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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改革也是一場革命，而革命就是階級斗爭

點擊：作者：余斌來源：思想火炬發布時間:2016-07-31 2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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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從馬列原著看當前的階級和階級斗爭

【摘要】有人主張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再提階級斗爭。這其實是用否定階級斗爭的錯誤去取代錯誤地進行階級斗爭的錯誤。這兩者都是源于對馬列原著的無知。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實際上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依然存在，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系也起了變化。階級斗爭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別的形式。其主要形式由政治形式轉向經濟形式。改革也是一場革命。而革命就是階級斗爭。要全面深化改革并取得成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關鍵詞：階級；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改革；無產階級專政

提起階級斗爭，有些人會立即想到以階級斗爭為綱，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大字報、批斗會和牛棚，甚至主張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再提階級斗爭。這其實是用否定階級斗爭的錯誤去取代錯誤地進行階級斗爭的錯誤。這兩者都是源于對馬列原著的無知。列寧早就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1]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尤其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

一、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

有人會問，在中國，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了，怎么還會有階級斗爭？

但是，列寧指出，就連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迫于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也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地方才有國家。[2]因此，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實際上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主張。

在談到階級和階級斗爭時，馬克思指出，“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3]。與資產階級學者曾經認為階級永遠存在相比，與今天的某些人宣稱永遠存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差別相比，今天的一些人急于否定階級的存在是十分奇怪的。要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將今天的中國定位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就表明，當前的生產發展還沒有達到了超越階級存在的歷史階段。盡管歷史上我們曾經試圖大躍進，但還是沒有能夠跑步進入沒有階級斗爭的共產主義社會。

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4]馬克思也指出，“既然這三種形式（工資、地租、利潤（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三個階級的收入來源，結論就是階級斗爭”[5]。

由此可見，在多種經濟成份共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存在著體現不同經濟成份的不同的大的集團也就是階級。盡管有人強調老板與工人之間的合作共贏，但畢竟有贏多贏少，甚至贏太多與贏太少之間的斗爭，從而無法回避階級之間的矛盾與對立，也無法回避體現這些矛盾與對立的階級斗爭。

在社會各大的集團也就是各階級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明確地表明了，在階級斗爭中，我們黨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屬性。

列寧還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6]他曾舉例說，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一個自稱為勞動農民的人，依靠自己的勞動，甚至不使用任何雇傭勞動收獲了幾百普特糧食。如果把這幾百普特糧食囤積起來，可以不按6盧布一普特的價格出賣，而可以賣給投機商或者賣給受饑餓折磨、煎熬、家口嗷嗷待哺、能拿200盧布來買一普特糧食的城市工人，——那么，這種把幾百普特糧食隱藏和囤積起來以便抬高糧價，哪怕是想用一普特糧食來換取100盧布的農民，就會變成比強盜更壞的剝削者。[7]

參照列寧的舉例，當前，在中國，那些利用人們身體的痛苦，收取高額醫療費用、提高藥品價格的機構和個人，不也是這樣的剝削者嗎？那些在遭受災害的地區，哄抬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人；那些制造假冒偽劣商品導致消費者傷殘甚至死亡的人；那些利用人們對于住房的剛需而哄抬房價的人，不都是這樣的剝削者嗎？當然在那些國內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尤其是逼迫工人十幾連跳自殺的企業中，更是少不了剝削。而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一，是要消滅剝削。而這種“消滅”，正是階級斗爭或者說正是階級斗爭要取得的成果。對此，鄧小平同志曾清醒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8]。

另一方面，僅僅消滅剝削階級，還不能消除階級斗爭，要消除階級斗爭，還要消滅一切階級。而“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無數小生產殘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特別難于克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余相聯系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9]

顯然，當前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的地步，甚至還存在多種形式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小生產殘余相聯系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仍然十分強大，怎么可能會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呢？

更重要的是，“對資本家和地主的勝利并沒有消滅這些階級，他們只是被擊潰了，但是并沒有被徹底消滅。這只要提一下資本的國際聯系就足以明白，資本的國際聯系比當前工人階級的聯系要長久得多，牢固得多。”[10]當前，經濟全球化強化了資本的國際聯系，中國的對外開放使國際資本大舉進入了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說當今中國消滅了剝削階級也為時尚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也只能限制剝削階級而做不到消滅剝削階級。

對于那些企圖抹殺階級斗爭的人，恩格斯曾明確指出，“現在也還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場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是披著羊皮的豺狼。”[11]他還和馬克思一起指出，“只要取消了階級斗爭，那么無論是資產階級或是‘一切獨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無產者攜手并進了’！但是上當的是誰呢？只能是無產者。”[12]盡管時代不同了，但是鄧小平同志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13]因此，在今天取消階級斗爭，上當的即便不是無產者，那也是社會主義國家。

二、階級斗爭主要形式的變化

鄧小平同志曾經提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14]實際上，列寧早就指出，要一下子消滅階級是辦不到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依然存在，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系也起了變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別的形式。[15]而恩格斯的一句話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點，他指出，“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16]這意味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任務，或者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使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由政治形式轉向經濟形式，在實現政治解放之后，實現經濟解放。因此，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在政治上已戰勝資產階級并且用軍事方式鞏固了這個勝利之后，現在應當在組織國民經濟方面、在組織生產方面、在全民的計算和監督方面也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17]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這個勝利呢？列寧也說明了具體的做法。他指出，“生產的規模愈大，把當今大國的幾千萬和幾億居民都包括在內的全國性經濟機構網愈稠密，資產階級解決生產的計算和監督的任務就愈有成效。這個任務現在我們應當按新的方式來解決，依靠無產階級的統治地位，依靠大多數被剝削勞動群眾對它的支持，利用舊社會所積蓄的有組織才能和技術知識的分子，雖然他們十分之九、也許百分之九十九屬于敵視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18]他還指出，為了取得勝利，為了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革命斗爭中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吸引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徹底鎮壓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引上新的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會聯系、新的勞動紀律、新的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勞動組織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的聯合聯結在一起。這第二個任務比第一個任務更困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決不能靠一時表現出來的英勇氣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最持久、最頑強、最難得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又比第一個任務更重要，因為歸根到底，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19]他還強調，我們應當善于在新的更完善的基礎上組織經濟，同時利用和重視資本主義的一切成就。否則，我們就決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要象在軍事任務方面取勝那樣在經濟任務方面取勝是不可能的。依靠熱情和自我犧牲精神來戰勝自由貿易是不可能的。這方面需要進行長期的工作，這方面需要一寸一寸地進展，這方面需要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只有在無產階級實現自己的專政，使之成為全體勞動者（包括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在內）最大的有組織的組織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情況下，才能在這方面取得勝利。[20]

事實上，新中國建國后，我們黨對于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非常重視，不僅很快遏制了國民黨政府制造的惡性通貨膨脹，全面恢復國民經濟，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可以說，十分重視經濟建設。但是，由于急于在經濟建設上取得成就，企圖撇開經濟發展規律搞大躍進，使經濟發展遇到了較大的挫折。但這時，國家領導層面沒有能夠反省經濟領域階級斗爭的挫折源于我們對于馬列原著中的經濟規律學習得不夠，對于最好的勞動紀律和高級勞動技術掌握得不夠，反而企圖用大搞政治領域中的階級斗爭來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由于直接敵對的階級早已經被壓倒，于是這種所謂的階級斗爭就到處尋找斗爭對象，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這恰恰破壞了列寧所強調的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破壞了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勞動組織工作，使經濟秩序陷入混亂。而且與列寧利用當年俄國大多數敵視社會主義革命的舊社會所積蓄的有組織才能和技術知識的分子的做法相反，這種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打倒一切”，把知識分子包括大多數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知識分子，作為打倒對象，從而破壞了“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的聯合聯結在一起”的工作，結果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走了很大的彎路。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中國建國三十年來，不論農業方面、工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初步基礎。但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我們耽誤了時間，生產力的發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掃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社會主義總要比資本主義優越。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經濟發展得比較快，人民生活逐漸好起來，國家也就相應地更加強盛一些。”[21]

直到結束文化大革命，實行撥亂反正，才使階級斗爭回到經濟建設這樣一個主要形式上來。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提出了無產階級在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的目標。只有無產階級的勞動組織如公有制企業，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過私有制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才能說無產階級在階級斗爭中同樣取得了經濟上的勝利，才能說我們黨成功地代表了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鄧小平同志曾經提到，“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2]于是，今天一些人諱談中國的資產階級，害怕給這些年來的改革開放扣上走了邪路的帽子。但是，在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徹底戰勝資產階級之前，出不出現資產階級并沒有多大的差別。關鍵是要對出現了的資產階級或沒有出現但客觀存在的資產階級因素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限制，使之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專政。這也是鄧小平強調要“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23]的根本原因。相反地，否認當前中國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違背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是以鴕鳥政策放縱了資產階級的發展壯大，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或多或少的危害。

三、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

無論是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還是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都不能不反映到思想領域中來。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多種經濟成份并存，代表這些經濟成份各自利益的不同的理論體系和思想觀點，也就不能不發生碰撞和沖突。而這些碰撞和沖突本身就是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要知道，“不同體系的存在是階級斗爭存在的結果。”[24]

馬克思曾經提到，“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并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它提出什么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涂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內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證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現代社會并避免階級斗爭的一般條件。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25]

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大量引進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和教材，并讓這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牢牢占據了高校和黨校的課堂，共產主義理論被撇開不談了，從而使得大量的干部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思想跟這些學說一樣，不能越出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思想觀點和理論上都不能不偏向資產階級立場，盡管從個人來說，他們也許并不屬于資產階級。因此，當他們聽到有人提起階級斗爭，就覺得刺耳，難以接受，甚至附和一些境外資產階級學者的圍攻。而他們的這種反對別人談到階級斗爭的喧囂，恰恰反映了資產階級在思想領域對無產階級進行的階級斗爭，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已經提出和宣傳了十多年，其中早已指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然而，習近平同志剛剛指出，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網絡平臺上就到處散布針鋒相對的“文藝不能當權力的奴隸”說。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壓制資產階級、小市民、資產階級知識界的行動‘自由’，因為這種自由意味著資產階級利用其力量、影響和知識來挑起階級斗爭。”[26]恩格斯也指出，“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斗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斗爭。”[27]當前，在思想理論領域關于階級斗爭的爭論甚至圍攻，本身就是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恰恰是否定階級斗爭的人，在挑起階級斗爭。

當然，在政治經濟領域消滅階級和階級斗爭之前，是不可能在思想領域消滅階級斗爭的。對此，我們必須正視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不回避，不躲閃，而是堅定地展開理論斗爭。在談到德國反動黨派竭力組織群眾時，列寧指出，“政治自由并不排除階級斗爭，反而會使階級斗爭更自覺、更廣泛地進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階層卷入斗爭，教他們學習政治，學習如何捍衛自己的觀點，捍衛自己的利益。”[28]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善于利用每一次理論爭論，每一場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教會人民群眾懂得什么樣的觀點才是捍衛自己利益的觀點，教會他們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捍衛自己的利益。

對于一些在思想上站在資產階級一邊而本人并不屬于資產階級的人，要通過理論斗爭的方式教育和引導他們，以理服人。而不能像改革開放前那樣，輕易地采用政治手段，這樣反而會使他們誤以為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掌握真理，反而會把他們更深入地推向資產階級一邊。當然，另一方面，對于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視的人看來只是‘理論上的分歧’，明天就會被資產階級用來達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29]上世紀80年代末，我們已經有過一次深刻的教訓了。

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全面深化改革

眾所周知，改革也是一場革命。而革命就是階級斗爭。因此，改革也是階級斗爭，只不過改革將階級斗爭轉移到以經濟建設即經濟斗爭為中心上來，從而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原理，才談得上深化。恩格斯曾經提到斗爭的“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30]，列寧將其歸之為“無產階級斗爭的三種基本形式：經濟斗爭、政治斗爭、理論斗爭”[31]。它們分別對應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中的階級斗爭。全面深化改革也正是要深化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

在談到巴黎公社時，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階級斗爭，工人階級正是通過階級斗爭致力于消滅一切階級，從而消滅一切階級統治（因為公社并不代表一種特殊利益；它代表著“勞動”的解放，而勞動是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條件，唯有靠僭權、欺騙、權術才能被少數人從自己身上轉嫁到多數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斗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動和同樣激烈的革命。勞動的解放——公社的偉大目標——是這樣開始實現的：一方面取締國家寄生蟲的非生產性活動和胡作非為，從根源上杜絕把巨量國民產品浪費于供養國家這個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員執行實際的行政管理職務，不論是地方的還是全國的，只領取工人的工資。由此可見，公社一開始就厲行節約，既進行政治變革，又實行經濟改革。[32]

馬克思的這段論述應當成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推行租讓時，列寧曾經指出，“租讓政策執行得恰當而謹慎，無疑能幫助我們迅速（在某種不大的程度上）改進生產狀況，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當然要以某些犧牲作代價，要以把千百萬普特最寶貴的產品交給資本家作代價。租讓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條件下對我們有利而無害，這要取決于力量的對比，取決于斗爭，因為租讓也是一種斗爭形式，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斗爭。”[33]今天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招商引資，走得比列寧的租讓政策更遠，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改進生產狀況，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用鄧小平的話說，是要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4]非公經濟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階級斗爭，而在列寧看來，“訓練勞動者不靠資本家過日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35]因此，我們不僅不應當讓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反而應當要求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只有國有企業在國內外的市場競爭中戰勝了國內外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國的勞動者得以在沒有大大小小的資本家的企業里工作，無產階級才能算是在經濟領域取得了階級斗爭的勝利，全面深化改革也才能算是在經濟領域取得了成功。

當前推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厲行節約，反對四風，是符合馬克思上述主張的政治改革，但是，只有上述經濟領域的成功，才能給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領域的成功提供保證。這是因為，“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永久不變的社會奴隸地位并存。”[36]當勞動者在非公企業中處于雇傭奴隸的地位時，他們的政治統治，從而中國政權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很難維持下去的。政治領域的改革就很難不因和平演變而遭受失敗。

顯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并取得成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就要求我們要在思想領域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學習。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37]對此，公務員的招錄考試必須要安排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等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科目，用馬克思主義首先把公務員武裝起來。

五、結束語

列寧曾經指出，“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還沒有徹底摧毀。因此，同資產階級斗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要由繼續剝奪資本家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復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很明顯，這個任務是重大無比的，這個任務不完成，那就還沒有社會主義。”[38]前蘇聯未能完成這個任務，在階級斗爭中敗給了再產生的資產階級而解體了。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嗎？

[1] 《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

[2] 《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頁。

[4]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頁。

[6]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7] 《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頁。

[8]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

[9]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10] 《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331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