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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

      世界正進入地緣政治大變動時代，所帶來的危機超乎人們的預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戰主義的崛起、中東區域秩序的解體、歐洲難民危機、法國右派力量（國民陣線）和美國特朗普主義的興起、朝鮮半島核危機、新興經濟體的巨大不確定性、金融震蕩、大國爭端等等變化，都是地緣政治危機的表象。

      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說，中國最直接挑戰就是亞洲地緣政治的變遷。這變遷盡管有諸多要素，但更和中國自身的崛起有關。歷史地看，一個大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引發地緣政治的變革。因為當一個國家崛起了，就會形成以這個國家為中心的新的地緣政治影響范圍或者新秩序，其形成必然導致原來地緣政治格局秩序的強烈反彈。

      盡管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影響力是全球性的，但中國地緣政治最直接的影響，主要是對周邊國家及其和周邊國家相關的其它國家，尤其是大國。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反應表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作為國家個體的單邊反應，第二個層面是這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多邊集體反應。在第一個層面，包括美國、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在第二個層面，則包括美日聯盟、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系、日本和東南亞之間的關系。類似的情況也有可能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向其它地區擴展，例如印度。這兩個層面既互相關聯，也可以相對區分開來。如果把兩個層面混為一談，很難看到問題的本質，更難找到應付問題的有效方法。

      國際關系首先是雙邊關系。對中國而言，首要的是中美關系。全世界的目光都盯著中美關系，因為這對關系是當今國際關系的兩根主柱，任何一根主柱垮了，天下就會大亂。兩國如果合作，什么事情都好辦；但如果發生沖突，整個世界都要遭殃。就雙邊關系而言，中美關系并沒有什么大的問題。兩國并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沖突，因為兩國處于太平洋的兩岸，如習近平所言，具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兩個大國；而且中國努力建設“新型大國關系”。避免大國沖突即“修昔底德陷阱”是習近平所擔憂的兩個“陷阱”之一（另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這種避免沖突的意識很重要，它引領著中國對美政策大方向。中美已經發展出了高度互相依賴的關系。前些年一些美國學者稱中美經貿關系為“中美國”。近年來，兩國的政治關系不如人們的預期，但經貿關系上的“中美國”并沒有多大的變化。

      戰略上擔心中國崛起

      影響中國地緣政治的第二對雙邊關系是中日關系。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再一次向大國地位沖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現代化的國家，曾經是亞洲的最強國。但崛起之后發動亞洲戰爭，為亞洲各國帶來災難。今天的日本從很多方面來說其大國地位已經過去，包括國內的變化例如老齡化和經濟萎縮，和國際因素如美國的制約和中國的崛起。日本已經是一個中等國家。不過，日本今天企圖通過國家正常化來再次成為大國。作為主權國家，成為大國的企圖可以理解，不能讓日本鄰國接受的是其錯誤方法，即通過為其戰爭歷史辯護和合理化。日本的行為經常激發鄰國的民族主義，尤其是中國和韓國，而鄰國的民族主義的高漲，又促使日本對鄰國尤其是中國的恐懼。

      東南亞各國今天都和中國發展出越來越緊密的經貿關系。這是地緣經濟使然。中國的崛起是開放式的，有效地促進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貿發展。不過，就雙邊的戰略關系來說，東南亞國家分為兩個群體，一類是包括菲律賓、越南等和中國有主權糾紛的國家，另一類是那些和中國不存在主權糾紛的國家。隨著中國的崛起，前一類國家感覺到時間不在他們這一邊，因此要在領海領土問題上有所作為。盡管中國早在鄧小平時代提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但這些國家并不理會，而是對南中國海進行單邊開發，這就導致了中國的反彈。再者，東盟（亞細安）作為一個整體，在戰略上也擔心中國崛起。東盟相信，如果東盟本身或者其它區域外大國不能平衡中國的崛起，中國遲早要成為主導本區域的國家。

      面對中國的崛起怎么辦？美國所擔憂的是其霸權地位，即恐懼于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因此要千方百計地來遏制中國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和日本、東南亞各國的關系，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秩序構成了很大的挑戰。美國所使用的方法很是老套，即傳統的聯盟方法，包括美日同盟，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聯盟等。美國所謂的“重返亞洲”的實際表現，主要是強化和東亞一些國家的聯盟關系。在經濟上，美國也想作為，主要是通過TPP對中國施加壓力。不過，經濟上美國對中國的約束力已經不再那么有效了，因為中國本身也已經具有足夠的能力來反制。

      對日本來說，日美同盟具有不同于美國的議程。在淺層次來說，日本是要借助所謂的“中國威脅”來強化日美同盟，再用這個同盟來對付中國；從深層次來說，日本是要發展出自己的獨立勢力范圍，營造自己的聯盟來沖刺其在亞洲的大國地位。因此在南中國海問題，表面上日本是為了配合美國，但日本是有自己的地緣政治企圖。

      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和美國、日本結成同盟或者準同盟的過程中，也是各打算盤。經濟上東南亞國家很難獨立于中國。對多數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國的經濟崛起也是它們本身發展的機會。所有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經貿關系一直在深化和強化。不過，在戰略問題上，多數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和西方具有深厚的“認同政治”。殖民地歷史、冷戰時期的對立、中國崛起過程中不能把握同東盟小國的關系等等，都是東南亞諸國高度“西方認同”的根源。

      所有這些單邊的和多邊的形勢綜合起來，今天似乎已經造成了亞洲一些國家正在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崛起的局面。

      這也是中國國內很多人所認知的中國地緣政治局面。對這個局面，很少有人會說是積極正面的；相反，很多人擔心和憂慮中國會被圍堵，其崛起進程會被中斷。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當然對此會有反應。從中國迄今為止的反應來看，中國至少有如下幾種選擇。

      中國的戰略選擇

      第一，再次努力改善和鄰居的關系，使得自己和亞洲其他國家更加整合。無論在東海還是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都沒有主動挑起事端，都是反應性的。中國這些年的反應盡管很難被其鄰居所接受，但畢竟掌握了主動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可以“進兩步，退一步”，以大局為重，穩定局勢。中國一方面不會投降，不會為外在的壓力所屈服，但另一方面則可以努力把雙邊和多邊的關系，從戰略向經貿傾斜，并且通過各種經濟項目真正使得亞洲鄰居受惠。中國也可以在戰略上持開放態度，隨時和周邊國家進行政治和外交談判，回到“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道路。在這樣一種情景中，中國會繼續讓東盟扮演領導角色。

      第二，中國傾向于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強化關系，而和另一些國家僵持下去。中國可以接受一個整合的、對中國友好的亞洲，但不太可能接受一個聯合的、圍堵中國的亞洲。鑒于中國強大的經濟能力和日益崛起的戰略能力，即使中國沒有能力改變所有亞洲國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國具有主權糾紛并且與中國對峙的國家）的態度，中國卻有能力選擇和哪些國家好友，和哪些國家不友好。即使中國繼續堅持“不結盟”的政策，還是可以強化和一些國家的經貿和戰略等方面的關系，形成中國所說的伙伴關系。這種選擇對亞洲尤其是東盟不利，因為這樣做有可能造成亞洲的分裂。

      第三，中國可以實行“向西看”的政策，借此減輕來自東部美日同盟、美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聯盟的戰略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已經開始嘗試這種戰略。“一帶一路”中的“一帶”顯然具有這方面的考量。近年來，中國針對非洲和歐洲的外交政策力度在加大。如果中國繼續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努力受阻，這一趨勢會變得更加不可避免。這一選擇盡管對中國成為海洋大國不利，但畢竟可以緩解戰略壓力，避免和美日同盟的正面沖突。不過，這一選擇對東南亞國家更不利，因為東南亞地區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側重于戰略和軍事競爭的區域，而不是以經貿為主體的區域。

      第四，中國可以選擇營造另一類“新型大國關系”，即和俄羅斯、印度等國的關系。迄今為止，中國的“新型大國關系”是針對美國。但如果這對關系沒有辦法建成，而中國又不想和美國公開沖突，中國也可以選擇通過和俄羅斯等大國發展關系來平衡美國。俄羅斯盡管國力不如從前，但就地緣政治來說，是一個永遠不能被忽視的力量。俄羅斯也在尋找其地緣政治影響力，重建其地緣政治秩序。這里，俄羅斯和印度、俄羅斯和越南等國之間的關系對中國至為重要。如果俄羅斯和印度、越南等國發展出具有實質性的關系，就會創造一個非常復雜的利益網絡鏈條，避免一個意在針對中國的美國印度聯盟或者美國越南聯盟。而像印度這樣的文明大國，實際上也有這種需求。印度很難完全靠向美國，而是要在諸大國之間搞平衡，通過平衡來拓展其國際影響力。

      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