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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球轉動大球，成了外交的神話，也成了人民外交的神話。】

外交絕非僅僅是外交官之外交

——請資中筠認清：“民之力是外交之力”

　　最近，吳建民成了一個輿論焦點，而同吳建民的一唱一和資中筠，也被卷進了輿論聚焦。對于吳建民之死暫且不談，但對于資中筠有關外交的一些“高論”,倒值得商榷。

　　一、外交就是外交官的外交嗎？

　　資中筠作為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中方主任(美方主任為大衛•蘭普頓)，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曾這樣“高論”中國外交。

　　1、中國外交的“高論”。資中筠認為，“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復雜、細致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

　　資中筠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間外交’，是以民間的名義，為政府的政策做宣傳，中國真正的民間外交是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的。但是，‘民間外交’這個詞，需要慎重對待，需要警惕群眾性的外交。”

　　資中筠認為，“群眾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種情緒的影響，這種情緒一般都是特別激進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眾情緒為轉移一樣，對于國家之間有些利益的沖突，是用和平方式解決還是用戰爭方式解決?民間一喊打，就對決策者施加了壓力，有了壓力，特別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間罵成‘賣國’。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沖突，用和平的方法保衛國家利益。”

　　2、資中筠“高論”的要害。資中筠這幾段高談闊論，凸現四個要害問題：

　　其一、否認人民外交。資中筠的“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需要警惕群眾性的外交”。這是公然否認人民外交。

　　其二、誣蔑人民外交。資中筠的“群眾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種情緒的影響，這種情緒一般都是特別激進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資中筠將人民外交定論為“一般都是特別激進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這不僅是虛聲恫嚇人民外交的恐怖，也是對人民外交的惡意妖魔化。

　　其三、割裂人民外交。資中筠的“民間一喊打，就對決策者施加了壓力，有了壓力，特別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間罵成‘賣國’”。資中筠這是將人民與外交官割裂和對立起來，實際也是將將人民與外交割裂和對立起來，。

　　其四、遺忘人民外交。資中筠的“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沖突，用和平的方法保衛國家利益”，“民間外交是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這些言論如果不是資中筠惡意的歷史虛無，那也顯現了資中筠對人民外交的遺忘，對歷史和國際常識的了解匱乏。

　　從資中筠的這些“高論”，可見吳建民和資中筠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太高看外交官的作用，又太低估了人民外交作用。說白了，這是外交上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猖獗。吳建民和資中筠喋喋不休的鼓噪，恰恰提醒國人：當今中國的外交路線亟需清理門戶。作為外交官無疑是個杰出群體，外交官對做好外交事務無疑十分重要，但外交絕不是外交官的外交，如果沒有國家和人民的支持，外交官算什么？

　　二、人民外交源遠流長

　　說資中筠對人民外交選擇性遺忘，對歷史和國際常識的了解匱乏，根據何在？

　　1、“火燒趙家樓”不是人民登上外交舞臺？“火燒趙家樓”原委：“巴黎和會”上中國沒從德國手中收回青島，沒取消“二十一條”，還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日本。消息傳來，舉國激憤，誓死抗爭。5月4日北京學生示威游行，“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游行隊伍開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宅大門緊閉（曹簽訂“二十一條”，還喪失山東鐵路主權給日本），幾個準備犧牲的同學先爬進曹宅，宅內幾十個全副武裝的警察，自動取下刺刀，退出槍彈。群眾一擁而入，傳說曹、章、陸正在曹宅開會，但沒找到。憤怒的學生火燒了曹宅。

　　資中筠的嘴里，對“火燒趙家樓”極為鄙視，可恰恰就是這把火，可以讓人看到5點：其一、使北京的學生游行，迅速轉化成席卷全國的“五四運動”；其二、“五四運動”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標志，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其三、成人民登上外交舞臺的重要標志，人民無權關注外交的歷史一去不再復返；其四、外交官需國力和人民支持。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代表團駐地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五、“自古弱國無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光靠外交官的嘴巴無濟于事！

　　2、人民外交不是中國外交的“拿手好戲”？新中國剛建國，美國政府奉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同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還不多。在這樣的形勢下，按照周總理在國際上廣交朋友，爭取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了解中國、支持中國的一貫思想，搞好人民外交，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外交指導思想。1954年成立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又設立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組成了新中國對外開展人民外交活動的主要力量，人民外交作用巨大。如，日本雖1972年才同中國正式建交，但從50年代開始，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交往、半官方的交往已很有規模，其影響之大，怎么評價都不過分。新中國在推動人民外交活動中，還很重視做好國外華僑工作。對此，資中筠也算個“老外交”，她說的“民間外交是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這是不是選擇性遺忘？

　　3、派國際醫療隊不是人民外交？中國第一支國際醫療隊于1963年成立，從1964年4月，應阿爾及利亞政府邀請，中國政府第一次向非洲派出醫療隊，迄2003年已先后向非洲47個國家和地區派出過醫療隊，累計派出醫務人員18000多人次。40多年來，中國醫療隊在非洲累計診治病人近2億人次，在所在國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醫學奇跡，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一致好評。現在中國在非洲有醫療點98個，分布在35個國家。正在國外工作的中國醫療隊共42個，分布在40個國家。中國大陸除西藏、新疆、貴州、海南外，全國各地衛生部門都承擔了醫療隊的任務。人民這么廣泛參與的國際醫療隊，這是不是人民外交？中國醫療隊的隊員們以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成為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合作的典范。

　　4、背離人民意志的外交不是賣國外交？不敢見人民的外交，都是賣國外交；害怕人民參與的外交，都是無恥的外交；不能代表民意的外交，都是大資本集團利益交換的外交。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清朝滅亡的72年間，清朝政府的外交沒有民眾參與，可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兵艦大炮下，同外國政府或外商、國際組織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契約、協約和合約共1175件，其中四十多個災難深重。那時的中國外交官，咋不以“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沖突，用和平的方法保衛國家利益”？

　　三、國家外交的后盾就是人民

　　“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這是國內外的共識。

　　1、民之力不是外交之力？2012年5月，奧朗德競選法國總統成功后，在發表的首場演說中，高度贊揚了毛澤東的內政外交：“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這兩者絕不是兩碼事，不是。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國民要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人，這種愿望是民主主義的根本。在這同時，大政方針，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眾的政治責任感的強弱，也就在相應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外交的強弱。在這個意義上，外交難道不就是內政嗎？曾經有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是好是壞歷史會有說法。作為一位沒怎么出過國的政治家，他在中國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領域，他使中國在世界上的存在感變得非常卓著。曾經有一段時期，毛澤東毫不畏懼與我們法國對峙并一路走來。可見，執政黨在自己的國內獲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國民以天下為己任，在某些場合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國家的未來，不惜付出些許代價，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力量，外交才會有根本的力量。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這是我對毛澤東的外交感觸最深的地方。”奧朗德對外交的闡述，資中筠該作何感想？

　　2、百萬民眾游行支持黑人斗爭不是外交？外交，絕不是靠外交官耍嘴皮的會說，外交的核心是國際斗爭，而國際斗爭不需要人民參與？“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不包括外交大事？上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流亡古巴期間，兩次致信要求毛主席發表聲明，支援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斗爭。1963年8月8日，毛主席發表了《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的聲明》，1968年4月4日，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被美國當局殺害。4月16日，毛主席第二次發表聲明，支持美國黑人開展“反岐視，要自由”的運動，在中國組織百萬人游行支持美國黑人斗爭。這百萬人游行支持美國黑人斗爭，是不是人民參與外交，參與國際斗爭？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的基點，就是人民的支持！

　　3、外交實力不是靠人民軍隊流血犧牲打出來的？資中筠講：“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可傅瑩在國防大學講座則言：“將軍在戰場上拿不回來的東西，絕不要指望外交官員能夠用嘴巴給拿回來。”“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官，哪一個不是辯才，可還不是任人宰割？所以，人民支持的外交，包括人民子弟兵流血犧牲贏得的外交！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愿軍不真刀真槍，將美國鬼子和“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中國的外交官同西方國家打交道腰桿能挺得那么直？沒有中印自衛還擊戰中，前方將士的浴血征戰，靠外交官的嘴巴，中國能奪回來那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僅靠外交官的嘴巴，能有中印邊境的長久和平？僅靠外交官的嘴巴，能奪回赤瓜礁、黃巖島，能平息南海爭端？

　　辯證法認為，戰爭與和平，從來都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說什么“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沖突，用和平的方法保衛國家利益”，這至少是偏頗！“張儀使列國，明擺離間，然各國懼之從之，乃因秦膂力耳。”

　　4、“小球轉動大球”不是人民外交的神話？中美之間敵對30多年后，從1969年底開始，中美之間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相互試探，尋找打破堅冰的道路。終于，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美之間開始了第一次“親密接觸”。美國19歲選手格倫•科恩練習結束之后，“糊里糊涂”搭上中國乒乓球隊的大轎車，著名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從手提包里挑件紀念品–一塊一米多長的黃山織錦，送給這位美國運動員說：“雖然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不友好，但美國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為表達我們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的友誼，我送你一個禮物作紀念。”一場“乒乓外交”，不期而至地發生了！第二天日本三大報紙《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朝日新聞》都在頭版頭條，用通欄標題刊載了中美兩國運動員握手交談的新聞，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更出語驚人–《中美接近》。隨后，毛澤東批準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全世界被這白色銀球震動了，小球轉動大球，就成了外交的神話，也成了人民外交的神話。

　　說什么：在世界進入以和平為主體的時代，中國外交工作的主導方向變了，從斗爭轉向和平了。可鄧小平在強調“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同時，還指出，“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說什么“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若按吳建民和資中筠鼓吹的，中國的外交若僅成外交官的外交，那中國的外交就是死路一條！而不表達人民的意志，不受人民支持的外交，也是死路一條！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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