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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吧出征FB事件，以其規模和組織性引人注目。這次事件意味著由互聯網組織起來的社會中下層成員成為相對獨立的政治主體，開始通過獨立行動表達政治訴求。

政治是國家管理過程，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民眾要求參與這個過程，表達自身政治訴求并維護自身利益。他們成為獨立的政治主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推動上層建筑的改造。這是不可違逆的大趨勢。

出現這種趨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普及教育，有能力從從理性角度思考社會結構及其自身社會存在，產生相應的權利意識并追求自身利益;二是通訊技術不斷進化，使民眾間溝通越來越容易;三是平民義務性武裝逐步取代職業化雇傭軍或世襲貴族武裝。

見識有限，一生不識字，不能讀寫，虔誠信仰宗教接受僧侶指導(或被貴族、地主、僧侶控制)的勞動者在農業社會是很正常的，在工業化社會則沒有太大用處。由于科學技術發展，腦力勞動逐步取代體力勞動成為勞動的主要形式。為了具有操作機器的能力，大批普通勞動者必須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個別行業的勞動者(比如IT行業)甚至普遍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不同的傳播媒介下，有不同的政治方式。傳播媒介的發展，為信息交流與溝通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而信息交流與溝通則是政治民主化的物質基礎。羅馬時代的政治必然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有了印刷機和報紙才會有全國性的政黨政治;互聯網自媒體為更多人參與政治提供了必要條件。

隨著戰爭規模擴大，武器技術提高，各國為了維護基本的國防，都不得不擴張軍隊規模，并在正規軍外保持數量龐大的預備役部隊。大批平民依法服兵役，接受軍事訓練，學習戰爭技術，熟悉武器裝備。

來自社會中下層的政治集團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需要一定的內在、外在條件：社會中下層成員要具有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對本集團的利益和地位的自我意識，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定的政治組織，致力于實現一定政治目的的斗爭，且不能被隨意鎮壓下去。

普及教育為社會中下層提供了產生相對獨立的政治覺悟的可能性，現代媒體為社會中下層提供了以相對廉價的方式實現政治組織的可能性，普遍兵役制則限制了原有的處于社會頂層的精英集團強行鎮壓、解散來自中下層的政治集團的自由。

在階級社會(或者說格差社會)中出現這三種變化，并不是精英集團的本意，而是生產力發展，對勞動者素質、傳播媒介和軍事藝術提出更高的要求的必然結果。

這些勞動者在學會讀寫之后，稍進一步即會具有思辨能力，便不再盲從。他們必然會考慮涉及自身利益的社會問題，從自身利益的角度(或者說自身所處的階級立場)，提出對相應社會問題的看法，并提出解決方案。如果現有社會運轉方式不符合他們的解決方案，他們便可能提出獨立的政治訴求。現代傳播媒介為他們的思想交流提供了傳播手段，他們很容易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內尋找思想上的同盟軍，彼此啟發、交流，進而形成組織，并采取一致行動。隨著軍隊平民化，軍人主體來自平民，軍人的思想必然受平民思想的影響，同樣受文化教育和傳播媒介的影響。

三者相互作用，使精英集團越來越難于壟斷社會管理權，并獨占相應的利益。社會平民有能力、有機會，也有要求，參與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實施等社會管理過程，以實現其對應的權利。

中國勞動者進入這個階段，不是循序漸進的，而幾乎是被強行拖進來的。中國建國后經歷的急行軍式的工業化過程，為社會中下層成員積極參與政治的過程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時代，中國一面掃除文盲普及義務教育，一面在義務教育中排斥儒家等宣揚無條件服從的哲學，大量傳授政治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原先被精英統治集團壟斷的并不適合義務教育水平者學習理解的知識內容。毛澤東希望實現“六億神州盡舜堯”，即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從民族利益出發，充分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建設。

但是，在當時，多數人往往持一種圍觀群眾的態度，并不積極參與政治進程，即使參與政治過程也往往出于投機，以滿足個人物質利益為目的。

這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為新中國的外交內政符合多數人的基本要求。外交方面，新中國經過一系列國際戰爭和沖突，樹立了大國形象，結束了長期的不平等外交史。內政方面，國內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扁平型社會，社會內部相對平等，多數人生活水平雖然艱苦，但是他們對舊社會生活還記憶猶新，他們能感覺生活在不斷改善，不斷被賦予舊社會所不具有的政治權利。一般來說，社會中下層對外交的主要訴求是尊嚴，對內政的主要訴求是平等。當時的中國外交強硬，內政平等，所以大多數人的政治訴求并不那么迫切。

二是因為解放后，實行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絕大多數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由全民或集體所有，社會成員之間政治、經濟地位接近，沒有形成懸殊的政治、經濟差距，更沒有出現政治、經濟對立，不存在激烈的階級利益沖突。多數人缺乏階級利益沖突的體驗，以階級利益分析為基礎的政治理論與現實結合并不緊密，顯得相對空泛。

三是因為傳統思想的殘余往往有較強的生命力，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思想并沒有完全消失。多數人更關注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集體利益難以對其發揮動員作用。

隨著生產力發展，這三方面原因，逐步發生了改變。

隨著冷戰結束，中國的外交政策逐步放棄備戰思想，不再輕易使用武力，追求“和為貴”。由于推行市場經濟，社會逐步出現分化，不同階層出現了不同的政治訴求。一部分人要求擴大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則要求維護、保留殘存的基本利益。無論是擴大既得利益，還是維護基本利益，都會產生相應的政治訴求。隨著社會分化和階級利益沖突的加劇，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相應政治理論不再顯得空泛，而是與實際生活緊密結合。由于工業化進程加快，大批勞動者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有共同利益的勞動者開始逐漸在城市中匯聚，地域、血緣聯系逐步弱化，階級覺悟和聯系在逐漸加強。

大學擴招和互聯網發展，為推動平民政治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

因為修改語文、歷史、政治類教材的過程相對遲緩，所以許多政治理論并沒有被完全隱沒，1840年至1949年之間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歷史還沒有被完全淡化。這些教條化的政治理論和枯燥的歷史事件，雖然讓多數大學生反感，卻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形成難以磨滅的痕跡。由于擴招以后高等教育平民化，許多接受過政治理論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的經濟地位與普通勞動者無異，長期處于社會的中下層難以擺脫，那些來自農村或者三、四線城市的、非名牌大學畢業的大學生的處境尤其艱難——這些人注定是大學畢業生的主流。他們日后的工作、生活實踐，會使他們逐步認識到那些當年被視為教條的政治理論和枯燥的歷史知識的價值。互聯網則為他們溝通信息提供重要的手段，各種自媒體網站則成為彼此交換信息的平臺。

這是一個量變到質變不斷積累的過程。這個積累過程可能存在很久，也可能在外因刺激下突然發生質變。

促成這個過程完成質變的誘因，是“黃安、周子瑜”事件、臺獨勢力的囂張以及大陸官僚應對不利。

帝吧出征FB事件，并沒有停留在信息交流階段，而是眾多帝吧成員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采取了一致行動。與以往因成員好惡導致一致行動的爆吧事件不同，這次事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重挫臺獨分子囂張的氣焰。所以，這次帝吧出征FB事件，雖然仍然停留在互聯網層面，但是這是社會中下層從政治信息交流到自發地采取一致行動，以求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一次跨越。

與去年722威海文登納吧成員襲擊愛國青年事件不同，這次帝吧出征FB事件，并沒有背后的資金支持，也不存在線下的組織謀劃，而是以社會中下層自身利益為基礎自發形成政治訴求。從行動的規模、政治訴求和組織來看，帝吧出征FB事件和納吧成員襲擊愛國青年事件截然不同。與受境外影響、操縱、指揮、資助的納吧成員不同，帝吧成員無論在意識、組織還是資金方面，都是獨立的。帝吧出征FB事件是平民政治運動的起點，而納吧成員襲擊愛國青年事件則是精英政治的延伸。

可以說，沒有普及教育和互聯網，便不會有帝吧出征FB事件。從另一個方面看，沒有普及教育和互聯網，也不會有今天的工業化的中國。所以，帝吧出征FB事件，是中國建國后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臺獨勢力的囂張、大陸有關方面的顢頇都是促成帝吧出征事件的誘因。生產力發展則是這次事件的內因和基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類似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數以萬計甚至前往計的群眾參與的政治事件，完全可能被其他誘因激發，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

帝吧出征FB事件意味著全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時代的來臨。除非退回到前工業化時代，否則這是不可違逆的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