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国产精品一国产精品金尊,日本熟妇色在线视频,欧美三级午夜伦理片

一位基層干部關于農村土地確權的三個建議

點擊：作者：李昌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3-07 11:45:00

1.webp (17).jpg

　　【作者按】本人拙文《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再調查和再思考》上網后，在網絡和現實世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引發了廣大基層干部的強烈共鳴，網友討論熱烈，并受到了高層的廣泛關注。據悉，農業部長韓長賦近日在某會上點到該文，農業部已指示相關部門、相關省份調查該文反映的問題，調查地肯定包括K縣。

　　在此僅發一條本人收的李昌平對這篇文章的評論：

　　李昌金這些年用血寫文章，文章越寫越好了。中國基層有幾個人發聲很有份量，讓有些人不安和厭惡，李昌金是其中之一！李昌金是真正忠于良心、忠于事實、忠于人民、忠于黨的體制內的好黨員，好干部！他和何平等人一樣，不茍且偷生，不怕扣妄議的帽子，一直堅守初心，聲聲啼鳴都帶血。生命不息，啼鳴不止。敬佩！

　　現在基層像李昌金、何平、智廣俊和前不久聯名上書的浙江十八村官這樣的基層干部越來越多了，在網絡的幫助下他們在基層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個人感覺農村改革已經呈現＂底層突圍＂趨勢，由精英集團＂頂層設計＂主導的以土地變相私有化為核心的農村改革攻堅戰表面上在體制強力推動下熱熱鬧鬧，但實際上在實踐層面已經越來越受到廣大基層干部和大多數農民的軟抵抗！這和七十年代后期很相似！

　　鄧小平遺訓農村改革要＂二次飛躍＂似乎民心所向、不可阻擋！今天三農的核心問題不再是土地制度的問題，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制度（征地制度外）基本沒有問題！農村農業發展道路問題、農民國民待遇問題、鄉村治理問題才是真問題。

　　農業部主推的土地確權登記頒證、三權分置、長久不變－－農村改革攻堅計劃，實際就是徹底否定共產黨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計劃，如果真的執行徹底了，十年后，誰都無法用共產黨制定的法律體系來＂法治＂混亂不堪的三農！共產黨如果真想長期執政，就必須重視李昌金這類基層實踐者的意見，認真檢討農村改革，踐行鄧小平＂二次飛躍＂！為李昌金加油！

1.webp (18).jpg

　　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再調查和再思考

　　兩年半前，江西省土地確權工作剛開始不久，筆者在江西省K縣作了一次調查，并撰寫了題為《把握“土改”正確方向，正視“確權”實際效果——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工作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一年半前，筆者又寫了一篇《賦予農民承包土地的自決權——從江西省撫州市土地確權實踐看現行土地制度問題》的調查報告。這兩篇調查報告均在經濟日報《市縣領導參閱》和湖北省社科院《三農中國》書刊上發表，同時也轉發到網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如今在江西省土地確權工作基本結束之際，筆者再次深入江西省K縣進行調查，進一步了解該縣歷時兩年多的土地確權工作。同時，為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筆者試圖對近幾年網絡上若干篇基層實際工作者質疑土地確權工作的文章作一簡單介紹，繼而對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歷時五年且耗資千億的土地確權工作提出一些個人意見，在此基礎上，再就我國涉農政策脫離農村實際的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希望這些意見引起高層決策者的關注。

　　K縣的土地確權工作

1.webp (19).jpg

　　K縣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現狀及問題

　　根據《民法通則》等法律規定，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代表是村民委員會，但這只是制度規定，在鄉村組織和農民的規則意識里，集體土地所有權其實是落在村民小組的。

　　K縣從1982年分田到戶開始，針對因為婚喪嫁娶、添丁增口等造成人均占地不平衡現象，以村小組為單位自發進行土地調整的做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即所謂的“大穩定、小調整”。

　　在K縣80%以上的村小組都進行過土地調整，如K縣桃陂鎮全鎮65個村小組，1982年以來，共有49個村小組進行過土地調整，一直沒有進行土地調整的只有6個村小組。不過，2002年《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后，一些村小組的調地規矩被打破，調地的阻力越來越大，因占地多者拒絕讓地，因此矛盾也在逐年積累。

　　在K縣，農民的“定心丸”早在36年前就吃下了，沒有人對黨的農村土地政策產生懷疑，農民承包地產權清晰，土地流轉一直就暢通無阻，也絲毫沒有妨礙農民進城打工落戶，現在的問題不是農民承包地的處置權、財產權保障不力的問題，而是保障過頭的問題。

　　從K縣乃至江西全省30多年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實踐看，最能體現土地集體所有、最能維護集體成員權益、最能體現公平公正原則、最能有效保護耕地的土地承包方式，還是堅持“大穩定、小調整”，即所謂的“三五年一小調、六八年一大調”。

　　凡是采取這種土地承包方式的村小組，村民相安無事，村莊秩序良好，耕地保護完好，土地收益比較容易實現最大化，水利公路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也比較順暢。相反，按照政策“承包期內承包地生不增，死不減”的要求，長期不調整土地或極少調過土地的村組，人均占地極度不平衡，少地的農民怨聲載道，有的長期上訪。

　　更重要的是耕地得不到保護，破壞耕地、占地建房、違約賣地等現象司空見慣，少數分得好地的農戶靠賣地成暴發戶，土地集體所有徒有虛名，公平原則遭受踐踏。

　　為什么“大穩定、小調整”方式最受農民歡迎？因為只有這樣，農民才會切身感受到土地是集體的、是大家的，個人不能隨意處理，否則，全組的人要譴責你、處罰你。無奈，對于這樣簡單的道理，對于農民的行事邏輯，居廟堂之上的官員和埋頭故紙堆、洋紙堆的專家學者是弄不明白的。

1.webp (20).jpg

　　K縣土地確權工作前期存在的主要問題

　　對于這次土地確權工作的意義和作用，基層干部群眾普遍不理解，更不看好，普通群眾的說法是：“吃飽了撐得”、“吃貴了米”……，鄉村干部的說法是：“換湯不換藥”，多位鄉鎮黨委書記直言：“土地確權政策是錯誤的，并且極可能重蹈過去林改的覆轍。”還有農民群眾質問：“中央坐在辦公室制定政策的人到底有沒有到下面做調查？”基于這樣的認識，鄉村干部對于土地確權工作基本上是抱著消極應付的態度。

　　土地確權使大量過去積累下來的隱性矛盾顯露出來，但由于政策規定不能調地，這些顯露的矛盾無法解決。一些搞了土地確權的村組表示，過去定下的“三五年一小調、六八年一大調”的規矩仍然要執行下去，當然具體方式可以是動帳又動地，也是可以是動帳不動地（調錢不調地），即人口減少的農戶，每年拿出耕地地力保護補貼和當地水平的田租補償給增加人口的農戶，而不調整承包地，如江西省金溪縣有312個村小組采用這種模式，占已確權小組數的31%。

　　此外，K縣和江西省撫州市其他一些區縣利用政策給予的一點空間，積極引導農民選擇“確權確股不確地”的模式，有效規避了土地確權工作對農村產生的沖擊。

　　“確權確股不確地”模式也分兩類，一類是合作社模式（調股不調地），如江西省金溪縣有281個村小組采用這種模式，占已確權小組數的28%。另一類是其他模式，主要是對已經或計劃較大規模土地流轉的城鎮建設規劃區、工業園區、高標準糧田區、園田化建設區等區域的土地采用確權確股不確地模式，還有就是在村組內部已經長期流轉給了一些種植大戶的田塊或邊遠山區田塊四至不清的采取確權確地不確地的模式。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一些鄉鎮考慮某些村組日后可能需征地或其他情況，就沒有讓這些村組參與這次土地確權工作。

1.webp (21).jpg

　　K縣土地確權發證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2016年下半年，K縣土地確權工作進入發證階段，發證階段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證上面積（即勾圖面積）與原合同面積存在偏差，出現偏差的比例約占全縣耕地總面積的40%，總的情況是多出面積的農戶占多數，少了面積的農戶占少數，但偏差的程度各地存在比較大的差異，有些鄉鎮偏差程度小一些，有些鄉鎮偏差程度非常大，如K縣棠陰鎮橋上村，多出面積最大的一戶多出16畝，而少了面積最多的少了9畝。黃陂鎮芒坳村一戶合同面積14畝，勾圖面積24畝。許多村小組勾圖面積比之前的合同面積翻了倍。

　　因為耕地面積與國家補貼掛鉤，更與日后征地補償掛鉤，多出面積就得錢、少了面積就少了錢，而且面積一旦確定了可能幾十年變不了，所以面積偏差大了，農民肯定不干。

　　據K縣農業局相關人士介紹，K縣共多出耕地面積近七萬畝，也就是說多出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積，按江西省每畝耕地保護費112元的標準，全縣每年財政要增加耕地保護費近800萬元。財政多花800萬元對農民未必是好事，因為破壞了公平原則，造成苦樂不均，必然為以后的矛盾埋下禍根？一個小縣增加800萬，全國財政要花多少這個冤枉錢？

　　造成證上面積與合同面積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政策宣傳出爾反爾。確權工作剛開始時，為了減少工作阻力，在政策宣傳上說是“兩個不掛鉤”，其中一個“確權登記實測面積不與按二輪土地承包面積確定的農業補貼基數掛鉤”，既然不與錢掛鉤，大家都不重視，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等到最后發證的時候，政策變掛了，又說要掛鉤，少了面積的農民很后悔。

　　二是面積計算標準不同。農村絕大多數地方，耕地面積的計算方法不是實際丈量，而是根據土質等條件綜合評估出來的，而且是以“一擔谷”為計算標準，一擔谷為100市斤，“四擔谷”為一畝。也就是說張三李四，同樣分得10畝地，但由于彼此分得地的肥瘦、遠近等不同，張三的10畝地可能實際只有7畝，而李四10畝地可能有15畝。組上分地是要召開全組村民大會，把所有田塊面積評估出來，然后采取“抓鬮”的辦法分到各家各戶，而這次土地確權要求采取勾圖(航拍地圖)的辦法確定面積，這樣必然會出現偏差。

　　三是測繪公司勾圖馬虎。測繪公司業務員工作馬虎，不少是坐在辦公室勾圖，沒有到現場去，結果把有些田周邊的荒地、田埂等都勾進去了，造成勾圖面積大于實際面積。四是村組干部不熟地況。因為很多農民外出打工去了，而村組參與這項工作的干部不熟悉田塊，帶錯路指錯地也是造成偏差的一個原因。

　　對于證上面積與合同面積偏差問題，K縣采取了多種措施進行糾偏：

　　一是重新勾圖。對于偏差較大的地方，測繪公司重新勾圖，糾正偏差。

　　二是割多補少。對于因為面積計算方法不同出現的偏差，村組干部采取說服多出面積較多的農戶割讓一部分給少了面積的農戶，一些村組規定只有偏差半畝以上才進行糾偏。

　　三是平攤面積。很多村小組對于組上多出的面積，以組為單位按以前合同面積平均分攤，這個辦法很公平，但必須是組上村民都同意，因為按政策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四是推倒重來。對于面積偏差較大，農戶不同意割多補少的地方，村組采取召開村組干部或群眾大會的方式，決定廢棄勾圖面積，仍然過去的合同面積登記發證。五是壓證不發。一些村組明知發證下去會引發很多矛盾糾紛，便決定不發證，農戶以前是如何種田，現在還是如何種田。不過，這樣做鄉村壓力很大，因為擔心檢查驗收過不了關。

1.webp (22).jpg

　　吐槽聲四起，基層最強

　　K縣土地確權工作的現狀況可以看著是全國的一個縮影，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土地確權工作從在農村實施的第一天起，就遭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吐槽，這其中，來自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反應最強烈。

　　以下筆者對近幾年網絡上若干篇基層實際工作者及學者質疑土地確權工作的文章作一簡單介紹。

　　何平，山西省代縣黨校副校長，多年來，他致力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寫過很多反映農村問題的文章，他文章的內容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極力為農業集體化辯護，并認為中國農村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另一個力陳農村“違約用地、違規占地、違法賣地、暴力征地”現象的普遍存在和嚴重危害。2015年12月和2016年9月，何平通過給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寫公開信的方式，指出土地確權工作存在的問題，他在信中指出，土地確權關鍵在于確立土地集體所有權和農民經營自主權，而不是相反進一步弱化土地集體所有制，過分突出和強化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并試圖由此為突破口，改變農村土地的屬性（變相私有化）。何平認為，土地確權頒證不僅不能解決農村亟待解決的土地問題，反而會帶來更加嚴重的問題。

　　一石激起千層浪，何平的公開信在網上引發熱議。李昌平第一時間在網上發了一篇題為《別斷了共產黨回家的路——讀何平先生就農村土地確權工作致農業部長的公開信有感》的文章。李昌平認為，何平的公開信反映了絕大部分農村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心聲，高層推出土地確權的理由完全不是來自基層組織和農民群眾的真實愿望，而是農業部頂層設計者自己編造出來的，這些理由看似乎高大上、實則假大空。農業部文件中提到的土地確權“有利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等好處更是胡扯。李昌平認為，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和村社共同體制度是共產黨革命在農村留下的主要成果，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石，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如果農村改革落入私有化邏輯，農村改革就變成對共產黨革命成果的徹底否定，這樣做的結果會必然斷了共產黨回家的路！

　　長期在三農一線工作的浙江省麗水市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周春光和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農業局高級農藝師智廣俊也寫了回應文章。前者在《土地確權真的能夠促進規模經營嗎？》一文中寫道：我們需要更廣泛地從盲目鼓吹土地家庭承包制好處的僵化思想中解放出來；土地確權實質是明確個人化的產權觀念，必然造成資源分配不公、強化小生產者私有觀念，并帶來不必要的紛爭；確權頒證只會增加規模化經營的障礙。后者在《當今農村土地核心問題是什么》一文中認為：依我看開展農村承包地確權是無事生非之舉，根本就沒有什么正面積極意義。你不搞承包地確權，現在農民可以順利地有償轉讓承包地使用權，你搞了承包地確權，村里再集中連片轉讓承包地麻煩事就多了，遇到釘子戶，連村組干部也沒法插手協調解決。

　　在何平發表公開信后的兩個月，又一篇反映土地確權問題的重磅文章出現的網絡上，這篇文章也是采用倡議書的形式，這就是《浙江省18位鄉村干部聯名致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的倡議》。

　　該倡議認為：當前我國農業越來越弱勢、農村越來越衰敗的現實，既不是土地分包到戶政策落實不到位造成的，也不是土地流轉不暢造成的，更不是土地使用權確權頒證到戶所能解決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全國各地“一刀切”分包到戶與全國統一承包期的土地制度，不僅不符合我國地理環境和人文條件千差萬別的實際，而且違背了各地農村按多數群眾意愿，自主選擇經營方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看來，以私有化為底色的現代產權理論，在誤導了國有企業改制后，現在要開始誤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了。倡議還認為：創新土地經營制要以習近平總書記“三條底線”要求為指導，始終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堅持走合作化和集體化道路放在突出位置。應當說這個倡議說出了全國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心里話，只可惜對于這樣一個來自農村一線、反映農村土地現實問題的呼聲，由于不符合由少數專家學者主導的關于農村發展的主流話語、也不符合官方的政策主張，因而沒有引起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自然也很難以得到高層決策者的回應和采納。

　　在吐槽聲浪中，也不泛來自學界的聲音。這其中，比較有影響的當屬以賀雪峰為首的“華中鄉土派”三農研究者。近幾年，該學派三農研究者通過他們在農村一線的調查，寫了許多反映各地土地確權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基本站在基層組織和群眾一邊，并對土地確權政策產生的理論依據持強烈的質疑和批評態度。比如桂華的《集體農地制度改革的回顧、反思與展望》、王海娟的《農地確權政策的供需錯位》。當然，最有說服力的還是賀雪峰教授的文章。

　　2014年6月，賀雪峰在《土地確權是萬能的嗎?——與厲以寧教授商榷》一文中，以充分的理由駁斥了厲以寧所謂的土地確權的“四大好處”。

　　2015年5月，賀雪峰在《當前土地確權是觀念先行，不了解中國農民需要》一文中認為，中央土地確權的思路搞錯了，農民所要的權利并非土地確權，而是希望村社集體通過土地調整，連片承包，以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

　　2015年12月，賀雪峰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為什么錯了》一文中寫道：老實說，筆者雖然從事三農研究很多年，對這場突兀而起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原因也甚感困惑，若是要解決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的問題以讓農民最大限度實現自己利益，則實在是杞人憂天，莫名其妙。更不用全國花費千億之巨的承包地確權財政支出。政策設計者完全缺乏對中國國情農情的基本認識。

　　錯誤的時間做了一場錯誤的工作

　　上面介紹的幾篇文章的作者分別來自湖北、浙江、山西、四川等多個省份，其中既有發達地區也有欠發達地區，這些省份在全國是具有代表性的，而賀雪峰等學者調研的范圍則更廣泛。這么多不同地區、不同身份的人士發出同一種聲音，而且這種聲音引發了全國基層干部的強烈共鳴，這本身就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它代表了13億農民的心聲。如果說要用一句話來形容這次全國性的土地確權工作，筆者會很自然想起朝鮮戰爭期間擔任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那句流傳甚廣的“錯誤的時間…..”，把這句話稍作修改套用在土地確權工作上就是“錯誤的時間做了一場錯誤的工作”。

　　為什么是“錯誤的時間”？因為在調研中許多農民掰著手指跟筆者算時間帳：1998年開展第二輪土地延包，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期為30年，也就是說還有10年多一點就到期了，只剩10年多的時間，有必要花千億財政支出在全國勞師動眾、大動干戈搞土地確權嗎？其實，筆者認為，1981年首輪土地承包和1998年第二輪土地延包就是土地確權，現在又來搞什么確權就是折騰，如果按專家說的為了土地抵押貸款，那就換一個本子或用以前的本子就夠了。

　　至以“錯誤的工作”上段介紹的幾位實際工作者的文章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從江西省以及其他省區土地確權工作實際情況看，土地確權方式大致有三種：

　　第一種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就是什么都不變，面積也不重新測量，該調還是照樣調，只是換一個本子或本子也不換，這其實是最好的狀況，但這樣就意味著土地確權工作白搞了、錢也白花了。江西省不少地方是采取這種方式應付過關的，如江西省H縣多數鄉鎮都進采取這種方式，但準確數據無法統計，因為它不符合上面政策。

　　第二種是在長期沒有調整土地、人均占地嚴重失衡的地方，村民意見很大，借這次土地確權工作重新調整土地，這也是非常好的一種，不過采取這種方式的地方很少，因為政策不允許，再就是鄉村干部不愿做吃力不討好、捅馬蜂窩的事。

　　第三種當然就是完全按政策辦事，不動農戶的承包地，但要重新測量面積，并按實際測量面積發證，采取這種方式的地方無疑是最多的，但也是最糟糕的，因為它打破了農村幾十年來經過基層干部群眾努力形成的相對穩定、體現村社內部公平的土地承包格局和秩序，新的問題和矛盾因此產生。

　　那么，脫離農村實際的土地確權政策為什么能出臺？一言蔽之，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出了問題。賀雪峰是這樣分析的：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現代農業，土地確權不過是當前中央從政策到資源到話語支持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支持資本下鄉的一個方面。當前學界乃至政策部門的主流意見都是推動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認為一家一戶小農已經要被很快地淘汰出局了。在這樣一種預設下面，通過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加快發展以規模經營為基礎的現代農業就理所當然的。但這完全是不了解中國國情農情的認識。

　　這是賀雪峰的觀點，更多的人認為土地確權就是搞變相的私有化。2014年6月22日，南方農村報就土地確權問題專訪了幾位農地制度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胡靖教授說：“我認為這是向私有化過渡的一個動向。”徐祥臨教授說：“（土地確權）背景是學者有這個主張，比如說周其仁教授的主張，說白一點就是想搞土地私有化，然后，有的官員接受了，換了“土地承包經營權長期不變”這一說法，這其實就是偷換了私有化的概念。”

1.webp (23).jpg

　　政策糾偏，關乎九億農民的未來

　　土地確權政策在農村實施中遭遇的尷尬或者說基層組織和農民選擇“用腳投票”，表明這項政策嚴重脫離了農村實際，缺乏必要的群眾基礎。不過，涉農政策脫離農村實際的問題并非今天才有，這個問題在我國已有相當長一個時期了，比如林權改革、耕地保護、農業產業化、免稅費尾欠、土地承包長久不變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與基層干部群眾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們各說各的話，各做各的事，行事邏輯各異，各自都聽不懂對方的話，各自在本系統內自運行，政策和實際成為粘不到一塊的兩張皮。高層管農業的官員、研究三農的專家學者的報告和論文洋洋灑灑、汗牛充棟，但多數都是高大上、虛假空的東西，而且像老太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與農村真實世界沒有一毛錢的關系，搞得基層干部和群眾云里霧里，不知道他們在講些什么東西。讓這些不懂國情農情的人來制定中國的三農政策不把農村搞糟搞砸才怪！

　　這些年來，脫離農村實際的政策對農村經濟社會造成的影響是巨大和全方位的，對此廟堂之上者或不為所動，但社會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痛心疾首，尤其是身處基層的同志，許多曾經或仍在農村生活工作過的老干部、老黨員、老農民，更是寢食不安甚至可以說心在滴血。的確，目睹寶貴良田被肆意侵占、財政資金被隨意浪費、公序良俗被任意踐踏……..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看不下去。怎么無奈，這些身處江湖的有識之士，縱有憂國憂民之心、滿腔報國之志，卻無力改變國家的政策，更多的只能是仰天長嘆!種種現象表明，涉農政策脫離農村實際已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縱觀近二十年來中央農村政策，總體判斷是：元政策基本正確、基本政策問題不小、具體政策問題嚴重。如果用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解釋，就是農村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成了真正的“反作用”。

　　東漢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的《論衡》中有一句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王充的話啟示著為政者要走出廟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觀察、聽取意見。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并因此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老田在《毛澤東終生不變的反精英主義色彩》一文章中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純平民主義政治家，毛澤東的一生對精英主義是極為鄙棄的。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在建設時代，毛澤東都是“發動多數人、依靠多數人和為了多數人”，這與今天大陸精英主義者把民眾視為某種邊緣化的、擬物化的東西和對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因為毛澤東對平民主義的深刻認識和真誠的實踐，才使得毛澤東具有空前的感召力，取得劃時代的革命和建設成就。

　　有趣的是，中國在學西方，西方卻在學中國。美國現任“另類”總統特朗普似乎也在學毛澤東，至少在反精英主義和推翻舊秩序方面很像。

　　2017年1月12日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開解讀川普和川普主義的系列研討會。美國國會前議長金里奇受邀演講。他說，川普是“美國等候的人”，是歷史的選擇。金里奇說，許多政策制定者和官僚機構中的人都能寫一手好論文、考取好成績，但在實踐中卻百無一用，他們是書呆子，不是問題的解決者，他們與實際社會脫節嚴重。金里奇說，這樣的官僚者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們總是對自己的理論不加懷疑;因為擁有多個學位，他們有時自信過頭;雖然畢業于名校，有些人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卻用不上自己的知識。這些人制定的政策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有害的。

　　金里奇的這段話讓筆者很是震憾，原來美國的問題和中國問題在某些方面竟然有著如此驚人的相似!那么，美國要撥亂反正，中國是不是也要再來一次撥亂反正？筆者去年曾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社會需要再來一次撥亂反正――讀<城市拆遷的思考>有感》的文章，文章認為，把9億農民的命運完全交到象牙塔里的自由派、自由主義學者手里實在是太不靠譜且風險極大。因此，筆者認為在實行改革開放40周年到來之際，需要全面反思和檢討我們的農村政策，并改造我們政治系統——改變三農決策唯西派學者是從的體制和機制，推動農村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完善。

1.webp (2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