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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長城》第一支預告片發布。由于它起用美國演員馬特•達蒙主演一部描寫中國古代戰爭的電影，引起了觀眾的廣泛爭議。

外國網友針對《長城》預告片的部分評論

很多推特用戶表達了他們的擔憂，有人稱預告片是“最佳增白”。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美國好萊塢的華裔演員吳恬敏（Constance Wu，同時也是情景喜劇《初來乍到》 Fresh Off the Boat的女主角）于7月29日發表在Twitter上的一篇推文。她猛烈抨擊這種種族主義的偏見：只有白人才能拯救世界。

左為華裔演員吳恬敏，右為馬特•達蒙《長城》劇照

在她發表的長文中，寫到：“我們必須停止這種‘只有白人才可以拯救世界’的種族主義神話！這已經嚴重違背了事實。我們的英雄并不是像馬特•達蒙這樣的。他們更像馬拉拉、甘地、曼德拉，或者是為你出頭的姐姐。我們不需要被救贖。我們熱愛自己的膚色、文化、我們自己的力量和故事。”

吳恬敏針對《長城》發表推文

同時，她也提出，“觀眾早已習慣‘白人英雄拯救世界’的電影套路”、“如果不選白人當主角，就沒法賺票房”，這兩個觀點真的可以作為種族主義的借口嗎？她呼吁電影制作應該打破這一固定模式。

7月30日，吳恬敏又重申，這篇推文原意不再指責。她說：“我沒有想要指責馬特•達蒙，也沒有指責中國的投資方，我只想要強調這一種意識！”

美國娛樂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采訪《長城導演》張藝謀時，問道：“（作為一部由白人主演的電影）中國元素是如何運用到電影中去的？”張藝謀說：“首先，這是一部帶有好萊塢魔幻色彩的電影。其次，我真正想要的結果就是，讓全世界的觀眾通過他們熟悉的電影模式來了解中國元素和文化背景。”

讓全世界的觀眾通過他們熟悉的電影模式來了解中國元素和文化背景。這個初衷很好，出發點也很好，但是通過張藝謀以往的作品來看，《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到《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無一不是對中國最落后最丑惡最愚昧一面的宣揚，有人說張的電影藝術價值很高，不否認，但是為什么只能在貧窮和落后背景下才能反映其藝術價值，難道一個飛速發展中的中國就不能作為背景來反映他所謂的藝術價值嗎？

作為中國第五代導演中的先鋒人物，張藝謀有幸成為最早在西方世界知名的中國導演之一，他的作品因此成為西方人最早看到的中國影片。除了《紅高粱》，還有《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一個也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等等。這些電影主要取景地在中國的黃土高原，西北農村，其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主要是那些伴隨著張藝謀成長的“我爺爺，我奶奶，我父親，母親”的年代。張藝謀電影中的主人翁主要是生活和勞作在西北黃土高原的農民。其故事的核心內容主要是在講述男女主人翁在壓抑和扭曲的社會或歷史環境中不屈從于命運安排和世俗約束，當被安排甚至是被強制的婚姻與愛情分裂時，掙扎和反抗著大膽追求愛之精神和肉體欲望。他們在夾縫中，甚至在黑暗中不顧一切地追求愛的實現的曙光。從中釋放出人性中崇尚自由，向命運抗爭的精神。

他孜孜不倦地拍著黃土地，黃土地地廣袤，壯麗，黃土地地荒涼和貧瘠，黃土地的空寂和閉塞：黃土地上的農民，不乏淳樸，善良，執著和不屈，但也滔滔不絕地描寫和展示著他們蠟黃的皮膚，木訥的表情，呆滯的眼睛。他們的貧窮，愚昧和落后。甚至他們的粗野和原始。

張藝謀電影對西方世界的先入為主讓西方人通過他的電影看到了一個落后的中國地理形象：茫茫無際黃土高原，一個壓抑和扭曲的，落后的，呆滯的，愚昧的民族。尤其可悲地是，西方人的眼光定格在這些電影鏡頭上，以一斑而概全貌，長期以來誤認為這就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形象。這種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占據著大多數沒有機會親臨過中國的西方普通人的心靈。

世人殊不知中國除了綿綿萬里的黃土高原，在那中國有著九千六十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上，還有遼闊的大草原，千姿百態的河流，巍峨壯麗的平原，綿綿的森林，雄偉的山巒，集天下所有風景于一體的青藏高原，一瀉千里的大峽谷，如詩如畫的江南。更重要的是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早就從一個農業大擴變成了一個工業大國。中國城市和城市生活是中國社會的主要風貌。城市文化是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國許多大城市已經成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城市。

然而比起張藝謀的電影讓西方人通過一個帶著濃濃地域色彩的狹隘畫面了解中國，更讓人感到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伴隨著中國正在壯大和崛起，從物質和精神上奮力邁向現代化的同時，中國導演們似乎視而不見，他們拍攝的反應中國人當代精神風貌和當代城市生活故事的作品乏善可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醉心于把攝影機長期對準歷史題材或古代題材，中國的帝王將相或者妖魔鬼怪仍然長期占據著中國銀幕的主角。筆者不得不毫不留情地說，正是中國導演們的集體失職和誤區讓中國電影在此方面的空缺遮蔽了中國現代的真實形象，遮蔽了了中國人現代社會可歌可泣的真實生活。電影是無國界的人類語言，然而中國銀幕的空白和異化現象，盡管世界越來越開放，可是西方人除了張藝謀，（一點點陳凱歌，成龍和李連杰）似乎很難從中國從其它渠道傳達出來的電影形象和語言來消除他們從早期張藝謀的電影形象中獲得的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曲解和誤解。

口說無憑，下面列出中國獲國際電影獎的故事片概覽（由于篇幅過長，只展示部分影片概覽）

《紅高粱》（張藝謀）1989年出品，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該片改編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我奶奶”出嫁路上與轎夫于高粱地里野合，懷上轎夫的骨肉嫁給了李大頭。影片里“我爺爺”往酒缸里撒尿無意中釀出好酒。片中還展示了抗日戰爭期間血淋淋的殺人剝皮場景。

在看完這些影片概覽，我們都可以從中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盡管中國獲國際大獎的電影確實不少，但是無一例外都是一個基調：貧窮落后、兇殺背叛、病殘丑惡！因為所謂的國際大獎，原來不過是一個陰謀。西方在借我們的手來展示中國愚昧落后與貧窮丑陋！我們的電影只不過在充當西方陰謀的一種工具。這些獲獎影片，對中國人來說，可能都是好影片，因為我們深刻理解影片所揭示的內涵和時代背景，并且我們也不只是看這一類題材的影片，還有英雄片、抗戰片、喜劇片、現代都市劇、歷史劇等等，但是老外就不同了，他們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國的歷史背景與影片的內涵，看到的只是中國的負面形象。他們之所以要中國的這類題材一而再、再而三地獲獎，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讓中國在國際上永遠保持“東亞病夫”的形象！要讓西方和全世界人民都認為中國是一個貧窮邪惡的國家，以此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早在幾年前，就有在海外留學的網友針對張藝謀的影片給他們出行帶來的負面影響給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英國倫敦，今年4月的一個星期天，阿麗應邀去一個英國同學家中做客。席間，英國同學戴維像看西洋景似的把阿麗從上到下打量一番，然后怯怯地問：“你們中國人都穿長衫么？”阿麗莫名其妙，說：“不，穿的和你們一樣。”戴維頭搖得像個撥浪鼓，笑得前仰后合。接著又問：“你們中國人有電腦么？”阿麗說：“有啊，中國人好多個人家都有。”戴維又是一陣搖頭。臨行時，戴維用轎車送阿麗回宿舍，戴維又問阿麗：“你們中國有轎車么？都騎自行車吧？”阿麗一聽不是味，立刻反唇相譏：“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怎么這么不友好，凈說中國人壞話。”戴維見狀忙賠禮道歉：“這都是你們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上講的，怎能怨我呢？”阿麗在打給國內的電話里，談及此事，氣都喘不勻了，她憤慨地說：“張藝謀可把咱中國人埋汰透了。讓我們在國外的留學生受盡白眼。” 

在澳大利亞留學的“老虎”來電話說：“張藝謀的電影使我們中國人在國外面子一點都沒有了。有一次，我從澳大利亞登機去美國旅游，登機時，機場工作人員開始以為我是日本人，很禮貌，后一看護照，見我是中國人，立刻讓我到另一個地方去排隊登機。因為這里登機走的是綠色通道。他懷疑我們中國人有問題，所以不能走此通道。我當即予以抗議，他很有耐心地解釋：“你們中國張藝謀的電影我們看了，中國人落后，好人不多，必須仔細檢查才能放行。”

在中國，我們從來只是把電影當作文化娛樂，沒有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所以中國的電影人到了需要好好反思的時候了。我們送出去的影片一定要能代表中國的正面形象，不要再拿哪些讓洋人當耍猴看的影片了。不要再隨意在影片中篡改、歪曲歷史了！如果我們再這樣不設防地玩電影，我們就會被西方徹底地當成玩物。成為西方掌控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幫手，成為歷史的罪人。

當電影和文學醉心于描寫黑暗，扭曲時和丑陋時，我們渴望和呼喚陽光，健康和美好。長城是中國的奇跡，也是世界的奇跡，不應該成為怪味的調和品。

（資料來源：觀察者網、環球之音、環球網、百度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