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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夏末秋初，《楊絳全集》九卷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二百六十八萬字，涵蓋散文、小說、戲劇、文論、譯著等諸多領域，創作歷程跨越八十余年。其時，楊絳先生剛剛安靜地度過一百零三歲生日。

這套讓人欣喜的《楊絳全集》，大氣，典雅，厚重，嚴謹，是熱愛楊絳的出版人對先生生日最莊重的祝福，也是跨東西兩種文明之上的楊絳先生，以百余歲之不倦的創造力和智慧心，獻給讀者的寶貴禮物。現在是二〇一六年的七月，我把《楊絳全集》再次擺放案頭開始慢讀，我愿意用這樣的方式紀念這樣一位前輩。這閱讀是有聲的，紙上的句子傳出楊絳先生的聲音，慢且清晰，和楊絳先生近十年的交往不斷浮上眼前。

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歡悅已在心中，我和楊絳先生一同笑起來，“笑得很樂”——這是楊絳先生在散文里喜歡用的一個句子。

那一晚，楊絳先生的樸素客廳給我留下難忘印象。未經裝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墻壁，靠窗一張寬大的舊書桌，桌上堆滿了文稿、信函、辭典。沿墻兩只罩著米色卡其布套的舊沙發，通常客人會被讓在這沙發上，楊絳則坐上旁邊一只更舊的軟椅。我仰頭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燈的地方有幾枚手印很是醒目。楊絳先生告訴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歲時她還經常將兩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雜技似的蹬到上面換燈管。那些手印就是換燈管時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楊絳說，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從前有些人認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至今我連陪嫁都沒有呢。”楊絳先生笑談。后來我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描述過那幾枚黑手印，楊絳先生讀了那篇文章說：“鐵凝，你只有一個地方講得不對，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趕緊仰頭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歲月已為天花板蒙上一層薄灰，手印嵌上去便成白的了。而我卻想當然地認定人在勞動時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盡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過客廳的天花板。

我喜歡聽楊絳先生說話，思路清晰，語氣沉穩。雖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邊上”，但情感和視野從未離開現實。她讀《美國國家地理》，也看電視劇《還珠格格》，知道前兩年走俏日本的熊人玩偶“蒙奇奇”，還會告訴我保姆小吳從河南老家帶給她的五谷雜糧，這些新鮮糧食，保證著楊絳飲食的健康。跟隨錢家近二十年的小吳，悉心照料楊絳先生如家人，來自鄉村的這位健康、勤勉的中年女性，家里有人在小企業就職，有人在南方打工，亦有人在大學讀書，常有各種社會情狀自然而然傳遞到楊絳這里。我跟楊絳先生開玩笑說，您才是接“地氣”呢，這地氣就來自小吳。楊絳先生指著小吳說：“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吳則說：“奶奶（小吳對楊絳先生的稱呼）有時候也不乖，讀書經常超時，我說也不聽。”除了有時讀書超時，楊絳先生起居十分規律，無論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錢鍾書先生所教的“八段錦”，直至春天生病前，彎腰雙手可輕松觸地。我想起楊絳告訴我錢先生教她八段錦時的語氣，極輕柔，好像錢先生就站在身后，督促她每日清晨的健身。那更是一種從未間斷的想念，是愛的宗教。楊絳晚年的不幸際遇，喪女之痛和喪夫之痛，在《我們仨》里，有隱忍而克制的敘述，偶爾一個情感濃烈的句子跳出，無不令人深感鈍痛。她寫看到愛女將不久于人世時的心情：“我覺得我的心上給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只飽含著熱淚的眼睛”，送別阿圓時，“我心上蓋滿了一只一只飽含熱淚的眼睛，這時一齊流下淚來”。但是這一切并沒有摧垮楊絳，她還要“打掃現場”，從“我們仨”的失散到最后相聚，楊絳先生獨自一人又明澄勇敢、神清氣定地走過近二十年。這是一個生命的奇跡，也是一個愛的奇跡。

我還好奇過楊絳先生為什么總戴著一塊圓形大表盤的手表，顯然這不是裝飾。我猜測，那是她多年的習慣吧，讓時間離自己近一些，或說把時間帶在身邊，隨時提醒自己一天里要做的事。在《我們仨》中楊絳寫下這樣的話：“在舊社會我們是賣掉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如今在家中戴著手表的百歲楊絳，讓我看到了雖從容卻嚴謹的學者風范。而小吳告訴我的，楊絳先生雖由她照顧，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獨自完成，又讓我感慨：楊絳先生的生命是這樣清爽而有尊嚴。

二

“她們可能覺得我聽不見吧，我呢，聽見了。其實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齊的藍毛料衣服的。”楊絳說。

有時我會憶起一九七八年的國宴上西班牙女賓的這句話：“她穿得像個女工。”初來封閉已久、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西班牙人對中國著名學者的樸素穿著感到驚訝并不奇怪，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單從穿著看去，大約都像女工或男工。經歷了太多風雨的楊絳，坦然領受這樣的評價，如同她常說的“我們做群眾最省事”，如同她反復說的，她是一個零。她成功地穿著“隱身衣”做大學問，看世相人生，哪怕將自己隱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學問的同時，她也像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女性一樣，操持家務，織毛衣燒飯，她常穿的一件海藍色元寶針織法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織成的。我曾夸贊那毛衣針法的均勻平展，楊絳臉上立刻浮現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記得有一次在北京和臺灣“中研院”一位年輕學者見面，十幾年前她在劍橋讀博士，寫過分析我的小說的論文。但這次見面，她談的更多的是楊絳，說無意中在劍橋讀了楊先生寫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兩部話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驚嘆楊先生那么年輕就展示出來的超拔才智、幽默和駕馭喜劇的控制力。接著她試探性地問我可否引薦她拜訪楊先生，就楊先生的話劇，她有很多問題渴望當面請教。雖然我了解楊絳多年的習慣——盡可能謝絕慕名而來的訪客，但受了這位學者真誠“問學”的感染，還是冒失地充當了一次引見人，結果被楊絳先生簡潔地婉拒。我早應知道會是這個結果，這個結果只讓我更切實地感受到楊絳先生的“隱身”意愿，學問深淺，成就高低，在她已十分淡遠。任何的研究或褒貶，在她亦都是身外之累吧。自此我便更加謹慎，不曾再做類似的“引見”。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楊絳先生百歲生日前，我和作協黨組書記李冰前去拜望，談及她的青年時代，我記得楊絳講起和胡適的見面。胡適因稱自己是楊絳父親的學生，曾經去楊家在蘇州的寓所拜訪。父親的朋友來，楊絳從不出來，出來看到的都是背影。抗戰勝利后在上海，楊絳最好的朋友陳衡哲跟她說，胡適很想看看你。楊絳說我也想看看他。后來在陳衡哲家里見了面，幾個朋友坐在那兒吃雞肉包子，雞肉包子是楊絳帶去的。我問楊絳先生，雞肉包子是您做的嗎？楊絳先生說：“不是我做的。一個有名的店賣，如果多買還要排隊。我總是拿塊大毛巾包一籠荷葉墊底的包子回來，大家吃完在毛巾上擦擦手。”講起往事，楊絳對細節的記憶十分驚人。在她眼中，胡適口才好，頗善交際。由胡適講到“五四”，楊絳先生說：“我們大家講‘五四運動’，當時在現場的，現在活著的恐怕只有我一個了，我那時候才八歲。那天我坐著家里的包車上學，在大街上讀著游行的學生們寫在小旗子上的口號‘戀愛自由，勞工神圣，抵制日貨，堅持到底！’。我當時不認識‘戀’字，把‘戀愛自由’讀成‘變愛自由’。學生們都客氣，不來干涉我。”楊絳先生還記得，那時北京的泥土路邊沒有陰溝，都是陽溝，下雨時溝里積滿水，不下雨時溝里滾著干樹葉什么的，也常見駱駝跪臥在路邊等待裝卸貨。汽車稀少，講究些的人出行坐騾車。她感慨那個時代那一代作家。“今天，我是所謂最老的作家了，又是老一代作家里最年輕的。”那么年輕一代中最老的作家是誰呢？——我發現當我們想到一個人時，楊絳先生想的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