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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寫博士論文起，民族主義和中國近現代社會的關系就是我的一個關注點。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每每感受到濃郁的民族主義氣氛。1989年來美不久，一個美國朋友帶我去觀看當地棒球隊的比賽，才知道賽前全體起立唱國歌，這在美國是慣例。小女兒四五歲時，一天從幼兒園回來，口中念念有詞，“我宣誓效忠國旗和它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國家在上帝之下，統一而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的權利”，讓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美國這種精致前置的意識形態灌輸。事實上，女兒上學后，背誦《效忠宣誓》成為每天都得重復的晨課。

和美國相比，中國學校現在舉行的升國旗唱國歌等儀式，普遍實行的時間要晚的多。民族主義也好，愛國主義也好，在儀式、教育和宣傳上，美國做得自然順暢，潤物無聲。

我同時注意到，在美國的媒體甚或學術話語中，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兩詞涇渭分明，用途迥異。民族主義一詞似乎和美國沒有關系，通常只用來描繪蘇東解體后的各方沖突，或者世界其他地區的反西方情緒。當然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二十多年來也一直是美國津津樂道的話題。

讓我納悶的是， 當一部分美國人狂熱地支持小布什開打伊拉克的時候，當奧巴馬振振有詞地叫喊美國要永做世界第一的時候，當美國人將維護國家利益堂而皇之地當做對外干涉的依據時，卻很少看到美國人對自身民族主義的反思和探討。分析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時，民族主義這個詞難見蹤影，似乎被媒體和學界聯手屏蔽。

為一探究竟，我專門請教我的同事，著名政治學家愛德華·弗里德曼教授。據他解釋，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在美國語境中，因為容易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ist socialism）相連，具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所以人們一般不用，更多的時候是選擇愛國主義（patriotism) 一詞來指稱我眼中的美國民族主義。

弗里德曼教授的解釋頗具啟發，細細思量，在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被稱為偉大的愛國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雖然美國獨立戰爭是民族主義在世界興起的標桿之一。同理，那些整天將美國國家利益掛在嘴上的人被捧為愛國者，如果換成中國人，早就會被扣上民族主義者的帽子。

在美國的政治話語中，愛國者以及愛國主義，和自由、民主、人權等其他普世意識形態概念一樣，被尊為立國理念，地位崇高，從小就灌輸于國民意念之中，已獲得葛蘭西所說的“霸權”地位，美國人大多將其視為其意自明，不用證明的公理。

兜了一個大圈，讓我回到中國。當我第一次聽到“愛國賊”的說法，驚訝莫名！感嘆某些中國人對愛國者這一概念的影射和褻瀆超出想象。

據說這個詞的鼓吹者來自所謂的公知。而他們又被“愛國賊”們反諷為帶路黨或西奴。兩派之間的口水仗一直沒斷過。

根據定義，“愛國賊”指的是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打著愛國的旗號，抵制普世觀念，煽動中西仇恨，鼓勵過激行為，不加阻止，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暴力和災害。

提起“愛國賊”，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清末的義和團。盲目排外，極端愚昧，毀鐵路，拆電線，殺公使，戮教民，標榜刀槍不入卻在八國聯軍前潰不成軍，京城失陷，慈禧西遁，最后簽訂《辛丑條約》，賠款天量。義和團罪大惡極，罪不容誅。

義和拳運動中的北京城陷落 · 日本《清國戰亂畫報》

至于引發“拳亂”的種種復雜歷史因素，諸如慈禧對義和團的利用，清廷中政治派系的斗爭，義和團興起的社會背景以及列強對中國的殖民覬覦等等，已被主流歷史講述放到一邊。

最近一段時間，因為趙薇撤換臺灣演員，美國插手南海仲裁，以及民間抵制肯德基和蘋果手機等事件，引發了網上又一波圍繞民族主義的討論。時不時有人憂心忡忡，擔心情緒過于狂熱，事態走向失控。

閱讀此類網絡書寫時，人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間散發的道德和智力優越感。這些寫手往往以“理性“的化身自居，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出現，將呼吁抵制美商美貨者丑化成愚昧顢頇的“愛國賊”，和時代格格不入。

如果給“愛國賊”這一概念做一譜系學分析，義和團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老祖宗，而當前號召抵制肯德基和蘋果手機的人則被描繪成最新一代。

對此我將信將疑，覺得應該回頭看看歷史，畢竟中間隔了一百多年，難道這么長時間沒有其他明白人，提倡愛國時不忘理性。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其實早在1905年，就有中國精英對義和團進行了反思，并提出了進行對外抗爭的新路徑。

這些人以當時上海商務總會成員為代表，提出的口號是“文明排外”，發起的緣由是抗議美國的排華條約，動員組織使用的新技術手段叫做電報，抵制美貨是主要的抗爭方式。為此他們專門組織了“文明拒約社”，號召禮貌文明地對待美國商人和傳教士，不要把抵制美貨弄成國際性的爭端。

新傳播技術，民族主義，中美沖突，熱門話題和大眾參與，制造轟動效應的要素齊備，100多年前的歷史和當前何其相似！

可惜的是扒一扒精英“文明排外”的實績，卻鮮有亮眼之處。1905年5月運動初起時，群情激奮，通電紛飛，立7月20日為限，若美方不修改排華條約，即開始抵制。但是，隨著截止日期的迫近，一些商人建議將期限重新解釋為自此日起不再下單訂購美貨，并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認同。此后，截止日期再次被推遲到8月10日。隨著激進領袖曾少卿于11日宣布辭職，抵制運動漸落低潮，以虎頭蛇尾收場。顯然，部分“文明排外”的鼓吹者在一己私利可能受損時，做出了“理性選擇”。

如果當時上海的精英得知抵制美貨，這種自己視為“文明”的愛國方式，一個世紀后被打上非理性的標簽，一定會哭暈在九泉之下。

過去精英“文明”的愛國方式和當今所謂的“愛國賊”竟享有共同的遺傳基因，歷史就是這么喜歡和人開玩笑。

當然，當今被視為非理性的“愛國賊”，大多年輕，受過教育，且對使用新媒體獲取信息十分嫻熟，我曾在一文中稱其為“知情的民族主義者”，和當年的義和團不可同日而語。

理性愛國，不是某些人自封的專利，最好先收起道德上的優越感。歷史棱鏡告訴我們，精英們也會以“理性選擇”為由，掩飾行動上精致的利己主義。

某些人喜歡超越國家，超越民族，將自己置于泛人類的道德高地上來批判愛國主義。我想提醒一句，要談普世價值，民族主義內涵極其復雜豐富，不論是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社會運動，還是一種意識形態，中國都是后發者，體系化的民族主義在中國還遠未完成。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將長期存在?？梢赃@么說，在現代世界，民族主義是最強大的普世價值。只要我們還生活在民族國家為核心的世界體系里，請不要輕率貶低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

美國媒體和學界嚴格區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使用語境，用心不謂不良苦。“愛國賊”這樣的詞在中國用起來是雙刃劍，只會辱人辱己，甚至迎合他人話語，自取其辱。

學者周錫瑞（Joseph Esherick）曾經說過：“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積極參與政治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試圖在現代世界恢復中國的尊嚴、地位和主權。他們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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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錫瑞的話，我深以為然。只要內心熱愛中國，關心中國的發展，希望中國崛起在世界上享有應有地位的人，都應視為愛國者。至于存在個人表達愛國情感方式不同，對實現目標方式和路徑的選擇不同，對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理解不同，再正常不過。我們樂見理性清醒的愛國者，我們也敬佩感性熱血的愛國者！

總而言之，人們不妨多一些寬容，包容，善意，對愛國主義、愛國者這些概念多一些敬重。繼續惡搞概念，哪天又會冒出類似“民主盜”、“自由匪”“人權寇”這樣的詞來。雖然小布什、布萊爾此等以捍衛“自由、民主、人權”而肆意發動戰爭的政客，被冠以這樣的帽子倒也很合適，但我實在不愿更多的崇高概念被此類人物所玷污。

“愛國賊”這種叫法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