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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來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經歷了錯綜復雜的變動，各種被貼上救市良方的政策抄來抄去都是西方的方法，再搬到中國來，怎么放到中國也不知道，這很危險。因為經濟學沒有理論，經濟學是要弄清楚解決實際問題。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產生的時候是經濟大蕭條時期，是要解決實際問題；供給側、供給學派產生也主要是解決實際問題，所有的這里所說的都是解決實際問題的，但是解決西方實際問題的東西，能不能用到中國呢？

可以借鑒，但是到了中國，比如中國的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是什么樣的？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比如政府的投資，2008年4萬億就是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用過度大家接受了教訓，現在帶來很多的負面影響。那不用以后，就用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用過度又產生了去年的經濟危機。任何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要平衡利用，中國需要利用政府投資，但不是2008年這樣的政府投資。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就說，要從數量經濟轉向質量經濟，剛才提到的炒互聯網、炒金融。一方面有些地方產能過剩，根據我調研的結果，現在中國產能過剩最大的領域，一個是互聯網，一個是金融。這兩塊毫無監管，資產積累太容易。互聯網，發展金融不是為了支持實體經濟，反而吸收了大量實體經濟走向的東西。“富二代”的老爸們都是搞實體經濟，而這些“富二代”都在炒金融、互聯網。這幾年整個國家搞的投機性質太強。中國還是不能去盲目的學美國、英國的金融，中國人均還只有七千八美金，實體經濟還是最重要，對大部分的行業來說還是+互聯網、+金融。

我們現在面臨的好多問題就是制度層面沒到位，十八大以后三中全會提出制度建設——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就要制度建設，法治更是制度建設，這兩個文件頂層設計非常好。但問題是有沒有按兩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頂層設計去做，做的東西都跟所設計的剛好相反。制度怎么去建設很重要，這是法治的東西。

剛才說的好多問題都是體制問題，比如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怎么樣，經濟下行法治非常重要。怎么樣把它作為一種制度建設，不只是說法，比如延遲退休等，要成為一種制度怎么去建設，我們沒有意識到，老是講太宏觀的東西。任何國家制度的細節都非常重要，整天變來變去，一天出一個政策，地方政府這個文件沒看完，明天又來了一個文件，明天的文件沒消化后天又來一個。這些文件之間由沒有聯系、又互相矛盾，所以靠制度治國，不是靠文件治國。

民粹主義社會基礎的大小為何取決于精英？

剛才講制度建設，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觀念，精英就是關鍵的少數人，美國如果沒有像華盛頓這些關鍵的少數人哪能建立起這個制度；日本明治維新沒多少人，沒有這些精英怎么制度建設；新加坡沒有李光耀十幾個人制度建設怎么弄。所以中國也是，做什么要從政治局常委做起，從政治局委員做起，從中央委員做起。比如法治，如果關鍵的少數人不服從法律，老百姓就不會服從法律，所以國家精英把這個事情做好，其他的事情就好辦，精英做不好，叫老百姓做一點希望都沒有。中國以前有很多老話，比如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國又講榜樣的力量，精英應當做榜樣。

精英在中國未來發展中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們講專業，現在好多東西不科學，都沒有專業精神，政策來了就沒有人去做細的東西，都是一哄而上跟風跑，過兩天換一個又跟風跑。

中國民粹主義成長也很多，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很強的。任何社會都有民粹主義，包括發達社會美國現在民粹主義現在也很強，日本也很強，歐洲也很強，還是取決于精英。任何一個社會都有民粹主義的基礎，大小不同而已，就取決于精英要不要去搞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也并不是一點用途沒有，有時領導人需要一個合法性，需要受歡迎度，搞一點民粹主義是沒問題的，但是搞過度就變麻煩了。因為民粹主義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還是整體的官僚機構。作為高層應該考慮怎樣讓民粹主義和官僚機構以及專業主義達到一個平衡，如果過度的去做民粹主義，不能控制民粹主義，結構會走向復雜負面。

不作為勝于亂作為  不等于不作為不是腐敗

要回答一個問題反腐敗為了什么？為了黨是非常重要，如果要長期執政，這些腐敗不整治，黨本身就機體出現問題，以后很難執政。還有是老百姓不滿意，腐敗那么多，既使沒有老百姓不滿意，本身就很難支撐下去。所以無論是執政能力還是百姓滿意度，都要反腐敗。但是反腐敗也是要克制民粹主義，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中國社會現在仇官、仇富的心態非常重，把任何的官員都抓起來，老百姓關注的是一些大老虎，和大老虎相關老百姓還有一點感覺。

首先要對腐敗有一個定義，什么叫腐敗？還有反腐敗的目標要清楚，為什么以前香港要大赦，因為從八十年到現在為止，腐敗的定義不一樣。八十年代開始時兩千塊錢就可以立案，現在五千塊錢，但中國是人情社會，五千塊錢不用官員和商界，老百姓之間可能都會有。中國是一黨主導的國家，八十年代到現在，關于腐敗法律法規政策很多，應當先立一個法比如2016年以新的法為基本，清理掉以前的法，這樣大家心里就會穩定。大面積的腐敗，如果要一個一個挖出來，估計再過五年、十年、十五年都弄不完，但是目標是一點輕微的腐敗。

比如規定十八大以來還沒收手的，或者十八大以后改邪歸正就另當別論。因為任務是要團結，還是要把好多改革方案做下去，把它實施下去才行。如果光反腐敗沒人干活了很麻煩，剛開始老百姓非常擁護，但是現在為什么慢慢老百姓覺得見怪不怪了，因為現在政府官員不干活了，老百姓去辦事，腐敗確實不腐敗了，也不方便了，有些官員不接電話，更不用說吃飯喝茶根本不去了，就好好的學習看書，什么事都不干了。以前王書記說不作為比亂作為要好，不作為也是腐敗。一個司長、一個局長、一個省長，省委書記都是稀缺資源，站在這個位置不干活，也是腐敗，當然現在也整治不作為，惰政、懶政，這是現在中國面對的一個問題。所以我也一直提倡，怎么樣制定一個改革促進法案非常重要。

在腐敗方面，比如政策執行過程出現一些錯誤不是腐敗，要容許干部官員執行政策過程中犯錯。誰都不敢保證做的東西100%。在行政事務過程中，只要這個決策公開透明符合程序，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既使犯一點錯誤都不是腐敗。中央說要容許一些干部官員改革過程中犯一些錯誤，八十年代鄧小平改革也是在廣東、福建去試錯，改革是一個試錯的過程。現在不允許他們去試錯的話，就會把試錯都放在腐敗。

改革要觸動既得利益，一說到既得利益就是腐敗了，要把它分清楚，包括領導人終身責任制。從政治層面歸類得很好，因為有些領導人、政治人物老去干預某一些方面，這就避免他們老是毫無理由的去干涉這些事務。問題在于沒規定什么叫終身責任制？終身責任制就是地方官員退休到了七十、八十歲，理論上還是可以對他問責。我們好多的法律、政策缺少細節，一到地方就變形，好多腐敗大家互相舉報。包括政商關系，如果再繼續下去太腐敗，今年提出一個清，要清商要清廉，那怎么樣轉化成具體的政策制度呢？現在政府跟商人基本上是背靠背，大家看到就互相跑掉了。但是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需要企業家商界來發展經濟，政府跟商界沒有關系就發展不了經濟，所以不能說不要政商關系，政商關系怎么樣從以前的政商關系轉型到好的政商關系？

政商劃清新的問題又來了，如果不依靠企業家，誰來發展經濟？一方面提倡萬眾創業、大眾創新，但是真正的企業家群體現在冷落，什么事都做不了，很多跑到國外，但要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企業家。現在到處都有孵化器，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企業家，企業家還是特殊群體，不是每一個人，有不同的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