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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長征勝利80周年，隨著勝利紀念日的到來，官方各種紀念活動接踵登場，民間輿論場也不斷升溫。對于這樣的歷史大事件，官方口徑和民間評價并不完全一致。石頭君認為，這是正常的，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若完全重合，這個國家要么集體失常陷入狂熱，要么噤若寒蟬不敢發聲。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完全對立，則政府公信力近乎為零，陷入“塔夫脫”效應，老百姓就變成了老不信。但可喜的是，這段時間，盡管“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但就整體而言，長征已經形成共識，這是民族的共同記憶，悲壯的英雄史詩。

       不為別的，只為看清長征的真面目

       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的必修課。這啟迪我們，研究長征，要從黨史、國史、軍史乃至戰史的角度去考慮。只有這樣，才能從多維度把握長征的歷史方位，認識其本來面目。

       從黨史看，長征是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的大轉圜。中國的革命，既得益于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也吃過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大虧。長征的過程，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共產國際集中制領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抗爭的過程。井岡山根據地，以及后來的中央蘇區，實際上是毛澤東、朱德等人一手建立起來的，但是領導權卻被博古等人捧著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人輕易奪去。湘江戰役的慘敗，使紅軍認識到，外國的和尚念不好中國的經。正是失敗，將共產國際拉下神壇，為山溝溝的馬克思主義重新占據領導地位提供了契機。通道轉兵、黎平會議，直至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也從此時起，共產國際與中國脫離了聯系，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中國革命才轉危為安。

       從國史看，長征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次大遷徙。長征既是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早雛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一次大遷徙。這就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觀，一個沒有固定疆域的的國家政權，隨著軍隊而到處轉移。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轉移至陜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也由瑞金遷至陜西延安。盡管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但這個歷史卻不容忘記。否則，人們會問，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哪去了，是被國民黨打敗了嗎？

       從軍史看，長征是四路主力紅軍的大匯流。在長征之前，中國革命根據地是相互分散割裂的，雖然遙相呼應，但幾個主要根據地實際上是各自為戰，相互不隸屬，也沒有形成戰略配合。先后參加長征的紅軍有四路：中央紅軍（后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紅二、紅六軍團（后編為紅二方面軍）。經過長征，黨和紅軍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實現了黨中央對整個紅軍的集中統一指揮，長征由紅軍的西進突圍開始，逐步發展為南方各地蘇區紅軍部隊向西北地區的戰略轉移，實現了三大主力的會合。

       從戰史看，長征是我軍戰略戰術的大轉變。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錯誤的戰略指導思想在戰略上主張速決戰，在戰役戰斗上堅持打“堂堂之陣”的陣地戰、堡壘戰和消耗戰，毛澤東曾形象地將其比喻為“乞丐與龍王比寶”。遵義會議后，紅軍采取靈活多樣的戰略戰術，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聲東擊西，穿插迂回，在戰法上做到于劣勢中造優勢，在平勢中創奇勢，從而掌握了作戰指揮的主動權，確保了長征最后取得勝利。

       不為別的，只為還長征一份清白

       盡管官方對長征的定性早就明確，但民間對長征的污名化卻從沒有停止，有些人打著“還原真相”的旗號，惡意剪裁歷史或編造謊言，采用“戲說”“爆料”“揭秘”之類的手段，肆意歪曲長征歷史，抹黑紅軍的英勇事跡，丑化和矮化領袖。概括起來，這些質疑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質疑之一：到底是潰敗逃跑，還是戰略轉移？紅軍長征是主動撤離。但這種撤離是一種不情愿的選擇。也就是說，如果成功粉碎敵人第五次大規模‘圍剿’紅軍不會有長征的舉措。研究進一步表明，導致紅軍長征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失利。長征中，有三個關乎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全局性問題：選擇正確的戰略方向，解決向哪里去的問題；實施正確的軍事指揮，解決掌控行動主動權的問題；貫徹黨中央的戰略決策，解決全黨意志和全軍行動高度集中統一的問題。由于一開始并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導致一些人借機攻擊，紅軍是盲盲目流動，是一種且行且走。

       質疑之二：到底是烏合之眾，還是精英薈萃？關于紅軍的基本構成，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說：“紅軍的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游民無業者。游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斗，傷亡又大，游民分子卻有戰斗力，能找到游民補充已屬不易”，然而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用軍隊來的”有人抓住此點不放，認為紅軍是烏合之眾。但他沒有認識到，這些農民在紅軍隊伍里就像變了個人一樣，在嚴格的紀律約束和教育引導下，成為新質的人。

       質疑之三：到底是杜撰夸大，還是真有其事？紅軍在長征中打了無勝仗，有些人質疑勝利的真實性，比如“飛奪瀘定橋”已成為紅軍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典型例證，但近年來卻有人試圖否定這一史實。從外界客觀條件來看，不僅自然環境惡劣，還要面對國民黨的圍追堵截。為什么我們說長征是英雄史詩，是人間奇跡，就是因為紅軍長征的勝利是十分不易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取得的一場了不起的勝利。

       質疑之四：到底是權力爭奪，還是路線之爭？在長征路途中，黨內軍內并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發生了多次激烈斗爭。且不說遵義會議上發生的激烈的思想交鋒，就是在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后，在軍事行動失利之后，依然有一部分紅軍將領認為，是毛澤東將紅軍帶入絕境，多次提出撤換毛澤東。特別是土城戰役失利，引發一些官兵對毛澤東的議論和不滿，懷疑“紅旗究竟能打多久”。而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則讓中央紅軍一度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有人據此說，共產黨內的權力斗爭簡直到了白熱化階段。殊不知，正是在激烈的斗爭中，樹立了正確的領導核心和革命路線，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不回避質疑，因為事實勝于雄辯。有力應對質疑，因為真相不容混肴。

      不為別的，只為走好今天的新長征

       往者不可諫，來著猶可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當前的新長征。我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當前形勢非常嚴峻，一點也不亞于第五次反圍剿時的中央蘇區，如何化解矛盾、應對挑戰、克服困難、規避風險，長征就像一座精神富礦，給我們以取之不竭的啟迪。

       以矢志不渝的信仰追求撥開迷霧。狄德羅說，除去真理和美德，我們還能為什么事物感動呢？對真理的矢志不渝就是信仰，而信仰是給這樣兩種人準備的，一種是理論自覺的人，比如瞿秋白、夏明翰、李達之倫，就算敵人的屠刀已經架在脖子上，他們依然慷慨赴死、毫無懼色，只不過把赴難當做回家。一種是理論不自覺的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被前者所堅持并宣傳的真理所引領，認準了跟共產黨走這個死理，這就是廣大的工農群眾。是信仰，把這些自在的階級洗禮為自為的階級，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滾滾洪流。

       以堅韌不拔的革命斗志克難攻堅。長征歷時之長，行程之遠，敵我力量之懸殊，自然環境之惡劣，在人類戰爭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紅軍戰士在“爬過雪山就是勝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號的鼓舞下，以驚人毅力戰勝艱難險阻，用頑強作風征服人類生存極限，表現出了鋼鐵般的革命意志。憑著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紅軍將士面對失利不悲觀，愈挫愈奮；面對強敵不氣餒，愈戰愈勇；面對艱險不畏懼，愈斗愈堅，把瀕臨絕境的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的坦途。

       以前仆后繼的犧牲精神調整利益。紅軍長征不是簡單地轉戰、打仗，而是面臨嚴峻的三大考驗，即革命與反革命的生死較量，黨內團結與分裂的尖銳斗爭，官兵與極端惡劣自然環境的激烈對抗。踏上長征路，就意味著死亡時時相伴。他們激情萬丈、前赴后繼、視死如歸，決心為救國救民犧牲一切。長征先烈用生命告訴人們，沒有勇擔歷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的氣概，紅軍就難以走出絕境。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同樣需要紅軍長征那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歲月輪回，長征已遠。今天還紀念長征，為的是不忘初心，為的是繼續前進。以我們每個人的長征，匯就成滾滾鐵流，成為勢不可擋的中國力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