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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未來作戰環境

點擊：  作者：未知    來源：戰略前沿技術  發布時間:2016-10-17 12:30:17

     

 

       冷戰結束帶來了一種期望——世界將不再躑躅于毀滅的邊緣；

 

       不安定的因素與世界會更加美好的樂觀期許并存。

 

       世界呈現出復雜的態勢：國際競爭，非國家行為體對權力的不對稱制約，以及對傳統政治的挑戰。除此之外，科技進步的成果顯著地改變了不斷變化的政治態勢。人們憑借科技能全球互聯，自由遷徙，競爭資源，消弭集權，變更傳統認同。上述重大的變化值得深思：思考戰爭的特質以及發展進化中的趨勢將會對未來戰場產生的影響。在美國軍隊長達 241 年間策劃打擊競爭對手（如中俄）的悠久歷史背景下，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個世界，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從一方面來看，霸權爭奪戰定義了整個二十世紀，強化了進行傳統戰爭的方式方

 

       法與蓄勢待發程度。美國軍事力量體現的核心仍然是敏捷的反應與充分的準備，它保障了美國及其盟友的本土安全與海外利益。盡管大規模傳統戰爭仍然構成威脅，但美國對沖突的干涉變得日益曖昧，跨越了地理界線，超越了清晰單一的競爭對手。沖突與威脅涉及非常規與非對稱戰爭；戰爭的發起者是主動大膽的個人與動態變化的集團。這樣的環境被定義為混亂、復雜與競爭。

 

       這樣復雜的環境造就了灰色地帶。灰色地帶處于直接戰爭與和平之間，其間多種類型與角色爭奪國家與國際資源、途徑、領土與權力。盡管結構和系統性的限制條件與機遇合力賦予的力量與優勢并不新鮮，但灰色地帶展現出了一個充滿挑戰性的環境：一些發展中的趨勢將會使美國軍事與意志持續受到挑戰。本文探索了幾種在未來將會以何種方式影響美國霸權的趨勢，尤其在未來作戰環境中與常見對手和新興競爭力量較勁時，上述幾種趨勢將如何影響美國軍事力量。做到以下幾點，美國在2050年仍能保持競爭力：改變根本思考方式，仔細考慮美軍干涉沖突的戰略價值，最大化灰色地帶的競爭機遇；運用非常規手段增益美軍實力。

 

       在分析2050年的世界甚至陳列數據之前，幾點核心要義是一切的基礎：

 

       政治行動的核心是人性，延綿不絕的歷史長河中這一點從未改變。盡管各種事件的形式、參與者與地點經常改變，但馬斯洛需求的核心理論仍然指導了人類的需求和喜好。這使得在未來能夠把人的決策放在一定背景中進行分析。主次設定的個人利益、集體利益與局部利益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將會導致沖突，使得所有超越個人利益追求共同利益的努力化為泡影。即使在社群意識與人格統合成為全球共識的現代社會，“內團體”與“外團體”的意識仍然存在。

 

       信息處理速度毫無疑問有所增加，但感知速度并未改變。十九世紀末期，歐洲人也有類似的想法，力圖快速改變溝通、商業與發展的形式。盡管科技的規模、速度以及類型的突破催化了變革，但對這些變革的感知與理解也非常重要。

 

       單一民族國家在近四十年日益成為主流政治結構：單一民族國家有最強大的能力來聚集財富，建造標志性建筑凝聚人心，支持國家事業。盡管這些能力受到了跨國公司、非國家組織以及社交平臺勢不可擋的“人民力量”的威脅，但是國家仍然具有躍進未來的力量：人類權力的構成——軍事、經濟、信息以及資源——都通過國家來集中。此外，國家主權的面臨的威脅也是老生常談。東印度公司能影響一個國家的政策長達數個世紀。然而，這些實體需要來自國家層面的支持、保護以及許可才能操作。

 

       此外，法律體系保護單一民族國家特權神圣不可侵犯。單一民族國家是現有“國家中心論”型體系的受益人，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徹底的全球與局部政治轉型的概率很低。“法律戰”這一詞條的使用佐證了這一趨勢。然而，這種國家集權的警示是：加強常備軍數量來制衡非對稱威脅從而達成戰略層面成功的收效是微乎其微的。此種策略的應用常常導致大量傷亡，并不會削弱敵方的意識形態、思維模式以及戰爭痛苦，反而會使它們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劇。

 

       一些新型的趨勢，有潛在的威脅，值得引起關注。憑借持續研究美國情報體系、美國國防部、英國國防部以及美國軍隊常規與特別行動組的資源，本文強調四個方面：科技騰飛；國家與地區的資源爭奪；人口變遷；權力流失。盡管以上四個方面并不能確鑿地導致特定的結果，但這些因素卻肯定能塑造2050 年的未來作戰環境。

 

       科技飛躍發展

 

       變化的步伐、電腦應用與處理的發展、科技在傳統權力中心以及權力外圍人群中的傳播促進了科技的飛躍式發展。該趨勢包含的組成部分很大程度會影響未來作戰環境，比如國家層面的賽博戰爭，針對公司與個人的網絡犯罪，以及網絡帶來經濟社會的變遷以及現實關系的增強。

 

       科技發展的速度以及人類對科技的吸收程度都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增加。1873年發明了電，46年之后它進入了美國四分之一的家庭。電力資源商從盈利的角度快速推進電能的普及，政府的遲緩以及基礎設施的低下卻減緩了這一進程。由于推廣的阻力更小，手機在美國僅僅花了十三年就達到了四分之一的占有率，互聯網在七年間也到了相同的普及率。2007年發售的蘋果手機在四個國家的銷售量達到了四百萬臺；第三代蘋果手機在2008年發布五個月內售出了一千萬臺。如此迅猛的科技傳播速度是科技推進產業升級網絡以迎合新智能手機的結果。這一結論指出：科技的發展以及成本的降低促使科技采用率上升，更能克服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帶來的影響。減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不利影響的能力對科技的需求提出了新要求。現實的評估認為對科技的渴求和滿足的關系將會2050年及以后的時間段持續增加。

 

       先進的應用

 

       科技發展也包括小型復雜集成系統的應用，如納米機器人，“智能微塵”，以及蜂群無人機，盡管它們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它們改變了政治環境，也改變了戰爭的特征。科技發展重要，科技集成化也同樣重要。科技產品外觀變得更小，更容易攜帶，應用范圍更大。科技創新更容易同時作用，增強信息處理與吸收能力，形成更復雜的物聯網。然而，現存的走向指出，日益緊密的聯通度與集成化并不會改變人類本性。馬斯洛需求體系依然塑造著日益復雜的政治環境。廣為傳播的科技集成仍然或多或少受限于有限的基礎設施以及數據存儲能力。

 

       科技進化在其中一個領域中尤為突出的是人機集成。它能最大程度發揮出人類與機器評估與創造力結合的效能。優化的大型數據索引搜索，幾何級數級的計算能力，虛擬現實技術的交互和仿生體驗都代表了人機集成將在2050年的巨大發展。新型科技諸如量子計算，先進的生理機能—生理學與人工智能科技結合的交互界面，如自主機器人。此外，增量制造（3D打印）開始挑戰現有制造與采購鏈。個體采用增量制造也挑戰了政府對有潛在威脅物件的管控，超越政府對法定強制權力的壟斷。

 

       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莫過于發展中國家通過開放貿易、資本流動以及人員流通而實現科技、產業與基礎設施大躍進的能力。技術改進推動信息傳播，不可避免會導致賽博沖突。沖突的產生與其說網絡空間的聯通性為攻擊者的惡意添柴加薪，不如說防護需求（戰略層面的易受攻擊性）的增加與攻擊者（戰略層面的動機）之間的矛盾。無處不在的信息成為了斗爭的新舞臺；個人、團體與國家層面防衛與抑止賽博攻擊都需要更嚴密的規劃。

 

 

       賽博戰爭

 

       賽博戰爭的幾大趨勢讓人憂心忡忡。網絡犯罪不僅是信息領域索要贖金、敲詐勒索與剽竊侵權的新型手段，而且罪犯可利用網絡空間的匿名性進行隱秘的滲透。賽博戰爭基于虛無縹緲的網絡，相比于傳統戰爭，它的威脅程度看似更小。但實際上，賽博戰爭能夠攻擊、擾亂信息控制的核心基礎設施，引發大規模經濟、物質與生命災難。美國雖作為全球軍事的翹楚，但在賽博空間并未取得主導優勢，主要囿于國內繁文縟節的程序所導致的創新與購置的遲緩，外包制造產生對他國技術的依賴，以及競爭對手不受法律制約的發展。以上原因構成了長期的戰略層面的弱點。賽博空間里個人與團體以非對稱的方式攻擊美國，挑戰其賽博能力，這需要美國長期的努力來防衛其賽博弱點。

 

       全球互聯

 

       非國家團體與個人、科技與全球化背后的挑戰鑄就了全球人口的互相連通。純粹逐利的環境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虛偽”：盡管名義上還有普惠與共同利益的說辭，但政府與反對團體的所作所為依然凸顯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虛偽”與“更好生活”的期待的失望結合在一起，會形成推翻現狀的核心潛力；它會觸發無權利的人的前所未有的怨恨。

 

        因此，國家領導需要大量廉價易用的通訊工具來減輕日益增長的政局壓力，鞏固自身合法性。不過，這也更容易導致脫離語境的注解，從而引起更多的不滿。“相悖的一點是，促使人類更容易溝通、交流、組織的工具也同樣會讓人產生分裂；基于身份認同的人群會因為共有的不滿而快速融合，即時交流，不受地理界線的限制。”人民的聲音與表達意見的途徑迅猛增長，跨越了地理邊界，會繼續加速分裂，導致派系林立。在沒有任何災難事件將人們凝聚共濟、風雨同舟的潛在可能情況下，這種類型的“政治分裂”將會持續下去。無處不在的信息，社交媒體擴張，科技貨幣（比特幣）的出現，國家身份認同（網絡公民權）將會主宰歷史潮流，迅速增加摩擦與矛盾；人群分黨分派，更容易走向毀滅。

 

 

       資源競爭

 

       人口膨脹與環境變化將導致資源沖突。資源緊張，環境變化與人口遷移共同作用下，引起對水、食物、化石燃料以及稀缺礦藏的爭奪。可能的結果只有一個：在現有條件下，除非發現替代資源，否則全人類范圍的資源爭奪將會持續發生。在沖突轉化為暴力之前，在暴力受溢出效應升級之前，何時才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或降低沖突，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除了傳統的資源沖突，在可預測的海平面上升的大背景下，對貨運與貿易港口的控制亦會爆發沖突。西非草原沙漠化，北極圈冰川融化，以及發生在高度文明與發達區域并永久性改變地貌的自然災害將導致人口遷徙。歐洲國家、美國以及印度都響應了涌入的難民潮。

 

       資源的爭奪往往發生在資源豐富—資源缺乏—替代能源這條時間關系上，這點至關重要。資源沖突最易出現在當前使用的資源量呈現出數量下降的之時，且替代能源出現以前的關口。阿拉伯之春出現以前，敘利亞水荒與埃及面包瘋漲就是資源沖突的直接表現形式；幾個國家將國際法中關于海平面下領土的司法解釋按照本國利益去解讀，并通過北極圈內商品期貨的形式來間接展現。因此，資源缺乏所帶來沖擊在替代能源出現之前就會達到頂峰。在拖欠貸款或無力償還的國家和地區，甚至本地人已經耗盡了資源（過度伐木和過度放牧），此時發生資源沖突的概率更高。

 

      人口遷移

 

       資源爭奪只是導致人口遷移的一個原因，另一共識是人口傾向于聚集在都市。國家情報體系預測認為2030年將是“遷徙新紀元”。導致大規模遷徙的原因主要有干旱、饑餓、氣候變化帶來的地表變遷，政治迫害以及希望尋找機會進而發財的期望等等。此前的沖突引發了近期大規模的難民潮，數百萬人出逃敘利亞，找尋新的避難所。許多難民永久定居歐洲，可能會重塑歐洲的人口種群與經濟形態。盡管涌入的移民在融入當地社會時會豐富文化、種族以及意識形態，但迥然不同的文化、種族摩擦與負面的陳舊觀念又會導致分裂，形成各種聚居區。這些孤立的區域常常受到忽視，治安、衛生以及教育狀況不容樂觀。

 

       歐洲的中東移民的某些深入的文化慣例與歐洲傳統截然不同，加深中東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隔閡的另一方面是安全因素：極端伊斯蘭暴力極端組織。除了較為寬泛的融合矛盾，目前的移民潮直接帶來的問題不僅是短期基礎設施資源緊張與安全問題，還有他們到來而激發的民族主義。在2050年左右，歐洲與俄羅斯地區針對散居又無法融入社會的人口而勃興的民族主義可能輕而易舉地達成脫離歐盟的共識，簽訂地區協議時會更加注重本國政治而不是國際目標。受近期英國脫歐公投的影響，英國國內分裂呼聲以及歐盟分崩離析的風聲并非空穴來風。

 

       超大城市

 

       由于人口在地區、區域與全球范圍內不斷遷徙，預言家認為城市有可能會進一步膨脹，發展成為人口過千萬的超大城市。預估現實2030年左右大約六成的人會居住在超大城市，2050年左右這一指標會達到七成。然而，形成超大城市多種多樣的驅動因素和基礎設施并非是實現超高城市化的萬金油。超級城市的類型研究對解讀數據至關重要。自工業時代以來的城市發展遵循三種模式：摩天樓城市型、市郊發展型、失控發展型。

 

       垂直集成城市有摩天大廈，密集的公寓大樓和地鐵。城市管理高度集中，本地社區靠文化或職業聚居。倫敦與紐約同屬這種類型。相比較而言，市郊發展型城市的特征是城市副中心拱衛城市中心，從核心向外鋪開。郊區發展成單獨的稠密城市化區域，獨立管理。洛杉磯與巴黎屬于這一類別。失控發展型城市缺乏規劃與資源。原市區中心最終形成大量貧民窟，成為城市荒原，種族聚居的法外之地；黑幫與犯罪集團橫行猖獗，是人類社會的毒瘤，城市規劃的痼疾。貧民窟城市是超大城市最差的形態：城市化完成、城市結構復雜、城市人口擁擠、城市縱橫交錯、位于海濱地區，充滿沖突摩擦。信息封閉，人口眾多，閉關鎖國，拒絕貿易，社區松散，缺乏國家資源與管理來治理赤貧、暴力與污染，這使得城市變成了人口無權無利、充滿怒火與暴力的搖籃。毋需考慮詳細的數據，我們就能知道超大城市的巨大挑戰在于不平等；缺乏平等會導致暴力與政治事件的發生。

 

       權力流失

 

       當權派力圖擴張權力或至少維持現狀，反對派伺機瓦解或奪取權力。霸權者與奪權者的殊死爭奪稀松平常，但較量的形式與場合與之前討論的幾個點相關。戰術與戰略層面看，擴張全球經濟、南方國家飛躍發展，深度挖掘科技，制造業革命，以及新式通訊將使得以個人的方式獲取權力成為可能。然而，增速放緩有可能重創經濟，發展中產業前途未卜，單一出口國家充滿變數。在風雨飄搖中，個人的權力得到了擴張，并且這樣的擴張從他們的角度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國家打擊個人的權力擴張，賦權給防止權力流失經濟與社會精英。此舉極易引起公眾憤慨，導致國內外更嚴重的動蕩。

 

       科技賦予個人力量，打破思維窠臼與等級制度，不再偏安一隅，以“網絡公民權”自居取得個人成功。國家與國際機構的關鍵能力是與這些個人權力者的溝通交流，控制大批信息流，利用替罪羊躲避批評，維持當前局勢。更重要的是，權力體系中的中間人受到的挑戰與整個體系收到的挑戰體量是不同的。

 

       盡管國家在2050年的未來仍然是首要政治形態，但非國家行為體，國際組織以及“超級自權力者”都會提出挑戰，影響和塑造全球政治與爭端。“超級自權力者”，如比爾蓋茨和他的基金會，兼具全球金融實力與影響力，能影響和塑造他們投資的環境。然而，這一類型的“超級自權力者”也需應對國家層面的巨大影響力和政策；否則，以暴力對抗國家的結果就是以暴制暴。主流趨勢是權力逐漸流向非國家行為體，而不是國家權力的崩塌。國家被迫進行調整，以應對各種復雜環境和因素以及政治環境中的巨擘。

 

      對美國霸權的影響

 

      上述呈現的主要變化趨勢為將來數十年打下了基礎。美國目前面臨爭奪全球霸權長達二十年的對手，其經濟、外交甚至軍事都會受到挑戰。這種趨勢將會持續：除了夙敵的挑戰，還有與日俱增的來自非國家參與者以及“超級自權力者”。“人民力量”，即民粹主義，仍會持續存在。非國家參與者與“超級自權力者”在試圖掌握這種權力的過程中也獲得了更多的權力。地方認同也會繼續存在，即使是兼收并蓄的國際大都市也有非此即彼的特質。未來趨勢的匯集體現出“認同危機”將會引起極端宗教勢力、民族主義思潮以及輸送跨區支持以煽動意識形態沖突的事業目標型組織。基于網絡的電子設備貫通了社會階層，而分權斗爭將會在國內、國境以及國際發生。民族國家的角度看，持續遞增的混亂與爭端將迫使美國做出更加謹慎的選擇來達到國家利益導向的外交目的：不惜任何代價的方式施加威脅或維持全球霸權。本文認為后一種情況在2050年的環境中是不太可能的。塑造美國的戰略眼光、限制對現狀的維持的因素有黨派偏見、尖銳的社會裂痕、持續增加的收入差異等。

 

       因此，在現有的體系中找到正確的方法在恰當的時機解決亟待解決的問題的有效性需求不僅是政府整體框架，還需要改變根本思考方式，采取最謹慎的方式向2050年努力。復雜難解的問題越來越多：歐洲的分裂，全球霸權政治的復蘇與更加多元世界的強有力非國家行為者和潛在威脅的矛盾，超大城市，即將失控或已經失控的國家和城市等等。這些標志性的事件對美國作為全球霸權的安全和執政能力提出了挑戰，對經濟構成了威脅。復雜的環境需要威懾力以及靈活細膩的軍事途徑在灰色地帶中取得優勢：盡力防止沖突，使他國服從管控，或給予他國能獲得勝利的假象。

 

       對美國軍隊的影響

 

       未來趨勢對美國軍隊也有一部分影響。科技的迅速發展使得爭鋒相對的戰略變成了金融戰；它會成為打敗敵手的獨一無二或至少是首先使用的武器。貫徹科技發展成果打敗對手的速度會每況愈下：采購流程中的對需求的確定與調用資源存在固有延遲。今天對最優技術方法的支持并不保證這一技術的領先，可能在裝備時該技術已經落后了。此悖論的解決辦法就是采用側面策略出奇制勝，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對抗先進系統。此外，具有適應性、多人操作以及可升級的基礎模塊科技的創意可作為金融挑戰的可供替代的選擇。

 

       更為明顯的是，人口動態與人口特征的變化也顯示出第三次抵消戰略并不能消除大部分需要美國在未來介入的問題和沖突。隨著人口遷往城市，城市間無人定居或占據的土地的戰略重要性比不上市內或市周心理戰影響的沖擊，以及把人口作為非傳統、有特定目的的特種作戰的影響力。“敵、友與中立方混雜構成了環境”，這句話強調：對社會、文化以及人際交互網絡的洞見與“我們使用的武器”相比同等重要。控制占領大片領土的利用價值比不過縱橫捭闔于人口稠密、科技發達的巨型城市。然而這并不一定意味著要減少常規力量。威脅震懾強敵仍是重中之重。美國軍隊仍需維持自由航行，為貿易航線提供保護，確保美國利益在灰色地帶得到保護，免于在灰色地帶具有快速擾亂全球平衡與挑唆沖突的勁敵的破壞。因此，強有力的常駐部隊能夠提供魯棒且可靠的威懾仍然很有必要。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利用現有獲批的人力物力來構筑“綜合威懾”戰略。

 

       美國軍隊正處于戰略拐點，為了維持主導優勢，必須徹底轉變思維觀念。為了從前911時代——灰色地帶現狀——未來2050來理解微妙的轉變，美軍要采取政府整體框架，在能力范圍以內物盡其用，改變思維，塑造競爭對手決策的要地。這種變化是從前911時代，乃至冷戰時代以高風險威懾對手的方式進行的轉變。美國陸軍尤其需要精準地看到作戰環境中新的復雜因素，理解每一次行動的次級以及三級效應。資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了解GDP體量較小的國家是如何與美國在傳統軍事化以及非對稱能力建設相競爭的在這一過程中很重要。此觀點有助于美國陸軍在未來作戰環境中能發揮最大效能。

 

       除了感知使用中的流體系統的復雜性，美國陸軍在邁向2050年的時間周期內可能從常規與非常規兩種方式著力下手。第一，物理控制戰略在控制邊界時處于關鍵地位，在東歐或中國南海提供便利或武力威懾。第二，小規模士兵將投身特種作戰中的復雜環境：處理企圖影響作戰效果的多方因素。結合傳統與特種作戰的軍事行動能最大限度取得戰略成效——高度協作性、集成性以及互依性——以精簡的軍力取得有利結果。這些任務包括維穩、扶持合法政權、增強盟友實力、維和、心理戰、軍民合作以及人道主義救援等行動。在人口稠密的區域穿插迂回的最佳人選是訓練有素、素養較高、融合當地人群的人員。正如常規陸軍裝甲部隊精通機動和地形控制的精髓，美國陸軍特種作戰部隊則是以人為本的作戰環境中的佼佼者。美軍特戰隊規模精簡，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行動中立下戰功。鑒于此，以擴大陸軍在人群與人際參與程度的陸軍整體框架對將來復雜、混亂的世界而言有很大參考意義。長遠來看，創建相互協作的利器、融合戰術到戰略的行動是制勝的關鍵——競爭對手也會尋求同樣的方法。集成、互依、協作是2050年維持美國安全的核心。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現有的教育模型應囊括并將重點聚焦在人群領域：這是與他國交戰、組織抵抗運動以及針對目標人群展開行動最低成本高價值的方式。幾種處理行動環境的能力（文化認同——同情理解“他人”；通過比較政治學來了解在對方環境中起作用的結構與能動；通過沖突排解來防止、消解以及緩和暴力）應在重塑陸軍范式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此外，從長遠角度看，陸軍的核心能力在于軍中戰略領導者（高級軍士）；他們可將指揮官的指示從戰略層面落地到戰術層面。上述內容可作為其他物質手段（人、物和后勤）以及政治努力的補充，在制定政府戰略視野的時候為政府精確定義戰略選擇。 

 

       結論

 

       如果伊拉克與敘利亞國內的沖突是未來沖突類型的先兆，那么軍隊將需要在人口稠密、結構日益復雜以及科技密集的城市游擊戰中靈活機動，并且致力于開展人群、心理以及賽博行動。通過武力占領城市以及逐街區掃蕩仍然很必要，巴西在近年為了舉辦世界杯與奧運會亦通過此方式仔細排查平民窟。不過，像在拉馬迪、費盧杰或摩蘇爾這樣的城市通過以上的辦法是不夠用的。僅通過軍力優勢并不確保心理與網絡領域的勝利。軍隊需開展能力建設以及伙伴關系培養，在另類戰場能夠有機結合。美國陸軍在2050年須著力于以人為中心的問題，能夠發揮高學歷、專業對口高級人才的作用，在未來的物質、認知以及賽博戰場取得戰略級別的勝利。2050年的國際作戰環境可能面臨將靈活創新方法、側面策略以及對全球生態系統復雜態勢的了解融合在一起的情況。現有預測建議，美軍應謹慎投資集成的政府整體框架的非傳統項目。美軍應利用每一次機會利用未來趨勢增強自身實力，應對灰色地帶的競爭，在邁進2050年的過程中保持戰略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