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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編者按】美國東部時間2月9日，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擊敗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關鍵第二站——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初選的勝利。桑德斯在投入競選時就公開表明自己的社會主義立場，他的競選主張在年輕選民中獲得了超高支持率，根據投票站的民意調查，18-29歲的投票者中有83%的人支持桑德斯。有評論者認為這代表美國年輕一代已經對傳統的反社會主義八股宣傳無動于衷。為什么桑德斯會公開重提社會主義？這個現象對于美國政治和社會又有著什么樣的意義？請看本文作者的分析。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當被問及如何定義他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時 ，民主黨候選人之一的伯尼?桑德斯這樣回答：

“民主社會主義對我來說，是經濟權利 (economic rights)——在經濟上有保障的權利)——應該在美國存在。對我來說，當幾百萬退休者依靠社會保險每年提供的一萬多美元生存時；當富人變得更富有，而其他人都變得更窮是；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確保我們的下一代，不管他們的收入如何，都能得到高等教育，這就是為什么我提倡公立大學豁免學費，來解決學生面臨的驚人學費債務。”

“在世界其他國家，在北歐和德國，我所談的這些并不是激進的想法。民主社會主義對我來說，在其核心，是我們不可以繼續讓政府被億萬富翁階級所主宰，不可以讓國會繼續為在經濟頂層的人的利益服務，而忽視工人家庭。我選舉的主旨，我相信的，是建立一個為我們所有人利益服務的政府，而不是為一小撮在頂層的人。這就是我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定義。”

在美國近代主流政治中，“社會主義”這個詞很少會以正面形象出現。這不難理解：從十月革命以來的一個世紀間，“社會主義”早已在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中，與社會主義國家中真實和捏造的負面現象畫了等號。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蘇聯解體時刻宣布“歷史的終結”時，他指的正是自由民主主義壓倒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系統的勝利。

雖然在美國近代歷史上，也曾有過代表美國社會主義黨（American Socialist Party）多次參選總統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但那還是在20世紀初期，并且幾乎沒有勝選的可能。而在近幾十年，政治主流會把任何輕微推進社會改良政策的人，例如在奧巴馬推行醫療改革時，都冠以“社會主義者”之稱。并且，任何左翼政黨——甚至是相當溫和的綠黨 (The Green Party)——都被排斥在主流政治范圍之外，更不要說任何社會主義黨派和工黨。

同時，美國的兩大主要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過去幾十年間，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都在很大程度地向右翼傾斜，以至于公認現在的民主黨議員，在政治主張上等同于二三十年前溫和的共和黨議員。正因為整個政治光譜的變化，導致任何使溫和進步的議員都被指為極端者。所以即使是幾個月前，不會有人相信任何一名主流黨派的總統候選人，會毫不避諱地在媒體面前承認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更不會去倡導他的“社會主義”。

幾個月前還落后幾十個百分比的桑德斯，在剛剛結束的愛荷華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選舉中，與希拉里打成了平手；而在新罕布什爾州，桑德斯以百分之六十的支持率擊敗了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希拉里。并且民意調查顯示，在民主黨支持者中有49%的人對社會主義持有正面印象。桑德斯的出現無疑讓很多人重新認識了“社會主義”。

那么誰是伯尼?桑德斯？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他的出現? 為什么他會在此時談論社會主義？這個現象對于美國政治和社會又有著什么樣的意義？

“社會民主主義”獨立議員

現年74歲的桑德斯，是來自美國東北部較為進步的佛蒙特州(Vermont)的現任國會議員。他成長于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東歐移民家庭，年少時家庭并不富裕。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他加入了美國社會主義黨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并且積極參與了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是當時頗為重要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組織者。他也加入了當時的和平運動，反對越戰并且拒絕服役。

他真正走上政治舞臺的開始，是在1980年當選為伯靈頓(Burlington)市長，而他的競爭對手是民主黨的一名候選人。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里，他從市長變成聯邦下議院議員以及現在的上議院議員，都是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在選舉中擊敗并且嚴厲批評很多民主黨候選人以及民主黨政策；例如九十年代，他極力反對比爾克林頓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但他與民主黨一直保持微妙的關系，批評之外也得到了民主黨的一部分支持，并在這次選舉前加入了民主黨。

他作為總統候選人的主張，也是他幾十年來一直推動社會和經濟改良政策，包括通過提高稅收，增加政府干預，實行財富再分配的社會政策: 提高很難讓人生存的最低工資，實行公立大學豁免學費，全民醫療保險的覆蓋，對金融銀行業管制以減少華爾街的影響，以及通過司法系統改革來減少監獄犯人等。不難看出為什么這些提議會得到美國很大一部分民眾的支持: 在這些問題上，民意早已比民主黨要更進步，而桑德斯只是順從了這些民意。

但正像他自己所說，這些社會和經濟政策上并不激進，是比較溫和的改良政治。一些人把他的政策與羅斯福新政作比較，而他自己也承認更接近歐洲的福利國家。換句話說，他所提倡的“民主社會主義”，幾乎與西歐和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是這些國家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所倡導的，而不是以工人民主控制生產資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

但除了他的主張外，還需把他放在美國社會經濟近幾十年的變化來理解。

“新自由主義”危機

從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后的經濟衰退以及緩慢恢復，引起了越來越多美國普通民眾的不滿。這不僅僅是一場意外的金融業危機，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及其合理性的危機。

自從上世紀七八十年實行新自由主義以來，生產者的工資、社會福利和工作保障，都受到了嚴重的沖擊。結果是企業利潤穩定增加，通貨膨脹調整后平均家庭收入卻停滯不前。經濟不平等從那時開始迅速被拉開，逆轉了“二戰”后平均收入相對公平的趨勢。以至于當今，在美國最富有的20人所擁有的財富，等同于美國底層一半人口 —— 1億5千2百萬 ——的財富總和。

金融危機后這個趨勢更加劇了，當最富有的1%的人口變得更為富有，通貨膨脹調整后的平均工資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跌了6.5%。失業率一度曾達到10%，而現在4%的失業率反映的更多是很多人放棄尋找工作。引發危機的金融業，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相反，它們的利潤不僅很快恢復并且開始增長；而很多民眾卻在此期間因為無法償還貸款而失去房屋。這樣看，民眾對金融業和政府積累的不滿，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最初幾年，并沒有像一些人預測的那樣出現社會抗爭運動。社會抗爭的缺位，一部分由于美國社會運動 —— 尤其是勞工運動 ——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削弱: 工會會員覆蓋率從50年代的三分之一下降到現在的11.1%，而工會也幾乎放棄了組織工人。同時，從二十世紀初到蘇聯解體間，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組織角色的左翼黨派和組織，也在蘇聯解體后慢慢消失和邊緣化。

直到2011年秋天以紐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為核心，迅速蔓延到多個城市和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這場運動被給予了很大希望，也鼓舞了很大一批參與者和觀察者，但它缺乏明確的方向和可以持久的組織形式。迅速集中起來的力量，也很快在冬天消逝。雖然這場運動沒有持續下去，或直接達到目標，但卻將經濟不平等——“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這個簡單口號——推到了之后社會討論的核心。

對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不平等的批判，也得到了知名經濟學家的支持。包括一直對主流經濟學持有批判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及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都在從不同視角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重新思考經濟系統出了什么問題的書籍不斷涌現；美國和歐洲一些大學生，也組織起來呼吁經濟學系不能只教授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經濟不平等在社會得到的廣泛認可，奠定了桑德斯在政治上突破的基礎。

“政治革命”

桑德斯正是抓住了人們對現狀的不滿，指出解決的方式并不是政策上的逐步改進，而是需要一場“政治革命”(Political Revolution)。他認為，美國政治越來越多被金錢和少數利益所控制，這正是經濟不平等和財富聚集所導致的結果。當社會極度不平等時，民主制度也必將扭曲。一份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研究者的報告稱，在綜合分析兩千個研究后，發現90%的美國民眾對于公共政策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民眾對于政治體制的不滿，也就可以解釋了。另一調查則發現58%的美國民眾對兩黨都不滿，并且期盼第三政黨的出現；多年作為獨立議員的桑德斯占有一定優勢。

而在此次大選中，美國民眾對資本的支持也表現出反感。候選人得到資金支持的數量，向來是預測最后誰會獲勝的標準。但在2014，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款限額判決，以及大量涌現的主要有財團背后支持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對候選人的支持，更加劇了民眾對候選人的不信任。相比起桑德斯，一直被看好的希拉里，因其得到大量資本支持，被看作是華爾街的候選人，越來越多的人把她看作是問題的一部分。

但桑德斯的“政治革命”能走多遠？

無疑在民主黨和更廣泛的民眾中，桑德斯的支持率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年輕人。雖然在民主黨前兩個州的初選中，桑德斯的打平和完勝給予了支持者極大鼓舞，但在接下來的很多州,尤其是在南部，希拉里占有更大的優勢。即使桑德斯贏得絕大多數州的初選，他還面臨著占據擁有提名權的15%的超級代表（Super-delegates)；這些超級代表由民主黨現任議員和黨魁等組成，傾向于像希拉里這樣黨內支持的候選人。

然而，即使桑德斯當選了民主黨候選人，甚至成為了下一屆總統，要實行任何他的核心政策，來自外部甚至黨內的阻力都會很大。尤其是擁有立法權的國會如果沒有徹底變化——國會正是被經濟利益控制最直接的地方——很難看到政策重大改變的可能性。

事實上，桑德斯也反復強調他希望看到的，不只是一次選舉，而是一場民眾的運動。他很清楚即使當選總統，如果沒有民眾積極的支持和推動，仍然無法實行任何改革。但當下受到他鼓舞的民眾，卻只被調動起來支持他的選舉，并沒有用來構建獨立于這場競選之外的社會運動組織結構，因此很可能隨著選舉的結束而消失。

我們視野不能只放在選舉上，社會變革來源于堅實的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的復蘇？

美國的勞工在近代歷史上有過激烈的斗爭:不論是十九世紀勞工運動抗爭的初現，二十世紀初期到大蕭條之后日漸成熟的勞工運動，還是六七十年代更政治化的勞工運動發展。但在近年，除了外界的沖擊——如一系列反工會的法案和資本轉移以及去工業化，美國工會組織內部也逐漸僵化，放棄了斗爭而選擇與政府和雇主合作。雖然常年批評聲不斷，并且有一些工會內部的改革嘗試——通過選舉產生更進步的工會領袖，以及成立新的工會聯盟——來改變現有的僵化工會運動，但最終效果都并不明顯。

不過，美國勞工運動近期的一些復蘇跡象值得注意。這包括近年來對拉美移民工人的組織，芝加哥教師工會的重組和行動，以及“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IU)支持下餐飲業工人爭取提高最低工資的抗議運動。同時，更廣泛的社會運動，例如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的“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也幫助聚焦少數種族群體在經濟上挑戰。桑德斯希望通過增加工作機會和收入等來幫助解決少數種族遇到的困難。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社會運動背景，需要我們更多的重視。

在全球范圍內，多個國家也陸續出現了社會運動和左翼政治的挑戰。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以及隨之興起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希臘的左翼聯盟（SYRIZA），以及杰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意外當選英國工黨領袖，都以不同方式在表述其民眾現狀的不滿。

但同時，這些運動也暴露了在現有制度下改革的阻力和局限，以及這些運動所蘊含的潛在矛盾。最終，這些國家遇到的大概不是一個通過“政治革命”——政黨的交替和更好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可以解決的“政治危機”。桑德斯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如果能建構社會運動的基礎，在選舉結束后這場運動便可以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