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提前出版的5月號《福布斯》雜志亞洲版刊出文章《日本的內部崩塌》,作者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埃維昂組織創始人讓·皮埃爾·萊曼(Jean-Pierre Lehmann),文章從歷史角度對日本應對危機的表現做出了分析。文章最后提到,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似乎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無所適從。全文如下:
消費電子產品曾是日本經濟奇跡的象征
對于安倍經濟學來說,近來壞消息不斷:通貨膨脹目標并未達成、增長乏力、商業信心萎靡不振、國民士氣低落(無疑,最近的地震更加劇了這一點)。安倍經濟學從未可能成功,因為它僅僅關注表面的癥狀,而非日本現存問題的根源。
1950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此后每隔幾年就去一次。對于現在的人來說,很難想象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是多么富有活力。幾乎在每一個領域,日本人都抱著學習的態度,積極向外界尋求知識和靈感。作為一個法國人,我還記得一些日本學生跟我熱情地討論加繆、薩特、紀德等法國思想家;即使出租車司機也會跟我哼起日本歌手翻唱的法國流行歌曲;甚至一位制作壽司的廚師也能跟我暢談戴高樂的外交政策(他說日本的政治家應該向戴高樂學習)。
中美關系極度復雜,充滿了合作、對抗與妥協
而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過了。首先是石油危機,接著是OPEC的油價上漲,隨后還有美元與黃金的脫鉤,這一切導致了大規模的日元升值。人們都不看好日本的未來,但那時卻是日本最好的時代:政府和大眾采取了靈活的應對措施。能源消費驟減,隨著節能措施的出臺,生產得到發展,日本的產業在小型化方面獲得了競爭優勢。
1991年,日本經濟近乎崩潰,我曾寫了一篇文章,篇首引用了馬克·吐溫的話:“人們夸大了我死亡的消息”。我當時的觀點是日本早晚會復蘇,因為它曾表現出那樣的能力。25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我錯了。一位日本朋友曾對我解釋:對于外部的沖擊(二戰的失敗、美元與黃金脫鉤),日本可以應對;但這次的危機是來自內部,日本的內部已經腐朽僵化了。
2014年11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等待習近平的接見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社會氛圍發生劇烈變化。《日本第一》這樣的書籍出現在市面上。由于美國經濟萎靡不振,日本人開始輕視美國,甚至有日本人寫出了《日本可以說“不”》,該書的作者就是日本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后者曾極力否認1937年南京大屠殺曾經發生過。
與60年代的開放活力不同,80年代的日本社會出現了民族主義的傲慢情緒;而到了90年代,日本變得越來越自閉。19世紀末,日本是非西方世界里唯一一個成功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并加入大國行列(great powers)的國家。與此形成對照,日本似乎很難適應21世紀的全球化的時代。
對于上述論斷,我可以舉出兩個佐證:英語學習和中國崛起。
顯然,英語在未來幾十年仍將是一門全球性語言。而日本學生的托福成績在全亞洲僅僅好于朝鮮學生,位列倒數第二。赴國外留學的日本學生人數也在逐年減少,而幾乎其他所有亞洲國家的留學生人數都在增加。日本年輕人正變得越來越保守和內向。
從19世紀末到最近,日本一直是亞洲第一強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中國都無法與日本匹敵。從我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獲得的經驗來看,當時的日本精英階層(無論政界、商界、媒體還是學術界)并未意識到中國有朝一日會復興。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性強國,而日本顯然無法面對這一事實。我們今天看到的全球化是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除了美國和加拿大,日本是唯一一個拒絕加入由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主要國家。在中國的崛起面前,日本的政治家們就像迷途的羔羊,無所適從。
日本要想重獲自己的地位,必須從根本上振作起來認真向外看。安倍經濟學不過是一些表面的修修剪剪,對日本經濟不具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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