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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高明:中國人均每年“吃”化肥40斤
點擊:  作者:蔣高明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6-10-05 0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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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化肥總產量和總用量占據世界首位。據估計,我們每生產9斤糧食就消耗1斤化肥,每年每人差不多消耗40斤化肥。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代不得不“吃”著化肥生活和成長。我們也都知道化肥過度使用的危害,國家也推出了測土配方的施肥方案,但結果不盡如人意,化肥使用量不減反增,中國的農業在“化工農業”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本文通過對化肥“前世今生”的回溯,向國人呼吁:為了我們自身、子孫后代,以及這片“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我們亟需摒棄“化工農業”,轉向“生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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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化肥起源、化肥利用效率與化肥污染

 

  一、化肥的誕生


  化肥是化學肥料的簡稱,特指化學方法制成的能滿足農作物生長需要營養元素的肥料。只含有一種營養元素的化肥稱為單元肥料,如氮肥、磷肥、鉀肥等;含有氮、磷、鉀三種營養元素中的兩種或三種且可標明其含量的化肥,稱為復合肥料或混合肥料。化肥的主要指標是品位,是化肥產品中有效營養元素或其氧化物的含量百分率,如氮、磷、鉀、鈣、鈉、錳、硫、硼、銅、鐵、鉬、鋅的百分含量。由于被籽粒帶走的營養成分不能歸還土壤,土壤中一些營養元素尤其是氮元素通常不能滿足下茬作物生長的需求,人類就用含氮、磷、鉀的化學物質來補足。一般地,化肥大多為無機化合物,但尿素[CO(NH2)2]卻為有機化合物。

 

  以中國為主的農業傳統大國,農民都是將糞肥當作主要肥料的,這類肥料雖收集和使用困難,但對土壤具有重要的呵護作用。中國歷史上雖有利用礦物肥的記錄,但并沒有發明出化肥來。進入18世紀以后,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部分人口脫離了耕地,加劇了糧食供應緊張,并成為社會動蕩的一個起因。提高糧食產量,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尤其城市人口需求,就變成了人類社會第一要務?;蕬\而生,其簡要歷史如下:

 

  1828年,德國化學家維勒(Wöhler,1800-1882)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尿素。按當時化學界流行的“活力論”觀點,尿素等有機物中含有某種生命力,是不可能人工合成的,維勒的研究打破了無機物與有機物之間的界限。但當時人們尚未認識到尿素的肥料用途。直到50多年后,合成尿素才作為化肥應用到農業生產上來。

 

  1838年,英國鄉紳勞斯(Ross)用硫酸處理磷礦石制成磷肥,成為世界上首例化肥(尿素雖發明在前,但應用較晚)。

 

  1840年,德國著名化學家李比希出版了《化學在農業及生理學上的應用》一書,創立了植物礦物質營養學說。李比希認為只有礦物質才是綠色植物唯一養料,有機質只有當其分解釋放出礦物質時才對植物有營養作用。作物從土壤中吸走的礦物質養分必須以肥料形式歸還到土壤,否則土壤將日益貧瘠。這個理論引發了農業理論的一場革命,為化肥的誕生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生態學上,還有一種最小因子定律也是以李比希的理論為基礎的,即當某種營養元素的含量低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限制植物生產。當今流行的水培法栽植,也是基于該理論。當然,從人類150年的實踐來看,李比希的理論正受到長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的挑戰——作物需要的不僅僅是礦物質,還有有機質、土壤微生物、土壤動物、土壤的各種物理性質等等。

 

  1850年前后,勞斯發明了最早的氮肥。約20年之后(1909),德國化學家哈伯(Haber,1868-1934)與博施(Bosch,1874-1940)合作創立了“哈伯-博施”氨合成法,解決了氮肥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問題。

 

  19世紀中葉,磷肥首先在英國出現;1870年,德國生產出鉀肥;20世紀初,人類合成氨研制成功。

 

  20世紀50年代以來,施用化肥得到了大規模應用,并由此引發了第一次綠色革命。在全球范圍內,農業生產幾乎離不開化肥。據統計,在各種農業增產措施中,化肥的作用占大約30%。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使用地區,其中氮肥需求占全球的90%,磷肥70%,鉀肥10%。

 

  當前,氮肥富裕的地區是前蘇聯、東歐和中東等地區,缺口地區是亞洲和西歐;磷肥生產集中在資源豐富的北美、前蘇聯、中國和非洲;缺口地區是亞洲、西歐和拉美等地區;鉀肥集中在加拿大和前蘇聯等少數有資源的國家。


  二、化肥在中國

  在中國,化肥雖起步較晚,但今天全球最大的生產國與應用國卻是中國。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天然有機肥利用歷史悠久,多糞肥田思想根深蒂固。上世紀20年代初,西方化肥在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推銷,開始對傳統有機肥收集造成沖擊?;试霎a效果明顯、施用方便,深受農家喜愛,一些專家學者也大力推廣化肥使用。

 

  自化肥進入中國之初,英、德、荷、加四國廠家代理組成的“铔聯冶”幾乎壟斷了中國市場。他們按比例分銷,其中英國卜內門和德國愛禮司洋行勢力最為龐大,市場份額分別占59% 和31%。當進口化肥所帶來的巨額外匯支出和土壤變壞等問題相繼出現以后,上世紀30 年代初國內尤其是江浙等經濟發達省份,出現了一股抵制舶來化肥的浪潮。隨后,中國人開始自制化肥。

 

  1937年2月,在經歷了技術、資金等多重障礙之后,由范旭東等一批民族工業先驅為主的企業家,創建了中國第一座化學肥料企業:永利硫酸铔廠。該廠在南京長江北岸建成投產,中國人自造化肥的夢想變成現實。永利生產的“紅三角”冶牌硫酸铔質量高、售價低。進口硫酸铔氮0. 75元/斤,永利公司0. 5元/斤。當時,永利铔廠具有日產合成氮39噸、硫酸120噸、硫酸銨150噸和硝酸10噸的能力,因其設備精良、規模宏大,被譽為“遠東第一大廠冶”。

 

  然而,上述工廠的化肥產量畢竟有限,依然難以與洋化肥競爭。1946年,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向國民政府提交報告,認為改進中國農業首要問題就是建設化肥廠,大量供應農民急需的化肥。然而,近代中國的工業基礎薄弱,加上戰亂,要自產化肥并與舶來品展開競爭,并非易事。

 

  解放以來,中國農田以氮肥施用為主,品種是硫酸銨和尿素等。因國產能力低,大量化肥從日本和歐洲進口,該局面一直延續了十幾年,直到文革初期。以氮肥為例,1963年進口30萬噸;1964年40萬噸; 1965年60萬噸;1966年80萬噸;1967年進口94萬噸;1968年216萬噸。為擺脫化肥對外依賴被動局面,振興民族化肥產業,中國開始嘗試生產硫酸銨、碳酸銨、尿素等。

 

  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在毛主席指示下,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國務院業務組直接籌劃和組織,中國掀起了自50年代從蘇聯、東歐國家大規模引進技術裝備之后,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高潮。

 

  新中國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大大帶動了化肥產業的發展。對外實際簽訂項目共26個,其中與化肥有關的產業包括:大化肥13套,具有年產30萬噸合成氨、48萬噸或52萬噸尿素的生產能力,化肥廠分別建在河北滄州、遼寧遼河、黑龍江大慶、江蘇南京、安徽安慶、山東淄博、湖北宜昌、湖南洞庭、廣東廣州、四川成都等。

 

  其實,在大量進口外國設備之前,新中國也有自己組建的化肥廠,吉林化肥廠就是新中國第一座大型化肥廠。吉化是國家“一五”時期,由蘇聯援建中國基礎工業建設156個核心項目中的吉林“三大化”之一(染料廠、化肥廠、電石廠)。吉林化肥廠于1951年開始籌建,1954年一期工程全面展開,1957年10月第一期工程建成投產,總投資2.56億元,可年產合成氨5萬噸、硝酸銨9萬噸、甲醇4000噸,產品品種11個。1957~1962年,化肥廠完成了二期擴建工作;1963~1966年,完成了三期擴建,期間主要產品年生產能力已實現合成氨30萬噸,硝酸銨53萬噸,甲醇2萬噸。

 

  2006年以來,中國化肥行業工業總產值總體上呈增長趨勢,已躍居全球第一。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化肥市場需求下降,化肥行業產能縮減。2010年以來,化肥市場明顯回暖,行業開工率明顯上升,一直持續至今。中國化肥產業到“十二五”末,氮肥企業數量減少到200家以下,磷肥企業數量減少到150家以下。中國1998年化肥產量已達2956萬噸(純養分,下同),占世界總產量的19%,居世界第一位;中國1998年化肥純養分使用量達3816萬噸,也居世界第一位。而到2015年低,全國化肥產量高達7627萬噸,穩居世界第一化肥大國地位。


  三、化肥利用效率

  雖然中國的化肥總產量和總用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在化肥合理使用技術上也處于第一的位置。相反,中國部分農村在施用化肥方面存在著嚴重不合理、不科學的問題,造成了化肥資源的浪費,增加了農業成本,使農民的收益下降。

 

  中國化肥的利用率不高,當季氮肥利用率僅為35%,而溫室大棚內更低至10%。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資料顯示,1980年至2002年中國的化肥用量增長了61%,而糧食產量只增加了31%。肥料利用率偏低一直是中國農業施肥中存在的問題。魯如坤等研究發現,中國農田磷肥的利用率僅為10%~25%。

 

  中國科學院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分析指出,我國化肥用量是40年前的55倍。筆者的估計是,我們每生產9斤糧食就需要消耗1斤化肥。如果每個人糧食定量按照30斤/月計算,那么每個人每年因為生產糧食就消耗化肥40斤。因此,我們不得不“吃”化肥,我們尤其是我們的后代幾乎都是“吃”化肥長大的。

 

  2010年1月,中國人民大學農村與發展學院溫鐵軍教授研究團隊和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發布了《氮肥的真實成本》報告。該報告分析了氮肥生產、運輸、使用環節所產生的和所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等負外部性,分析了氮肥行業的補貼政策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成本。過量氮肥使用使得農業現在已經變成立體交叉的污染。

 

  根據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的研究,1949年至1998年每年的糧食和氮肥年用量的線性相關系數達到0.977。我國糧食取得高產的同時,氮肥的消耗量也逐年增加。1997年我國氮肥自給自足,到了2005年氮肥施用量已達到近3000萬噸,約為1960年的55倍;2007年氮肥過剩近1000萬噸。

 

  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制實施后,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得到空前提高,當年國家產糧33212萬噸,使用化肥僅1086萬噸,每斤化肥可以換回30.5斤糧。而2005年,化肥利用效率已降到10.1斤糧/斤化肥,當年使用化肥4766萬噸。2014年,全國化肥使用量并沒有出現預期中的下降,而是增加到5900萬噸,增加了1134多萬噸。

 

  中國氮肥單位土地施用量是美國的3倍,法國的1.5倍,德國的1.6倍。過剩的氮釋放到環境中去,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教授對中國北方兩個精細化農業區進行的研究說,這兩個地區屬于化肥使用量過剩的地區。北方地區每公頃地每年所使用的氮肥約為588公斤,每公頃約有277公斤過剩的氮釋放到環境中。氮肥過剩使用也沒有提高氮肥吸收利用率。在溫鐵軍及其團隊的實地調查中,江蘇省水稻的氮肥吸收利用率僅19.9%,山東省小麥氮肥利用率僅為10%左右。中國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萬噸的氮素流失到農田之外,直接經濟損失約300億元。

 

  氮肥工業是以煤、石油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為生產原料的,生產過程需要消耗大量水和電,屬于高耗能和高污染行業。氮肥行業年耗天然氣、無煙煤、電分別占全國總量的18.7%,22.1%和2.28%。中國70%的氮肥生產以消耗煤炭為主,年均消耗能源約為1億噸標準煤,而且正以每年接近1000萬噸標準煤的速度增長。而這70%的氮肥生產依靠山西晉城的優質無煙煤,而利用低質煤炭生產氮肥的技術仍未達到大范圍推廣;剩余30%的氮肥生產依靠天然氣,年消耗全國的近三分之一。


  四、化肥引起的環境污染

  化肥利用效率下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農田環境污染。自1994年以來,中國農業大學的專家在北京、山東、陜西等地的20個縣600多個點位的抽樣調查顯示,在北方集約化的高肥用量地區,20%的地下水硝酸鹽含量超過國家飲用水硝酸鹽含量限量標準(每升硝酸鹽含量89毫克),45%地下水硝酸鹽含量超過主要發達國家飲用水相關限量指標。除此之外,因化肥中含有重金屬、酸根等物質,其對環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重要的環境影響如下:

 

  1)重金屬和有毒元素有所增加。從化肥的原料開采到加工生產,總是給化肥帶進一些重金屬元素或有毒物質。其中以磷肥為主。中國施用的化肥中,磷肥約占20%,磷肥的生產原料為磷礦石,它含有大量有害元素F和As,同時磷礦石的加工過程還會帶進其它重金屬Cd、Cr、Hg、As、F,特別是Cd。另外,利用廢酸生產的磷肥中還會帶有三氯乙醛,對作物造成毒害。研究表明,無論是酸性土壤、微酸性土壤還是石灰性土壤,長期施用化肥還會造成土壤中重金屬元素的富集。比如,長期施用硝酸銨、磷酸銨、復合肥,可使土壤中As的含量達50~60 mg/kg。同時,隨著進入土壤Cd的增加,土壤中有效Cd含量也會增加,作物吸收的Cd量也增加。


  2)微生物活性降低。土壤微生物是個體小而能量大的活體,它們既是土壤有機質轉化的執行者,又是植物營養元素的活性庫,具有轉化有機質、分解礦物和降解有毒物質的作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試驗表明,施用不同的肥料對微生物的活性有很大的影響,土壤微生物數量、活性大小的順序為:有機肥配施無機肥>單施有機肥>單施無機肥。中國施用的化肥中以氮肥為主,而磷肥、鉀肥和有機肥的施用量低,這會降低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


  3)養分失調與硝酸鹽累積。中國施用的化肥以氮肥為主,而磷肥、鉀肥和復合肥較少,長期施用造成土壤營養失調,加劇土壤P、K的耗竭,導致NO3-N累積。NO3-N本身無毒,但若未被作物充分同化可使其含量迅速增加,攝入人體后被微生物還原為NO2-,使血液的載氧能力下降,誘發高鐵血紅蛋白血癥,嚴重時可使人窒息死亡。同時,NO3-N還可以在體內轉變成強致癌物質亞硝胺,誘發各種消化系統癌變,危害人體健康。在保護地栽培條件下,即使是以施用有機肥為主的100 cm土層中NO3-N累積量也在240~740 kg/hm2。


  湖泊、河流和淺海水域生態系統的富營養化,也因氮磷等營養物質的增加有關,其直接的生態災害是水藻瘋長,魚類等水生動物因缺氧數量減少甚至死亡,并引發近海的赤潮。氮肥氣態損失也造成溫室氣體排放。氮主要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使部分氮肥變成氧化亞氮這樣的溫室氣體,從而對大氣臭氧層產生破壞。


  氮肥過量使用將對長期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造成威脅。氮肥過量使用排放的溫室氣體加劇了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又對長期糧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氮肥的過量使用會導致土質下降和土壤環境惡化,進而影響到作物的生長;過量使用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藥施用量的增加,這是因為化肥過量使用,造成了土地微生物和動物多樣性降低,土壤板結,植物病害增加,需要用更多的農藥控制病害。在退化的農田生態系統中,當初級生產力下降時,以植物為食的植食性害蟲數量也將增加,更加劇農藥的使用。


  4)土壤酸化。長期施用化肥加速土壤酸化,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教授團隊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發表在國際著名的《科學》刊物上。這是因為,一方面與氮肥在土壤中的硝化作用產生硝酸鹽的過程相關。首先是銨轉變成亞硝酸鹽,然后亞硝酸鹽再轉變成硝酸鹽,形成H+,導致土壤酸化。另一方面,一些生理酸性肥料,比如磷酸鈣、硫酸銨、氯化銨在植物吸收肥料中的養分離子后,土壤中H+增多,許多耕地土壤的酸化和生理性肥料長期施用有關。此外,氮肥在通氣不良的條件下,可進行反硝化作用,以NH3、N2的形式進入大氣,大氣中的NH3、N2可經過氧化與水解作用轉化成HNO3,降落到土壤中引起土壤酸化。化肥施用促進土壤酸化現象在酸性土壤中最為嚴重。土壤酸化后可加速Ca、Mg從耕作層淋溶,從而降低鹽基飽和度和土壤肥力。


  針對上述現象,有學者認為化肥對耕地肥力有短期提高的功效,但長期不合理使用,則對土地健康造成不利影響。有人據此將化肥稱為“土地鴉片”,農民用之成癮,耕地也會成癮,但耕地退化后,其高生產力就難以維持了。這正如,人從血管里能夠獲得營養,但不能長期那樣做,大量營養還必須以腸胃吸收為主。對于耕地,豐富的有機肥才是關鍵,植物必須借助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動物的作用,吸收其需要的礦質元素,而不能經常“走血管”。


  五、化肥與營養

  化肥解決了糧食高產的問題,同時又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營養成分的流失。人類需要的營養分兩類:一類是大量營養,即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等,還要攝取一定量人體不吸收但有用的纖維素;另一類是微量營養,即維生素、礦物質、酵素菌類等。這些營養成分是確保身體機能正常的必須原料。


  來自德國黑森林地區的膳食專家的研究結論顯示:蔬果中的大部分微量營養素平均含量在10年降幅幾乎都超過50%。在1985年我們通過吃一份蘋果補充維生素C,到1996年就要吃夠5份才達到一樣的攝入量。


  我們對不同栽培方式下的食物營養成分,結合查閱大量文獻,分析發現了上述食物營養的變化。如果不使用化肥,而采用有機肥,農藥殘留量是普通食品的0-1/3;果蔬硝酸鹽含量比普通果蔬減少50%-80%;干物質含量比普通食品高出約7%-20%。用有機肥徹底更換化肥后,花青素、異黃酮、類胡蘿卜素等具有抗癌、抗氧化的酚類化合物含量明顯提高,維生素C含量提高30%-68%。在元素含量方面,采取有機栽培方式,農產品中大量元素P、Fe、Mg以及微量元素Zn、Cu含量更高,礦質營養趨于平衡。


  當代人看似日益光鮮和日益豐富的飲食結構中,卻面臨營養缺乏的困境。在美國,由于食物單一,營養元素缺乏,造成了高達三分之一以上的肥胖人群,該國的心臟病、高血壓、癌癥患者也呈現增長趨勢,國家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資金用于治療。由于食物便宜,美國人用于購買食物的開支占據日常開支的7%,但其醫療開支高達17%。


  化肥濫用客觀造成各類慢性疾病的泛濫,僅中國就有3億人有“三高”中的至少“一高”;癌癥病患也越來越多。當代人一方面巨量營養攝取過量而導致肥胖普遍,另一方面,巨量營養中個別成分和幾乎大部分微量營養又攝取不足。越來越多的營養學家認為,化肥過量使用導致食物營養成分減少納入慢性病的原因之一。


  當代人這樣的飲食結構而導致的身體素質的下降,是否會逐漸具有遺傳性,并導致未來人類素質的先天性低下,將是一個早晚都要面對的殘酷課題。越來越多人有糖尿病,而且有低齡化的趨勢,這些人未來生育后代會否有遺傳的可能?如果人類以這樣的飲食方式傳承幾百年,未來人類社會格局是否會發生變化?這些因農業生產方式改變發生的疾病,非常值得醫學家認真研究。


  六、“測土配方”良方否?

  面對上述嚴酷現實,有關部委提出了化肥零增長方案,采取的一種主要做法就是測土配方施肥,即根據作物的實際需要使用化肥,但這種做法在現實生產中效果難以保障。其實,關于測土配方施肥的問題,筆者早在7年前,就撰文指出過這種作法的實際效益。現在重發這篇文章,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農業工作者思考。


  為減少化肥污染,提高耕地產量,農業部接受有關專家建議,從2005年開始,推行一項全國性的耕地施肥新措施,即根據土壤的實際需求確定施肥量??茖W家們稱其做法為“測土配方”施肥。其依據是,目前農民施加的肥料中,60%~70%并沒有被莊稼利用,而是貢獻給了地下水,或殘留在土壤中。項目實施3年后,全國已累計推廣測土配方施肥面積達9億畝次。


  然而,從全國化肥實際用量看,配方施肥并沒有使化肥用量減少下來,反而持續增加。2005年全國化肥用量為4766萬噸、2006年為4927萬噸,2007年全國消耗化肥5108萬噸,是年糧食總產量為5.15億噸,2015年,全國化肥用量5900萬噸,是年糧食產量6.3億噸。當然,有專家指出,增加的化肥可能進入了溫室大棚,而不是進入農田,測土配方施肥依然發揮了作用。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具體多少進入了大棚,多少進入了農田,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2015年8月,筆者應國內某大型肥料集團邀請,為該集團管理人員介紹生態農業有關進展。會上我向一位業內同行了解化肥使用情況,尤其是測土配方施肥實施10年后的效果,答案令人吃驚——當前的化肥用量已達到5900萬噸了。我國的化肥使用效率是在上世紀50年代最高,那時農民種糧積極性高,社會組織分工好,也沒有太多的化肥可以浪費。如1952年我國生產了16392萬噸糧食,僅動用化肥7.8萬噸,化肥利用效益高達2230斤糧食/斤化肥,地力不足的部分依靠積累農家肥和綠肥。


  或許有人認為投入力度不夠,才影響了測土配方施肥效果。實際上,幾年來,中國已經安排專項資金20多億元用于配方施肥補貼,僅2008年農業部就安排了11.5億元補貼資金;2009年中國還將繼續增大投入。其實筆者認為,補貼資金不是限制因素,而配方施肥本身的合理性才是最關鍵的。


  測土配方施肥的目標是減少化肥用量,并提高糧食產量,實現資源高效、環境保護和提高耕地質量等綜合目標,這個出發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配方施肥依然施的是化肥,化肥如同土壤的藥物,“是藥三分毒”,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其副作用也逐漸顯露出來。另外中國化肥生產一直在增加,僅全年上半年全國就生產化肥3000萬噸。各種銷售網絡也在向農民兜售化肥,農民在實際操作中對化肥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在這樣復雜的形勢下,僅靠專家們開出的“施肥配方”是難以奏效的。


  其實測土配方施肥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在試圖解決耕地污染和提高產量的宏偉工程中,科學家、政府官員、農民三方面的利益分配問題才是最主要的。目前的資金去向是,主管項目的科學家獲得了大量研究經費,各級農業政府官員,土壤肥料站得到了大量補貼、農民卻沒有得到實際好處,反而增添了麻煩。農民不會為種地去取土樣找土肥站去化驗,即使不要他們花錢。測土配方施肥理論上可行,但具體操作困難。農民嫌麻煩,沒有積極性;但科學家和各級農業官員有好處,積極推進。這就出現了測土配方施肥工程中“一頭涼、一頭熱”的局面。


  在配方施肥中農業部門一包到底:從土壤測試、配方設計、田間試驗、效果評價、組織管理、監督檢查等所有環節,幾乎都由農業部門包攬,甚至連配方肥的生產也由農業部門承擔,導致測土配方施肥補貼由農業系統獨享。這樣,配方施肥不是肥了耕地,也不是農民,化肥用量怎能夠減得下來?另外,測土配方項目補貼金額發放與驗收都由內部人員說了算,“農業三站”形成特殊利益共同體,不愿奔赴田間地頭開展扎實的農技服務。一些基層農技部門玩數字游戲,以騙取國家補貼。


  在實際操作中,一個“藥方”難以解決耕地的營養問題。耕地是個非均質體,農民常說“一步三換土”,就是這個道理。有人曾從半公頃耕地中,隨機獲取50個土樣送檢,其化驗結果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幾倍,用來配方的有效養分怎能做到科學合理?


  其實即使不搞配方施肥,將秸稈中含有的“肥料”通過一定的措施“過腹還田”,增加有機肥,地會越種越肥,化肥用量必然下降。我們的試驗數據顯示,在有機肥施用量75噸/公頃前提下,在目前基礎上減少一半化肥用量,玉米籽粒仍高于施常規化肥的產量。中國如將一半的秸稈 “過腹還田”,可增加牛糞32.8億~38.3億噸,折合2835萬~3310萬噸硫酸銨。遺憾的是,這些“肥料”被農民在田間地頭燒掉了,每年再向耕地中增加化肥。


  因此,解決耕地污染和提高耕地質量的合理途徑,是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循環利用農業廢棄物,恢復受損的耕地。中國人口多、耕地少,且農民勤勞,有著幾千年農耕歷史,這樣的國情適宜發展精耕細作的農業。如果中國能夠對養殖積肥的農民或對有機肥耕種者實施直接補貼,則可避免配方施肥缺陷,有效利用國家資金。這才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做法。


 

 ?。ㄗ髡呦?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博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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