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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多文明古國中，公認對世界文明影響最大的是古希臘文明和古中國文明，前者代表西方，后者代表東方。讓當代如此混亂不堪的世界走向清明，讓地球獲得安寧和歡樂，需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同時需要東西方文化互補，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對立。要做到這一點，中國人民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和全球擔當，這是一項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達成此項任務的第一步，是要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正確的態度。

一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真實含義就是具有極大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深刻和廣博是兩個不同方向，需要深入分析討論才能理解。

　　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經歷5千余年文明史，在一千多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土面積內活動，在極其復雜多樣的自然環境內繁衍生息數百代，所形成的文化自然是豐富多彩，千姿百態。中華傳統文化的復雜性、多元性是自然和社會復雜性、多元性的必然反映。此外，中華文明還經歷過春秋戰國時期那個實實在在地“百家爭鳴”時代。爾后漢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看是一統，其實質不過是各種不同觀點都打同一旗號“儒”而已。從來沒有實現過真正的文明統一。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此，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首要的是如何對待諸子百家？是融合百家，還是獨尊一家，采取文化霸權主義？

　　中國人歷來承認：“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痛恨、鄙夷文化霸權主義。所以，只要站在中華傳統文化立場上，就必須承認需要兼容百家。對于董仲舒之流，中國人歷來沒有好感，即使在儒家內部，評價也不高。儒人們都是言必稱孔、孟，或者后來的朱、陸、王，沒有人太把董某人當回事。

　　但是，中國學者雖然承認“兼聽則明”，在實際的理論討論中，總會“眾人皆醉我獨醒”，認為只有自己這一派正確，別人的理論都是謬說。這就像中國武術，門派之爭非常突出。這看來很矛盾的現象，其實是統一的：沒有對手的低矮，怎顯得我的高大？所以，對手即使胡說八道，也要認真聽聽，以便“戰而勝之”，以論戰的勝利為快樂。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與以上態度完全不同。他所采取的辦法是：看各家各派都有什么長處，拿來為我所用，自己組織一套理論系統。他這樣的兼容百家，就不是簡單地把各家各派的觀點羅列在一起；更不是雜亂無章地組合；而是通過自己深入研究，經過深加工、精處理，取精華去糟粕，讓別人的觀點成為自己理論的組成部分。甚至天衣無縫，混然天成。這是主張“更尊孫子”的第一個理由——他是兼容百家的模范。

　　歷來的研究者，往往只把《孫子兵法》當成兵法來對待，沒有看成是精確的政治理論、治理國家的基本綱領。更有甚者，把它只看成“陰謀詭計大全”，就徹底偏離了孫子思想的寶貴精神。

二

　　孫子，名孫武，是中國著名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的祖輩。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大約與孔子同一時代。但孫武的祖先并不姓孫，而是陳國公子完，逃亡到齊國，改姓田名完。田完的五世孫田書因戰功被賜姓孫。孫武是田書的后代，因戰亂逃亡至吳國。后經伍子胥推薦被吳王重用，領兵打仗屢立奇功。他和他的祖先生活在戰亂頻繁的年代，研究兵法而有所收獲，總結前人經驗和自己打仗的體會形成《孫子兵法》。但因此就把他看成“好戰”，則大錯特錯。孫子和孔子同時代，孔子曾經向老子學道，可見老子比孔子稍年長，三個人同時代，思想交流，相互了解是必然的。史稱《孫子兵法》有后人加工之痕跡。果然如此，則“百家”之見解融入其中更不足為奇。

　　按流行的《孫子兵法》共十三篇。“始計第一”是總綱，這總綱中就吸收了諸子百家的大量內容，但不仔細分析，未必能體會得到，所以說混然天成，絲毫不留痕跡。

　　孫子說的“五事”內容極豐富，這是治國的綱領。“一曰道”中之“道”，顯然與道家有緣。但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即“道法自然”，就是說道以自然的存在為依據，它不是人為的東西。用今天的話講，是自然唯物主義、自然本體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說法完全符合科學所揭示的自然規律：人是大地的兒子，大地是天體之一，天體運行有規律，這些規律（道）是自然的，不是人為的，也不是神為的。孫子在整個十三篇中吸納了道家的主要思想，但他比老子更進一步，產生了歷史唯物主義。他對于道作如下解釋：“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老百姓與國王意志相同，達到不怕危險，不避生死的程度。上下一心者必勝。道就是民心，民心決定論是唯物史觀的要害，失去民心就失去一切，必敗無疑。這就是孫子的五事之首。這也是歷史一再證明的客觀規律。

　　對照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可見孫子與道家關系極密切，印證了李約瑟和魯迅的觀點：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道、天、地、將、法五事的排列秩序源于道家的上述判斷。這里把“人”換成了“將”，這一點不同反映了孫武思想的創造性，“將”是指軍隊的各級指揮員，斯大林的“干部決定一切”與孫子一脈相通。但如果強調人的作用而到達忽視其前面的道、天、地的決定作用，就違背了孫子的教導。這就是不講客觀條件的“干部決定一切”，屬歷史唯心主義。孫子把道擺在首位：無道之戰，不管天、地如何有利，將領如何英勇善戰，這個仗都不能打。“天”，按原文解釋是指氣象條件，其實還應該包括大勢在內，即大的政治形勢究竟如何。這樣才能比地形地勢重要，擺在“地”的前面。孫武經歷多次大戰，他當然知道地形地勢比天氣重要的道理。十三篇中有兩篇專講地形（地形第十和九地第十一），份量比天氣重得多。大勢的有利與不利，不是決定打不打，而是決定作戰方法。例如，蘇區紅軍的作戰是正義的，可以打，但打法跟以往任何正規戰法都不同。道則是決定打不打的問題，違背道之戰無論如何都不能打。所以道統帥五事。孫子并不排斥法家，而是把法擺在最后落實的地位上——當落實前四事的戰略部署以后，成功的責任才會落在法制上面。兵法如此，社會治理更是如此。法制要干部來貫徹執行，干部不好法制就成了空話。然而好的干部必須通曉民心、天時、地利，所以最終由民心決定。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地利、人和”均脫胎于孫子，他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反映他對孫子的理解；沒有注意“天時”主要是指天下大勢，以為真的是指氣象條件，才會得出“天時不如地利”的結論。孟子是孫子之后的“大師”級人物，他尚且如此，看來真懂孫子并不容易。

　　道家更重要的思想是互補觀念，道是古代百家中掌握辯證法最好的一家。老子說“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道德經》39章）君王必以民為本，地位高的人以處于下層的人民為基礎。這里講的是君民互補、官民互補，孫子則要求上下同心。道家雙魚圖案，是互補原理的形象化描述，竟繪入了韓國國旗圖案，可見互補原理影響之廣。孫子用兵作戰中的奇正互補；對待有利與不利地形，孫子說“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后人改為“置之死地而后生”意思一樣，這些都是辯證的思考。按條件哲學，互補才是辯證法的核心，講互補就是講辯證法。當然，中國講互補講得最好的，當數更早些時齊國的相國晏嬰，他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形象生動，“只有各種佐料火候等相互交融，才有味道。”（肖、李主編《中國哲學史》第59頁）孫子吸收了晏子的觀點。

　　道家另一個重要觀念是“無為而治”。對于為與不為的辯證法，道家有所偏離，強調“無為”（安徽蕪湖竟有縣名如此，可見影響之深遠）而輕視“為”的作用。孫子摒棄了道家的這一觀念，在“軍爭第七”中特別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這是對指揮員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要求：化被動為主動。這說明：孫子對于其他“家”的學說，決不照抄照搬，而是經深入思考決定取舍。道家的無為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無所作為，而是要求政府少管事，實現村民自治。這對于政務簡單的古代很有可能；對于行政高度復雜化的現代社會相當困難；對于需要全軍統一號令的部隊則根本不可能，所以孫子摒棄“無為”。完全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取舍，這是對待其它理論（包括外來文化）的正確態度。孫子是最沒有教條主義的學者，他從來不引用什么人說來加強自己的論述。

三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二是整體觀。整體觀在孫子兵法中反映突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幾乎是中國很多學派的共同主張。中國沒有經歷過西方那種個人主義極度膨脹的時期，楊朱是道家之一派，主張個人主義，自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與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相對立。他并不成什么氣候，被孟子等狠狠批判一通。而孫子的整體觀又有自己的特色，他強調“勢”的作用。他在“兵勢第五”中專門講勢：“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這樣看勢，就是所造成的一種不可阻擋的客觀態勢。所謂整體，不是簡單地把大家聚在一起，而是必須發揮整體一致的作用。傳統文化講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就是源于孫子關于勢的思想。西方個人主義的正面作用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不壓制人才，支持個人奮斗；其負面作用，則是全民族不能擰成一股繩，分裂成一盤散沙。近代中國的分裂松散，明顯是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侵害。孫子堅持全軍一致，紀律嚴明，遵守號令。中外戰爭的歷史也告訴我們：在軍隊提倡個人主義，就是走死路。

　　孫子所處時代，周天子已經有名無實，列強都想爭霸，進一步統一中國。孔子想恢復周的權威自然是逆潮流而動，處處碰壁。孫子并沒有完全排斥儒家，而是取儒家之“仁”。孫子對將的要求有五條：智、信、仁、勇、嚴，把孔子的仁擺在對軍隊干部提出要求的第三項。對于軍事干部的這五項要求，其排列秩序也很有講究，不能顛倒、混亂。孫子把智擺在對將領要求的第一位。后人常說：“將貴智、兵貴勇”；嚴格地說，這種理解不對，孫子決沒有士兵不需要智慧，只需要勇敢的思想。戰爭實踐也告訴我們：即使是小兵或下級軍官，聰明同樣是第一位的；在戰爭中容易上當受騙，不打敗仗才叫怪呢！

　　智擺在仁之上，是不是就“不仁”呢？恰恰相反，只有聰明的仁才是真仁。糊涂蛋講“仁”，不是東郭先生之仁，就是懷蛇農夫之仁，一定倒大霉。什么叫傻？不智之信是傻的主要形式。人家說什么你都信，違背兵不厭詐的信條。不講信的仁就是說了不算，口惠而實不致，假仁假義。所以信要擺在仁之前。在智、信、仁的前提下，才能講勇敢和對部下的嚴格要求。勇首先是對干部自己說的，自己打仗怕死，就沒有資格對下屬和士兵嚴格要求。不智之勇是匹夫之勇，有害無益。不信之勇是騙人把戲，假的。不仁之勇涉嫌殘暴，不可提倡。所以提倡勇以前三者為前提，當然就有資格對下屬嚴格要求。這樣一分析我們就知道：對于軍事干部的五項要求秩序不是亂擺的，而是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后人的愚兵政策，欺騙下屬和士兵的種種做法，都是見不得光的陰謀詭計，與孫子并不相干。曹操為了讓士兵為自己賣命，謊稱“前面有梅林”，雖然一時可以擺脫困境，最終會失去下屬和士兵的信任。救急措施可以做，事后必須向下屬和士兵道歉，說明不得已的苦衷，請求原諒。

　　對比儒家對“仁、義、禮、智、信”五項要求的擺布順序，我們就清楚地看到孔子、孫子的差別在哪里。孔子把“智”擺在那么后的地位，你不能說孔子“愚民”，雖然他宣傳“唯上智下愚不移”。但不智之仁是什么？前面已經講過，所以中國歷史上會有那么多迂腐的知識分子，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與儒家的仁字當頭，不分是非有很大關系。說說好聽，用仁騙人，也是常事，因為信擺在最后。雖然也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但作用不大。孔子經常講“克己復禮為仁”，就有許多不講是非，不問真假的荒唐之舉。宋襄公之仁，就是對儒家“仁”字當頭不問是非的有力諷刺。

　　智包括知識和智慧兩個方面，知識多了不一定懂得運用；運用知識的手段高明，才顯得人有智慧。馬謖知識豐富，卻缺乏智慧，充滿教條主義，所以打敗仗。中國人如果不能克服其思想方法的盲目性，不能排除“官多大理多大”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即使擁有再多的知識也不會用。中國人需要反對教條主義，有一個科學的思想方法，是當前的頭等大事。

四

　　說孫子反戰，主張和平，是從戰略高度考慮，不是僅僅從主觀愿望出發。以戰求和，民心至上，是和與戰的辯證法。單純的和平主義，達不到目的。在謀攻篇中，他總結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講了攻城之害后又說“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孫子認為，能夠通過政治謀略解決國與國的爭端最好；如果不行，也通過外交斡旋解決；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要用兵。古人說：“兵者兇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即總結了孫子的觀點。所以孫子會打仗決不等于好戰。這一點，也可以認為孫子與后世的墨子“非攻”觀點相通。但墨子晚于孫子，所以《孫子兵法》中缺少墨家痕跡。至于墨子的“兼相愛”，與未來的共產主義理想有關，與孫子無關。如果墨子與孫子同時代或較早，則定會強化孫子的反戰思想。后來有人罵墨子“無父”，則屬于“惡毒攻擊”之類。

　　更尊孫子的第二個理由，是孫子兵法是中國最早的系統論。即他的觀點符合系統理論的要求。所謂“五事”，是取得戰爭勝利的五大條件群；五事之下，又舉出具體條件。前面說過，“將”分五條。地，更有專門論述兩篇，分析得非常細致；其他三事也一樣。這是一個遞階系統，歸納取得戰爭勝利所需要的條件群。所以第三個理由就是：孫子兵法是條件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孫子把“道”理解為民心決定論，直接預先說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要害。與馬克思主義高度一致，更是我們“尊孫”的理由。

　　以上四條理由，就足以說明：《孫子兵法》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最完善的政治綱領。其創始性和先進性高度統一，讓我們感嘆祖先的智慧和遠見。

五

　　《孫子兵法》作為政治綱領的現代意義，值得我們認真關注和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兵法家，個個都是出色的政治家，是總理之才。如姜子牙、伊尹、管仲，后來的諸葛亮、劉伯溫等等。因為軍事是政治斗爭的極端形式，是特殊性；政治斗爭是不流血的戰爭，是普遍性，二者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軍隊的管理最為嚴格，向兵法學習管理，是當代管理內容的重點之一。

　　“道”就是上下同心。這是政治清明的第一要義，我們做到了嗎？老百姓想什么，領導是不是知道？知道了，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知道了，做到了，老百姓自然會遵守和實踐黨和政府的號召。現在這里出現差距了，老百姓擔心的是貧富差距過大，許多“老板”級的人物胡作非為，明星吸毒、嗜賭，公眾人物胡說八道，這個社會到底怎么了？我們的宣傳工作怎么回事？這些明星不是通過你們所掌握的媒體成名和自我擴張的嗎？有錢就敢播是不是？出版工作、影視節目也向錢看。書號費高得離譜，加上出版基金運作不科學，許多好書出不了。網友形容那些胡編亂造電視劇是“好演員讓導演給糟塌了”。自己一切向錢看，老百姓對領導工作提出點兒愛護性的批評意見，宣傳者就“說三道四”。宣傳工作的指導方針到底是什么？作為“心”的工作，千萬馬虎不得，不能“唯書唯上唯錢不唯實”啊！政策制定更是關“心”的大事，一定要上下齊心，才能政策落實。不要光看GDP好不好？把生態文明列入考核標準，可是首都霧霾怎么還這么嚴重呵！陳一文指出了中國最大的危險是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但其根源是在政治方面，在于決策中的GDP掛帥。政治工作“違道”，對不起老祖宗孫武。GDP掛帥還造成看病難、讀書貴、中國足球腐敗等一系列問題。

　　用孫子對“將”的五大要求看我們的干部政策，其存在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總結起來，《孫子兵法》雖然是古代政治綱領，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依然有不可或缺的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江西社科院；【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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