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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幾天在網上隨意瀏覽，偶然發現《中山日報》一篇全面解讀城市拆遷的文章―――《城市拆遷的思考》，作者為周儉，文章很長，分四期刊發。筆者大致瀏覽了一下，發現竟然是一篇十分難得的好文，文章所表達的觀點雖然不隨大流也不合主流，但卻道出了“沉默的大多數”心想說但沒有說出來的話。毋庸諱言，這是一篇為“強拆”正名的文章，當然，這里說是“強拆”無疑是依法強拆。相對依法強制拆遷被大眾妖魔化的輿論環境，為“強拆”正名就是拔亂反正、正本清源。顯然，在拆遷被妖魔化的輿論環境尚未改變的情況下，為“強拆”正名會被一些人當成“另類”，但這種“另類”聲音正是當今中國公共輿論場最需要而又最稀缺的。其實，這種“另類”聲音，正是黨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原則所要求的，延伸看可以說順應了時代的呼喚――回歸中華文明、回歸毛澤東思想!

　　《城市拆遷的思考》的作者在文章中再次提及五年前發生在江西省宜黃縣的“9·10強遷自焚事件”，并多處提及筆者五年前寫的那篇影響極大、傳播極廣的《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和三年前寫的同樣在網上大量傳播的南都專訪《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并以事實和道理支持筆者在這兩篇文章中表達的一些觀點，如 “沒有1%的強拆，就沒有99%的自愿拆遷”、“ 公眾同情被拆遷者因仇官”等，同時也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進行了辯解。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在上述兩篇拙文中所表達的一些觀點和理念，正被越來越多的國人所理解和接受，這些觀點和理念甚至顛覆和改變了包括高校青年教師在內的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對當代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的認識，這種顛覆和改變毫無疑問是具有正面意義的。這些年筆者有機會接觸了一些高校教師，他們當中不少是碩導、博導，這些高校教師告訴筆者，他們都極力向學生推薦閱讀筆者的那幾篇文章，希望藉此幫助學生認清中國國情，理解中國政府。

　　最近一二十年來，我國的社會輿論存在很大的問題，主要是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觀甚囂塵上，加之對物權法的片面理解，尤其是在所謂的公知、大V們的誤導下，很多人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對立起來，于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取代了“先國家、后集體、再人個”， “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打擊各種歪風邪氣”等口號在主流媒體銷聲匿跡幾十年了，于是社會價值顛倒、道德滑坡、歪風邪氣盛行……。

　　不可否認，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公共輿論場上起主導作就是那些所謂的自由派公知和大V，這些人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網絡上的輿論導向，主導著網絡公共事件的發展方向。這是基層政府依法強制拆遷被妖魔化的主要原因。所幸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于這樣一種錯誤的輿論導向洞若觀火，習近平同志上任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力圖正本清源，糾正過去錯誤的輿論導向。目前看來，這樣一種努力正在取得成效，但尚未從根本上改變。

　　如果時空倒轉，2010年的宜黃事件發生在今天，宜黃或能免遭官媒與民媒聯合起來“全面圍剿”的命運。那樣的話，宜黃事件也成不了那些以維權衛士自居、不守職業操守的記者和律師表演的機會。當年那些記者和律師(后來一些公知加入其中)利用新興媒體―――微博，采取選擇性報道的方式，操縱網絡輿論、誤導社會大眾，使得宜黃事件持續發酵，在網絡與媒體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輿論浪潮。宜黃事件被輿論關注時間之長、影響范圍之廣、各方介入之深在同類事件中前所未有，因此宜黃事件無疑將在中國法治進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不可否認，宜黃事件在客觀上促進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運動中更加注重保護被拆遷戶的利益，但宜黃事件對于當時乃到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的城市化建設尤其是公共事業建設以及整個社會治理等都將產生相當大的和持續的負面影響。

　　筆者在《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一文中曾預言宜黃事件將使宜黃的發展“落后五年”，現在看來此言不虛。而且，受事件影響的不止宜黃，全市、全省及至全國都不同程度受到影響。近數年來，全國各地“三非”(非法占地、非法建設、非法交易土地)在城市鄉村如火如荼上演，各種違法違規建筑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大量良田被非法違規侵占。不少地方春天最美的畫卷――鄉村一望無際的田野已不復存在，因為田野里雜亂無章長出了許多房子。宜黃事件的后遺癥在宜黃當地隨處都能感受得到，就拿宜黃縣第二水廠來說，項目早下來了，但卻遲遲動不了工，因為地征不下來。因老水廠供水不足，高層住戶長期缺水，嚴重影響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成為宜黃干部群眾最堵心的事。由此可見，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下，一件處理失當的公共事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對公共利益的損害有多大，而這個代價無疑是要由當地全體社會成員來承擔的，那些為事件推波助瀾的記者和律師以及跟著起哄的公知和憤青們自然是毫發無損。

　　宜黃事件之后，筆者所在地要建火車站，意向性選址剛敲定，那里的農民便沒日沒夜在那塊地及周邊搶種房子，最后政府不得改變選址。縣里規劃要建一條防洪堤、要修一條公路，消息靈通的農民，早早便在建堤壩和公路可能經過的地方搶種各種樹苗，有的甚至不惜花幾千、幾萬甚至十幾萬買來大樹栽種…….類似現象這些年可謂層出不窮。這些亂象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五六十年是不可能出現的，那么在中國向來最淳樸和最本份的農民為什么變得如此自私?如此大膽?如此無視政府、如此無視政策法律?這是誰之過?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的治國理政方略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的頂層設計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如此發展下去當政府的社會動員力銷蝕貽盡的時候，我們還拿什么管理9億農民、治理廣大農村?對于這些社會亂象，社會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寢食不安，怎無奈上層精英醉生夢死、普通大眾渾渾噩噩!

　　今天的社會物質財富已經極大的豐富，但社會秩序卻出現相當程度的紊亂甚至可以說社會亂了，有研究者把這種亂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異化社會”。面對社會亂像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現在是不是有點像文革?干部抬不起頭、刁民橫行霸道，上頭只知道一味討好民眾、一味給人民幣、一味壓基層干部……。政治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散財童子，所謂“仁不帶兵，義不行賈”。當政府沒有了權威、干部(這里泛指包括醫生、教師在內的涉公人員)沒有了尊嚴，這個社會會出現什么狀況?研讀進入本世紀后的涉農政策法律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政策法律都隱含了一個前提或者說是假設，那就是對基層干部的極度不信任，換一種說就是認定基層干部都是不講規矩胡亂辦事的。因此，所有“游戲規則”(包括程序和標準)都由北京或省里的專家、官員坐在辦公室里設定，基層干部只要像傻瓜一樣執行就是。中國農村“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政策全國全省“一刀切”并越過縣鄉直達最末的組織和個人，基層干部手腳被綁死了，還如何保一方平安?

　　中國社會失范與失序的原因是什么?有研究者在總結當年國民黨敗逃臺灣的原因時，把南京政府里海歸太多作為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當時國民黨南京政府里83%是海歸。最近，老田寫了一篇《毛澤東終生不變的反精英主義色彩》的文章，文章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純平民主義政治家，毛澤東的一生對精英主義是極為鄙棄的。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在建設時代，毛澤東都是“發動多數人、依靠多數人和為了多數人”，這與今天大陸精英主義者把民眾視為某種邊緣化的、擬物化的東西和對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因為**對平民主義深刻認識和真誠的實踐，才使得**具有空前的感召力，取得劃時代的革命和建設成就。

　　中國的專家學者有幾個在研究中國真問題、農村真問題?有幾個專家學者像毛澤東寫《尋烏調查》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那樣去做調查研究?當然政府人大政協的許多調研也是如此。去年有一篇在網上傳得很廣的文章，名為《經濟學諾獎得主科斯：對中國的十大忠告》，其十大忠告之一是“中國經濟學者要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們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不過沒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們似乎不大愿意聽我的勸告。中國有那么多優秀的年輕人，那么多優秀的經濟學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關心真實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就一定會改變經濟學。我始終對中國寄予厚望!

　　中國高層決策智囊團中充塞的多是像周其仁一類迷信新自由主義等西方教條、頑固推行變相土地私有化的所謂自由派學者，這些學者甚至不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道理，把海外的經驗照搬到中國，把江浙的經驗照搬到內地(如近幾年在全國開展的土地確權工作)。把9億農民的命運完全交到這樣一些象牙塔里的自由派學者手里實在是太不靠譜且風險極大。目前看至少一半投到農村的各種資金(每年數百億甚至幾千億)是低效、無效甚至負作用便是一例。因此，筆者呼吁，中國的有識之士，或者說中國的本土派、國情派，尤其是廣大的基層干部群眾應當理直氣壯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并勇于和那些在決策中居主導地位的海歸派、西洋派爭奪話語權和參與決策權，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南海出來的政策貼近農村實際，并確保中國農村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影片《大明劫》有一句臺詞：“我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痊愈。”顯然影片是在“借古諷今”。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奮起主導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行改革開放，從而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并因此創造了中國奇跡。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很多問題還非常嚴峻。因此，筆者認為在實行改革開放38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需要再來一次撥亂反正。當然，今天的撥亂反正與30多年前的撥亂反正內容可能完全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糾正錯誤、端正思想、認清道路、凝聚力量，在此基礎上，開啟新的征程，朝著我們既定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力前進!

　　作者的話：

　　我為什么要寫《中國社會需要再來一次撥亂反正》，簡單地說，就是兩個字：“良心”。作為農民的兒子，我要為農民吶喊，作為黨員我要為黨分憂，作為公務員我為政府盡力，作為政協委員我要為國家諫言，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句話憂國憂民憂黨使然。

　　我在農村工作了二十多年，見證了農村改革開放的全過程，農村的發展讓我高興，但讓我刻骨銘心的還是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所受的苦。與生俱來的責任感使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三農問題。當二十世紀末三農問題凸顯時，我以筆為武器，撰寫了許多揭示三農真相、剖析三農根源、提出三農對策的文章。2001年我調進縣城工作后，我關注的已不限于三農，最定我關注也最讓我愀心是近一二十年我國混亂不堪的社會治理。

　　2010年9月10日，我縣發生了一件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公共事件―――“9·10強遷自焚事件”，起初我置身事外，后來隨著事件的影響越來越大，面對一邊倒的社會輿論，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為宜黃縣政府辯護，于是就有了那篇網友所說的“大討論、大討伐、大傳播、大流行、大時髦”的文章――《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以及那句頗具爭議的“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遺憾的是，我嘔心瀝血、內容豐富的文章，能讀 懂的網友不多，公知和大V們當然是裝聾作啞、肆意歪曲。于是我又寫了三篇文章進行深度分析，它們是：《龍年再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南都專訪：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新型城鎮化下再思宜黃事件》(發表于《時代周報》)。盡管我使出渾身解數，也有一大批人支持，但必競孤軍奮戰敵不過眾多的記者、律師以及其他公知和大V，自然也扭轉不了依法強制拆遷被妖魔化的輿論環境。于是我決定收筆，不再寫文章再談宜黃事件。

　　前些天在網上瀏覽，偶然發現《中山日報》刊發的《城市拆遷的思考》，此文再次撩起我再談強拆問題的興趣，因為宜黃事件的負面影響還在，因為拆遷被妖魔化的輿論環境還在。同時，我想借著談強拆問題，把我近一二年來對我國社會治理尤其農村社會治理問題的思考和看法和盤托出，希望這些陋見能夠引起社會有識之士的關注，如果能夠上達天聽則更好。我想，我能為黨為國家做的大概就是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