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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年春節期間，各國股市急劇下跌，給全球經濟潑了盆冷水。盡管中國股市因休市并未被波及，但市場的憂慮和困惑不減。前幾日，證監會易帥引發各種猜想，也是一個例證。中國經濟形勢如何，該怎么看又當怎么辦？想必，你我都在密切關注高層的聲音。

習近平總書記近期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其間透露出的些許信號，或許能讓你窺得一二。

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中心：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說起來，大家應該對這些詞并不陌生。是的，關于中國經濟怎么看與怎么辦，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在不同場合有過多次論述。其中的思考，既一以貫之，又隨勢而變，絕對稱得上全面、系統、深刻。在不少外媒的報道中，“習近平經濟學”已經作為一個固定名詞被提了出來。那么，這位大國掌舵者對中國經濟究竟有著怎樣的認識和判斷？公道君（ID：bjrbplb）這就邀您一起學習學習。（更多精彩內容歡迎關注長安街知事APP）

一、謀劃經濟，先研判形勢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因無以知事論斷。”準確研判經濟形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基礎。而這，也是習式經濟學的一大板塊。

2014年2月，《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一文首次提到，總書記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作出了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

2014年5月，總書記在河南考察工作時的思考顯然更為深入。他首次提到了“新常態”一詞。即：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到了2014年的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總書記將新常態的特點闡明：

一個提法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還有一個提法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在2014年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常態”已成為熱詞。總書記在會上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當年的會議這么總結：

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2015年，總書記的觀點與思路一以貫之。

2015年9月，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前夕，他在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書面采訪時，非常坦誠地說：

在當前世界經濟大環境下，各國經濟都面臨著困難，中國經濟也面臨著一定下行壓力，但這是前進中的問題。無論發生什么情況，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擴大開放……今后一個時期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有基礎也有條件。

二、看待速度，不唯GDP論英雄

一談到經濟發展，我們很多人頭腦中就會浮現出“GDP增速”。誠然，這一指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指導經濟工作。但前些年，一些人包括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對GDP增長過于執念。盲目追求發展速度，忽視發展質量和效益，帶來的惡果也在這幾年凸顯。對此，總書記有著清醒的認識。

在2012年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他就談到：

要保持經濟增長，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到了2013年4月，他在博鰲直言我國經濟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就是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并作出這樣的分析：

說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維持超高速帶來的資源、能源、環境壓力太大，事實上是不可持續的；說不必要，主要是我們在提出中長期發展目標時就充分進行了測算，實現我們確定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夠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經濟增速。

2013年9月，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關于世界經濟形勢的發言上，他講到：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的長遠發展問題，必須堅定推動結構改革，寧可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任何一項事業，都需要遠近兼顧、深謀遠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是不會長久的。

顯然，相較于純粹的增長速度，他更重視的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是要以科學發展理念為指導，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這就涉及到咱們要學習的下一個內容——

三、中國經濟怎么辦？

如前文所言，大邏輯仍然是：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這里頭，一件大事便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一個星期后，他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

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直至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會議熱詞。會議強調：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盡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詞首次進入公眾視野是在2015年末。但關于結構調整的思考，早已體現在總書記的經濟學論述中。

2012年，在廣東考察工作的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在談到經濟形勢時，他指出：

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國際競爭歷來就是時間和速度的競爭，誰動作快，誰就能搶占先機，掌控制高點和主動權；誰動作慢，誰就會丟失機會，被別人甩在后邊。

另一件大事，是抓住創新驅動。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有國際經濟形勢整體偏冷有關，但我們自身的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仍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破解這些難題，必須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對于這一點，總書記從多方面論述過。

2013年9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他談到：

創新驅動是形勢所迫……我國現代化涉及十幾億人，走全靠要素驅動的老路難以為繼。物質資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卻會越用越多，因此我們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發展軌道，把科技創新潛力更好釋放出來。

2014年12月，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說得更具體：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我們有源源不斷的新生勞動力和農業富余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在許多領域我國科技創新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2015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中記載：

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就會處于下風。

第三件大事，推進三大戰略打造中國經濟新增長極。

自從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謀劃中國經濟發展就不再是一隅之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深刻把握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變化的大勢后，提出“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

2013年9月、10月，總書記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關乎多方利益，秉持怎樣的理念至關重要。

習近平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

“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

回到國內大棋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多個經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區域，其中，京津冀地位尤為特殊，協同發展的意義尤為重大。對于這個問題，總書記是這么看的：

京津冀協同發展意義重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要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大家一定要增強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體制機制的勇氣，繼續研究、明確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進。

如何在更大范圍內統籌東中西部經濟發展？總書記也有自己的看法。

2013年7月21日，習近平在湖北武漢考察時提出，長江流域要加強合作，充分發揮內河航運作用，發展江海聯運，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其后，習近平又多次在考察調研中談到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問題。

今年1月5日，在重慶調研的習近平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為長江經濟帶發展定了向、定了調：

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三大戰略相互銜接、互為支撐，意味著三大增長極，肩負著尋找中國經濟新動力的共同使命。它們激蕩出怎樣的發展活力，共振出怎樣的發展合力？值得期待。

四、馬上干，一分鐘都不能等

每次談到推動經濟發展，總書記幾乎都要強調不能坐著等、站著看。各級領導干部要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大家要加深對“三期疊加”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認識和理解，徹底拋棄用舊的思維邏輯和方式方法再現高增長的想法，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重大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

形勢逼人，一分鐘都不能等，你還在觀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