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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析：德國制造、日本制造與中國制造的痛點

點擊：  作者：綜合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發布時間:2016-03-30 09:28:03

  

 

 

        在過去15年里，日本的出口情況受挫，但德國的出口業卻令人印象深刻。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會探尋這個兩個15年前情況類似的出口大國，現在境遇卻明顯不同的幕后原因。

 

        比較日德兩國的發展經驗，無論是本文中談及的德國工業出口領域優勢，德國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舉措，還是以“智能工廠”和“智能生產”為主題的德國“工業4.0”概念，都可以成為中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道路上值得借鑒和思考的經驗。

 

        德國——出口機器。下圖顯示了德國是如何在新世紀擊退其競爭者脫穎而出的。以美元計算，德國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國。中國第一，美國第二。但是以人口和GDP加權計算，德國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大約達到人均17000美元，德國的人均出口量要比中美日三國的人均出口量總和都要多。

 

數據來源: DataStream和SLJ Macro Partners (IMF, WEO)

 

        為什么德國在過去15年超越其對手如此之多？我們特別注意比較日本，因為15年前這兩個國家看起來專門化的產品類似（汽車和資本財產），有相似的世界領先的科技，以及看起來在全球化中處于資本相近的位置。我們認為有如下原因解釋德國為什么做得更好。

 

        原因一：德國無可比擬的中小型企業。大多數讀者應該熟悉德國的“Mittelstand”—中型和大多數的家族企業--成為經濟結構中獨特的一支，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和出口。超過99%的德國公司屬于中小型企業（“German Mittelstand”）。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占據全部經濟輸出的52%左右，全職雇傭勞動力的60%，還有82%的管理培訓生。這些中小型企業幾乎都是家族所有，家族運營。因此，本質上公司的發展策略傾向于長遠策略以求代代相傳，股東權益比率很高并且借貸謹慎。

 

        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在工業方面高度活躍。

 

        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在價格方面不惡性競爭，但是在質量和產品的創新方面競爭激烈。研究表明德國有世界上最多的“隱藏的冠軍”（工業領先但其品牌卻不那么為人所知）：德國有1307個，美國有366個，日本有220個，奧地利有128個，瑞士有110個，意大利有76個，法國有75個，中國有68個，英國有67個。為了保持這個優勢，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在研發上的花費增長近71%，相較之下一般大型企業的研發增長只有19%。這個研發上的花費導致的有形結果就是：54%的德國中小型企業在2008-2010年間引進一些形式的工藝創新，與此相較歐盟的平均水平只有34%。

 

        持續的創新和提升幫助維護和保障“德國制造”的品牌優勢。

 

        德國政府盡職的在各種層面上扶持這些中小型企業發展。例如德國政府有一個中央中小型企業創新項目用來幫助這些企業的研發。它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推廣關系上有效的運行。德國海外商會（CCA）在80個國家有120個辦公室，有超過1700名員工幫助推廣德國的商業興趣。任何一家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可以去海外商會確定潛在的經銷商和其他海外合同。部分出于這種關系網的原因，和其他國家不同，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已經在海外有了良好的形象。日本的中小型企業傾向于向日本大型企業提供中間產物。而美國的中小型企業則偏向于在國內擴張而非海外，并且美國的商會偏向于關注大型企業的發展。

 

        德國政府同時也非常支持在國內培養高技能的員工，幫助企業融資及保障這些企業的原材料來源。

 

        德國的這些中小型企業在過去的十年里沒有太多外包，因此，德國始終保持良好的出口量。

 

        從另一方面來說，日本的中小型企業，在近幾年一直遭遇困境。日本的大型生產商已承受巨大的價格壓力，而中小型企業則以供應他們為主。這小中小型企業被大生產商壓榨，因為后者把價格壓力施加于前者。大多數日本的中小型企業發現要拒接他們單一“靠山”客戶的需求比較困難。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的調查，21世紀初日本大型企業利潤的反彈大多來自對中小型企業的壓榨。在最后幾年，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中小企業是盈利的。

 

        原因二：“德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品牌優勢差異。過去這些年，“德國制造”的品牌優勢在提升。德國現在不僅在豪車市場上主導，也在綜合的汽車市場中占據優勢。在2013年，德國的豪車品牌（奧迪、寶馬和奔馳）出售了1,060,000輛去中國，并且是在3,300,000輛當地裝配的大眾基礎上增加的。另一方面，日本的汽車制造商賣了2,900,000輛到中國。超越信譽和表現，德國車似乎在他們的設計上有更大的優勢。

 

        或許我們的表述并不精確。但是我們相信能讓大多數德國汽車和機械脫穎而出是的是其產品及其生產過程中“形式”以及“功能”的獨特結合。這或許起源于德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文藝復興。當時德國人（和英國人一樣）被看做更積極的思想家（更加量化和理性），和鄰國相比，德國在那期間出產了無與倫比的音樂，藝術，文學和哲學。甚至是在數學上，有像高斯和雷曼一樣的人，展現了超乎尋常的跳出常規思考的能力。這段德國的歷史也許滲透進機器的“靈魂”。這是我們認為使德國汽車如此特別重要的無形特征。

 

        和這個觀點相關的是德國和日本歷史淵源。德國在科技創新，數學、哲學、音樂和藝術上有上百年的歷史。而日本的創新歷史則短很多。長期歷史所占的比重也許對于現在兩國之間的分歧也有一些影響。

 

        日本在電子產品上也失去了南韓這個市場。不僅僅因為日益激烈的價格競爭，日本的電子生產商某種程度上在創新方面很難產生實質性的新想法。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在移動手機科技方面巨大的領先優勢，并且在軟件方面有所落后，盡管在一些電子硬件方面仍保持領先。

 

        原因三：德國作為歐盟成員的優勢。在這個討論中，區分“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概念是很有用的。我們承認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化一項重要的進程：不僅中國可以向世界出口，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可以向中國出售商品。相反的，歐盟和歐洲貨幣經濟聯盟是用來促進“區域化”的制度上的安排：相比較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歐盟成員國之間的交易是有優惠條款的。

 

數據來源: DataStream和SLJ Macro Partners

 

        上圖顯示了2000-2012年間出口增長上的地理因素。對于日本而言，超過三分之一的出口增長來自中國，另外三分之一來自其他的新興市場。簡略來說就是地域對日本出口增長的影響是平均的：中國，新興市場（除中國），和發達市場各占三分之一。歐盟對日本增長的貢獻接近于零。

 

        對于德國來說，圖像就完全不同了。除去中國外的新興市場占據了德國出口增長的三分之一左右——和日本非常接近。然而有顯著不同的是，中國只占了德國出口增長的5%，德國作為一個出口大國地位不斷提升，中國對其幫助卻普遍的權重相反。另一方面，歐盟在這段時間內占據德國出口增長的60%！除去歐盟外的發達市場貢獻接近于零。

 

        概括來說，數據顯示德國作為全球出口“超級大國”的崛起，“區域化”的因素要遠大于“全球化”（歐盟內不受阻礙的貿易渠道），而后者則是日本出口賴以生存的。

 

        從以上觀察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上的推論：

 

        1、日本在出口上面臨望而卻步的挑戰：過去一年里日本在出口上的表現令人失望，盡管日元大幅貶值，這是日本出口價格無彈性的明顯暗示。在過去幾年中，日本的出口也通過某些方式失去了其品牌優勢。不僅是有其他國家（例如韓國）在硬件方面趕上了日本，他自身似乎也在軟件方面也落后了，逐漸失去了創新方面很好的機會：其喪失了在生產過程中的逐步提升和帶有突破性創新的科技和產品。日本衰落是一個深層面的問題，哲學大于現實。我們的猜測是在泡沫經濟之后，日本某種程度上失去了承擔風險的心態，接受了一種所謂的“觸擊心態”，這是一個棒球術語：目標不再是“全壘打”而是“碰到球就行”。日本仍然在機器人學方面有巨大的領先：工業用和居家用。這是不是日本要深度發展的領域呢？基因科技和研究老年人如何生存是另外兩個日本在世界領先的例子。在任何情況下，安倍經濟學會為了突破性的發展幫助轉移宏觀（通貨緊縮預期）和微觀（結構刻板）的障礙，但是還需要一些別的東西。為了使日本從當前的緊急恐慌中逃脫出來，這個民族的集體靈魂必須改變。一言以蔽之，安倍經濟學是日本經濟自我復蘇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2、德國應該更加感激其歐盟成員國的身份。這也許是我們之前沒有慎重考慮的一個點，直到我們做了上面的計算。在歐盟的保護和歐盟成員國之間零貨幣波動的福利下，德國的出口從其鄰國和非歐盟競爭國間的獲利不成比例。進一步來說，南歐國家所經歷的困境也拉低了歐元的價格：對于德國來說等價的交換率比現在的實際匯率實質上應該高一點。德國需要一個更堅挺的歐元和更高的利率。相對低的歐元兌美元匯率和極低的利率在過去幾年里額外促進了德國的出口。從這個觀點來看，德國是不是要為歐洲金融危機的復蘇做出更多的貢獻還值得商榷。當然，問題是德國為南歐國家預計的債務買單會不會產生道德風險問題。

 

        3、日本的國內投資是關鍵。已經有很多人關注到日本已經在全球出口中失去了大量的市場份額這個事實，并且在日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實際出口卻并沒有得到回升。如果安倍經濟學不能通過更加疲軟的日元刺激出口，日本該如何復蘇他的出口情況？在思考安倍經濟學最終可以達成的目標上，考慮總需求的多種構成元素也許會有幫助：Y=C+I+G+NX.實施安倍經濟學的第一年，C(消費)和G（政府開支）支撐經濟增長。盡管日元出現了嚴重的疲軟，NX((凈出口)卻出人意料的成為緊急增長中得減損項。為了復蘇日本經濟，I（投資）必須最終成為經濟增長中的推動力，和C一起。安倍首相的第三支箭是為了給競爭，靈活的勞動力供給，和產品市場限制創造一個結構上無妨礙的環境。黑田先生的第一之箭是為了調整通貨膨脹的預期，并且給出口商一個利潤墊讓他們可以考慮在日本投資。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第一支箭看做提升日本企業增加國內投資的能力，同時第三支箭是為了提高他們這么做的意愿。在任何情況下，投資上的提升會成為檢驗安倍經濟學成功的最終試驗。

 

        總結：日本出口業在過去15年的停滯和德國這段時間的發展形成鮮明對比。兩者分歧既有微觀經濟學（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和日本創新模式上的轉變）的因素，也有宏觀經濟學（德國在歐洲市場方面的“壟斷”）的因素。日本的執政黨需要現實地考慮安倍經濟學所能及。我們的感覺是安倍經濟學是日本經濟自我恢復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第一支箭可以提高日本企業在國內投資的能力，第三支箭可以加強他們的意愿。但是日本集體精神的根本性改變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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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制造痛點：缺失的工業精神與制造文明

        來源：瞭望智庫

        作者：瞭望智庫研究員 王攀 陳鋼 賈遠琨 張展鵬 王俊祿 黃鵬飛 張桂林

 

        【摘要】工業精神和制造文明的缺失，成為阻礙“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一大痛點。涵養中國特色的制造文明，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三方合力共進。

 

        面對多種矛盾并存、多重形態交織的現狀，“中國制造”依然在全球格局中占據主動位置——這是瞭望智庫研究員在滬、浙、閩等制造業大省采訪了百余名專家學者和企業負責人之后所得出的結論。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制造”的轉型升級之路會是一片坦途。其中，不容忽視的一點，便是當前中國產品廉價低質形象沒有根本改變，中國企業追逐短期利益現象仍然存在。

 

         這些問題戳中了“中國制造”的痛點——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的許多困擾，都與工業精神和制造文明的缺失相關。

 

        管理學者直言，在農業化向工業化轉型中，中國人走得過于匆忙，對工業化中至關重要的工業精神沒能足夠重視。西方工業社會的重要推動力是它的工業文明，而中國目前還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工業文明。

 

          從“將就”到“講究”，這是中國企業打造百年老店必須要邁的一道坎。伴隨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加快轉變，提煉中國制造的文化精髓，涵養中國特色的制造文明，成為我國制造業由大國邁向強國的當務之急。

 

        第一，制造業急需價值與精神重塑。

 

        “中國制造”與世界先進水平究竟差在哪？

 

        在企業界看來，除了技術、質量、品牌等有形因素，一些無形的壓力更讓他們深受困擾。

 

        首先，“流動”的工匠無法支撐“鐵打”的企業。比如，在福建晉江市盈廣公司，春節前，一些農民工要求提早回家鄉，導致一批鞋延期交貨，損失9萬元。春節后，月工資從去年2400元提高到2600元，200多工人也只回來1/3，其他都得重新招聘。總經理一個勁地訴苦：“有一句俗話叫做‘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但對企業而言，出現這種現象可是個大麻煩。”其他企業對此深有同感，福建一家公司的董事長說，晉江外來務工人員有100多萬，很多農民工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連穩定的生產都保證不了，還談什么培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不同于以前，計劃經濟時期的八級工、九級工很受社會崇拜。如今，一線技工地位早已難比當年。一些企業家提醒，如何培養出數量更多、質量更高、愿意投身制造業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各界加倍重視。

 

        其次，“賺快錢”的理念無法打造百年老店。蘇州能訊高能半導體公司開創氮化鎵應用新局面，引領我國半導體工業邁向第三代，但公司董事長張乃千卻并不“開心”。“我回國創業八年，親戚朋友經常問我掙了多少錢了。在他們看來，只有錢掙得多才算是成功。”張乃千認為，打造百年老店需要專注和深耕，但很多企業認為賺錢最重要，房地產熱、互聯網熱、股市熱讓大量資金“脫實向虛”，不利于制造業健康發展。

 

         企業界人士提出：許多企業總是想做大，而不是做精做專，把‘轉行’當‘轉型’，這種思維怎能做強制造業？

 

        再者，“廉價低質”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變。不少企業負責人認為，中國制造創造了“物美價廉”的傳奇，但粗暴山寨、抄襲模仿使中國產品背上了“廉價低質”的名聲，既影響了國外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國內消費者對本土品牌信心不足。今年初中國消費者赴日搶購馬桶蓋一事，正戳中了中國制造的痛點。

 

        一些企業家的看法是：從高鐵、電氣設備為代表的裝備制造業，到華為、中興為代表的科技企業，再到格力、海爾為代表的家電品牌，中國制造正從“代工＋低價”的模式向“核心技術、人性設計、品牌打造”的模式切換。在這一過程中，重塑中國制造的價值和精神顯得尤為緊迫。

 

        第二，標桿企業要率先探索實踐。

 

        現代工業文明自17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后，一直推動世界工業的進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在此期間形成了各自的現代制造文明。

 

        例如，從百年前的教堂大鐘、釀酒設備到今天的奔馳、寶馬，“德國制造”給人以“耐用”、“安全”、“精密”的深刻印象。這正體現了“德國制造”的精神文化：“專注”、“標準”、“精確”、“完美”和“秩序”。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金碚認為，我國制造業轉型發展的道路和前途，將越來越取決于我們能否逐漸形成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心理和實業基礎，積淀下植根于中國本土的實業精髓。在他看來，這座精神大廈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約精神，構造是效率觀念，細節是質量意識。

 

        事實上，從鐵人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到載人航天精神、高鐵精神，再到格力、華為、中興等矢志技術創新、追求完美質量、提供專業服務的理念，中國并不缺乏自主創新的時代精神和樹立中國品牌的價值追求。

 

        在上海，中國商飛公司“運十”飛機前的雕塑刻著“永不放棄”四個大字，新一代支線客機ARJ21-700即將投入運營，國產大飛機C919力爭今年年底首飛，但作為制造業“皇冠上的明珠”，我國飛機制造水平要與世界先進比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航空人的使命就是“永不放棄”。

 

        企業界人士建議：標桿企業是一個國家制造文明形成的基石和土壤，美國福特和日本豐田都分別扮演過這樣的角色。在當代中國，標桿企業應當率先探索和實踐，提煉中國制造文明的精髓，逐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和時代精神。

 

        第三，全社會重視提升“中國制造”軟實力。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每到一處都會問及“我國制造業如何實現由大變強”。對此，眾多受訪人士一個共同的呼聲是：希望全社會能像重視科技創新一樣重視涵養制造文明，提升中國制造軟實力。

 

        對政府來說，應該完善創新驅動、質量為先、崇尚實業的體制機制，并大力營造相應的社會共識和文化氛圍。

 

        德、日制造早期也曾受到廉價質低困擾，德國通過“法律、標準、質量認證”三位一體的質量管理體系，促進了德國制造質量蛻變；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實施“質量救國”戰略，促使日本制造打開了歐美和全球市場。以此為鑒，我們應從國家層面牢固樹立質量立國意識，以標準為先導強化質量管理，并在全社會引導樹立質量誠信文化。

 

        德國對制造企業評價排名的標準不是按營業額大小，而是技術水準、細分市場占有率等。有企業負責人建議，中國制造型企業的轉型升級也應該樹立這樣的導向。

 

        對制造企業來說，應走出“以規模換成本、以成本換價格”的競爭模式，樹立以科技、質量、品牌贏得消費者的發展理念。

 

        “價格可以談、質量沒得談”、“一是高品質，二是低成本，三才是價格，”“不求大而全，只求專特精”，這是世界各國先進制造企業的普遍理念和文化。我國制造企業踐行制造文明，就應對消費者存敬畏之心，不讓不合格產品流向市場；要耐得住寂寞，愿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培養人才，同時還要在全社會倡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專心研發生產智能馬桶蓋已有20年的西安三花良治電器公司總經理馬悅說：“從‘將就’到‘講究’，是中國企業打造百年老店必須邁過的一道坎。”中國四聯儀器儀表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劉紹云說：“國家標準只能規范產品的性能、穩定性、可靠性等大的方面，但小到螺絲擰幾圈這樣的細節，才是關系質量和品質的關鍵，這些都要靠企業自覺去做。”

 

        此外，整個社會消費的理念，也應該從追求“價格低廉”轉變為“一分價錢一分貨”。

 

        隨著中國制造告別低成本、規模化競爭和消費群體結構的變化，企業、消費者、商業營銷形成的“物美價廉”主導的消費習慣訴求有待轉型。

 

        財經學者吳曉波說，“價廉物美”只能作為廣告概念和階段性促銷策略，不可能把中國制造帶到新層次。當前我國一大批偏好性能、愿意為高品質埋單的消費群體正在興起，意味著消費理念的變革，也包含對“價廉物美”觀念的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