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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0月，歷經千難萬險的中央紅軍終于到達陜北。自一年前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以來，中央紅軍第一次得到了一塊穩定的根據地。

       根據地之于紅軍的重要性，在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的這一年里，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下，在雪山草地的自然困難面前，備歷艱辛的紅軍體會尤深。多年之后，經歷過長征的紅軍指戰員們的回憶中仍然提到，離開根據地之后，紅軍就處于無后方作戰的狀態，由此為長征帶來極大的困難。

       在作戰時，軍隊都要區分前方與后方，前方負責打仗，后方負責籌集后續兵員、糧草、彈藥、服裝等后勤補給物資。可以說，后方供應的成敗會直接決定前方戰事的發展態勢。正因此，歷史上一些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劣勢一方能夠取勝，經常依靠的就是偷襲敵人后方補給基地，使敵人供應斷絕，被迫撤退。著名的官渡之戰便是如此，曹操與袁紹在長期對峙中拼消耗，最后曹操通過突然偷襲袁紹的后方物資集中地烏巢，從而一舉扭轉戰局。

       紅軍面臨的無后方作戰就意味著，他們行軍打仗所必須的物資都沒有著落，沒有固定的來源。

       紅軍與舊軍隊不同，不給指戰員發餉，但與舊軍隊相同的地方是，紅軍指戰員也是人，必須吃飯、穿衣。尤其是在離開中央蘇區時，因為事先準備不足，也沒有長期遠離根據地作戰的準備，因而攜帶的物資極少。在湘江戰役中，為了搶渡，又被迫拋棄了一部分物資。因此，到貴州、云南一帶時，云貴高原已是冬季，而紅軍指戰員仍然沒有棉衣，只能穿著單衣在高原的冬天行軍打仗，長途奔襲。

       更重要的問題是人。

       首先是兵源。紅軍的兵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兵，經過政治教育后可以爭取一部分參加紅軍；另一方面，則是根據地的翻身農民踴躍報名參軍。這兩方面的補充才保證了紅軍從井岡山時期的兩三千人一直發展到中央蘇區鼎盛時期的五六萬人。在長征開始前，中央甚至提出擴紅十萬的目標。雖然最后沒有完成擴紅十萬的任務，但經過多方面努力，仍然在短時間內將紅軍的規模擴大到了近十萬人。不過，由于新參軍的戰士未能來得及訓練就被單獨編為一個軍團，結果是這些新兵在戰斗中迅速減員，經過湘江戰役，所剩無幾。

       在長征開始后，這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存在了。俘虜敵人需要打殲滅戰，才能繳獲敵人的物資，俘虜敵人官兵。從長征開始后，中央紅軍就改變戰略戰術，盡可能避免與敵人硬碰硬，也就談不上對敵人打殲滅戰，自然俘虜敵人官兵。因為沒有穩定的根據地，所經過的地方雖然受到群眾歡迎，但畢竟是匆匆來去，尚未和當地群眾建立魚水深情，紅軍就又要在敵情變化壓力之下被迫離開，當然無法吸引多少當地群眾參軍。

       因為沒有根據地，紅軍也就缺乏穩定而安全的后方醫院，來為戰斗中負傷的傷員提供治療和恢復，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處理。對紅軍來說，負過傷的干部戰士都是寶貴財富。負過傷就意味著他們已經有了戰斗經驗，因此他們在未來的戰斗中可能會是骨干力量。不少紅軍將領都曾負過傷，在后方醫院療傷。其中比較著名的，大概要數名將粟裕，他曾多次負傷，中央蘇區時期也曾負過傷，正是在后方的紅軍醫院進行治療和恢復的。而在沒有后方根據地的長期轉戰條件下，就沒有這種條件了。在長征中，輕傷員盡量帶走，重傷員短期內無法恢復，就只能就地安置到群眾家中。秦基偉將軍在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向川陜轉移時，就因為負傷而被安置在群眾家中。但他清楚，留下的結果要么是被敵人抓住殺死，要么就是脫離革命隊伍，所以他稍微好一點了，就趕緊去追趕隊伍。長征過程中，類似情況造成的減員不在少數，多數只能被迫脫離革命隊伍。貴州、云南、四川一帶都有有類似經歷的人，他們跟著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一路艱難轉戰，卻因為負傷不得不離開離開紅軍隊伍，被就地安置到當地老百姓家里。

       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我們現在經常會聽到一個說法，國民黨軍進入蘇區，就會變成聾子、瞎子，只能被紅軍牽著鼻子跑，等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疲憊不堪，紅軍再突然發動攻擊，將敵人一舉殲滅。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蘇區的群眾心向共產黨，心向紅軍，而反對國民黨和國民黨軍。所以，根據地群眾會將掌握到的國民黨軍的一舉一動都報告給紅軍，而國民黨軍卻無法通過群眾獲取絲毫紅軍的消息，自然變成了聾子、瞎子。

       長征中的紅軍所到之處，遇到的情況雖然還不像進入蘇區的國民黨軍那么悲慘，完全變成聾子、瞎子，被敵人牽著鼻子走，但獲取敵人動向的信息顯然不如在中央蘇區根據地那么及時、迅速了。純粹依靠一些軍事技術手段進行分析，得到的敵情常常會出錯。比較著名的當屬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剛重新得到紅軍指揮權指揮的土城戰役，因為敵情信息錯誤，使原計劃中的突襲戰變成了久攻不下的攻堅戰，而且敵人的援軍還在不斷趕來，紅軍的傷亡持續增加，卻看不到勝利的希望，膠著之下毛澤東被迫決定下令紅軍全線撤退，與敵人脫離接觸，保存力量。

       當時的中央雖然由“國際派”把持，路線、方針和政策都比較教條、僵化，但根據地的重要性他們還是知道的。他們最后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并不是他們想放棄，而是敵情變化了。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蘇區在敵人的重重圍困之下已經不可能再扭轉困局了，所以被迫放棄了中央蘇區根據地。放棄蘇區進行轉移，是為了尋找新的根據地，而不是因為根據地不重要，或者說他們不明白根據地的重要性。

       離開中央蘇區后，中央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是到湘西去與賀龍、肖克率領的二、六軍團會合。但紅軍的戰略意圖很快被國民黨識破，在沿途進行層層攔截阻擊，到湘江之戰后，紅軍大幅減員，已經失去了與國民黨軍硬碰硬的能力。隨后，國民黨軍又在一方面軍前往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口袋陣，坐等中央紅軍來鉆。更重要的是，二、六軍團當時在湘西的根據地條件并不好，全軍總共一萬余人，而且缺乏大運動戰的經驗和能力，只能以游擊戰為主，對中央紅軍的戰略策應能力不足。并且，湘西自然條件要比中央蘇區差很多，少數民族眾多，敵情復雜，二、六軍團自顧尚且不暇，無力接納龐大的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

       因此，在湘江之戰后，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案，轉而尋找戰機，北渡長江，與此時已在川陜一帶建立根據地的四方面軍會合。為了擺脫敵人的尾隨追擊，中央紅軍先后四渡赤水，突襲貴陽，威逼昆明，從而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圍堵計劃和部署，才爭取到北渡長江的機會。之后，又翻過雪山，終于與四方面軍會合了。

       與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紅軍和機關人員總共不足兩萬人，四方面軍約五萬人，兩個方面軍總共近八萬人，以當時川西北根據地的條件，也無法供養數量如此龐大的軍隊和機關人員。紅軍必須尋找其他出路。

       張國燾給出的方案是南下，利用四川軍閥林立，大小軍閥之間長期混戰的矛盾，占領四川，作為根據地。而中央認為，紅軍的出路應當是繼續北上，到陜甘寧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去尋找立足之地。經過斗爭，最終達成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一起北上的決定，但在過完草地之后，四方面軍突然決定裹挾中央紅軍與中央機關南下，以武力為后盾，強行解決戰略方向的分歧。中央紅軍和中央被迫連夜出發，單獨北上。

       由于一部分中央紅軍被四方面軍裹挾南下，北上經甘南、甘肅到達陜北的僅約7000余人，中央紅軍的兩個主力軍團一軍團和三軍團也合并，改編為陜甘支隊。到陜北后，又與陜北紅軍的3000余人、先期已經到達陜北的四方面軍別部紅25軍的5000余人合并，重建了紅一方面軍。經過山城堡戰役，中央紅軍在陜北取得了第一次勝利，從而在陜北站穩了腳跟。這樣，轉戰一年有余、形成二萬余里的長征才算結束，漂泊已久的中央紅軍才又終于找到了一塊可以充當后方的根據地。

      一年后，二、四方面軍并肩北上，在甘肅會寧與一方面軍勝利會師，紅軍三大主力終于在陜北聚齊，陜北成為繼中央蘇區之后的又一個革命中心。

       蔣介石曾經想將紅軍消滅在大渡河畔，讓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但紅軍沒有變成石達開第二，而是成功的渡過大渡河，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根本的原因就是紅軍在遵義會議上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從而也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有正確的道路，勝利到達終點，紅軍才不會變成石達開第二，長征才成其為長征，否則，長征就會像石達開一樣，變成一次失敗的逃亡。而這個道路，就是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與一方面軍分手后，四方面軍單獨南下，向四川擴張，但不久后即遇阻，于是重新回到川西北，接應從湘西一路轉戰至貴州、四川的二方面軍北上，準備會師后再聯袂北上陜甘，與一方面軍會合。不過，四方面到甘南后，就駐足不前，張國燾又和一方面在西征還是北上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就在駐軍甘南時，時任四方面軍紅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后來在回憶錄中分析了北上的困難，其中的理由之一便是，陜北是干旱地帶，物產欠豐，人口稀少。陜北根據地內當時總共才40萬人，要供養二萬人左右的一方面軍已經捉襟見肘，如果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全軍北上，再加六萬人，對陜北而言，實在難以支持。而他們當時所在的甘南，還有80萬人，也沒有陜北那么干旱，至少物產要比陜北更多一些。

       毫無疑問，徐向前的這種看法在當時的四方面軍中很具代表性。按理說，自從1932年被迫離開鄂豫皖根據地西征，轉戰幾千里才在川陜一帶站住腳，此后又經歷了北上與南下的搖擺，四方面軍應該也非常清楚根據地的重要性，但徐向前的這種看法表明，四方面軍多少有些擔心到陜北后條件太過艱苦，所以不能都擠到陜北去，必須另尋出路。

       此時，紅軍面臨的敵情是嚴重的。陜西有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河西走廊與青海一帶是馬家軍的天下，寧夏也在馬家軍控制之下，東邊的山西是閻錫山，尾隨紅軍追擊而來的中央軍實力更為強大。在這種四面都是敵人的情況下，紅軍當然力量顯得十分弱小。因此，中央希望三大紅軍主力能夠在陜北聚齊，互為犄角之勢，在軍事上就會處于更為主動的有利地位。而且，日本在華北動作越來越大，中日戰爭的爆發迫在眉睫。一旦戰爭爆發，國民黨軍不是日軍敵手，華北成為淪陷區，自然會成為敵后地帶，有利于紅軍去建立抗日根據地，擴大自己的實力。

       但四方面軍并不這樣想，他們認為首要任務是西進，取得蘇聯援助。因此，在賀龍、任弼時率領的二方面軍和朱德、張國燾率領的紅軍總部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后，就在中央與張國燾關于北上還是西征的意見分歧尚無最終定論的時候，四方面軍決定單獨西進。西進并不順利，就在四方面軍渡河時，國民黨軍關麟征部半渡而擊，將四方面軍分割為已經渡河的2.2萬人，和剩下的不到兩萬人。最后只能由已經渡河的2.2萬人孤軍西征，剩下的二萬人到陜北與一、二方面軍會合。

       徐向前及其他幸存下來的西路軍將士后來回憶中都提到，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遇到的最大困難便是民情無法適應。雖然四方面軍有在鄂豫皖和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經驗，但那都是漢族聚居區，面對的敵人雖然兇惡，畢竟也是漢族為主。而在河西走廊，他們面對的敵人是馬家軍。

       一般而言，國民黨軍的群眾基礎都非常差，不管在哪兒都會被群眾反對。但馬家軍是個例外。在漢族地區，長期以來，皇權不下縣，基層社會主要由宗族來組織。但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情況不同。在少數民族地區，宗教常常扮演者基層社會組織紐帶的作用。馬家軍是回族為主的軍隊，而在河西走廊的回族同胞眾多，馬家軍雖然對當地群眾長期剝削壓迫，但因為有共同的宗教作為紐帶，使馬家軍反而成為國民黨軍中少有的與群眾關系相對較好、受到支持較多的一支。而西路軍在當地則很難與群眾建立像在鄂豫皖和川西北根據地那樣的魚水關系，無法得到群眾的充分支持。很大程度上，西路軍的失敗即與此有關。

       反觀一方面軍所在的陜北，之所以能夠迅速站穩腳跟，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經過劉志丹等人率領的陜北紅軍的長期斗爭和宣傳，陜北群眾對紅軍的主張和政策都是熟悉而且支持的。但由于陜北紅軍力量相對較小，對根據地的控制能力不足，還有許多地方仍然由國民黨軍占據，紅軍只在一些較為偏僻的山區活動。所以紅軍的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并未在陜北所有地方大張旗鼓的實行。紅25軍的到來加強了陜北紅軍的軍事實力，中央紅軍到來后，紅軍實力更進一步，迅速將根據地內的敵軍據點掃除，使原本比較分散的根據地連接起來，也就有條件實行紅軍的各項政策，開展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工作了。

      也就是說，陜北雖然自然條件并不好，人口也不多，但相對而言，群眾基礎要比四方面軍曾經占領過的地方好很多，也就更容易站住腳。

       對于紅軍這樣的軍隊來說，如果說紅軍是種子，群眾就是土地。同樣的種子，在不同的土地上會收獲不同的果實，同樣的種子也不可能適應所有不同條件的土地。紅軍也一樣。既然是紅軍，當然都清楚群眾的重要性，但要找到適合紅軍扎下跟來生存和發展的群眾，卻并不容易。中央紅軍和二方面軍都曾試圖在貴州和四川交界的地帶建立根據地，但最終都放棄了，除了自然條件艱苦，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群眾基礎。四方面軍曾在川西北建立過根據地，并曾一度連續取得勝利，擴大了土地面積，但最終仍然不得不撤離，除了敵情變化的原因，群眾基礎同樣是主要原因。中央紅軍到陜北后，就開始尋找新的發展方向，曾經渡過黃河東征山西，但并不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閻錫山在山西長期經營，根基較深，共產黨和紅軍無法生存，山西的群眾對共產黨和紅軍都不了解。

      在一定意義上，自從離開根據地，三大主力紅軍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尋找適合他們生存的群眾。也就是說，長征之路也是紅軍重新尋找群眾之路。但最終，仍然是中央紅軍率先在陜北找到了適合紅軍生存和發展的群眾土壤，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央紅軍長期在毛澤東領導下生存和發展，根據地建設做得更好一些。而根據地建設之所以做得更好，是因為毛澤東最早在中央蘇區提出了群眾工作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沒有毛澤東的社會調查和他提出的群眾工作路線，根據地建設就談不上。

       紅軍要不要承擔群眾工作、根據地建設工作，也是紅軍創立之初，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一度與朱德、陳毅產生重大分歧的問題。毛澤東堅持認為，紅軍必須做好群眾工作，才能建立穩定的根據地，紅軍才有生存和發展的可能。而在朱德和陳毅看來，軍隊的主要任務是打仗，只有打勝仗才能擴大根據地。群眾工作與紅軍打勝仗，究竟哪個更優先？這看起來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但紅軍在長征中失去根據地，失去穩定的群眾基礎，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中央蘇區根據地從一個勝利走向下一個勝利的紅軍，也在長征之路上屢屢遭遇重大失敗，不斷減員，乃至出發時八九萬人的中央紅軍到陜北時只剩了不足一萬人。

       但中國革命又是幸運的。雖然在長征初期經歷了重大挫折和失敗，但在遵義會議上，痛定思痛，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又重新得到了承認，中國革命又回到了正確的道路上。就像摩西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一樣，重新獲得紅軍領導權的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歷經千難萬險，終于到了陜北。

       陜北雖然不是“流著奶與蜜之地”，但對共產黨和紅軍來說，陜北在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重新走上了正確的根據地建設道路，也就重新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抗戰開始后，陜北的根據地建設和發展模式推廣到了日寇鐵蹄踐踏之下的東北、華北、華中和華東的各個根據地。正是由于這些根據地的滋養，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才能在解放戰爭中席卷全國，建立新中國。

       抗戰開始后，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一邊以游擊戰的形式打擊敵人，一邊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一般而言，根據地多數依托山地建立，但除了自然條件，最重要的還是依靠群眾的“人山”。

       是否發動群眾參與，也是共產黨所說的全面抗戰與國民黨的片面抗戰的根本不同之處。今天經常有人說，論持久戰并不是毛澤東的發明，國軍中也有許多將領提出了持久戰的主張，比如李宗仁、白崇禧，就明確提出過。但毛澤東的持久戰與國民黨將領們的持久戰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澤東是要將抗日戰爭同時變成一場民主革命，在基層打破之前的封建社會組織，壓制地主階級，幫助建立婦聯、農協、救國會等各種群眾組織，將群眾組織到新的基層組織中來，同時用黨的基層組織來領導這些組織，從而實現基層社會的革命，讓千百年來被壓迫的普通農民變成抗日的主體，也變成基層社會組織的主體。在基層社會組織結構改造的基礎上，再建立各級抗日政權組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才將各抗日根據地稱為抗日的人民民主政權，以區別于國民黨領導下的一黨獨裁、對人民群眾殘酷剝削壓迫的政權組織。

       在這些根據地，雖然沒有像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那樣直接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但卻本著統一戰線的精神，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減輕農民負擔，同時鼓勵支持抗日的民主愛國人士積極參與各根據地的民主抗日政權。這樣，讓國內各民族、各社會階層都在抗日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抗敵堡壘。也就是說，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將抗日戰爭變成了一場億萬覺醒的人民廣泛參與的人民戰爭。因此，共產黨領導下各根據地的抗日斗爭不僅是為民族獨立而斗爭，更是一場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斗爭。

       古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是大地母親蓋亞的兒子，每當他站在地面上的時候，就能夠獲取無窮的力量，戰勝任何敵人。但最后，在與赫拉克勒斯的戰斗中，赫拉克勒斯將安泰俄斯舉過頭頂，使他雙腳離地，無法從大地獲取力量，從而殺死了他。長征對共產黨和紅軍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站在人民群眾構成的土地上，共產黨和紅軍能夠戰勝一切敵人，一旦離開群眾，共產黨和紅軍隨時都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這個啟示對今天的共產黨來說，仍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