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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對于領導人和政治思想家來講，提到馬克思經常會講“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樣講其實就否定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存在一種本質化的、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一旦有人講存在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那它就是個死的東西。那活的靈魂就是要不斷跟著社會來演化。

所以我是想提供一種觀察，從一個視角觀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當代社會。從一件比較近的事說起。去年(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一個場合有一個講話，講話里有這么一句話，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對于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來講，這個話可以說是毫無新意。但也就是這么一句話，在中國的思想界，不能叫軒然大波，至少也是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有一部分人相當地恐慌，他們認為階級斗爭又來了。但另一部分可能非常欣喜，覺得馬克思主義回來了。所以對這么一句毫無新意的話的反應，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把話拉開講。任何一個社會都由很多人組成，我們分析這個社會，治理社會，或者改造也罷，都必須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只是一種方法，至少比如古希臘古羅馬有四個等級五個等級的分類，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的分類，朝鮮日本除了四民以外還有賤民，等等。現在中國進行分類也至少有三種方法。第一種是自由主義，就是把社會所有成員看成無差別的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人，一個個人，或者一個公民，一個納稅人，社會就是由個體組成的，這是自由主義的思路。

第二種是多元主義，就是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說法，不是階級分析，而是從職業、財富、權力、聲望等角度進行階層分析。第三種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大家都很熟悉，按照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在生產過程中居于的地位，社會資源的分配結果來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目的是什么?顯得不僅僅是為了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變世界。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為改造他們的社會進行過各有特色的階級分析。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思路對青年毛澤東有很大的影響。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階級斗爭》，看到《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寫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但他又說，“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但得到四個字不是結果，而是開始，“老老實實地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為了中國革命，為了解決革命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毛澤東進行過階級分析，就是著名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的階級分析顯然沒有套用馬克思的思路，也不是列寧、斯大林的思路。他的做法是從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來進行階級分析，這個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對革命的態度變成了階級分析一個非常重要的取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克思沒有勾勒一個社會主義該怎么建設的宏圖，毛澤東也不認為有這種可能性。他認為即使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還有必要進行階級分析。1958年年底他說，經濟上消滅階級，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滅階級，即使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還存在。進行階級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對他來講，就是階級斗爭。

毛澤東去世后，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起點就是停止階級斗爭。鄧小平當時的舉措既有他的道理，也得到了當時中國人民普遍的支持。原因也很簡單，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一個公有制為主的社會，基本沒有私有制。社會結構非常簡單，無非就是工農兵學商，加上干部和知識分子。收入和財富的差距非常小，確實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原來意義上的那個階級。鄧小平當時的想法也很簡單，就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最后實現共同富裕。但是今天回過頭看，他這樣想是否有一點點太樂觀?到1985年的時候他已經開始有點意識到，他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不過我看他當時估計依然是十分樂觀，他認為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出現這種可能性并不大。

其實我們要看數字的話，我分析過這個數字，一直到他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依然占國民經濟的四分之三以上，這已經很近了，改革開放過了一半的時間。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在中國仿佛失去了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思路。自由主義的思路不去進行階級分析，它的思路就是國家和社會，官和民，好像所有的權力都是國家掌握的，民都在要權利，是這樣一套兩分法的思路。他們只關注個人權利，不關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權力資源上的差異。仿佛社會中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或者剝削和壓迫不值得關注。

多元主義的思路，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在八十年代開始引入中國。當時有不少的學者呼吁，不要進行階級分析了，階級分析是過時的東西，要用去政治化的階層分析代替政治色彩很強的階級分析。這種思路不像自由主義那樣不承認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它承認權力上的差異，但是階層分析基本都是靜態地描述不同的階層，很少涉及到階層之間的互動，動態的關系。比如，基本避免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階層之間是否存在剝削和壓迫?他們關注的往往是一個可能并不存在的東西，叫“中產階級”。而且他們想象的社會是一個可能也不存在的叫“橄欖型社會”。

那么官方的立場，在過去一段時間也發生著變化。共產黨每建黨整十年慶的時候，黨的總書記會有一次重要講話。2001年，江澤民在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有個講話，非常長。你去做關鍵詞分析就會發現很有意思，它里面既有既有階級的詞，也有階層的詞(“工人階級”24次，“階層”5次)。但這個講話后來有學者分析，實際上是用階層分析的方法替代了階級分析。有人甚至說，這個講話是實現了社會分層方法從階級分析到階層分析的轉換。而且這個講話里面還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這個概念就非常大了，就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打工的，也包括老板。因為要擴展黨的執政基礎，所以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代表”，就是代表全民。

胡錦濤時期也很有意思，從2003年2013年。2004年就提出了和諧社會。當時我們就討論，和諧社會之所以提出來是因為這個社會不太和諧。那不太和諧同時又不愿意進行階級和階層分析。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大家看一遍，會發現階級和階層的詞一次都沒有出現(此處有誤，“階級”出現兩次，“階層”三次)。2011年建黨九十周年，胡錦濤的講話通篇也沒有階級和階層的詞，完全消失了(“階級”出現了兩次，但是語境無關)。中央黨校在那個時期開辦了“中國當前社會階層結構問題分析”的研討班，不是階級結構。

這些演變也許在很多人看來，或者沒有注意到，或者不值得關注，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官方已經看到了中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出現的矛盾沖突的苗頭，并試圖找到新的概念工具，在解釋社會現狀，夯實鞏固擴大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時期領導人帶領共產黨試圖超越所有階級的時候，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差別卻凸顯出來，甚至更加固化。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后來又回來了。這個回來不是在黨的號召下回來。如果大家去看過去十幾年研究的文獻會發現，大概從2003年開始，在學術界，階級分析的方法重新回來，有人呼吁回到馬克思，有人呼吁重返階級分析，有人觀察到階級分析的方法以前式微了現在又回歸了。究其原因，很簡單，21世紀的中國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已經大不一樣了。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那場大規模的改制，已經使得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的公有制(包括國有和集體所有)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五分之一左右，比鄧小平去世的1997年的四分之三已經少了很多。其次，隨著新生社會集團的出現，社會結構變得非常復雜，跟當年工農兵學商那會兒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今天中國社會結構的復雜比德國比西方復雜的多。

第三，在收入、財富、權力的分布上，各個集團之間的差異急劇擴大，導致勞資矛盾、官民矛盾、貧富差距日益凸顯。也就是說今天你閉著眼睛否認這種差別的存在，已經很難否認了。自由主義到今天依然對階級矛盾視而不見，所以它越來越失去了說服力。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在各高校自由主義幾乎是一統天下，今天恐怕不行了。多元主義對社會分層的分析過于技術性、過于瑣碎，也許可以解釋世界，但是無助于改變世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在學界回潮的時代背景。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關注點，不是無差別的個人，也不是中產階級，而是社會的兩極，一方面是急劇膨脹的資本勢力，一方面是日益被邊緣化的勞動階層或階級，往往會關注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他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地位。很多進行階級分析的人當然也關注中國社會的前途。

但是現在重提階級分析的立場和目的，不再是為了分清敵友、展開階級斗爭，而是認清新形勢下的基本社會構成，確認什么是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梳理各階級之間產生矛盾的根源，尋求緩和階級矛盾的途徑，防止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但是既然重提階級分析了，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排除階級斗爭，因為階級斗爭本身就存在。所謂的必要時就說資產階級不顧其他階級的死活、不擇手段地謀求利益最大化，并試圖把持政治權力的時候。這個時候我想你不想階級斗爭它也會回來。

所以現階段講階級分析注重的是各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一面，但是同時又承認這些矛盾是可以緩和的，關鍵取決于矛盾雙方，資本和勞動各自的行為，取決于國家在處理雙方關系中間采取什么立場，什么方法。如果共產黨真正站在廣大勞動人民一邊，用法律約束、政策規范、輿論引導，可以限制資本霸權、官僚特權、富豪強權，注意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有可能緩和階級矛盾，有可能實現官民一致、勞資兩利、貧富相濟的局面。

但是這些只是眼前的，真正理論上的挑戰在于，中國長遠的走向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說至少一百年。但是我們會問，一百年之后怎么辦，初級階段之后是什么?是縮小階級差別，還是消滅階級差別?也許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需要回答。

其實毛澤東有句話講的挺好，可以寬慰自己，叫“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所以，未來的這些思考，留給在座的年輕人們。謝謝大家。(本文整理自2015年6月作者在清華大學“中國共產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對話會”的現場發言。原載于微信公眾號“馬格斯韋伯”)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