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夠在中國蓬勃發展？
點擊： 作者：《紅旗文稿》 來源： 新民學社 發布時間:2016-03-02 12:19:04
近20多年，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全球出現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
一方面，社會主義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的發展進入了一個低潮時期。上個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在東歐和蘇聯先后退出歷史舞臺。
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在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總量在5年前就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社會主義為什么在歐洲遭遇厄運的同時，在中國卻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一種社會制度，最早起源于歐洲，中國是在20世紀初俄國的十月革命后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進而選擇了社會主義。
但是，為什么今天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它的發源地呢？
對于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的根源要到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要在中國的現實基礎中去尋找。
本文試圖從歷史與現實兩個方面來分析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深刻根源。
一、平等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
從公元前600年前后開始，中國社會由于內部頻繁的戰爭而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平民運動，這場平民運動最終導致井田制和傳統血緣等級制的崩潰。
公元前594年（魯宣公15年）魯國宣布實行“初稅畝”，實際上是承認了土地私有和買賣兼并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國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各國也推出類似變法，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土地私有在中國正式法律化。
土地私有化直接導致公、侯、伯、子、男的層層分封制度瓦解，人員的流動和土地的流轉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封建貴族和平民之間原來無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買賣所瓦解。這預示著分封世襲的貴族等級制度在中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后，廢分封，行郡縣，開創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層化官僚制度。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視為現代國家的始作俑者。
所以說，從剛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廢除以血緣世襲為基礎的貴族等級制度的國家，這跟中古時期血緣等級森嚴的歐洲與日本社會有很大區別。
相對于貴族等級制度，以郡縣制為基礎的科層化官僚制度要復雜得多，這尤其體現在官員的選拔上。
科層化官僚體系對官員選拔和任命是在整個社會中進行，普通民眾都有可能成為官員的候選人，這就大大增強了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和社會的公平性。
兩漢時代的官吏選任主要有“察舉”與“征辟”兩種形式，通過推薦和考核的方式選拔官員。公元605年，隋煬帝設進士科取士，中國的科舉制度正式形成，平民百姓與政府官員之間的上升通道基本設定。
血緣等級制度的廢除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結構，也催生了民間社會的平等精神。戰國時期各國變法之后，民間社會的平等精神日趨成長。
除了皇室，中國民間社會的財產繼承基本采取諸子均分家產的析產制，到了宋代，中國的財產繼承進一步平等化，有些地區已經出嫁的婦女和非婚的私生子也可以合法繼承一部分家產。這種平等觀念極強的財產繼承制度導致中國社會的豪門大戶難以形成世襲壟斷，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性。
可見，中國古代基本形成了君主、平民（包括朝廷百官）社會的二元構架。
土地私有化摧毀了由血緣和出身壟斷土地的等級制度，推動了社會成員全國性的流動和土地的自由流轉；以郡縣制為基礎的科層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動性引入政治，官職由君主任命而無法世襲，貴族政治傳統退出了歷史舞臺；科舉制設定了平民進入國家管理部門的普遍統一標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國古代社會成為可能；財產繼承制決定了中國社會難以形成代代世襲的地方豪強，社會難以形成固化的等級。
這四個因素使得平等精神成了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古代中國的平等精神雖然不同于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但卻為后來中國接受社會主義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
二、維系民生是中國社會的悠久傳統
由于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人員的流動性，中國在秦王朝統一之前已經有非常發達的商業，當時的齊國和隸屬秦國的蜀地就出現很多富商巨賈。
秦王朝統一中國后，全國逐漸形成統一的貨幣和商品市場。到了宋代，中國甚至出現了紙幣“交子”。由于商業的發達，中國古代的很多城市人口都超過數十萬，有的朝代京城人口已經超過百萬。
然而，民間土地的自由買賣和興盛的商品市場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貧富懸殊，社會的公平正義由此受到嚴重挑戰。鑒于此，中國的歷代王朝為了長治久安，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干預的手段以緩解社會的兩極分化。
首先，防止土地兼并。
為了防止因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窮無立錐之地”的流民，中國歷代王朝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來保障無地的農民。
漢代的“假公田”政策，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等，都是在試圖減緩土地兼并造成的惡果。有的朝代甚至進行了激烈的土地改革，但由于官僚制度下利益集團的相互掣肘，不少措施與改革不一定都有效，甚至也不一定都于民有利，但其維系社會平等的初衷值得肯定。
其次，平抑物價以保民生。
在古代中國，歷代王朝為了維系糧價的穩定，推出了平糴、平糶和常平倉等政策。
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范蠡，戰國時期的改革家李悝等人都提出過類似思想，在之后的兩千多年間，常平倉一直是歷代王朝調節市場、維系糧價穩定的一個有力措施。
20世紀美國羅斯福新政中的農業政策就曾借鑒過中國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政策。這也成為美國保守主義指責羅斯福“新政”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依據之一。
除了糧食，對于其他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商品，中國古代府衙也設立了平準機構以維持物價穩定。平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價，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會民生。
此外，中國歷朝歷代的救災制度也可圈可點。中國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作為一個農耕社會，自然災害對社會的影響極大，統治者無法做無為而治的“守夜人”，必須積極有為才能減緩災難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因此，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一整套應對災難的機制與政策，通常稱之為“荒政”。一地遭災，鄰近各地必須援助。
比如，乾隆年間，山東省遭遇水災，鄰近的河北、河南、江蘇、安徽甚至關外的遼寧都被要求援助。如果災情重大，除了周邊省份須援助外，朝廷也會截留其他地方的漕糧。
可見，現在我們實行的“對口援助”和“對口建設”等全國統籌的救災機制，在中國已經有相當悠久的歷史。
以上幾個方面的事實說明，盡管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更不可能產生出社會主義理論，但中國社會兩千多年前就廢除了以血緣為基礎的貴族等級制度，平等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
而中國社會的平等精神又決定了歷代中國王朝不得不高度重視社會的基本公平。正是由于中華民族有強大的平等基因和維系民生的傳統，所以社會主義思想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后，立即跟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強烈共鳴與對接，迅速在中國落地生根、茁壯成長。
三、社會主義是中國的救國之道和立國之本
社會主義在中國不僅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的救國之道和立國之本。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救亡圖存和現代建國。
中國如何才能在列強的槍炮下獲得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如何才能把傳統的古代社會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
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嘗試了很多主義和種種政體，但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在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始終沒有弄清楚中國救亡的主體是誰。
中國近代的革命建國現實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給中國的革命提供一個理論武器，因為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革命學說。
當時由西方傳入的其他各種主義都不能夠給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動員民眾的革命理論，唯有馬克思主義、唯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夠給中國提供動員民眾起來革命的武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成了中國的救國之道。
在1949年建國之后，中國仍然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究竟是選擇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是固守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當時中國對這個問題并非沒有分歧，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鮮明指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一定要進入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最終在中國成為了主流。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國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最終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為什么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呢？
首先是國際環境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之初，仍然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外部安全威脅，亟需盡快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這個時候的中國如果不集中力量來建立起自己的國防，那么就不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國家很可能會受到外敵入侵。
于是，中國在這個時期把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與國家的生死存亡聯系在了一起，與國家的工業化聯系在了一起。
通過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國家可以集中農村的物質資源；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國家能夠集中人力物力發展國防工業。
中國的國防工業體系，包括“兩彈一星”以及飛機、軍艦的制造業，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極為困難的時期建成的。
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很難想象中國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獨立的國防體系和工業體系。
其次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回望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土地兼并和貧富懸殊是每個王朝晚期面臨的共同問題。盡管歷朝歷代都試圖緩解這一社會矛盾，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決定了土地兼并和貧富懸殊的現象無法根除。
如果新中國不搞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搞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那么將有可能重蹈歷史上各個王朝的覆轍，土地兼并將會導致大量無地流民出現，貧富懸殊將會造成大量的城市貧民，最終導致國家政權的崩潰。
所以，中國共產黨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葉是用社會主義制度來解決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給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
直到今天，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度和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基礎。
當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
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中國曾實施過以政治動員和道德理想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在一段時間內也曾給中國經濟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這種發展模式尤其是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其發揮作用十分重要，但在和平時期要持續推動經濟發展，必須以經濟動力為基礎。
因此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進一步深化改革仍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
但同時，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反過來要求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毫不動搖。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性，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加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
綜上所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制度，并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能夠主觀決定的，而是由歷史與現實決定的。
平等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中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幾千年綿延不斷，因此，社會主義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而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是現代中國的救國之道和立國之本，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現實的需要。我們只有讀懂了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需要，才能理解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夠在中國蓬勃發展。 （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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