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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產能過剩”的真相|深刻！

點擊：  作者： 陳平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6-03-15 09:28:04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重演美國倒掉過剩牛奶的悲劇。過剩產能是資本主義規模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民生主導的市場經濟，能否比西方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更好地化解過剩產能，進一步占領核心制造業的制高點，早日實現全面小康的偉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書經濟學的迷信，借鑒和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的規范市場，探索社會主義混合經濟的協作新路。

“眉山劍客”陳平教授

我們先來看看許多人以為理想的美國市場，其過剩產能的周期變化到了什么程度。例如，美國鋼鐵設備的利用率（即產能利用率）在40-105%之間大幅振蕩，從來沒有實現什么穩定的均衡。振蕩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

美國汽車制造業的產能過剩的變動幅度，比鋼鐵業還要嚴重。設備利用率在36-95% 大幅擺動。平均周期為5.5年。

制造業的設備平均利用率比鋼鐵、汽車的狀況好一些，在64-89%之間擺動，平均周期為7年。

全球的鋼鐵產能情況如何呢？以下是國際鋼鐵協會2015年12月的最新數據：全球粗鋼產量中，中國占比例為49.5%；全球鋼鐵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都在下降，2015年均值為69.7%，中國2015年粗鋼的產能利用率為67%。

新世紀以來，中國解決產能過剩的呼聲出現過多次，2004-2005年，部分行業被認為出現產能過剩，但隨后被迅速發展的經濟消化。從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三季度的整個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均值來看，二十年間在65%-85%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并不大。

（見下圖，來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內部課題“我國產能過剩風險評估與化解”的部分成果，左邊數值為工業產能利用率。點擊可看大圖）

2009年以來中國部分行業產能利用率。其中2013年，粗鋼、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造船等行業被列為嚴重產能過剩行業。空格為信息缺失。

來源：“我國產能過剩風險評估與化解”課題數據，及部分公開數據

中國水泥網的另外一份數據顯示，一帶一路的落實，開始帶動水泥行業發展，水泥產能過剩有所緩解。

回顧歷史，過剩產能的產生，不完全是供給側的問題，更和宏觀經濟的走勢有關。如果宏觀經濟恢復增長，過剩產能很快消化不算，還會在產量、質量兩方面都上新臺階。

如果宏觀經濟失策，再優秀的企業也會出現財務危機。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多次面臨破產，全靠國會撥款救助，起死回生。所謂的“僵尸企業”，究竟是技術落伍的植物人，還是虎落平陽，必須由行業老將鑒定，不能讓沒有實業經驗的債主說了算。

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幅度遠超真實供求的變動

按照西方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價格機制應當保證市場的平穩優化運作。如有偏離，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也應當反映真實供求失衡的程度。

現實完全相反是，以美國主導的大宗商品國際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主要由投機性的壟斷競爭驅動，不但對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沖擊，也導致西方發達國家產生持續的經濟周期和不斷復發的金融危機。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組數據，西方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的變化幅度和變化周期，見下表。

例如，鋼鐵制品的價格指數，2002年1月為107.1，2008年8月漲到294.4，6年間，6年半漲了1.7倍; 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年5月，跌到169.2，9個月跌去43%。

危機過后鋼鐵價格依然大幅振蕩，2011年7月回升到256.9，14個月漲了52%，到2015年底又跌回171.0，4年下跌三分之一。鐵礦石2003年12月僅13.82，2008年12月升到69.89， 2011年2月繼續升到187.18，7年漲了12.5倍！然后一路下跌，到2015年12月只有39.60，4年跌去近80%。

煤的價格，2005年11月為40.78， 2008年7月漲到192.86，不到3年漲了3.7倍！2009年3月跌到65.36，8個月跌去三分之二。2011年1月煤價回升到141.94，不到2年漲了1.2倍；到2015年10月又一路跌到56.05，4年跌去61%。

玉米的價格波動更為頻繁。2004年10月為93.37， 2008年6月升到267.11，4年不到漲了近2倍；到2009年9月跌到150.57，一年多跌去44%；2012年7月回升到332.95，3年漲了1.2倍；2015年8月跌到162.74，3年跌去過半。

不難看到，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暴跌的幅度，遠大于國內相應價格的波動幅度。例如國內玉米價格下跌三成，對農民生計即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和國際接軌，下跌幅度高達50%以上，中國的農業如何生存？

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會影響一系列下游產業。如此大的工農業原材料的價格波動，如果沒有國家的價格管理和金融政策的扶持，除了大的國有企業，有多少中小企業、哪怕民營大企業能夠承受？如果實行徹底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價格接軌，中國的基礎工業和基礎農業如何生存？

中國企業的利潤比美國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什么供給側的創新不足。而是：

第一，國際營銷渠道控制在跨國公司手里。給蘋果公司代工的企業，收入分成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幾，美國股東利潤獲得的比例超過50%。

第二，中國大宗商品的采購沒有定價權。尤其是鐵礦石采購，各企業惡性競爭，給西方壟斷企業白送超額利潤。這方面，高鐵的集體采購策略要高明的多。中國如果不學日本農業合作社的聯合采購和營銷方式，就只能給西方跨國公司打工掙血汗錢，不可能積累利潤搞技術創新。

中國國企改革的首要任務，不是什么提高利潤率，而是占領國際市場的制高點，包括技術制高點和定價的話語權。國企只要穩定薄利就可以了，競爭性的贏利產業應當讓給民營企業去做。

短期不賺錢、長期對國家安危至關重要的基礎建設和戰略產業，國企要承擔主要責任。國際市場上對抗投機性的跨國公司和金融寡頭，也是國有大企業的主要責任。

國內的媒體經濟學，只反國企壟斷，不反跨國公司壟斷，還爭相引進投機性的金融寡頭，是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威脅。中國金融主管部門，切莫被“人民幣國際化”的虛榮誘惑，看不清美歐日量化寬松等待中國接盤的巨大風險。

創新和產業升級不足以彌補行業間利潤率的巨大差距

世界銀行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理論，鼓吹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去工業化，發展所謂高端服務業（知識和信息產業），來向高收入國家過渡。如果我們觀察美國不同產業的利潤率，不難發現美國行業之間利潤率的巨大差距。請見表II。

從表II不難發現幾個事實：

第一，金融危機對美國重工業的打擊程度不亞于中國，即使美國在這些領域依然保持技術和創新的領先地位。

高科技意味著高難度、高投資、高風險、但不等于高利潤，高科技的發展也就離不開政府和社會各種形式的支持或“價格扭曲“， 包括各行業不同的稅率、 工資標準、管理成本、財務成本、研發成本、以及政府補貼等等。

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但是產業的技術升級未必帶來產業的高利潤。恰恰相反，新技術巨大的研發投資、設備更新、和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新能源等產業的巨額虧損。

對知識經濟極端重要的出版、教育產業，利潤很低，也必須由政府和社會投資扶持。這是混合經濟和雙軌制長期存在的理由。私有化不可能保證國家占領經濟制高點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第二，看不到各行業之間有利潤率趨同的趨勢。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利潤率分布很寬，從高利潤、中利潤、到低利潤都有，而且和技術復雜或先進的程度沒有一定關系，反而和產業集中度與市場規模有關系。這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理論不符。

第三，產業的經濟效率即利潤率，不等于社會效率。

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美國利潤率處于低端的基礎產業，竟然包括對國計民生極為重要的交通、汽車、農業，以及虧損的電訊、化工、鋼鐵、綠色能源、貴金屬、礦業、煤炭、和石油天然氣的生產與勘探。但是，損害國民經濟的煙草、虛擬金融、和過度醫療卻處于利潤率的高端。

第四，創造大量就業的傳統產業，如造船、輪胎等制造業的凈利潤高于半導體、信息、軟件等高科技產業，鞋業、服裝、機械等傳統制造業的凈利潤和化工、航天、電子、計算機等尖端產業相當。

用所謂要素價格的比較優勢來否定勞力密集的制造業，說什么“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沒有經驗依據。

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不能解釋西方經濟的現實。

原因有三：

第一，民族國家或聯邦體制固化了區域差距，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市場從未實現規制統一和發展均衡。

第二，不同產業的生命周期和調節速度大不相同，從金融市場的高頻交易，到基礎設施長達幾十年的建設周期，加上技術革命和國際競爭造成的大國興衰，歷史上從未形成利潤率趨同的趨勢，也就不存在價格穩定均衡的國際市場，這給創新、造勢、投機、和羊群行為都留下巨大的空間。

第三，歷史觀察表明，工業化經濟越復雜，市場的不穩定性越大，要求政府干預的力度和廣度也與時俱進。

金融投機的規模和禍害

大宗商品國際市場的大幅波動，完全背離國際貿易的均衡理論。2008年金融危機更是從房地產的次貸危機開始，引發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危機。至今西方國家的金融改革不敢觸及金融危機的根源。

我們先以石油價格為例，來揭露大宗商品國際市場的現實。

依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從2013年第2季度到2015年第4季度，世界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了3.7%，供給量增加了6.2%。 僅僅2.5年時間，油價大跌了70%！請注意，美國2003年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3個月期間，油價還在$30 左右，戰爭造成的油價波動也只16%。

代表8000家美國石油零售和批發商的美國石油營銷商協會會長吉利甘 ，2009年1月接受美國CBS電視采訪時揭露：過去5年間，商品投機資本增23倍，規模從$130億美元猛增到$ 3000億美元。

期貨市場上的投機交易量是實體交易的27倍，期貨市場60-70%是投機資本。包括：加州退休基金，哈佛捐贈基金，JP摩根，對沖基金、主權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機交易使石油價格可以在1年內翻倍，然后在3個月內和股市一同崩潰。

問題更嚴重的是，美國主導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威脅更大。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 的數據，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場規模，近年來在$500-700萬億美元之間變動，約為美國GDP 的40倍, 世界GDP 的 11倍。

美歐日大規模量化寬松的結果，刺激了貨幣投機的交易規模。貨幣每日交易量從2007年4月為$3.3萬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為$5.3萬億美元, 為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的1.7倍中國外匯儲備。

貨幣投機的金融工具，貨幣互換的規模從2007年的$14.3萬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3.7萬億美元，增加了66%。難怪西方實體經濟萎靡不振，同時熱錢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和股市大幅動蕩。

如今美歐日的量化寬松動搖了西方金融的基礎，唯一希望是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接盤，轉嫁危機。

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際金融市場，國內盲目崇拜美國金融體制的經濟學家，還在鼓吹金融自由化和市場并軌，鼓吹取消資本賬戶管制，在國內金融體制尚未理順的情況下，無疑是引狼入室，放大中國經濟調整的外來風險。中國的決策層決不可形勢誤判。

西方經濟學的價格機制難以理解市場失穩和過剩產能的根源

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不難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價格論、金融經濟學的資產定價論、與發展經濟學的成長決定論，都是互相矛盾的。新古典經濟學價格均衡的標志是完全競爭，企業的利潤率為零。

現實經濟，沒有如何企業可以在零利率下生存，金融市場不可能脫離企業盈利的機制。金融嫌貧愛富的抵押擔保，假如沒有政府干預，如何能解決扶貧的融資問題。處理生產過剩，必然要損害一方的產權。

日本美國的量化寬松，保護的是銀行的資產，代價是犧牲老百姓的福利。讓房地產的投機商破產，廉價轉移房屋給貧民，當然不是帕累托最優。照搬西方市場體制不可能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過剩產能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典型現象

國內媒體經濟學幾乎普遍把產能過剩的原因歸之于供求關系失衡，而大規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預，把市場化作為化解過剩產能的主要手段。事實恰恰相反，產能過剩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特征。

任何一個有經濟史知識的人，都會記得歷史上令人震驚的一幕：美國大蕭條期間，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成千上萬的家庭陷于饑餓，另一方面農場主把“生產過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寧可虧損，也不降價銷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為”，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為了追逐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假如大蕭條時期是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可以非常簡單地由政府出資收購賣不出去的過剩產品，直接分配給需要的民眾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過剩產品存在？這也是中國歷代皇朝總會在災荒之年打擊糧食的囤積居奇，而非保護投機產權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研究《短缺經濟》時就承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點是供給不足，原因是資源限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供給過剩，原因是市場限制。

科爾奈認為造成短缺經濟的微觀機制是預算“軟約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可以依靠政府補貼長期存在。他認為，市場化可以硬化預算約束，從而提高效率。但是東歐轉型和金融危機否定了科爾奈的診斷。

西方同樣存在企業的軟約束。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給了虧損的三大汽車公司和金融寡頭巨額援助，確實挽救了汽車公司，但是對金融機構的巨額注資并沒有改善金融產業和實體經濟。

東歐轉型期間，按照科爾奈的處方對國有企業施加預算的“硬約束”，結果導致技術、設備、人才都比中國先進得多的東歐國有企業大批倒閉，或被西方跨國公司廉價收購，經濟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術、設備、人才遠比東歐落后的中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在雙軌制的轉型過程中，得以維持社會穩定，同時更新技術，提高了和跨國公司的競爭能力，經濟持續高增長。

這正是因為轉型時期，中國的政府和銀行給受困的企業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國和西方、東歐軟約束的主要差別是：西方和東歐的軟約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續的消費補貼，而中國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術投資，不斷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價格機制是否在資源分配中占主導地位，涉及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配機制的本質差異。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地區、產業、和等級的差別有平均主義的傾向，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差距比資本主義國家小得多，包括實行高所得稅和高福利的北歐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優勢，就是在戰爭、災害、或資源困乏的時期，用平等配給的制度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社會主義國家的短缺經濟，主要表現在新技術產品的供不應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和后來的電視機、小汽車、和住房。這在供給短缺，只能靠發展生產解決。

但是請記住，如何新產品的出現，都有供不應求問題。分配問題就成為經濟制度的核心問題。要么抽簽（徹底的平等主義），要么按等級（例如年資，職位，功勛，身份等等），要么按價格（本質是財富賦予的權力）分配。

中國困難時期，一度對短缺的消費品開放高價商店，只要有錢，如何稀缺商品都能買到。

東歐轉型，價格放開，立刻產生高通脹，使民眾的財富縮水。排隊的短缺現象沒有了，但是企業大面積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用價格跳水來消除過剩產能是立桿見影，但是社會后果嚴重，談不上什么“資源優化配置”。

這里，市場機制的主要優點是調節機制比等級制靈活，問題出在靈活帶來是社會不穩定性。這是馬克思經濟學強調，而新古典經濟學回避的問題。

假如供求機制能同時解決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就不需要市場和非市場（所謂政府，實際包括國有和非盈利部門的分配機制）共存的混合經濟。

過剩產能產生的根源在規模經濟與壟斷競爭

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無法解釋過剩產能的長期存在。因為完全競爭理論斷言，價格可以自動調節供求均衡到優化水平。但是所謂的邊際成本定價隱含兩個假設，一是否認企業需要足夠的利潤來補償初始的固定資本投資和歷史欠債，二是消費者沒有路徑依賴，對價格漲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這兩條都是完全不現實的。

比如大劇院經常空座率很高，按照邊際定價理論，開演前應該把賣不出去的票降價出售，甚至免費贈送。但是私營的老板很少愿意降價出清過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償付初始投資，就會破產倒閉，初始投資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現金流可以支撐，但是給有經驗的消費者創造了套利的機會，許多本來可以正常付款的買家，故意推遲到開場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價的票賣不出去，就打亂了企業的正常經營。

所以現實的企業競爭，不只是技術競爭、質量競爭，而且是資本競爭。資本多，信用高（貸款軟約束大）的企業，對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強，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問題是過剩產能持續的周期能否度過宏觀經濟的寒冬，就不是企業可以獨立決定的問題。

金融是雪中送炭，還是火中取栗，就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政府面臨的選擇是讓資本的利益集團說了算，還是政府按多數人的利益做統籌安排？這不僅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更是中國市場的本質是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的方向問題。

研究營銷學的西方專家告訴筆者，現實中幾乎找不到實行邊際成本定價的案例，因為實行的企業不可能生存。現實的定價策略大體可分為成本加成定價和策略定價，前者為了維持足夠生存的利潤，后者為了實現市場份額的目標。

在有競爭者的條件下，存在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取決于，可調度的資金是否足以熬過市場的困難時期。

西方微觀經濟學只有工資的價格粘性理論試圖解釋失業率的存在，把工會作為價格剛性機制的替罪羊。但是企業理論無法理解為何企業主不能調節銷售價格從而充分利用設備產能，如果不能預測未來的價格走勢， 維持虧損經營還想實現沿時間過程的利潤最大化，純屬紙上談兵。

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商業周期理論，和金融的企業兼并理論，從實證上觀察到產能過剩的具體原因，比如固定投資巨大、投資周期長的鋼鐵，和汽車產業的產能過剩要超過固定投資小、投資周期短的輕工業。創新經濟學注意到不同產業的生命周期，又和技術更新的替代速度有關。

最著名的理論是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他認為技術更新的結果是社會主義最終會取代資本主義。這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們注意到市場供求均衡的解只對規模遞減，和規模不變的企業成立。規模遞增企業無法確定供求曲線的走向。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壟斷企業有壟斷利潤的決定權，使實際產能處在潛在產能之下，以保證壟斷利潤。

問題是，這些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么會出現大蕭條。

我們提出的“代謝增長論”，發現過剩產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規模經濟。新興產業的競爭者必須做大做強，否則就會在競爭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數幾家企業能有足夠的市場份額，以保障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支持研發和營銷的費用。技術落后的產業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沒成本”，和新興技術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術，都是形成過剩產能的原因。

亞當-斯密早就意識到“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規模主要取決于資源限制。中國前三十年的艱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經濟封鎖造成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國生產的廉價產品交換中國稀缺的資源。但是，中國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所以，中國產業目前所受的市場規模限制，有多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