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下面略舉西方誤導我們的幾例。

中國經濟如此大的經濟規模多年來持續的高速發展，是個別發達國家無論如何也無法應付的。他們極力“唱衰”中國，稱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加劇了內部不平衡，導致二三產業失調、產能嚴重過剩、債務和金融風險激增，這種模式難以為繼。更有甚者，背棄中國入世時的承諾，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謀求對中國的出口進行歧視性的打壓。他們甚至試圖改變WTO的規則，用TPP、TIPP等方式改變貿易規則，架空WTO，以便讓中國再次屈從他們的苛刻條件。他們極力鼓吹中國應減少投資、發展第三產業、以消費推動增長，而自己卻在積極推行“再工業化”。

增長的動力，只能來源于產出能力的增加。各種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包括最有影響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理論也都表明，投資、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實現也必須以相關領域的投資為基礎。

沒有任何經濟理論認為消費是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歐美發達國家偏重消費，是由于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大量產業外移，經濟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消費需求成為影響增長的重要因素。這在中國顯然不適用。而且長期依靠消費拉動的政策，成為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生產和消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但生產(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近年來，我國經濟和產業結構呈現出一些的新變化，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明顯上升，而第二產業比重相應下降;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增強，2015年的貢獻率達到60.9%，比資本形成總額高19.2個百分點。但這種現象需要進一步分析。

數據來源：Wind

數據來源：Wind

數據來源：Wind

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具有相當高的消費率，甚至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和亞洲新型工業化國家，但這能否說明他們的經濟結構更加健康?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平均消費率達到過70%以上，但與今天人民物質生活不斷豐富相比，難道當時的物資短缺才更加可取?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高積累、高投資，我國經濟難以取得快速發展。相比之下，最近幾年我國投資增速顯著下降，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經濟增長動能也隨之減弱。盡管經濟增速放緩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資的大幅下降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因素。而消費和服務業難以對經濟產生持久的推動作用。例如，近年旅游業發展比較快，出行人數不斷增加，但如果進一步分析，旅游業收入增長仍然與經濟形勢密切相關。

數據來源：Wind

我國仍處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考慮到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存量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與歐美國家也相去甚遠，投資仍有很大空間。2015年我國人均GDP約為7925美元，距離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平均43178美元的水平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國人均資本存量也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20%左右，根據瑞銀的估算，2013年為美國的1/7、日本的1/13，仍處于需要加強積累和增強生產能力的階段。日本和韓國過去的經驗也表明，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投資率上升是正常現象。1952-1973年是日本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日本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也保持了較高水平。即使是工業化完成后，日本投資率的下降也花費了較長時間，直到二十年后的1993年才降至30%以下，那時日本的人均收入已超過32000美元(當年價格)。

要正確理解積累、消費與投資的關系。既不能過分壓制收入和消費來為投資和生產積累資金，也要避免超前消費，像歐美國家那樣。因為這是將經濟增長的動力本末倒置，如果過度鼓勵消費而不注重積累和投資，將會使經濟喪失長期增長動力。以產業空心化為代價壓低投資則更不可取。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不應該也沒有能力去搞消費拉動增長。既使將來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了，也不能搞過度消費。個別發達國家現在也正在改變消費推動增長的模式，提出再工業化、出口倍增計劃。

當前我國儲蓄率仍在較高水平，但已經開始下降。現在的年輕人又更加注重消費，等老一代人退出勞動力大軍時，我國儲蓄率下降的幅度恐怕會更大。到那時支撐投資的基礎會進一步受到影響，因此要提早重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當前，第三產業已逐步成為許多發達國家的主導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很大，并被認為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這是有先決條件的。發達國家制造業比重降低建立在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基礎上，使經濟資源得以向更具比較優勢的第三產業轉移;而第三產業比重如此之高，也是建立在對海外市場的占領之上。如果把這一現象看作是經濟結構從低端向高端發展的必由之路，則是不對的。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提高，全球的制造業和消費者支持了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發展。而我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如果我國的制造業下降，服務業將隨之會下降，因為我國的服務業主要面向本國制造業和消費者，還沒有能力為全世界提供服務。所以，如果中國放棄制造業，服務業也會垮臺，這是給中國經濟設置的陷阱。如果服務業可以拉動經濟長期更快增長，是合理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那西方還提再工業化、出口倍增計劃及工業4.0干什么?

第三產業是為第一、二產業服務的。離開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第三產業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次貸危機的爆發與個別發達國家經濟過度依賴第三產業有著內在聯系，這是金融危機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之一。

對主要OECD國家的研究表明，工業比重高、且高附加值制造業比重大的國家在危機前后經濟增速變化更小，恢復速度更快，說明經濟韌性更強。特別是，德國、韓國之所以在發達國家中受金融危機沖擊相對較小，與這兩國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先進制造業，保持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適度比重是分不開的(表3)。

注：GDP增速歷史波動情況采用相鄰兩年GDP增速變化絕對值的平均計算得出。

三次產業間并不存在所謂“最優比例”或國際標準，各國只能根據自身國情及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來調整三次產業的比例關系。現在說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要發展第三產業，減少第二產業，其根據要么是西方經濟學家的說法，要么是世界各國第三產業普遍占GDP的2/3左右這一現象。但如果看一看第三產業占比高的發達國家在危機中的表現，可知這一“高級”的產業結構沒帶給他們好處，對克服危機，保持發展無益。因此我們不宜向這種所謂“高級”的產業結構發展。

當然，這不是不要發展第三產業，而是第三產業的發展要適合本國的需要。中國的服務業主要面對的是本國的制造業和消費者，中國的服務業擴大，應該以制造業的擴大為基礎。由于產能問題和成本上升，我國制造業正面臨發達國家曾出現的產業空心化危險，連紡織業這種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在向發達國家轉移，如不采取措施扭轉，前景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來，全社會杠桿率上升比較明顯。但與其他經濟體橫向比較，中國債務總水平并不及日、美、英等發達國家，不過企業債務負擔是最重的(圖6)。

中國的企業負債偏高，不僅與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有關，也與企業負債構成有關。中國企業債務占GDP的150%多，國有企業負債總額79萬億元，占GDP比重為116%，中國企業總負債中超過70%為國有企業負債。2005-2013年的8年間，國有控股企業資產從14萬億擴大到97萬億，而其實收資本中的國家資本僅從1.5萬億上升到3.3萬億。因為直接融資一直不發達，企業要發展只能更多依賴外部融資，特別是銀行貸款。因此，從賬面上看國有企業債務率很高。但去杠桿也要從給國有企業注資、減稅上想辦法，而不僅僅是限制發展。

一些西方媒體反復強調中國政府和企業債務問題，就是想讓我們不敢投資，束縛手腳。如果真的聽從了他們的“建議”，經濟才會陷入失速和危機。

二、收入分配、勞動力成本和勞動生產率

西方學者認為，中國過度依賴投資的經濟結構壓低了勞動者工資，擴大了收入不平衡。他們提出，如果要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必須提高勞動工資，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其邏輯是讓消費者沒有后顧之憂，從而可以增加消費。但關鍵在于，工資、福利和收入的提高需要有一個參照標準，那就是勞動生產率。如果脫離了這個標準，不切實際地提高工資、福利，只會適得其反，對國家、社會和人民將造成傷害。

當前我國投資效率已有所下降。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即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資本增量，已經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低時的2元多上升到2014年的8元多(表4)。這與勞動生產率不高有密切關系。

數據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LO)數據庫、Wind

從長期看，勞動者收入提高是使居民更好分享發展成果的內在要求，但必須建立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我們的問題是勞動生產率提升有限而勞動力成本卻大幅上升，導致競爭力下降了。在工業化、城鎮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競爭力下降意味著削弱經濟增長的能力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而這正是國際上敵視中國的勢力所希望的。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時期各種不平等現象，要在發展中逐步解決。

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發達經濟體10%-30%的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和提升的必要。如果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投資效率提高一倍、兩倍，中國的增長速度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有些發達國家一再批評中國產能過剩，要我們去產能。但為何波音、空客沒有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因為他們面向全世界市場;問題的關鍵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產品的唯一性和產品的技術含量。

中國一些產品產能之所以過剩，第一是我們的產品不具有唯一性。第二是國際貿易的規則被改變，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被顛覆。因此，要戰勝貿易保護主義，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是唯一的路徑。而實現這一點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加大科技研發和創新的投入。

三、氣候變化與經濟發展

氣候變化是一個涉及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能源戰略等方面的全球性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世界各國在這一問題上利益博弈、談判紛爭不斷。西方國家突出宣揚全球變暖的人為因素，其核心目的是通過建立國際“碳減排”規則，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

我國現代地理學和現代氣象學的奠基人竺可楨先生，在1973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歷史時期的世界氣候是有變遷的”。“我國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在這以后，年平均溫度有2-3℃的擺動”。“從八世紀初到九世紀中期，長安可種柑桔并能結果實”。可見，“僅僅根據零星片斷的材料而夸大氣候變化的幅度和重要性，這是不對的”。地球已有46億年的歷史，氣溫一直不停變化。人類對氣溫的科學觀測和研究僅有100年左右的歷史，目前運用最先進的科學手段也只能粗略地推測上百萬年的氣溫數據。在此背景下，我們對全球氣溫變化趨勢的任何預測都可能失之武斷，或缺乏充分依據。我們不應忽視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變化的影響，但全球氣溫的升高也可能與地球自身的周期性變化有關。人類活動的影響包括碳排放因素的作用需要慎重對待。

自國際氣候談判開啟以來，發達國家始終堅持以生產排放為計量標準，對消費活動的碳排放則避而不談，實際上是遏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為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將傳統制造業包括眾多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已經在全球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生產、發達國家消費”的格局。如果建立起僅針對生產而不涵蓋消費的“碳減排”規則，解決環境惡化、“全球變暖”的巨大壓力就會落在發展中國家身上，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經濟發展形成沖擊。個別發達國家一定要拉中國搞減排，但有些排放大國卻始終不愿意承擔減排義務;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節能減排技術和資金援助上也毫不積極。例如，個別發達國家針對中國的光伏產品征收高額反傾銷稅，如果它們真的關心“氣候”、“減排”問題，為何要對中國的太陽能產品設限，不讓它們的老百姓用上更便宜的清潔能源?同時，發達國家對于飛機這個高排放產品卻不提限制，因為飛機是它們出口的強項。這充分說明它們保護環境是假，保護生產力、競爭力才是真。因此我們對于碳減排也要堅持科學合理的原則，絕不能以犧牲發展為代價，要在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間尋求平衡。

在當今國際形勢漸趨復雜的環境下， 我們沒有時間去慢慢調整結構、慢慢發展，要像鄧小平同志講的那樣，七八年上一個臺階，搶先沖破敵對勢力圍堵中國的布局企圖。破局之道只有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發展科技、支持創新，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盡管消費占到經濟總量的約六成，但日本經濟仍難見起色。如果我們也放慢投資、放慢增長速度，就有可能重蹈日本二十多年經濟停滯的覆轍，在西方大力推動“再工業化”的形勢下， 這將再次拉大我們與發達國家間的距離。

四、匯率和人民幣國際化

美國是靠印美元度過金融危機的難關，因為美元仍是主要國際貨幣，讓全世界替它分擔了風險和損失。美元不是數量違約，而是價值違約，這就是它的經濟和貨幣沒有垮臺的原因。因此它會不遺余力地捍衛其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權。打壓人民幣也就成為必然。

2002年之后，人民幣匯率不斷成為西方關注的焦點。由于人民幣匯率問題被政治化、多邊化，成為轉移個別發達國家國內壓力的出口，但更多的是要遏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很明顯的就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時，國際上從未有過意見;而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時，一定會有人指責人民幣被低估。西方部分學者不斷指責人民幣低估是造成國際經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們卻故意回避了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亞洲貨幣全部大幅貶值，發達國家一再要求人民幣不能貶值。我們頂住巨大的貶值壓力，保持了人民幣的穩定。這難道不是在要求中國人為“操縱”人民幣的匯率嗎?當有需要時，就把保持匯率穩定視為應該的;而不需要時，就把穩定匯率視為“操縱”，這是典型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后開始看到，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諸多缺陷，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逐漸清晰，但受到的圍堵也是明顯的。

人民幣雖然被納入SDR籃子，但也喪失了一定靈活性。今后人民幣匯率如有大幅波動，就會受到IMF的制約，甚至制裁。人民幣要走向國際化，背后的經濟和貿易實力是第一位的。當前要做的就是心無旁騖發展經濟，而貨幣和匯率應保持靈活性。

五、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問題

西方鼓吹中國應減少投資的說法中一個重要論點就是：中國已完成工業化，進入后工業化，增速和投資要降下來，這是自然的。西方計算工業化的主要指標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如人均GDP，產業結構的比例，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等指標，但這些指標并不全面。

中國幾乎可以生產所有的工業產品，但生產這些產品的設備，從紡織到核工業，高端的設備幾乎全部是進口的。一旦外國封鎖這些設備的出口，我們生產這些產品的能力會受到嚴重影響。在不少產品上我們不具備自主知識產權。所以，中國的工業化是初步工業化，還是受制于人的工業化，離真正意義的工業化還有很大的距離，自稱進入“后工業化”是膚淺的自賞。

中國必須加大對這些高端設備的研發與制造的投入。只有中國自己能全部掌握這些核心技術，才能算完成了工業化。

六、如何應對誤導的策略

目前，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及社會問題上處于二戰以后最混亂的局面，這種局面不會多次出現。為了抓住發展的機會，我們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幾年我們的GDP增長在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投資效率在下降。如果不能培養出新的、先進的產能，經濟就有長期陷入低迷的危險。而投資是創造先進產能的重要條件，現在投資在下降，說明培養新的、先進的產能的力度有限。

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務》雜志2016年7、8月號發表題為《民主在變弱》一文，文中說：“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證明一個國家無需自由化也可以實現繁榮”。作者對“民主”失去影響力很擔憂，但他也認為民主在一些國家的影響力還是上升的，如尼日利亞、突尼斯及緬甸的例子;同時又認為“威權模式的資本主義也失去了一些光澤，因為中國的增長已顯著下降，而油價的下跌已削弱了俄國和其他石油生產國的力量”。從這里可以看到：第一，經濟增長的快慢已被西方部分學者看作是社會制度優劣的標準之一;第二，西方的部分學者希望看到中國經濟增長放慢，以證明中國的社會制度是失敗的。他們之所以熱衷于對中國的事務指手畫腳，有很強的目的性，就是要阻止、延緩中國的發展。只有將這些問題聯系起來，才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邏輯。

中國必須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我們的國家利益，首先是發展的權利和發展的利益。我們的經濟工作仍要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只要是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應該放手去做，而不是被外界輿論或“質疑”所干擾。

(一)投資力度必須加大，商業性投資的決策要交給市場和企業，讓企業真正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由于我國基礎設施方面還有很大的投資需求，無論是鐵路、城市管網還是公路及清潔能源都有大量投資空間。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情況下更需要政府加大投資力度，既可防止經濟下滑又可以為今后的發展打下基礎。有些項目建成以后可以分情況出售給市場經營體按商業原則運行。目前國際上也出現了利用私人資本做公共事業的說法，對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踐也要注意研究。

(二)去杠桿要給企業注資。資金的來源可以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發債，所得資金給國有企業注資。適當增加政府的負債，減少國企的負債。發債可由央行購買。美歐日的央行都在做這類事情，不會引起通脹，因為企業會把部分借款還給銀行，資金從另個渠道又回籠了。同時也要考慮階段性地為企業減稅費，增加其資本金。

(三)支持中小金融機構的設立，試點把大型銀行的二級分支機構有步驟地法人化，但不允許他們跨區經營，使之變成支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主力，也可以用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試點。實行中要按有關法規辦，有必要也可由全國人大通過臨時性法規。

(四)要發展和加大對高端制造業的投入，要有特殊的人員、財務、投資相應政策，以便產生實際效果。

(五)去產能應有配套政策，有些產品如水泥、平板玻璃可以大量轉移出去，包括一部分鋼鐵產能也可以轉移出去，發展中國家急需這些產能。但要有政策支持，例如低成本的資金、稅收優惠、國外風險的覆蓋等。還要大力支持產業的集中，這其中也要認真研究一些產業的民營化問題。例如應研究鋼鐵、有色等行業是否應鼓勵民營化。

在發展中切記被誤導，要堅持自身的判斷，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跳出為我國經濟發展所設陷阱，那就很有可能落入一些發展中國家那種發展停滯的狀況，長期不能自拔。當我們的絕對實力還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提并論時，要保持應有的靈活性，牢牢地抓緊經濟發展這個原則不放松，堅定不移地增強經濟實力，并在這個基礎上大力發展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