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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沒有信仰的民族嗎？

點擊：  作者：李曉鵬    來源：作者微博  發布時間:2016-05-30 21:18:15

 

 

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通過在此文化中培育出來的人的做事風格來實現。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的發展，靠一個人或少數一些人是不行的，它是國民集體努力的結果。中國建國以來的成就不能歸功于某一個人。毛澤東是前三十年的最高領袖，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國家建設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并非一個或少數幾個人所能完成，這就得有一大批同樣具有實干精神的且很有才能的人可以用。如果沒有這樣龐大的人才群體，依靠少數幾個“英明領袖”，一個大國不可能實現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

 

歷史證明，中國在經歷了長期的戰爭和政治動亂以后，還是在幾乎所有的地方——無論是政界商界學界，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做事穩重、講求實效、不事聲張，在各自的位置上踏踏實實的把這個國家的改革一點一點的推向前進。認真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歷史，我們總能在每一個領域和每一個層面發現這樣的人物，從無例外。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此類人物都層出不窮。魯迅曾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說的便是這樣一類人，不獨為改革開放以來所特有。

 

此類人物存在的數量之多、出現的時間之長、分布的空間之廣，已不能僅僅歸結為個人因素，哪怕從制度層面來解釋也顯得不夠，應該從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文化層面來進行思考。

 

    一、中國文化中的務實主義傳統

 

 中國歷史文化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務實主義傳統，注重行為的實際效果。這是此類人物層出不窮的一個重要文化誘因。

 

“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曾言：“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即要關注現實的生活，對于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要敬而遠之。但是，如果這些東西能夠促進道德教化、有益于世道人心，拿來用一下也不妨。這是非常實在的態度。

 

儒家學者的人生理想都是入世的，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好了可以造福一方，自己可以名垂青史，從社會目標到個人目標都很現實，不怎么去想靈魂不滅之類虛無縹緲的東西。

 

即使是專制皇權，雖然帶有君權神授的色彩，也不像上帝一般代表絕對真理。孔子對此語焉不詳，孟子倒是很直接的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聞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等。這些話長期載于官方經典，每個中國讀書人從小就爛熟于心，被認為是比皇帝還要高一級的圣賢的思想。

 

在民間文化中，就更多了。比如“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等等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俗語。《水滸傳》中的李逵，《西游記》中的孫悟空，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卻被民間奉為英雄。陳勝吳廣這種農民起義英雄，在《史記》里面，其傳記被列入“世家”，與孔子一個級別。

 

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或地方軍閥，發展到一定勢力就登基稱帝的數不勝數。武則天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也有歷史學家考證她既非唯一，也不是最早。在武則天還在做皇后之時，就有一個叫陳碩貞的女人率眾造反，稱文佳皇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還出現過多次農村地區的居民“造反稱帝”的鬧劇，拉上幾十號人就敢稱孤道寡、拜相封侯。古代史上此類事件只會更多，只是規模太小，史所不載，或已失傳。在天上當皇帝的玉皇大帝，在各種民間傳說中也都被描述為昏庸無能、欺軟怕硬的形象，其典型即《西游記》中的玉帝。顯而易見，無論官樣文章做的如何漂亮，民間并未把皇帝當成一個很神圣的東西——有本事誰都可以當，且男女不限。

 

總之，在中國文化中，沒有唯一的、永恒的、代表絕對真理的這樣一個東西，也不提倡這方面的追求。對世俗生活的關心，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做什么事情都講究要有實際效果，成了這種文化下人們的行事準則。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一個普通人的人生義務就是要照顧好家里的父母老人，撫養子女長大成人，促進家族和睦興旺，能做到這些，就可以贏得社會的尊重。對政治人物來說，無論他是皇帝還是普通官員，如果在他治下能夠保一方平安，人民安居樂業，他就會被歌頌為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留下一筆。這種軟約束從短期來看似乎意義不大，不如權利金錢這樣的東西有誘惑力。但一代一代積累下來，每個人中國人在學習本民族歷史的時候，就都會潛移默化的受到影響。

 

有一件小事很能說明中國文化對世俗生活的關心程度與西方文化的差別。漢朝的時候，有一個知府，姓陳，因為當地連續干旱，帶領干部群眾到土地廟求雨。求了一次，沒有下雨。陳知府又求第二次，還是沒有下雨，到了第三次求完，依然一滴雨也見不著。從科學的觀點來看，天上下不下雨是受客觀因素影響的，跟求土地爺一點關系也沒有。

 

按照西方文化對神的看法來說，人類所受的災難是神對他們的懲罰，求來了要感謝神的恩賜，求不來要加強對自己身上的罪的懺悔——無論怎樣不能說神作的不對。

 

但這位陳知府的反應非常具有中國特色，他指著土地公大罵說：你一方土地，天天享受大家的香火，就應該保一方百姓安居樂業，現在這么久天都不下雨，人民生活怎么辦？有什么資格在這里享受香火？于是下令把土地廟砸了，把土地爺扔進河里喂魚。

 

這位陳知府的思路既不是科學的，也不是迷信的，而是典型的儒家思維：他大致相信神靈的存在，而且可以控制天氣變化，但對這種神秘力量并不盲目崇拜，之所以求神完全是為了滿足世俗的需要：下雨好種莊稼，讓老百姓有飯吃。如果能滿足這個需要，就恭恭敬敬的供奉起來；如果滿足不了，這個神靈的存在就是浪費資源、尸位素餐，應該取消神位，或者說有了控制天氣的力量卻不用來改善人民生活，就是嚴重失職，應予懲戒，以儆效尤。

 

 把這件事和下面這則新聞聯系起來閱讀，更能體會其中三味：

 

彩迷未中獎  砸土地廟泄憤

 

人民網香港1月23日電  臺灣消息：臺灣基隆市有百年歷史的土地公廟，昨天晚上樂透彩券開獎后被砸，“土地公”疑遭未中獎的樂透彩迷丟入溪中泄憤。不少今天上午前往參拜的信眾十分氣憤，指責彩迷“沒道德”、“沒良心”，連“土地公”都敢砸。 

 

據當地信眾說，該土地公廟已有百年歷史，以前六合彩、“大家樂”盛行時，常有人到此求土地公保佑中獎。

 

一千多年過去，國家分裂了又統一、統一了又分裂，人類已經進入信息時代，臺灣都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但土地爺還是又被砸了一次，又被丟進河里喂魚了。原因也是一樣：他沒能滿足人們的世俗需求。時間的、空間的、制度的變化，沒有能夠改變這種文化傳統。

 

中國文化中的神靈，是五花八門的。總的來說，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世俗需求而存在：龍王和土地負責天氣，送子觀音主抓生育問題，財神分管經濟事務，等等。現在有了六合彩，暫時沒有專業神靈分管，大家就找土地爺臨時代理。按道理這和財神爺的關系更密切一些，但是由于該土地廟歷史悠久，大家還是找他——原來神仙也是講資歷的，資格老的即使不專業，也可以多管些事——總之就是很不嚴肅，抱著一種寧可信其有、無可信其無的態度。

 

砸土地廟這種事情比較罕見，大家也不贊成，但對其的譴責是“沒道德、沒良心”，跟破壞公物的錯誤差不多，不是缺乏信仰，也不是冒犯神靈。至于知府陳奉，也沒有因為砸了土地廟而受到什么懲罰，正史上對這個人評價還很高，說他勤政愛民。可見從人民群眾、高級領導到歷史學者，意見都很一致：砸了就砸了，尊不尊重神仙不是關鍵，關鍵是要改善人民生活。這種不約而同的態度是同一種文化影響下產生的。

 

這就是一種務實的態度。

 

在這種文化下生活的人，講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首先要照顧好妻兒老小，這是基本義務。如果他有更高的才能，不滿足于改變自己的生活，那么他的追求就會是改善大家的生活，而不是強求將一種抽象的神圣的原則變為現實。按照這個原則做事的人，就會成為魯迅所說的“民族的脊梁”一流的實干家。

 

    二、生活在生活的事實中的中國人

 

 中國人的這種做事態度用西方文化的思維模式來分析很難理解，成為東西方文化誤解的一大根源。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十分神圣。受一神教觀念的影響，西方學者主流觀點認為，人類的宗教意識存在一個逐漸覺醒的過程，可以分為很多等級：完全抽象的一神教是宗教信仰的最高形態，比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這樣的宗教里，唯一的真神是純粹的靈，沒有具體形象，超乎人與萬物之外；把神的形象按照人的樣子來構造，然后進行偶像崇拜則是一種比較落后的宗教形態；至于多神教和拜物教，就更加落后，是人類意識在蒙昧時期的表現。

 

此種觀點有一定道理：大部分原始宗教確實帶有多神教和拜物教的色彩，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宗教崇拜逐步丟棄了具體而眾多的神明形象，轉而關注信仰中一些根本性的東西——終極的真理、最高的善、生命的意義與永生等等。這些概念并不需要有某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形象為載體，放棄了這些具體形象以后，信仰的本質反而更加突出和明白了。在這些方面，抽象一神教的優勢，無可比擬。

 

但拿著這種思維模式來分析中國文化，將會導致極為荒謬的結論。用此種眼光看，中國人的宗教實在是混亂的無以復加——純粹的多神教加偶像崇拜加拜物教。要論神仙的數量，其它所有民族的神仙加起來也不定有中國多。中國人不僅到處供奉偶像，而且連百歲老龜、千年古樹等年代久遠的東西也被認為具有“靈性”而一并崇拜。按照宗教發育的層次來排列，中國人的宗教觀念連非洲或是南美叢林里的某些原始部落都不如。如此推理下去，說中國人是沒有靈魂的低等民族，似乎也順理成章。

 

其實，中國人的信仰是超乎多神和一神、偶像與非偶像的，其核心可以歸納為三個字：無所謂。從原始部落的神秘宗教，到宗教革命后的現代基督教，都承認神是主宰一切無所不能的，人的生活必須服從神的安排，神圣的生活比世俗的生活更重要。但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是超乎于這個范疇之外的，因而也就不能用從多神到一神、從偶像到非偶像的模式來加以判斷和分析。

 

幾千年來，中國人和西方人就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一個生活于世俗世界，一個生活在神圣世界。中國文化并不反對宗教，但它在本質上不認為人死后的世界比人生活的世界更重要，不認為世界上有比讓人生活得更好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不認為有超乎人性的判斷真理的標準，更不承認有超乎一切的絕對真理的存在。

 

從另一個現象來審視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

 

西方的文化傳承是依托經典的，而中國的文化傳承主要是依托于歷史。很難想象一個西方家庭會沒有《圣經》，但一個中國家庭里沒有《論語》或者四書五經中的任何一部都很正常——就算有，大部分人也就放在那里基本不看或只是隨便翻翻。

 

古代中國的底層人民除非是為了通過考試做官，一般也不怎么把《論語》《孟子》這些書太當回事。真正有影響力的是《說唐》、《三國演義》、《西游記》這一類講述歷史故事的東西，其普及程度遠遠超過《論語》。一個中國人即使沒有讀過這些書，也會在街頭巷尾反復聽到里面的各種故事。文化修養更高的中國人，則會努力閱讀諸如《史記》《資治通鑒》之類的書。現代人看不懂古文，時下便總有很多暢銷的通俗歷史讀物，比如《明朝那些事兒》、《讀史有學問》、《易中天品三國》、《正說清朝十二帝》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文化一直在傳承而沒有中斷的明證。

 

總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理，都普遍關心歷史，而對抽象原則缺乏強烈興趣；關心人的生活，而對神圣世界缺乏強烈興趣。即便如《西游記》，也主要是傳奇冒險故事，沒有太多神圣的東西在里面，原本應該具有神圣意義的唐僧和佛祖，一個膽小怕事——動不動就嚇得“跌下馬來”或者向妖怪求饒；一個貪婪愛財——念一次經就要收很多黃金作為報酬，給少了還不高興，咒人家子孫要受窮。近來興起的“重讀經典”的活動，從這個視角來看其實意義不大。真正的中國文化經典應該是歷史名著和文學名著，中國文化的精髓就在其中。這些經典不用提倡，大家一直都在讀，并不會忘。

 

說的更徹底一些，即使沒有了任何經典，中國文化也不會消亡。中國人是生活于世俗世界的民族，強調人的現實生活和家庭責任，只要家庭不被消滅，一個中國人就會在這種文化中成長起來，這種文化也就將會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

 

更重要的是：對世俗生活的關心，其實又是出于人的天性，并非需要后天灌輸的理論體系，因而一旦一個人在成人之前體會到了世俗生活的含義，終其一生也都很難徹底改變了。

 

那些遠赴海外的中國人，無論是歷史上還是今天，很少有人會隨身帶一本文化經典以便隨時閱讀。不像當年的歐洲殖民者，走到哪里都愛帶著一本《圣經》。相反，中國人看起來很樂于改變自己的文化、信仰、語言等等所有東西，接受當地的任何文化和規矩，很好欺負、很少反抗，還喜歡搞內部斗爭，彼此互相瞧不起，不會帶來任何威脅。但中國人卻在海外迅速落地生根。時至今日，在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角落都有華人存在。中國人奇跡般的適應了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形態并生存下來，成為世界上分布最廣的民族——宗教的信仰會隨著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世俗的生活則很少有所差別，無非就是吃飯穿衣結婚生子而已。關注這些東西的人，很少會遭到某種文化非常強烈的排斥。

 

但是，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沒有哪一種文化能夠將看似柔弱且缺乏信仰的中國人完全同化：華人在任何一個異域社會都是一個特殊群體。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強調家庭的責任，家庭生活是中國人所最關注的世俗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外在的同化很難侵入到家庭日常生活的層面。

 

與之相反，中國文化對外人的同化力卻極強。中國在歷史上同化了幾乎所有在中國長期生活的民族，包括最難同化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對于那些從遙遠的地方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中國人并不熱心向他們傳播自己的文化——這不是一種詭計，是真的沒興趣。普通中國人主要關心的是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只要自己的生活不受到干擾，他們對外人是如何生活的并不在意。這和中國人去到歐美國家，立即就會有人來想辦法傳教完全不同。

 

對待外人，中國人的普遍做法是請對方來吃吃喝喝一頓，然后各自回家，該干什么還干什么。如果有人能把漢語說得很好甚至還會來兩句唐詩宋詞，我們就會很高興、哈哈大笑。但也就圖個高興而已，并不會想到要改造這些人的觀念和生活習慣。如果有人想要學習中國文化，大部分中國人會含糊其辭——關于中國他們知道得最多的無非就是哪里的東西好吃、什么地方的名勝古跡好玩。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國文化。

 

有一種常見的困惑：一個外國人如果和一個中國人討論中國的情況，無論他怎么說中國人都會說：“你不了解中國。”但如果他反問：“那請你告訴我真實的中國是什么情況？”那個中國人又什么都說不出來。大部分中國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中國的情況，他們只知道自己身邊所發生的各種事實，如果外國人說的和自己所見所聞不一致，那他就會認為此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但如果要他說出一個抽象的“中國”的情況，他也茫然無知。

 

——中國人不是生活在抽象的概念里，而是生活在生活的事實之中。

 

從人性來看，生活的事實最終將戰勝抽象的理論——如果二者不相符合的話，這就是中國文化同化能力如此之強的根源。

 

對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只要他不去干涉別人的生活，就可以堅持他所信仰的任何東西。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以作者個人在歐美的生活經驗，政府當然不會管這些事兒，但各種自發的宗教宣傳簡直無孔不入。雖然方法非常文明，諸如主動提供晚餐等福利來吸引大家參加教會活動，但傳教者的優越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真理，有義務向外人積極傳播，凡是不贊同這種真理的人的觀念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不僅沒人主動上門宣傳中國文化，如果外國人強烈要求主動學習，還得自己花錢想辦法，不然沒人管。作者本人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就有幾個老外到我們寢室來，主動搞聯誼跟我們接觸學習中國文化。同學們都很高興，表示完全贊成，但主要目的是所有中國人都能理解的：不是有心推廣中國文化，而是想找人練英語口語。

 

反過來看：如果有人違反自己宗教信仰中的準則，也沒人會有意見——大家對此根本就不關心。很少有人能在完全沒有外部干涉（贊賞或是壓迫）的情況下長期堅持一些與現實生活不相關的原則，同樣也很少有人能抵制住世俗的誘惑去吃喝玩樂，更少有人能長期堅持拒絕這樣一些世俗觀念：人生最重要的義務是孝敬父母和養育子女而非敬奉神靈——如果他是在這種社會中生活的話，那就更難了。如果把時間放寬到好幾代人的時間，則幾乎沒有任何文化具有這種韌性，能夠抵抗住中國世俗觀念的侵蝕并繼續保持其神圣內涵。

 

中世紀的教會與現代的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都不能使其被同化，反而變得更加堅強起來，但到達中國的猶太人則會在這種汪洋大海一般的世俗生活中逐漸融化，直至幾乎無法識別。在一神教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會對此特別驚訝。所謂宗教寬容和信仰自由，除了在極少數狂熱的年代里——比如文革，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而且，一個人今天信這個教、明天信那個教，或者聲稱全部都信，也沒什么大不了的。這倒不是說中國文化特別寬容或者什么的——我們沒必要給自己戴這頂高帽子，而是中國人對宗教這回事壓根兒就不上心。

 

正因為如此，用從多神教到一神教、從偶像崇拜到非偶像崇拜的脈絡來分析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完全錯誤。

 

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可以概括為：你愛信什么信什么，跟我沒關系。你想讓我信你的教？可以，請問信這個教有什么好處？沒好處？沒好處誰信啊？

 

印第安人的后裔在總結當年西方殖民者的行徑時候說：“他們來的時候，手里拿著《圣經》，我們擁有土地。到后來就變成了，我們手里拿著《圣經》，他們擁有土地。”這一招用到中國人身上可不一定管用。

 

在西方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強迫中國政府同意傳教士自由傳教一百多年以后，中國并沒有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即便在臺灣和香港，教會的影響力也不那么大。反而在西方人原來的土地上，卻擠滿了拿著《圣經》的中國人，他們一臉的虔誠，并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為榮，好像已經完全西化了。把這些《圣經》打開一看，里面寫著一行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三、現世主義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精神

 

 王小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非常尖銳。他說，把《論語》翻來覆去的看，里面無非就是人際關系那點東西。西方人不讀《論語》、不崇拜孔夫子，但人家并沒有“禮崩樂壞”、天下大亂，還比我們穩定，社會文明程度相當高。而且，人家除了把人際關系搞好，還會別的：有先進的政治理論、有成熟的市場經濟理論、有高深的自然科學理論等等。這些東西在儒家經典里面可找不到。王小波還說：有一些中國學者喜歡驚呼西方文明出了大問題，有倒懸之急、累卵之危，需要中華文明去拯救。但人家明明生活的好好的，你非要想著先把人家“倒懸”過來，或者變成“累卵”，然后去拯救，未免有點自作多情。

 

作者以前在天涯論壇看到過一則針對中國文化的評論，其內容很不嚴肅，但印象極為深刻，因為它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可謂刻骨剖心。評論者說：我也承認中國文化里面有一些今天還有價值的東西，比如要孝敬父母等等，但它整個體系是落后的，里面沒有人的基本權利平等這些現代文明的基礎理念，而是主張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維護君主專制，跟現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完全背道而馳。這就像一堆大糞，里面還有一些沒有消化掉的黃豆之類的，確實還有營養。那現在有一盤精美的大餐擺在面前，想要的營養都有，我為什么要到這一堆大糞里面去找什么“精華”出來呢？難道僅僅因為我是中國人？

 

這道精美的大餐，自然就是經過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和啟蒙運動以后所逐步形成的西方現代文化。

 

這個非常粗俗的比喻與王小波的批判一樣，道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中國文化如果要想證明自己有存在的價值，靠人際關系那點學問是不行的，靠從古典文獻里面尋章摘句，找一些今天看起來還能用的話也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證明自己在一些根本理念上有可以超越西方文明的地方。

 

如果不行，它就和非洲或南美的某些原始部落的文化一樣，只具有研究價值。它應該像古埃及或古巴比倫文明一樣在圖書館的角落里面供后世學者研究，把其代表性文物放進博物館供人參觀；或者也可以建立一個類似于印第安人保護區的自治區域，讓少數中國人在里面生活以作保存。總之，它應該被現代文明的主流所拋棄，不能成為現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無論我們的國學大師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有多么精深，如果不能正面回答這種淺顯直白的質疑，中國文化就很難證明自身在現代社會存在的價值。

 

要回應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對中國文化做牽強附會的解釋以勉強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因為文化的存續是個相當長時期的問題，虛假的迎合早晚總會被揭穿。糊弄得了一時，糊弄不了一世。

 

某種思想或理念要成為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核心優勢，至少要符合以下四個標準：

 

首先，它必須存在于中國文化主流之中，不能是從一些普通典籍中找出來的一些片段；其次，它是中國主流文化中長期真實存在的，不能是為了迎合現實情況，通過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產生的“新思想”；第三，它應該是一種根本性的哲學思想，不是一些外形的形式，比如詩詞、歌賦、戲曲、書畫、服飾等東西；第四，它與西方主流文化存在根本性差異，而且還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如果中國文化中找不到同時符合以上四條標準的思想，那么它就可以完全被西方文明所超越和替代，沒有長期存在的價值。

 

王小波說，把《論語》翻來覆去的讀，里面除了人際關系那點東西沒有別的。這大體符合事實，只是用“人際關系”來表述有些偏差，準確點說應該是“為人處世的準則”。

 

——這就是《論語》的核心思想，是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

我們打開《圣經》，也無法找到王小波希望看到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民主政治思想、市場經濟理論這些東西。這些不是《論語》的缺陷——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經典所關注的核心都必然是一些基本的人生信條，不會是別的東西。

 

《論語》與《圣經》的根本差異在于：《論語》關注的是人，《圣經》關注的是神。

 

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都主張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教育子女，要與人為善，要講誠信等等。忠、孝、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不是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動不動就說中國是“禮儀之邦”沒什么意思。禮儀之邦這個詞是相對于古代中國周邊的“狄夷”來說的。西方國家從希臘羅馬一路過來幾千年的文明史，不是什么野蠻民族，人家也是禮儀之邦。

 

東西文化的差別不在于講不講為人處世。真正的差別在于：中國文化認為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為人處世，為人就是履行人生義務，處世就是協調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而西方文化則認為，除了為人處世，人生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信仰上帝。所以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不在于誰講了什么、誰沒講什么，而在于排列的順序。

 

這句話非常重要，應該再重復一遍：

 

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不在于誰講了什么、誰沒講什么，而在于排列的順序。

 

梁啟超嘗言：“吾國有特異于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為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1]”其觀點與本文基本一致。然“無宗教”一說有失偏頗——中國有很多宗教，中國文化也不排斥宗教，供奉山神土地佛祖菩薩的地方隨處可見，不能稱之為“無宗教”。只能說宗教在中國文化中處于邊緣地位，對中國人的生活觀念影響不大，故曰“無嚴肅的宗教意識”更為準確。中西文化差異的關鍵點不在于有無宗教，也不在于講不講仁義道德，而在于宗教生活與仁義道德孰輕孰重，誰是誰的根本。為人處世的準則是從世俗生活中來，還是從宗教法則中來？宗教法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則，還是依照“神道設教”的理念，可以因為現實需要而創設、改變或是消滅？這兩個問題，乃是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本切入點。

 

《圣經·舊約》中，上帝為了考驗亞當的信仰，要求亞當殺掉自己的兒子；《圣經·新約》里面，耶穌對一個父親剛剛去世的人說：“讓死者去埋葬他自己吧，你跟我走”。《論語》里面沒有這種話，孔子也不會贊成這種做法。

 

我把《論語》翻來覆去讀了很多遍，最后讀出來兩個字：生活。

 

孔子是個很懂得生活的人。他有妻子、有兒子、有女兒，還有一大幫學生，其中一個成了他的女婿。“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社會生活的快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是文化生活的快樂；“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這是藝術生活的快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是物質生活的快樂。最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這是說把世俗的生活過好就可以了，神圣世界的生活不值得追求。

 

孔子說：如果能夠輕易的富貴的話，讓我給人執鞭開道我也愿意。但他沒有真的去當執鞭之士，因為孔子除了熱愛生活，還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想要改變社會。一個有理想又熱愛生活的人，他的理想也即讓大家都能過更好的生活。孔子懂得生活，但他為了讓別人生活得更好而犧牲一部分自己的生活，這是他的偉大之處。后來的中國文化，最尊敬的就是這種人。

 

孔子主張人要加強自身修養，要孝敬父母照顧兄弟姐妹，家庭家族要和睦，也即王小波所稱的“人際關系那點事”。孔子只說了這些，并不意味著他認為這些東西就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而只是最重要的內容——做其它任何事情，都必須以此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可以讓人們生活好的東西，就可以采用；不能讓人們生活好的，就不要采用。這是“綱”，其它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是目。西方文化里面，神的意志才是綱，其它東西包括人的生活都是目。

 

綱舉目張。在這兩種思想的指導下，東西方文明開始朝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中國進入了世俗政權統治下的漢唐盛世，西方進入了教會統治下的中世紀。

 

孔子有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又有很多很多學生，可謂“徒子徒孫無窮盡也”。這么多門人中，孟子成了“亞圣”。中國人之所以孔孟并稱，是因為孟子繼承了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人最重要的是生活，為了讓更多的人生活的更好，有理想的人應該犧牲自己的生活去改造社會。孟子提倡的“仁政”，就是讓統治者不要對老百姓壓榨的太厲害，讓老百姓生活得好一點的意思。他和孔子一樣，為了實踐這一理想四處奔波。

 

孔孟生活的春秋戰國，是一個英雄輩出、百家爭鳴的時代，但更是一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亂世。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里，各個暴力集團憑借武力互相征伐，以掠奪土地和人民為能事，人民飽受戰亂之苦。孔子所謂“苛政猛于虎”，孟子所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都是對當時人民生活狀態的反應。

 

孔孟的理想其實很簡單，就是反對戰爭恢復和平，建立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他們提出的改造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各安其位，按照“禮”的規范行動，享受自己應得的那一份利益就好了，不要成天打打殺殺的。孔子和孟子都沒有對君權盲目崇拜。他們對君權的贊同是與對現實的改造結合在一起的。

 

柏拉圖寫了《理想國》，構造了一個他認為的完美的世界。耶穌也承諾要給他的信徒一個“上帝的國”。但孔子和孟子都沒有寫過這種書，也沒有這種承諾，他們所做的就是成天非常辛苦而且還很危險的在各個諸侯國之間奔波。他們四處勸說統治者：不要輕易發動戰爭、不要過分剝奪人民，要行“仁政”、要對人民仁慈一些，這樣對鞏固你自己的統治也有好處。他們并不想建立一個脫離現實的完美的人間天國，其主要奮斗目標也不是讓自己的理論成為萬世不易的神圣經典——他們的人生理想就是盡其所能改造現實世界，讓它變得好一點。

 

孔孟的思想不是維護君主專制，而是限制君主專制：不讓他們輕易發動戰爭、過分掠奪人民。孟子說：“聞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君主如果為了一己私利殘酷迫害人民，那么殺了就殺了，活該。要說這種人是維護君主專制的，連朱元璋都不信。

 

孔子沒說過這么直接的話。但他說“狄夷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野蠻民族即使有了國君，也不如文明世界沒有國君。這里的“諸夏”就是“華夏諸國”的意思，即春秋時期的各大諸侯國，代表了當時文明世界的全部范圍。“沒有國君的文明世界”是個什么樣子，孔子沒有說，可能他也想不出來。但他的價值標準非常清楚：華夏文明比國君更重要。

 

后來有人問孔子，說：管仲的主君是公子糾，但后來齊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僅沒有自殺，還去給齊桓公當了宰相，是不是有違仁義道德的標準（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說：管仲輔助齊桓公，尊王攘夷，稱霸天下，使各國諸侯俯首聽命，不敢互相征伐，可以說人民當今天都還享受著他帶來的和平的好處。要是沒有管仲，華夏民族可能被狄夷消滅，我們今天都成了披頭散發的野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孔子不僅不認為管仲做的不對，反而大為贊賞。可見孔子對“尊王”與“忠君”這些個事，也只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真的假的不重要，管用就行。如果真尊王、真忠君能夠抵御外敵入侵、改善人民生活，那就真的尊王、忠君；要是假尊王、不忠君效果更好，那也可以；要是真的必須在有國君的狄夷和無國君的華夏中選一個，那就應該選擇后者。總之，最高標準是人民的生活。抵御外敵和保護文明也很重要，但從孔子的話來看，這些事情的價值都最后要落到“民到今受其賜”上來。而最不重要的就是“尊王”和“忠君”。這樣的排列順序，與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完全一致。

 

——后來唐朝的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臣屬。李世民殺李建成奪嫡登基以后，他沒有死節，又盡心竭力為李世民服務，提了很多利國利民的建議，成為千古佳話。可見孔子的話不僅代表個人觀點，后代的中國人也都按著這個標準來評判歷史人物，并沒有違背。

 

孔子和孟子去世的時候，他們一生奔波都沒有讓任何一位大國君主接受他們的主張。他們的理想，算是失敗了。

 

幾百年之后，等到中國統一，皇帝發現主要的威脅不是來自別的國家而是來自國家內部人民的反抗，于是不得不采納孔孟的觀點，最終建立了一個可以保持數百年整體穩定的社會，為中華文明的興旺發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得古代中國人成為世界上總體生活得最好的民族。孔子和孟子的理想，終于還是實現了。

 

這種社會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變得僵化保守——專制皇權最終還是沒能限制住。但這不是孔孟的錯。

 

抱持著孔孟這種精神的人物，不論生活在戰國還是明清或是當代，其所思考的都是如何努力改進現實，并且投身其中積極參與。這類人物做事情的根本目標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且是現世的生活，不是來世的或天國的生活。一個人做事情、改變社會，就要有看得見的效果，其他都是空話。如果看見了現實的苦難，就應該立即努力改變它，而不是從一些無法證實的宗教觀念或者其它的絕對真理中去尋求安慰。

 

這種文化信念，支撐了中國上千年的強大。一旦出現民族危亡、國家混亂，立即會有一大批這樣的人物挺身而出，使中國一次又一次的從沉重的打擊中走了出來，重新崛起。

 

清末狀元張謇，16歲成為秀才，在27歲以前一直在不停的參加科舉考試，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終于金榜題名。但他后來卻放棄狀元名位所能帶來的各種好處，選擇了實業救國這條看起來很異類的道路。在做實業的過程中，張謇也堅持不謀取個人私利，將實業上掙的錢大都用于教育、醫療等改善當地民生的事業。這些做法，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人格理想。反過來看，張謇的這種人格理想從哪里來？以他所受的教育與生活背景而言，只能是從儒家文化中來。他的行為，不是對儒家思想的叛逆，而恰是代表了儒學正統。《論語》里面沒有講怎么經商辦實業，但孔子的話和他的行動已告訴后人：如果這樣做可以讓這個國家的人生活得更好，那就應該去這樣做。

 

后來的廣州革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民《與妻書》中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語出《孟子》。這句話極好的體現了儒家文化關注人的生活并由此產生的關于人生責任的理念。林覺民參與資產階級革命，想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他的社會理想是來源于西方的。但為了這種理想而獻身的決定，則受到了儒家人格理想的驅使。

 

儒家文化的這種理念，可以保證中國總是會有一大批張謇、林覺民這樣的人物在。因而無論這個民族的精神如何墮落，它總不會徹底沉淪；無論這個國家如何衰弱，它總不會真的滅亡。

 

在中國歷史上最近一次大變革中，中國最終能夠走出計劃經濟的泥潭，確立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來推動經濟改革，與中國文化傳統所提供的這種價值判斷和思維方式密不可分。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和中國的文化傳統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種文化傳統，保證了在各個地方各種行業都會出現一大批做事講求實效的“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物，也為整個社會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來進行逐步改進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撐。

 

廣而言之，孔孟周游列國、班超投筆從戎，張謇棄政經商，魯迅棄醫學文、林覺民舍身革命、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些人表面上看起來沒什么聯系，所處的時代環境不盡相同，所做的事業差異極大，為人處世的風格迥然，但同屬中國文化傳統培育出來的精英人物，其奉行的根本原則是一樣的：實事求是、講求實效——在這個時代這個環境中，依照個人的能力，能夠做什么才能最好的改進其影響范圍內的人的現實生活，就以此為人生的責任而努力去做。這是最高原則，其它的諸如筆還是戎、政還是商、左還是右、改良還是革命、計劃還是市場，都不過是皮毛而已。

 

大道不絕，天佑中華。這里的“道”和“天”都不是神靈，而是中國文化這種關注人的生活和提倡人生責任的根本傳統在人心中的傳承。

 

    四、中國文化現世主義的體現

 

將對世俗生活的關注作為《論語》精神的核心，并以此作為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的核心差異，并非對《論語》的斷章取義的解釋，它不僅體現于《論語》的具體字句之中，而且貫穿了整個中國文化，幾乎無所不在。除梁啟超外，諸多國學大師也持此觀點。熊十力認為：“中華民族之特性，即為無宗教思想。[2]”梁漱溟言：“中西文化不同，實從宗教問題上分途。[3]”錢穆云：“這種世界觀，又和西方耶穌教只講未來天國，而不注重現實世界的有不同。中國孔孟諸子，深細來說，他們并非沒有宗教信仰。只他們所信仰者，在現實人生界，而不在求未來和出世……[4]”西方著名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說道：“中國文明，這個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5]”

 

即使在中國文化的另外兩大思想流派：道家和佛學的思想里面，這種精神也體現得很明顯。

 

世俗不等于低俗。中國文化關注世俗生活，不僅有物質生活，還有精神生活。道家和佛學主要體現了中國人對世俗的、個體的精神生活的追求。

 

道家不主張改造社會，也不提倡人生的責任，但追求人性的解脫。這是一種現世的精神愉悅，沒有最高神靈，也沒有靈魂不滅。莊子所問：“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答案十分明確：“吾將生而曳尾于涂中。（《莊子·秋水》）”在莊子看來，死的尊榮與生的尊榮一樣，都不比現實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更有價值。

 

佛教主張轉世輪回，但傳入中國后這種色彩被大大淡化了，不強調“信”而強調“悟”。禪宗祖師慧能將佛學思想與儒家思想想結合，提出“即心即佛”“頓悟見性”“不離世間、自性自度”的三大理論[6]，提倡悟道之后就可以享受精神上的歡樂，不需要等到來世。《六祖壇經》提出了“我心自是佛”、“只汝自心，更無別佛”。通過這樣的理論，禪宗把佛教從一個外在的宗教變成一個內在的宗教，把對彼岸世界的追求變成了對此岸世界的追求，基本上把印度佛教中的神秘主義剔除了出去。從中晚唐開始，禪宗成了中國佛學的主流[7]。

 

鬼神等神秘主義的思想在佛教和道教里面都有，但實際影響不大，只能算是對世俗生活的“有益補充”。這在前文論述中國人對宗教神靈的態度中已經說過了。要是有政治家過于相信這些事，就會挨罵。比如漢景帝召見賈誼故事，就被后世諷為：“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你一個國家元首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關心鬼神之事做什么？這句詩直到今天還是古詩名句——漢景帝因為這個事已經被罵了兩千多年，而且還會被一直罵下去。后來的梁武帝和嘉靖皇帝一個禮佛、一個修道，都成為著名昏君——人的生活比鬼神之事更重要，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價值判斷。

 

在中國神話傳說中，開天辟地的神靈盤古最后是死掉了，犧牲自己為人類創造了日月山川等生活環境，并沒有像上帝創世一樣成為世界的主宰。牛郎織女的傳說是中國民間流傳最廣的神話故事之一，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個故事的意旨很明白：世俗的生活比天上的生活更幸福，更值得留戀。對比《圣經》中亞當夏娃的故事，牛郎織女的故事更美，更強調愛情和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在前者中找不到愛情、家庭這種東西，只有神的威嚴和人性的墮落。

 

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從形式到內容都非常豐富，有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有忠君愛國的、有戰爭題材的、有反應民間疾苦的、有描寫自然風光的，也有體現民俗生活的等等，但有一類題材很少涉及，那就是歌頌神靈的。頌神在古代中國并不犯忌諱，但文學家們就是對此不感興趣。頌神的文字一般只有在求神仙辦事比如求雨的時候才用，進入不了文學主流。此類作品，在《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古文觀止》里面，一篇也找不到。

 

在唐代大詩人中，王維信佛，他的詩算是宗教色彩比較重的，他也被稱為“詩佛”。以王維的名篇《山居秋暝》為例：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這個詩在中國人看來，里面含有“禪意”，不是寫景，而是寫的一種心境。禪宗是佛教的一個分支，有“禪意”也即有一些宗教意味在里面。中國主流文學作品中的宗教意味也就基本這樣了。西方人一看：什么，這是宗教詩？你當我傻啊？

 

    五、中國人是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嗎？

 

有很多人都以為，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必然道德敗壞。這是這是荒謬絕倫的。

 

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來源于家庭，而對家庭之愛乃是一種比神更真實更可靠的信念。即使在歐美的一些大片里面，我們也可以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某個人要跳樓自殺，或者打算行兇，警察趕忙上去勸說：“想想你的妻子，想想你的孩子，想想你的母親。”他為什么不說：“想想你的上帝，看看你胸前的十字架”呢？因為這個東西關鍵時刻不管用！而前者才能真正產生立竿見影的道德約束力。

 

作者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曾經與中國某位主管非洲事務的官員有過一次交談。具他所言，中國在非洲搞建設的勞工，每天和辛苦的工作，一年到頭基本不出工地，也沒有太多娛樂活動。很多非洲當地人就很不理解：這幫家伙到底圖個什么？論工資水平，這些中國勞工的收入比很多非洲本地的年輕人要高。但本地人有了點錢就喜歡立即花干凈，所以他們很不理解中國勞工們的生活方式。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嗎？沒有信仰的人肯定是會墮落的。怎么他們有了錢也不花，還能長時間忍受這種枯燥乏味辛苦的生活？

 

于是就有一部分人無端的猜測：這些人是勞改犯，被中國政府派出來強制做苦力的，其人身自由受到了嚴格的監控，不準外出活動，發的工資也是假的。甚至西方有些知名大學的教授也相信這種謠言，在國際會議上公開宣傳，大力譴責中國向非洲派遣勞改犯。

 

2011年，英國BBC電視臺做了一個深入的調查節目，叫做《中國人來了》。第一集就討論中國人在非洲做了些什么。記者深入中國工地了解的結果：那些中國勞工除了辛苦的工作外，有空就會給家里打電話，有了錢就存起來往家里寄，自己根本不花。很多勞工在中國有老婆孩子。還有父親和兒子到非洲來工作，婆婆和媳婦在家帶孫子的。總之，就是一切為了家庭。中國人為了家庭所愿意付出的犧牲和承受的痛苦，比起任何虔誠的宗教徒來都毫不遜色。

 

這就是中國人的信仰。它和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不是同一維度的概念，而是一種對世俗生活的信念。但是，它同樣是一種信仰。因為所謂信仰，就是一種能讓相信它的人從中找到人生的價值并獲得無需邏輯論證的道德約束力的東西。宗教信仰只是信仰的一種。中國人對家庭責任感，就是這樣一種發自內心的道德約束力。這種信仰，比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傳播的宗教信仰堅韌百倍。

 

幾千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人的信仰可以同化世界幾乎任何一種文化下的信仰，連猶太人也不例外；而世界上則幾乎沒有一種文化能最終讓中國人忘記對家庭的責任，將華人徹底同化。在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將其文明延續至今的國家。漢民族建立的政權，曾經不止一次被少數民族政權所取代。但是，中華文明卻從來沒有中斷過。

 

與那些所謂中國人沒有信仰的論調相反，中國人是全世界最有信仰的民族。這種信仰，不管是在君主專制時代、資本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代，都沒有被淹沒，也沒有被改變。

 

參考資料

 

    [1]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載冷成金沈廣斌編著，《國學之光：近代國學大家論著選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16頁。

    [2]熊十力，《十力語要》卷二，臺北，臺北廣文書局，1962，第208頁,。

    [3]梁漱溟，理性——人類的特征。載冷成金沈廣斌編著，《國學之光：近代國學大家論著選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125頁。

[4]錢穆，中國傳統文化之演進，《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05，第315頁。

    [5]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第278頁

    [6]賴永海：《中國佛教與哲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第 71 頁

    [7]范文瀾，《中國思想通史·卷四》，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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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曉鵬，經濟學博士，主要著作有《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第1卷和第2卷，《這個國家會好嗎：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