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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產業與科技革命帶來哪些新挑戰

點擊：  作者：亞夫    來源：上海證券報  發布時間:2016-01-23 23:08:18

 

 

        近年來，國際產業結構加速調整，國際經濟體系進入了變革的深水區和空前復雜期。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在經濟金融方面的博弈與角力主要體現在新產業和新科技領域。對中國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中國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在新的國際格局中，占據有利位置。

                                        ——亞夫

 

        價值鏈是全球經濟循環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誰占據了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整個價值鏈的財富流向。未來全球競爭是價值鏈競爭，構建中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戰略應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關鍵。

 

        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創新競爭中，中國面臨著創新強度普遍偏低，“追趕窗口”正在收斂，創新“后發優勢”不突出，以及創新人才嚴重流失等多重風險與挑戰。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安全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數據主權將成為各國對數據及相關技術、基礎設施等進行治理和管轄的基礎。

 

        基于全球價值鏈的中國經濟新挑戰

 

        價值鏈是全球經濟循環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誰占據了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整個價值鏈的財富流向。未來全球競爭是價值鏈競爭，構建中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戰略應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關鍵。

 

        全球價值鏈主導全球貿易格局的深層次改變。近十多年來，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產品內分工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

 

        以產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為產品內貿易，從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全球價值鏈分工”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最終產品經過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階段的生產；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參與生產過程并在不同階段實現價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個國家在其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

 

        據統計，世界貨物出口量平均增長速度，1913年-1938年僅為0.7%，1948年-1990年為6%以上，1990年-1997年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紀50年代初僅為5%，70年代初為10%，90年代初達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2011年世界貨物貿易額平均增長7%，2013年已經達到18.78萬億美元，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對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全球市場依存度日益加深，但與此同時，全球價值鏈也給國家經濟安全帶來新的挑戰:

 

        第一，全球價值鏈加強了全球經濟的協同，放大和加快了沖擊的國際傳導，放大了全球貿易增長或下降的波動風險。原因是鏈條上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位于不同國家，造成中間貿易品跨境貿易頻繁，從而貿易量受沖擊的程度被放大；同時全球供應鏈條高度復雜，各環節聯系精密，其中某一環節發生問題，通過結構效應和供應鏈效應將很快傳遞到整個貿易生產鏈條。

 

        結構效應針對全球價值鏈上對外部收入變動更為敏感的特定產業和地區，如耐用品部門和東亞地區。當危機來臨時，消費者通常先大幅削減耐用品消費，對必需品的消費下降較少。2008年耐用品占全球貿易比重接近40%，耐用品貿易的大幅下降是金融危機期間全球貿易量萎縮幅度超過GDP萎縮幅度的重要原因。東亞地區由于更深地融入全球價值鏈，變得更易受美國和歐盟經濟周期的沖擊。

 

        供應鏈效應指全球價值鏈的內部特征會加快或放大商業周期的沖擊程度。如鏈條上中間品跨境貿易對系統性貿易沖擊的敏感度顯著上升；供應鏈上任意節點因商業周期沖擊而進行的存貨調整，會沿著供應鏈快速傳導，存貨在相應企業生產中的地位很可能放大商業周期的沖擊程度。

 

        第二，全球價值鏈放大了中間品進口比例高的企業受關稅影響的風險。這是因為全球生產鏈的延伸拉長使中間進口品多次穿越國境，每次小額關稅的積累終將拉高出口企業實際承擔的關稅負擔。OECD關于全球價值鏈的貿易政策報告顯示，2009年中國制造業總出口關稅只有4%，但換算成出口國內增加值所負擔的關稅時（即中國出口商實際負擔的有效關稅），升高到了17%，高于美國、歐盟、日本、越南等國。

 

        第三，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跟隨企業可能面臨“低端鎖定”風險，并引發社會、環境、勞工條件、職業安全與健康、就業保障等諸多問題。面對全球化分工體系的不合理性，提高我國利用外資的層次，需從根本上扭轉我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縱向分工體系中的不利地位。

 

        近幾十年來，世界范圍內所呈現的市場日趨碎片化，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縱向分工體系。處于全球價值鏈上端的采購商和品牌商，憑借其對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技術標準和品牌等掌控，通過全球排布供應鏈，將價值鏈下端中間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他國，不僅緩解了本國的資源環境壓力，并從中獲取了高額壟斷利潤，而且通過合同關系牢牢控制著全球供應商。

 

        總而言之，全球價值鏈對國際貿易帶來的風險源包括：經濟風險（如需求沖擊、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全球能源短缺、關稅波動、勞動短缺、邊境延誤、所有權或投資限制、匯率波動）；環境風險（如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和疾病傳染）；地緣政治風險（如沖突與政治緊張、進出口限制、恐怖主義、腐敗、非法貿易與有組織犯罪、海盜）；技術風險（如信息通訊阻斷、交通基礎設施故障）等。

 

        新一輪技術革命對中國經濟的挑戰

 

        1．金融危機后全球各國推出制造強國戰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為了尋找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出路，開始重新重視制造業，美國、歐盟、德國、英國等紛紛推出制造業國家戰略。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將焦點鎖定在以新一代互聯網、生物技術、新能源、高端制備為代表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展開了新一輪的增長競賽，試圖搶占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戰略制高點。

 

        此后，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推出了各項政策措施，鼓勵和扶持本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如美國政府就出臺了《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美國創新戰略：推動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及《出口倍增計劃》等諸多法案，提出優先支持高技術清潔能源產業，大力發展生物產業、新一代互聯網產業，振興汽車工業；德國政府正積極推進以“智能工廠”為核心的工業4.0戰略，支持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長戰略，提出要重點發展環保型汽車、電力汽車和太陽能發電等產業；韓國則在《新增長動力規劃及發展戰略》中提出：重點發展能源與環境、新興信息技術、生物產業等六大產業，以及太陽能電池、海洋生物燃料、綠色汽車等22個重點方向。

 

        早在2010年，歐盟提出“歐洲2020戰略”，其三大發展重點中的“智能增長”就涵蓋了“再工業化”的主要內容，而于2012年10月發布的《指向增長與經濟復蘇的更強大的歐洲工業》，就更明確地設定了“再工業化”戰略的目標，即到2020年將工業占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當時的15.6%提高到20%。在成員國層面，包括法國、英國以及西班牙在內的許多國家紛紛制定了相應的“再工業化”戰略，如英國2011年發表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之路》報告中提出了6大優先發展行業，法國于2012年新成立了生產振興部來重振法國工業，西班牙于2011年以“再工業化援助計劃”的方式，由政府出資約4.6億歐元資助國內的再工業化項目等。

 

        從傳統制造業大國日本來看，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的3年間，日本政府提出了五輪經濟振興對策，強化日本工業的競爭力是這些振興對策的重要內容。安倍政府上臺后，在大肆擴張貨幣與財政的同時，也關注制造業的復興。2013年6月提出的“日本再興戰略”中，將產業再興戰略作為今后三大重點戰略之一，并提出了緊急結構改革、雇傭制度改革、推進科技創新、實現世界最高水平的IT社會、強化地區競爭力和支持中小企業的六項具體措施。

 

        2．工業4.0引發新一輪全球制造業革命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一輪產業革命，既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更是價值鏈革命。互聯網、物聯網、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點突破和融合互動將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興起，一個后大規模post-mass生產的世界正在來臨，這場革命不僅將影響到如何制造產品，還將影響到在哪里制造產品，將重新塑造全球產業競爭格局。

 

        目前，智能化工業裝備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升級轉型的基礎，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地將制造業升級作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首要任務。美國的“再工業化”風潮、德國的“工業4.0”和“互聯工廠”戰略以及日韓等國制造業轉型都不是簡單的傳統制造業回歸，而是伴隨著生產效率的提升、生產模式的創新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德國“工業4.0”戰略更被視作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代表。

 

        3．標準之爭成為全球制造競爭的新方向

 

        全球制造業競爭的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技術專利和標準控制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競爭工具。發達國家越來越深刻意識到，標準尤其是關于安全、健康和環保等方面的標準，代表著掌控科技、掌控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來自德國和美國的8家汽車廠商（奧迪、寶馬、克萊斯勒、戴姆勒、福特、通用、保時捷和大眾）宣布未來將采用統一的充電接口標準，新標準將在歐洲和美國范圍內使用。

 

        歐洲汽車制造商協會也已規定，從2017年開始，所有在歐洲銷售的新電動汽車都將采用這個新接口標準。不論是德美八大汽車企業聯盟制定充電標準的目的都不僅僅是將眼睛盯在自己本土市場范圍之內，更主要的希望以聯合的力量，將標準推向全球市場，從而在全球電動汽車產業中占據領先優勢，獲得未來電動汽車市場的主導地位和控制力。

 

        4．新一輪全球創新競爭中面臨多重風險與挑戰

 

        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創新競爭中，中國面臨著創新強度普遍偏低，“追趕窗口”正在收斂，創新“后發優勢”不突出，以及創新人才嚴重流失等多重風險與挑戰。

 

        第一，中國國家創新競爭力與經濟實力不匹配。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3》評價結果顯示，美國憑借雄厚的創新資源和優異的創新績效，成為最具創新能力的國家。

 

        日本和韓國依靠突出的企業創新表現和知識創造能力，分別位居第2位和第4位，繼續領跑其他亞洲國家，中國國家創新指數雖然比上年提高1位，但排名仍居全球第19位。

 

        此外，根據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發布的《2014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高收入經濟體占據了今年排行榜的前25位，其中瑞士、英國、瑞典、芬蘭、荷蘭等歐洲經濟體依次位居“最具創新力經濟體”的前5位，在中等收入經濟體中，盡管中國、巴西是創新領域的領頭羊，但中國仍居第29位，與中國經濟實力排名嚴重不匹配。

 

        第二，總體而言，中國國家創新強度普遍偏低。

 

        美國制造業研發強度為3.35%。2013年中國制造業研發強度為0.88%，差距較大。數據顯示，中國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業基地，2013年的制造業研發強度只有0.88%，而日本2009年已經達到4%，2008年美國已經達到3.3%，而德國為2.4%，中國制造業研發強度遠低于發達國家在2008-2009年的研發強度。

 

        第三，中國技術創新的“追趕窗口”正趨收斂。

 

        全球各國展開戰略創新競賽。金融危機之后，主要經濟體圍繞新一代互聯網、生物技術、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展開了新一輪增長競賽，紛紛推出各自的創新增長戰略。

 

        全球制造業升級而不是回歸。不論歐美發達經濟體還是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全球制造業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層級邁進。特別是隨著全球智能網絡將繼續快速發展，超級計算、虛擬現實、網絡制造、網絡增值服務等產業快速興起，中國戰略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類似于傳統產業那樣的技術差距和技術鴻溝。

 

        第四，作為后發國家的創新“后發優勢”并不突出。

 

        后發優勢是后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重要影響變量。從成功實現技術追趕的國家經驗來看，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經費比例均達到1:3左右，而中國在2009年為1:0.43，2011年為1:0.45，2012年反而為下降為1：0.397。關鍵行業的技術消化吸收力度均嚴重不足，通用設備制造業這一比例為1:0.39，專用設備制造業為1:0.33，計算機產業僅為1:0.05，儀器儀表產業為1:0.26。這是以往注重投資于物化技術、忽視技術能力的必然結果。

 

        第五，創新核心資源——人才嚴重流失。

 

        世界各國幾乎都制定面向未來的創新性人才引進和培養計劃，人才特別是高端技術人才爭奪十分激烈，很多國家把目光放在下一代尖端人才培養爭奪上。而中國創新人才流失現象十分嚴重。相關權威數據顯示，我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學和工程領域滯留率平均達87%。

 

        大數據對中國非傳統安全的新挑戰

 

        隨著云計算、云存儲、物聯網等新技術的應用，人們通過社交網絡、電子商務平臺及移動智能終端、傳感器等途徑搜集、處理的各種數據呈爆炸性增長，數據跨境流動和儲存更加日常化和便捷化。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安全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數據主權將成為各國對數據及相關技術、基礎設施等進行治理和管轄的基礎。

 

        據專業機構預測，預計到2020年，全球數據使用量將達到約40ZB（1ZB=10億TB）將涵蓋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成為新的重要驅動力。大數據時代，國與國競爭焦點正從對資本、土地、人口、資源/能源的爭奪轉向對大數據的爭奪上，制信（數）權成為繼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之后的新制權。

 

        當前，借助大數據革命，美國等發達國家全球數據監控能力升級，從而造成我國數據安全和數據防御風險上升。以美國為例，過去，美國一直借助互聯網手段和信息技術對全球數據情報進行監控，先后推出《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空間國際行動》等重要戰略規劃，確保自身在網絡空間和數據空間的主導地位。大數據革命對于美國實現這一戰略目標來說，是一把“利器”，可以大幅提升自身的全球數據采集能力、監控能力、分析能力，從而對我國大數據安全、大數據資產流失造成更大風險。

 

        此外，在進出口商品和服務中的經濟安全風險日益加大。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積極利用了國外的先進設備和技術，以及發達國家成熟的管理和服務。例如美國企業IBM 服務器、英特爾電腦設備、思科的通訊設備產品、微軟的操作系統等等，這些外國產品都幾乎壟斷了中國的相關市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研究稱，中國的信息安全在以思科為代表的美國“八大金剛”（思科、IBM、Google、高通、英特爾、蘋果、Oracle、微軟）面前形同虛設。這些企業直接或者間接與美國安全部門有聯系和合作，必要時，可以利用他們的產品與服務獲取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包括敏感經濟信息在內的各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對中國的相關設備進行攻擊。

 

        我們認為，未來大數據時代的信息、數據和網絡安全需關注幾大重點。

 

        第一、全球數據治理問題。

 

        大數據時代，數據存儲和應用方式出現新的變化，有的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國界的。數據治理問題既十分突出，又特別重要。對此，政策制定需要處理好兩個“權益”。一是要正視霸權（外資壟斷優勢），即要清醒認識到我國在網絡控制權、關鍵技術和高端設備等方面，還受制于發達國家。二是要明確數據主權，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無論是個人擁有還是國家擁有，都要納入到主權范圍里面來考慮。

 

        有主權不一定能夠管治。比如：數據存到國外，云計算跨越國境，可能不在你的主權范圍之內。權力如何讓渡？關鍵是要有治權，要區別對待不同的數據，對確需保護的數據，必須要有切實可靠的手段進行有效管理。如果做不到對數據的有效管理，大數據就必然面臨大失控的危險。

 

        第二，數據責任分擔問題。

 

        這一問題涉及安全風險的分散。信息安全風險存在于數據的全生命周期之中，從技術思路、產品開發、用戶使用、服務管理，各個環節均要分擔相應的安全責任。大數據的安全問題涉及政府、相關企業、網絡運營商、服務提供者，以及數據產生者、使用者等方方面面，必須對各自的安全責任有明晰的政策界定。

 

        第三，新的基礎設施問題。

 

        大數據的發展離不開電信網絡、IDC，甚至工控系統等關鍵基礎設施，其安全可靠同樣依賴于這些基礎設施，受供應鏈全球化、產業私有化的影響，網絡與關鍵基礎設施間的安全日趨復雜，一國的大數據可能存放在別國的網絡中，一國的基礎設施可能同時服務于多個國家，高度的全球相互依賴性，挑戰原有的國家主權觀念。所以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監管體系十分重要，在我國，需要盡快確立對供應鏈的實質性國家安全審查和對基礎網絡的常態化安全監管。

 

        第四，數據沖突管理問題。

 

        這一問題關乎網絡大數據的利益博弈。大數據的資源價值越來越高，圍繞大數據的爭奪和沖突就越激越烈。大數據的生成、處理和利用方式，將極大改變各種沖突的表現方式和破壞烈度。內容包括知識產權的保護、網絡犯罪的處置、網絡破壞活動特別是網絡恐怖主義的打擊以及網絡戰爭的威脅應對。

 

        第五，數據權力與利益分配問題。

 

        從全球占比來看，中國作為數據大國的潛力極為突出。2010年中國在整個數字宇宙中比例為10%，2013年占比為13%，2020年占比將達到18%。屆時，中國的數據規模將超過美國的數據規模，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現實而言，全世界共有13臺根服務器，這13 臺根服務器中有10 臺(包括一臺主根服務器) 設置在美國。全世界在互聯網方面對美國的依賴性很大。

 

        因此，從重構全球互聯網治理新秩序的角度看，需要重新根據網民數量的多少等國際化指標，重新分配ICANN 理事會成員的區域權重。根據使用流量在全球不同地理區域內重新分配多中心的頂級根服務器，形成“多中心”而非“單一中心”的頂級根域名解析系統和一個真正的多中心互聯的全球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