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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讀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2008年8月第一次印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對其中涉及新疆民族文字改革一章印象深刻。我為那次因為“文化大革命”而最終導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虧一簣而扼腕嘆息!這也可以看出，在新疆歷史上，地方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生存土壤還是比較豐富的，其實力也是非常強大的，我們與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地方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斗爭也是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很多時候，這種斗爭甚至是隱形的，經過偽裝了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曾在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和蒙古族的部分中小學里，推行過以斯拉夫文字為基礎的文字改革。到1943年盛世才統治新疆后期，隨著他與蘇聯關系的最終破裂，就不再使用斯拉夫文字進行少數民族文字的改革了。

　　1949年10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推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進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后改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作為國家指導文字改革的最高權威機構。改革最先是從漢字的改革開始的。1955年起，國家開始大力推廣漢字簡化，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音方案”。同時，也確立了一個原則，就是幫助各少數民族進行文字改革。

　　1955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為推動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也成立了對應的“新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任烏魯木齊市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主任，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州長賈哈達任伊犁州的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主任。可是他們提出的文字改革方案，竟又倒回到了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的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老路上。

　　1957年8月，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在青島舉行，周恩來作了《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指出:“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共同目的……歷史的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礎。因此，解放后我們采取的是適合我國情況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們不去強調民族分立。現在若要強調民族分立，帝國主義就正好來利用。即使它不會成功，也會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煩。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動分子進行東土耳其斯坦之類的分裂活動，就是被帝國主義利用了的。有鑒于此，在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我們沒有贊成采取維吾爾斯坦這個名稱。新疆不僅有維吾爾一個民族，還有其他十二個民族，也不能把十三個民族搞成十三個斯坦。黨和政府最后確定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也同意。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帽子’還是戴的維吾爾民族，因為維吾爾在新疆是主體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這個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沒有侵略的意思，跟‘綏遠’二字的意思不同”。(作者引自《周恩來選集》第259-260頁)

　　這次在青島召開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新疆派去了賽都拉·賽普拉也夫、安尼瓦爾·賈庫林、帕提汗·蘇克爾巴也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庫夫、瓦哈甫、達夏甫、阿滿土爾、維吾爾·沙依熱諾、巴塔等十多位代表參加。同月，自治區黨委在烏魯木齊天山大廈召開會議，由賽都拉·賽普拉也夫等同志傳達了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的會議精神。

　　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又在全國政協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周恩來總理進一步指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關于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周恩來總理說：“漢語拼音方案還可以用來拼寫普通話，作為教學普通話的有效工具。學習普通話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夠的，學了容易忘記，必須有一套標音符號，用來編印拼音的讀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學習的人隨時查考不斷校正自己的發音，收效才大……今后我們采用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是科學技術等方面廣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觸的機會很多，學過之后就吧容易忘記。因此，采用這套字母，對于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會有很大的好處……漢語拼音方案可以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有五十多個民族，其中有許多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雖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進。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漢族用漢字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鮮字母的，還有用其他字母的。這些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時候，應該以什么字母為基礎呢?能不能就用漢字作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礎呢?過去曾經有人這樣試過，沒有成功，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幾十個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這不僅對于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交流經驗是個障礙，而且印刷、打字、電報設備勢必各搞一套，對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發展極其不利。……漢語現在既然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字母，那就應該確定這樣一個原則：今后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造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并且應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盡量跟漢語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預料，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對于各兄弟民族的創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學習和溝通，將有極大的利益。”(作者引自《周恩來選集》)

　　1958年4月，國家民委在北京召開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改革討論會。會議明確規定了幫助少數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則和方針，就是必須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拉丁字母進行文字改革，有文字的民族按這個統一的方針進行改革，沒有文字的民族也按照這個原則創制文字。

　　由此可見，各種有關民族文字改革的會議是密集的，國家對各少數民族的文字改革已經逐步制定了嚴格的要求和原則。但是這種正確的方針政策，各省的執行的情況卻并不一樣。尤其是在新疆，這個政策就沒有得到貫徹與執行。

　　格爾夏在書中披露：1959年，自治區黨委根據中央的方針作出決定：撤銷原來的新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成立了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會主任先后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賽福鼎擔任，賽福鼎還兼任黨組書記，格爾夏擔任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艾里哈木·艾合塔木任。會議決定，立即在部分維吾爾、哈薩克學校進行新文字改革的試點工作。

　　由于新文字改革方案是國家文委研究會幫助制定的，且經過大批專家、學者的反復討論、修改，新文字改革方案已經達到了科學完善的程度，所以具體實行起來很少遇到技術性問題。但是在政府部門召開的各種新文字改革的座談會上，新文字改革問題竟遇到了宗教及舊的習慣勢力的頑強抵觸和激烈反對，推行起來極其困難。

　　新疆石油局原副局長吉拉諾夫就借口新疆宗教界有人反對，攻擊新文字改革是“卡伯爾”(異教徒)文字;還有人提出來，維吾爾文字應該以阿拉伯文字來進行改革;還有就是賽都拉·賽甫拉也夫、扎卡洛夫等人鼓吹的堅持用斯拉夫文字來進行文字改革。各種說法、借口、意見，歸結起來，就是要千方百計反對以漢語拼音為基礎進行的少數民族文字改革。

　　最后，各種反對新文字改革的意見，由格爾夏匯報到了自治區領導和王恩茂書記處，王恩茂書記當即指示說：對那些認識模糊的同志，要耐心的分析、解釋，通過說服教育來提高認識。賽福鼎同志親自出面去做民族宗教人士的工作。他嚴肅地向二道橋大清真寺主持阿不都拉熱合曼等人指出：要認真執行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視的口氣把不信教的人稱為“卡伯爾”，更不能說新文字是“卡伯爾”文字。

　　自此以后，新文字的改革工作進行的就相對順利一些。1962年，自治區黨委根據維吾爾、哈薩克文字改革試點工作的成功經驗，及時作出決定：在全疆維吾爾、哈薩克等各級各類學校和全疆機關干部及廣大群眾中普遍推行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

　　與此同時，各種新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也大量出現，以適應廣大學生和青年學習的需要。各種新文字的培訓班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各種媒體有關新文字改革的宣傳報道也是鋪天蓋地。一時間，在全疆在內，很快形成了一股學習新文字的熱潮。據初步統計，在短短的兩年時間里，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學生、機關干部和社會青年中，會讀、會寫、會用新文字的人數就達到了130萬人以上。

　　由此，1964年，自治區人代會通過決議，確定了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文字，為維吾爾、哈薩克民族的法定文字。應該說，這種以地方立法方式定下來的事情，是不應該隨意的、輕率的予以取消或廢除的!

　　在成功推行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的大好形勢下，自治區“文改會”根據各民族群眾的迫切要求，又起草了新疆蒙古族托忒改革采用拉丁文字的方案，也為柯爾克孜族創制了拉丁文字方案。可是，這些美好的愿望正準備實施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革”一開始，“文改會”的工作自然癱瘓。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進程也被迫中斷，正在蓬勃發展的新疆民族文字改革工作也瀕臨夭折。十年“文革”的疾風驟雨過后，一股股強大的舊的習慣勢力便攜著宗教、文化及習慣的名義瘋狂的卷土重來，竭力圍捕而來，進而要扼殺這個新文字改革的嬰兒。

　　1982年，那種在文化領域的種種倒行逆施的惡行已經結束了六年之后，全國各行各業均在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時，自治區召開的第四屆人大常委會上，賽都拉·賽甫拉也夫竟又舊話重提，突然提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最終以少數服從多數，廢除了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新文字，恢復阿拉伯字形的維吾爾、哈薩克舊文字。

　　歷史再一次以貌似客觀、民主的方式對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進行了一次耍弄!而且是以人代會舉手表決的方式，是以多數人贊成的方式通過的。由此可見，當時這種地方民族主義的勢力是何等的強大!

　　作者格爾夏也憤懣的詰問，“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徹底地取消和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進步的列車被拉上了歷史的倒車。……這是歷史的大倒退!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劇。它使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族的人民喪失了一次與祖國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軌的絕好機會……在全國正在興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現這種逆潮流而動的反對文字改革的怪事，豈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的確，語言、文字是人們相互交流相互傳遞思想感情的載體，是一個民族的徽記，是人們進行溝通、交流的媒介。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和諧、有機地運行，就是靠彼此相通的語言文字。彼此相通的語言文字，可以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減少偏見和隔閡，走向共同進步，實現共同繁榮。但是，1982年的那次人代會卻使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族的人們喪失了一次與祖國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軌的絕好機會。

　　那是一次教訓極為慘痛新文字的改革，我們希望在新歷史的時期，在全國19省市大力援疆的形勢下，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確立的促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大背景下，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可否再來一次撥亂反正，大張旗鼓的制止倒退，讓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重新走上闊步前進的正確道路!

　　原載作者博客2011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