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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志（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

編者按：2016年7月6日是共和國元帥朱德逝世40周年紀念日。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儀隴一貧苦佃農家庭，1911年畢業于云南陸軍講武堂，“五四運動”前后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到上海、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到德國留學，11月在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7月回國，1927年8月1日參與領導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朱德的一生經歷了中國革命從艱難困苦到光輝勝利的全過程，1976年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稱贊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是“人民的光榮”。周恩來把朱德的革命歷史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

被譽“紅軍之父”

1927年南昌起義時，朱德率滇軍教育團一部參加。起義后，朱德任先遣司令率先遣隊，比其他大部隊早兩天踏上南下的征途。 8月30日會昌戰役后，周恩來召集前委會議研究決定了著名的三河壩分兵，朱德率四千余人留守三河壩。面對敵眾我寡的懸殊局面，朱德指揮起義軍先后三次擊退了敵人的攻擊，整整堅守了三天三夜，出色地完成了掩護主力部隊的任務。

朱德率部南下途中，遇到一支從潮汕退下來的約二百多人的部隊，一問方知主力部隊在潮汕已被打散，這個消息使許多人流露出悲觀的情緒。關鍵時刻，朱德召開骨干會議，決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的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的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鏗鏘有力的話語，給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經過熱烈的討論，朱德最后總結出“盡快找到上級黨組織”、“保存好這支軍隊”等四條意見，為這支處于絕境而又陷入混亂的部隊指明了方向和出路。

陳毅后來回憶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增加了群眾革命的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當時如果沒有總司令的領導，這個部隊肯定地說，是會垮的。”1930年，朱德成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翌年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此后幾十年間，“總司令”在黨內成為朱德的代稱，也一直被譽為“紅軍之父”。

朱毛紅軍沒做“第二個石達開”

長征中強渡大渡河是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戰略節點，這關鍵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瀘定橋展開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說：“瀘定橋一戰，在長征史上意義巨大。如果這次戰斗失敗，如果紅軍在炮火面前畏縮不前，或者，如果國民黨炸斷了鐵索橋，那么中國隨后的歷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過大渡河，關系到中央紅軍是否會成為“石達開第二”。

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順應時代需要，深合民眾愿望。這個主張，把紅軍的長征和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匯合起來，成為長征勝利的政治基礎。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幟，促使紅軍由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退卻，變為向抗日前線的勝利進軍。朱毛紅軍沒做“第二個石達開”，主要是因為較之國民黨及其軍隊，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具有七個優勢：（1）戰略方針更符合民眾愿望；（2）戰術指揮更靈活機動；（3）統戰工作真正做到了家；（4）能用理想信念提升戰斗力、凝聚力；（5）能將旗幟上的口號真正兌現；（6）內部更團結、鞏固；（7）民族政策更能化敵為友。

提議開墾南泥灣

1940年9月2日，朱德根據毛澤東提出“在陜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精神，邀請董必武、徐特立、張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視察，隨后特意前往南泥灣等地考察。朱德看到南泥灣這塊地方可以實行軍墾，于是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并提議由王震率領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毛澤東采納了朱德的意見。朱德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說：“部隊參加生產后，不僅可以休養民力，增進軍民關系，還可以使指戰員得到鍛煉。南泥灣開發起來困難比較大，希望你們好好搞，要充分地做好思想動員和組織準備工作，用大家勞動的雙手，建立起革命的家業。”據統計， 1941年三五九旅共開荒1200畝，收獲細糧1200石，收獲蔬菜82.4萬公斤，打窯洞1000多孔，蓋房子600余間。手工業、運輸業、商業等服務行業也得到發展。

外國記者文章中的“老農民”

全面抗戰爆發時，朱德已年過半百。但從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期間，他一直戰斗在抗日最前線，為國共合作抗日立下汗馬功勞。他和彭德懷部署平型關戰役，后又配合忻口會戰，指揮八路軍各師實行戰略展開，挺進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他率八路軍總部向太行山區挺進，指揮八路軍和部分國民黨軍粉碎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九路圍攻”，指揮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反“掃蕩”斗爭。 1940年7月，他還和彭德懷、左權共同指揮了“百團大戰”。朱德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特別強調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作用。他撰寫的《論抗日游擊戰爭》和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一起，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全國抗日軍民堅持抗戰的重要思想武器。肩負要職、功勛卓著的朱德卻總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樸素、清正廉潔，始終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勞動人民普通一員的姿態出現，給人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連一向挑剔的西方記者也由衷贊嘆。當時訪問過延安的記者根瑟·斯坦因寫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兵士們敬愛那個六十歲的老農民，像父親一樣。”

向朱德的一生學習什么

首先要學他的好作風，不為名利所擾，善于克服各種誘惑，習慣在常規約束和監督下工作和生活，把一切奉獻給黨和人民。他從沒拿過元帥軍銜的較高工資，只拿行政級別工資。他平時節衣縮食，從工資中積攢了兩萬多元存款，去世前囑咐親屬：作為黨費交給組織。中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收到了以“朱德同志”名義交來的20306.16元，成為朱德的最后一次黨費。

　　還要學習他不尚空談、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的品質。朱德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張在經濟建設中全黨都要學會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各行各業都要尊重客觀規律。 早在1963年3月，朱德在聽取中共陜西省委負責人匯報時就說過：我們要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65年12月，他主持會議時講：“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去我們是學蘇聯的經驗，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首次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朱德實事求是精神的彰顯，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不可能完成“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但不可磨滅開國元勛深邃的戰略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