國所發明。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由于注意到德國經濟在19世紀中期的快速成功，而有意識地予以借鑒和模仿。 回顧德日兩國分別于19世紀中后期突然崛起的歷程，我們既注意到他們的后發，又注意到他們的強勁銳氣和快速起飛。這與其工業部門模仿軍事組織而格外注重效率，同時直接借助國家力量引導和干預經濟，具有密切的關系。（參見K·Pinson：《德國近現代史》第11章） 而這兩種特征，從一開始就被英法等施行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指責為“違反民主原則”。但我們也注意到，在這種指責背后，實際掩蓋著英法對德日兩國經濟力量快速崛起的畏懼，有本身的利害動機，并非真正出于道義感情或價值觀念。 德日，特別是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正如列寧于十月革命后（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多次指出的，對于后來蘇聯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舉一個例子：近年常被稱為鐵飯碗，而被看作社會主義勞動制度一大弊端，蒙受詬病的員工終身雇傭制度，實際既不是蘇聯的發明，也不是中國的發明。相反，“這是日本工業的獨特創造，并保持至今。從1900年到1920年，這一制度出了名。日本企業也很重視非現金的福利，如住房、商店和醫療等。”（參見布萊克著：《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

三、蘇聯工業化模式的理論來源 在德國、日本的快速工業化之后，20世紀世界歷史中又出現了一條新的工業化道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特點是： 在農業中，實現集體化、計劃化。理想目標是構造一種模仿大規模工業制度農場經濟體系。但蘇聯的農業在實踐上始終是不成功的。 在工業中，在各主要工業部門實現國有化的基礎上，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方針。經濟活動依靠行政指令和意識形態動員，作為推動力。 回顧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早期歷史，我們注意到：蘇聯最初采取了具有空想色彩、否定商品制度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繼之采取恢復商品經濟的新經濟政策，直到30年代中期方形成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說明這一工業化模式，具有復雜的演變和形成過程。 關于被許多人稱作斯大林模式的蘇聯這種體制的由來，我想特別指出以下一點：形成這一工業化模式的指導理論，既非來自布哈林，也非來自斯大林。 實際上，除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列寧的工業化思想指導外，形成這一模式的重要理論根據之一，乃是3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多提出的國家工業化理論。（參見霍夫曼著：《工業化的階段和類型》，1931版。） 根據霍夫曼理論，工業部門劃分為兩大主要類型： （1）消費資料產業，即后來所謂輕工業。 （2）資本資料產業，即后來所謂重工業。 霍夫曼認為，工業化水平愈高，重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愈趨于重大。也就是說，根據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所占比重，可以判斷一國工業化程度的高低。

由此，不僅形成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快速推進工業化的蘇聯工業化政策，還發展出后來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影響重大的關于工業內部比例關系的概念。 我們注意到，這兩點，對于50年代的中國經濟計劃指導思想，也曾具有深刻影響。 還應當指出，霍夫曼的工業化理論，并非憑空形成的空中樓閣，而正是對近代德國工業化進程歷史經驗的重要概括和總結。 通過以上簡略的歷史回顧，我們注意到： （1）近代工業化有兩條基本道路。 一條道路是發展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以輕工業帶頭帶動重工業發展，亦即英法美三國模式的第一代工業化道路。由于資本積累主要依賴發展輕工業實現，所以必然提倡高消費運動。 另一條道路是依賴國家力量，主張集中控制和調配有效資源，對外貿易實行保護關稅保護國內市場。以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和倡導高積累、低消費政策，來帶動經濟迅速起飛的路線。 后一條工業化道路產生了兩種模式：一種是19世紀末德日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另一種，就是本世紀30年代出現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 （3）我們還注意到，在19世紀初，經濟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國、日本，在19世紀中后期，經濟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 而20世紀初經濟遠遠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業國家的俄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后，經濟亦發展迅速，在二次大戰中作為戰場主力而戰勝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為當時居世界第二位的工業強國。 根據以上歷史事實，我們恐怕就不能說反英美自由市場模式的工業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完全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四、關于社會主義為其經濟成就付出的代價 這里順便討論一下關于社會主義為其工業化所支付的社會和文化代價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布熱津斯基在其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名著《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曾醒目地提出。他首先承認： “許多人認為，斯大林時代是一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實現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基本轉變的飛躍前進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情況部分是真實的。

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的確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大國。它的大量人口的確從農村流到了城市。一個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會主義體制形成了。而蘇聯經濟也一直以比較高的速度持續增長。……即使蘇聯官方的數字有所夸大，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以否認的。” 但是另一方面，布熱津斯基列舉了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和各種政治冤案說： “蘇聯國民（在斯大林時期）積怨甚深，無法解決的舊仇過多，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國民被無辜地大量殺害，這一切都是斯大林成就的無形代價。” 于是他質問道：從與世界其他國家所作的歷史比較來看，蘇聯人民為上述經濟進步付出的這種代價是否太高了？ 我無意為斯大林時期的某些錯誤政策和政治運動作辯護。但既然布熱津斯基提出了這個歷史比較的問題，那么我就想指出以下的歷史資料： 從近代世界歷史看，由于工業化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價值觀念廣泛深刻變遷的大規模社會革命，由于人們在創造歷史中，不能不面對著激烈的利益沖突、階級斗爭，而任何歷史人物與國家政策常常難以避免各種盲目性、探索性和實驗性，因此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準備時期和前期，都不得不為經濟發展付出巨大的社會和文化代價。揆之世界各國，幾乎毫無例外！ 且不要說英國原始積累和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勞工和窮人們以及英屬殖民地人民，為英帝國的經濟發展所承受的巨大社會苦難與犧牲。也不必詳說美國工業化早期，直到19世紀中葉仍存在的殘酷黑奴制度，開發西部時期對印第安人的血腥滅絕運動（這都發生于一個憲法中明確頒布了人權原則的國家）。

至于布熱津斯基書中還提到的所謂“對人性的無視”和“政治鎮壓”，我們在標榜“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的早期資本主義時代，在創造資本主義制度的那些浪漫英雄史詩中，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例如常常被頌揚為民主、人權典范的法國大革命，在一部美國學者撰寫而頗負盛名的《世界文明史》（第三卷）中，就有如下的記載： “恐怖統治時期的兩萬個被害者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許多人崇拜的拿破侖所殺的人，則至少是這一數字的20倍以上。” 由此可見，由于為建立一個新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巨大激烈的社會沖突，因此，布熱津斯基所說的那種所謂無形代價，并非僅是由于人們選擇社會主義制度，才特別需要付出的。 而如果全面比較自17世紀至19世紀的300年間，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工業革命和經濟現代化所曾付出的種種歷史代價，那么蘇聯與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后的70年和40年中，在同樣低的經濟起點上，為達到國家現代化目標所付出的代價，無論就時間和數量看，就都并不算過高。 五、社會主義道路對于中國的歷史意義 在蘇聯之后，中國作為一個從人口、疆土和地理上都無比重要的東方大國，也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對此，一些人今天提出了疑問：這一道路的選擇，究竟是否正確？ 實際上，如果我們深入觀察20世紀前半期中國所面臨的歷史形勢，就會發現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乃是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歷史選擇。因為馬列主義對于蘇聯、中國等經濟落后國家，恰恰是一種可有效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進行工業革命、推動現代化運動的有效指導理論。 第一，當時面臨瓜分和亡國危機的中國人民，正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才提出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進行了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有效地從1840年后長達百年的社會動亂中，拯救了已瀕于破碎的中國。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形成了20世紀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即現代愛國主義），解決了建立獨立經濟、保護本國市場的歷史任務。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對于保護中國民族經濟，維護本國市場，發展中國工業，振興民族精神，顯然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馬克思主義主張實現社會資本和資源的國有化（公有制）和計劃化，這一理論有利于在落后國家中快速集結和積累工業化資本。也使得工業落后的國家，能夠集中分散的資金、資源和經濟力量，在國際市場上對抗經濟勢力強大、技術先進的國際壟斷資本。 第三，馬克思主義作為維護工人和貧困農民利益的理論，主張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約束兩極分化，對窮人提供社會保障機制。依靠這一理論指導下的國家政策，使中國在50年代的大規模工業革命時期，能避免發生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曾普遍發生過的那種野蠻剝奪（請回顧英國的圈地運動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種植園制度、充滿血腥的開發西部運動，以及18-19世紀殘酷的美國勞工制度。） 第四，共產黨的組織、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形式，重視集體倫理的社會原則，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則極其有效地集結了傳統社會形態下處于無序分散狀態的社會力量，從而比較迅速和大規模地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運動。 甚至被某些人譏笑為“清教徒”式的中國50—70年代那種崇尚儉樸、刻苦、勤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價值觀念，客觀上也有利于壓低社會消費，加速積累社會資金，有利于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從而快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 無論1949 年后的40年來，共產黨犯過什么樣的錯誤，以上四點，我想是任何持論公正的人，都難以全盤抹殺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救中國，并且的確救了中國，秘密就在于此。 中國由1949年一個已經瀕臨徹底破產的落后農業國，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初步實現工業化；并取得舉世矚目的大概規模經濟成就，證明了這一道路的歷史性成功。 實際上，若就傳統意義的“工業化”標準看，也就是說，以鋼鐵、能源、機械等資本資料產量（即霍夫曼的標準）以及國家總體實力為衡量標尺，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仍可評價為相當成功。 蘇聯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強國行列。中國亦于1949年革命后，經三四十年間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大國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社會主義道路還曾經歷過輝煌的世界性成功時期。 所以，無論從近代世界上后進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道路看，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對于現代中國的實際意義看，中國在40年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都的確沒有錯誤！ 但我們注意到，臺灣政權鼓吹所謂“臺灣模式”，卻明確否認其制度是“資本主義”。其政治口號有：“社會主義破產（？），資本本主義沒落（！），人類的前途是三民主義。”作為一種宣傳口號，我們姑不必深究其理論是非。但甚至連臺灣政權也不諱言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沒落，這一事實確實是頗發人深思的。 【附錄】北京大學教師錢乘旦書中大段摘引何新觀點不說明出處 ［注］據網友揭露：北京大學錢乘旦在其一個講稿中（據說是在中南海政治局講壇的講稿）大段摘引轉述何新本文的觀點，但不說明出處。下文摘自錢乘旦書《西方那一塊土》第320至322頁，資料觀點明顯引述何新本文的原創論點及資料：

事實上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馬克思所預言的那種社會主義；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的社會主義都出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高的地方，甚至是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地方。為什么？這個問題大家好像都沒有想過。有一個理論在支持著這個現象，那就是列寧主義。列寧說社會主義首先發生在資本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因此在歐洲，俄國，首先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俄國是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應該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生成，那是一種更高的社會形態，用以取代資本主義；但直到現在，像英國、法國、美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出現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歐美其他國家也沒有出現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墒窃谝恍┫喈斅浜蟮膰覅s出現了社會主義，包括中國，這個現象如果理解？

其實，我們所看到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是落后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一種手段。換句話說，是落后國家追求工業化、追求現代化的一種方式。現代化有不同的執行方式，社會主義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它不是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一種超越或者取代，而只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種替代，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完成現代化。蘇聯是第一個用這種方式實行現代化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給大家一些數字。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始于1926年，到1940年，也就是14年中，蘇聯完成了兩個半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28年到1932年，提前一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從1933年到1937年，又提前一年完成；1938年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但完成了一半蘇德戰爭就爆發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平均每年增長率是19.2%，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平均每年增長率是17%，到1940年，就是戰爭爆發前一年，蘇聯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其國民生產總量僅次于美國，經濟產值在世界總量中的比例從4%躍升到19%。這一系列數字都表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但這種成就是怎么取得的？這就回到剛才說的問題上：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是落后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追趕先進國家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最大的特點是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的本質是國家全面介入、直接運作生產活動。

為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英國工業化時期去。英國用自由主義的方式實行工業化，國家執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完全脫離經濟領域，不干預經濟活動，市場規律自行運作。亞當·斯密認為，這是最好的經濟發展模式。英國用這種方式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很多國家就跟著走，早期工業化國家都是這樣的。但是在更多的國家實行工業化的時候，發現自由放任的方式并不合適，于是在德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理論，采用了一種新的方法。根據這種理論，國家又一次進入經濟領域，推動和指導工業化，把工業化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而德國也由此取得巨大的成功，從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一躍成為先進的工業國，到19世紀末，趕超了英、法，成為當時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德國模式的特點就是國家重新進入經濟領域——在英國那里，國家是完全不管；到德國這里，國家又開始管了，當然它只起推動和指導的作用。但如果再往這個方向走，變成國家什么都管，并直接運作生產活動，就成為蘇聯模式了，也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家就好像是一個大集團公司，國內各企業機構、集體農莊都是公司的下屬部門，政府是公司總部，下達生產指標，由各下屬部門共同執行，這就是“計劃經濟”。這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國家動用行政的力量，將全國所有的人力、財力、物力，一切資源都調動起來，集中使用，在相當短的時間里就能取得非常顯著的成就，蘇聯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我們不能忘記，在蘇聯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同時，西方正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這使得許多人認為社會主義成功了，資本主義失敗了；而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德國，成為“二戰”中盟國最終取得勝利的中流砥柱，更顯示蘇聯模式的巨大優勢。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被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采納。

蘇聯模式當然也有問題，問題出在計劃越嚴格、束縛性越強。在經濟發展早期的粗放階段，全國統一的計劃指令很有效；但等到經濟越發展、結構越來越復雜時，計劃的可靠性就越來越有問題。同時，因為指令性生產的束縛，各具體生產單位日益喪失生產主動性，動力不足，被動執行上級指標，因此越到后來，勞動生產力越低下，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和平競賽”的過程中，漸漸趨于劣勢。蘇聯的問題，出在國家最高領導人一直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制度也是需要完善的，需要與時俱進。蘇聯一直沒能主動調整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適應不斷出現的變化，結果，整個制度越來越僵化，這是個很沉重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