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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①我們20億畝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積不足十分之一，但我們要養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國人均耕地只是美國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連比我們窮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們的1.2倍。②水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中國是世界上十三個貧水國之一，人均淡水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③水體污染不光受到農業的農藥、化肥面源污染和工業的廢水排放污染，更受到醫藥的污染。 ④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有7個在中國。⑤《中國新聞周刊》2014第九期報道：7-17歲的中國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男孩矮2.54厘米。世界平均男性身高，韓國排在18位，日本29位，中國32位。⑥有關調查顯示，中國育齡夫婦中每八對就有一對遭遇不孕不育疾病困擾。⑦中國的穿越劇都是向過去穿越，美國的穿越劇卻是向未來穿越。

      生態文明是相對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而言的一種新型文明形態。農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第一次飛躍，由于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能力還很低，對 自然存在敬畏之感，尊天敬神的崇拜形成了人們遵循自然規律、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這就是我國勞動人民首創的、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農業哲學思想：天時、地利、人和。工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次飛躍，它的出現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不再懼怕自然界的“神秘和威力”，以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征服自然”、“人定勝天”、“駕馭規律”成了工業文明時代的口號。工業文明的哲學基礎是“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任意主宰。而生態文明的哲學基礎是“人是自然中的一員”，必須與之和諧相處。以損害自然界其他物種和環境來滿足人類自身無節制的需求，最終會打破生態平衡，危及人類自身生存。

      目前全球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溫室氣體排放。近100年來地球表面溫度已上升0.3-0.6℃，地球表面氣溫升高，使得氣候急劇變化，高溫、颶風、暴雨。專家預測，到本世紀末，世界糧食版圖將被氣候重新改寫，加拿大、俄羅斯、美國等居于地球北部的國家糧食產量大增，成為主產區。地球南部將因氣候過熱而缺糧，大米產區受害最深。全世界排名前50位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的92%，前30位的排放占55%。

      二是臭氧層的破壞與耗竭。這使其吸收紫外線能力大大減弱，導致地球表面紫外線強度明顯增強，使人體免疫功能下降，皮膚癌、白內障、呼吸病多發，農作物減產，浮游生物死亡。

      三是物種滅絕加速。過去40年地球動物及魚類有30%已經滅絕，世界五分之一的脊椎動物面臨滅絕威脅。目前，物種滅絕的速度已經超過恐龍時代。地球上平均每小時就有一個物種滅絕。專家預測，照目前人類對大象的捕殺速度，這個陸地上最龐大的動物將在50年后滅絕。

      四是污水廢水排放。無河不污，無湖不染，江河湖海無一幸免。據環保部調查，目前許多污水處理廠反成污染源，由于監管缺位和資金缺口，常常超標直接排放。“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你的下水道，我的自來水”。

      五是土壤退化。即土地的生產能力衰減或喪失。全球土地退化面積已達1965萬平方公里。世界上最好的土壤有機質含量為12，日本為10，中國是0.7。

      六是危險廢棄物的轉移與擴散。人類每年向自然界傾倒上億噸的塑料垃圾，科學家稱海湖河溪的水全是“塑料湯”。南極企鵝體內已檢出DDT，北極的每立方米冰里含有數百個微塑料。發達國家把工業廢棄物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本國處理這些廢棄物每噸需要200-2500美元，高成本誘使他們想盡辦法輸出。我國廣東沿海的貴嶼鎮已成世界電子廢棄物終點站之一。

      直接影響我們每個人身體健康的環境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物理因素；二是化學因素；三是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如聲音、光線、電能、熱量及放射線。如某廚師長期在特大功率微波爐邊工作，患上嚴重的貧血癥，四處求醫無果，最后醫生了解了他的工作環境，建議他調換工作，他遵囑調崗后，貧血癥再也沒有復發。一對年輕夫婦搬進新居，新居靠近水泵房，家里噪音整天吵得難以入睡。兩年后生個寶寶，新生兒沒聽力，心臟也殘缺，幾天就夭折了。一查室內普通噪音高達43.3分貝，低頻噪音高達59分貝（標準為35分貝以下）。化學因素如各種化工材料對環境的污染。一女士買一新車，一月后出現頭暈等癥狀，幾個月后患再生障礙性貧血，元兇就是車內苯超標。有些剛剛裝修的新房不經一段時間通風透氣即入住，也易患上此病。生物因素，如到異國異地旅游，有些地方動物帶有生物病菌，外地人極易感染。如內蒙古牧區小羊帶有“布魯氏菌病”，又叫“懶人病”，發病時全身不適，疼痛酸懶，胃腸不適。去旅游不要輕易抱羊騎牛照相玩。

      上個世紀世界發生的八大環境公害事件，這八個事件都是人類還沒認識到這些污染會帶來這么嚴重的危害情況下發生的，即這些事件發生時，人類的環境制度還沒有實現對此類現象的制約，事件發生后才有了相關制度。

      一是1930年12月1日-5日發生在比利時的馬斯河谷事件，工廠排放的有害氣體使60多人中毒死亡，許多家禽死亡，幾千人患呼吸道疾病。

      二是1948年10月26日-31日發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多諾拉事件，大氣污染使4天內5911人患病，400人死亡。

      三是1952年美國洛杉磯光化學污染事件，引起居民眼、鼻、喉疾病。1952年12月，一次光化學煙霧事件，65歲以上老人死亡400人。

      四是1952年12月5日-8日英國倫敦煙霧事件，4天死亡人數比過去同期多4萬人。

      五是1955年發生在日本富山縣的痛痛病事件，冶煉廠排放的鎘廢水污染河水灌溉農田，居民食用大米和飲用河水，280人患病，10人死亡。而此事直到20多年后才被證實是鎘廢水所致。

      六是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病事件，含汞工業廢水使人手腳麻木、聽覺失靈、瘋癲失調，水俁鎮發生患者96人，18人死亡。

      七是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石油冶煉廢氣使817人患病，36人死亡。

      八是1968年3月日本米糠油事件，生產米糠油中混入有毒化學物品，1.3萬人中毒，16人死亡。

      除這人類認知還不到位時發生的八大事件外，還有兩件震驚世界的環境污染事件。一是1984年美國在印度博帕爾開辦的農藥廠毒氣泄漏事件，當天死亡幾千人，據說直接間接死亡幾十萬人，還有五萬多人失明。二是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露，其威力相當于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放原子彈的100倍。受核輻射污染侵害的范圍達6萬多平方公里，有320多萬人受到輻射直接侵害，直到現在這里仍是無人禁區。專家稱，核心區的污染影響可能需要上千年才能消解。這兩大事件是人類知道危害，但發生意外后卻沒有能力控制導致的事件。

      這種情況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因為人類改造自然、主宰自然的野心仍在膨脹，而控制不出事故的能力十分有限。比如：我們身邊到處都是油氣管道，最近全國調查數據顯示，平均每4公里就有一處隱患，全國共查出29436處隱患。如不及時排除，隨時都有出事的危險。

      中國目前的生態環境現狀

      4000多年前，黃河是一條清河，黃河流域樹木茂盛、水草豐沛，古書中的“河”即專指黃河，不是今天泛指所有的河，后經秦漢、盛唐、康乾時代三次大肆亂砍濫伐，使大西北成了黃土高坡，清河變成了黃河。

      長江黃河的源頭青藏高原超載過牧，草場退化，涵養水源能力嚴重下降。喜馬拉雅山雪線不斷上移。大躍進時代和農業學大寨時代把許多青山變成了光山禿嶺，大煉鋼鐵、亂砍濫伐、農業學大寨、毀林造梯田、圍湖造田、毀草造田，農業兩大生態系統之一的草地農業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而大江大河大都發源于草地農業區域。

      改革開放以來，有3億多畝耕地消失，英國有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中國有個“房吃人”的圈地運動，且減的都是城市周邊和交通發達地方的好地，耕地紅線受到嚴峻挑戰。

      我們20億畝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積不足十分之一，但我們要養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我國人均耕地只是美國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連比我們窮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們的1.2倍。我們比美國多十億人口，但美國卻比我們多十億畝耕地，我們糧食總產6億噸，每年還需要進口約10億畝土地的產出物才能滿足社會需求。全世界糧食總產25億噸，參與國際貿易的只有3億噸，我們每年購買9000多萬噸糧食，購買量占總貿易量約三分之一，小麥、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農產品樣樣需要進口。即便全世界糧食貿易3億噸，全買來還不夠我們消費半年的，那樣我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敵，全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缺糧，我們全買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數量銳減，質量也在嚴重退化。化肥、農藥、農膜、重金屬污染愈演愈烈。

      還有水資源問題。目前地球上12億人缺水，另有5億人即將缺水，專家稱，全球將面臨“水破產”，到2050年，全球企業為水資源奇缺而付出的成本將達4.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2.9%。過去100年，人類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中國是世界上十三個貧水國之一，人均淡水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占81%，而長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國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時空分布不均。

      地球上的水具有長期形成的自我循環功能，地上的水蒸發成云，然后云集結成雨下到地上，這樣周而復始循環形成一套自我調節功能。今天草原破壞，城市硬化，循環系統被斬斷。地上的河流也由于大壩的攔截被分解成若干段。到2013年底，中國有水庫98002座，水電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壩全世界45000座，中國占22000個，居世界第一，而美國只有6600個。全世界水庫總儲水量一萬億立方千米，相當于世界所有河流水量的五倍。大壩造成的生態破壞十分嚴重。以湖北魚苗為例，湖北是中國的四大家魚天然魚苗產地，年產200億尾，2007年三峽蓄水后，年產僅2億尾，銳減98%。2005年長江水域已建成水庫45694座，占全國總量的53.7%，長江魚類捕撈量因此由1954年的45萬噸下降到近年的6萬噸。最近美國流行的大片《拆壩》紀錄美國如何正為恢復生態而拆除水壩，美國人認為凡是河流都必須有自然生長的魚類，這才是正常的生態。中國人依然在筑壩，且以世界最高為驕傲。它截斷的不僅僅是水，更是無數條賴以生存的生態鏈。

      南方是我國糧食主產區，但廣東的糧食自給率不足30%，浙江、福建也不足40%，我國糧食十年連續豐產，靠的是水土光熱條件都較差的北方，尤其缺水。水少就開采地下水，華北平原2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地下水超采，形成地球上最大的地下漏斗，僅以河北為例，每年地下水位以0.5-1米沉降，比上世紀50年代下降了40-60米，截止到2006年，河北已發現地裂482條，影響7市70個縣的生產生活。為緩解北方缺水難題，國家投資數千億元大搞“南水北調”工程，北方生產出糧食又供給南方，這是變相的“北水南調”。況且，專家測算，南水北調的水到北京的成本價為每噸30元，而生產一斤小麥需要1000斤水，生產一斤水稻需要1500斤水，僅水的成本一斤小麥就要15元，一斤稻谷成本就要20多元。

      到2011年，全國流域面積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5萬多條減少到2.29萬條，流域面積50平方公里的河流僅有4.5萬條，還不及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數量多。

      水體污染不光受到農業的農藥、化肥面源污染和工業的廢水排放污染，更受到醫藥的污染。我國人均消費抗生素138克，是美國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國地表水含有68種抗生素，有的含量高達幾百納克（工業發達國家一般小于20納克），另有90多種非抗生素藥物從地表水中檢出。這說明每個人每天只要一張嘴都在被動地吃下150多種藥物，工業廢水已經使我國產生了260多個癌癥村。

      中國已有1/3國土被酸雨覆蓋，可謂逢雨必酸。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有7個在中國。2013年空氣質量監測顯示，74個城市中只有拉薩、海口、舟山三個達標。連續7年，癌癥成為北京居民首位死因，平均每天110人確診患癌。

      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速世界第一，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引進外資世界第一，制造業產量世界第一，但我們的幸福呢？我們的健康呢？有一本張賢亮寫的書叫《一億六》，過去正常男性的精子有1.6億顆，今天下降到幾千萬、幾百萬，有的甚至只有幾十萬。有關調查顯示，中國育齡夫婦中每八對就有一對遭遇不孕不育疾病困擾。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公布1990-2008年有關國家人均預期壽命增加數額，孟加拉12.1年、印尼9.3年、越南8.9年、韓國8.5年、菲律賓6.1年、印度5.5年、中國5.1年，比印度還少0.4年。《南華早報》2014年7月22日報道，據東莞市公安局資料顯示，從2001年1月-2003年10月，該市因不明原因夜間睡眠猝死的病例達893例，惡劣的衛生條件、通風條件及過長的工作時間是重要原因，死者絕大多數在20-40歲之間。《中國新聞周刊》2014第九期報道：7-17歲的中國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男孩矮2.54厘米。世界平均男性身高，韓國排在18位，日本29位，中國32位。我們給后代留下一個怎樣的未來，決定于我們給未來，決定于我們給未來留下一個怎樣的后代。

      自然生態的惡化源自社會生態的扭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然三者發展關系的陷阱，但今天，我們又掉入發展路徑的陷阱，盲目學西方、窮忙活，盲從盲動的盲目窮忙，最后還禍害自己，我們究竟圖什么？

      從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文件，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其實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重大根本性的變化，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重新定位，應是“不斷擴大的生產體系和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同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印度圣雄甘地說：“地球可以滿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所貪。”作為政府只能把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當作目標，決不能把滿足人們的無限貪欲作為目標，從而不斷吊高人們的胃口，無節制地增大欲望。（中國人都想“通天”，建好和在建的摩天大樓1000多座，是美國的好幾倍，摩天大廈一座比一座高，長沙的838米剛叫停，武漢的1000米鳳凰塔又在開建）急功近利現象風行，使人們什么都要求快，連戀愛都在搞“閃婚”、速配，一切都不問過程只要結果，為了結果不擇手段，“快”已成為社會生活的標桿，不當快而快，必生禍害。

      中國人今天擺脫了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困境。從城到鄉，從女到男，衣著光鮮亮麗，但暴發戶的“揮衣如土”、“揮糧如土”心態普遍存在。我國每年產生的廢舊紡織品高達2300多萬噸，而每年需要進口的紡織品原料高達2100萬噸。生產1噸棉花需要15噸水，生產1噸化纖需要925度電。如果把2300萬噸廢棄紡織品利用率提高到60%，每年可節約1634萬畝耕地，相當于節約全國19%的棉花種植面積，可節約石油1880萬噸，相當于半個大慶油田。中國人每年餐桌上浪費的糧食相當于兩億人一年的口糧。

      今天的中國人，一生只關注兩個數：即小時候的分數，長大后的錢數。如果我們學習語文只是為了認字，學習數學只是為了數錢，這是人類文明的恥辱，也是一個國家的悲哀。知識改變命運必須成為真理，一個社會才有希望。金錢一站起來說話，真理就會趴下。著名的桑德爾之問揭示了當今世界的沒落。他的名作《錢不應該買什么》答案越來越少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尤甚，現在很難找到用錢買不到的東西了。更可怕的是大家不是爭相到生產一線去創造財富，而是都在爭考公務員，社會不是進行創造性努力，而是進行分配性努力，創造力不用在創造上，只用在分配上，這是社會發展的危險信號。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到2014年全國約有一千個狀元，選擇專業大多是掙錢的，沒有一個學農的。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靠兩大精英群體。一是分配型群體，公務員群體；二是生產型群體，職業經理人。中國分配型人才過剩，進行分配性努力的群體，人才濟濟，十分發達，中國長達1300多年的科舉考試，主要是為選拔分配型人才，110萬舉人，11萬進士，750個文狀元中，基本都是這類人才。今天，公務員考試也是社會青睞的“第一考”，千軍萬馬擠這條獨木橋，數千上萬人爭一個崗位。而自古以來生產型人才的選拔培養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近現代以來落后的一個重大原因，就在于生產型人才的缺乏。創造財富的人才不足，分配財富的人才過剩，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人才結構扭曲的狀態下必然被導入誤區，社會成員都擠向分配群體，而歧視創造群體。我們經常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今天有些制度卻被權力關進了籠子，制度被權力任意玩弄。張市長要挖一條河，李市長來了又要把河填平修條路，王市長來了又要把路平了搞成綠化帶，規劃成了鬼話。

      從過去“盼溫飽”到今天“盼環保”，我們走了不少彎路，是到了該接受教訓的時候了。一顆50年樹齡的大樹，僅涵養水源、制造氧氣、為鳥類提供棲居等生態價值，就高達19萬美元，一雙一次性筷子，飯店收五分錢，其生態價值高達100美元。日本林木覆蓋率70%多卻不砍伐，只從中國進口木材，而我們的覆蓋率僅35%左右，卻大量砍伐出口。

      今天，美國人生活的最高標準有兩條：一是吃的東西是不是自家種養的；二是自家庭院周圍生長的是不是原生態的野草野花。而中國人的最高標準是吃的是不是進口洋大米、進口牛羊肉，喝的是不是進口洋酒。居住環境要除盡野草野花，栽種洋花洋草或珍稀名貴花草。美國人大多在秋天到野外采集野花野草種子，撒在自家房前屋后，認為保持最鄉土的原生態環境才是最宜居的環境。

      人類歷史發展證明，誰占有稀缺資源，誰就能掌控社會。奴隸社會，勞動力是稀缺資源，奴隸主擁有奴隸，他就掌控社會；封建社會，糧食是稀缺資源，地主掌控土地生產糧食，他就掌控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廠房是稀缺資源，資本家擁有機器廠房，他就掌控資本主義社會；今天，碧水藍天好空氣是稀缺資源，誰掌控這個，注定會主宰未來社會的發展。

      保住碧水藍天好環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當下社會進入一個動力機制失范、平衡機制失缺、社會秩序失諧的狀態，物欲橫流、貪欲無度的現象彌漫在角角落落。由此導致社會已經形成一條環環相扣的“互傷鏈”。你在我鴨蛋里加蘇丹紅，我在你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給我造劣質電纜，我給你造以竹片代鋼筋的預制水泥構件。大家相互傷害，在這個相互傷害的過程中，都很高興，都掙到了錢，口袋都裝滿了，但社會道德被掏空了，良心被掏空了。不光中國企業如此，進入中國的“洋快餐”同樣被卷入其中。近五年來，洋快餐已曝出17起安全事件。社會出現了這樣一種亂象：敬畏感缺失、羞恥感淡漠、價值觀混亂、潛規則盛行，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更可怕的是破壞了社會生態。中國有句古話叫“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天變成了“士為知己者裝死，女為悅己者整容”。德高望重變成了權高望重、錢高望重。男人女人化，女人小孩化，小孩寵物化，寵物貴族化，貴族沒文化，文化商業化。大學里只見大樓不見大師，社會上只見富豪不見文豪，學術界只見高塔不見象牙。人們把虛構當歷史，把賺錢當文化，把常規（不偷、守時、誠信）當典范，把底線當上線。社會生態一旦遭到破壞，比自然生態恢復起來更難。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在于有福不能同享，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在于有難一定同當。我們一起頭頂這個“生態災難”，必須齊心協力克服這個“災難”。

      恢復自然生態首先需要矯正社會生態

      老子早就說過：“慧智出，有大偽”。現在還有人打著科學的旗號干著反科學的事情。科技是無限的，而人們的認識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認識去解釋無限的科技顯然是不可能的。比如：轉基因問題，人類利用基因編輯器可以隨意增刪去留，轉基因動植物對人體有無害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支持方、反對方都不要過早地下結論。目前，轉基因只能算是技術，還不能算是科學。因為技術帶有人的主觀性，科學才具有客觀性、規律性。因此，在轉基因問題上，務必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在研究上要大膽，在推廣上要慎重”。美國轉基因技術的核心戰略是從源頭上控制別國的糧食安全，以鞏固霸權。許多年前，就曾有美國人稱轉基因技術是美國的“屠龍戰略”。

      今天，人類又進入新的“部落時代”，這不是簡單的“返祖現象”，新部落時代與原始部落時代的區別，就是人們在互不見面、互不相識的狀態下，通過網絡組成部落，“用假名說真話”。這個時代需要警惕的是，我們過度相信自然科學，而忽視人文科學的價值和作用。我們常說人類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自然科學只能解決“真”的問題，人文科學才能解決“善”的問題，藝術科學才能解決“美”的問題。例如，原子能的技術靠自然科學研發出來，但原子能既可造炸彈禍害人類，也可建電廠造福人類。沒有人文科學的引領，這把雙刃劍就可能出問題。從一定意義說，人文科學也是自然科學的源頭，有了文學藝術天馬行空的想象，才有了自然科學通過無數次的試錯把想象變成現實。孫悟空拔根毫毛變成無數小猴的想象，今天的克隆技術把它變成了現實，科學家通過276次失敗，成功克隆出第一只綿羊，通過9000次失敗克隆出第一頭小牛。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千里眼、順風耳、飛天夢、隱身術，今天的科學技術都實現了這些想象。今天我們不能被物欲遮住雙眼，還應讀一讀文學作品，這是人類創新力的源頭活水。功夫是中國的，熊貓是中國的，可功夫熊貓卻是美國的。中國的穿越劇都是向過去穿越，美國的穿越劇卻是向未來穿越。未來是一個無限廣闊的空間，這就是創新，這就是美國夢。中國人總夢過去，人家總夢未來。美國金融危機，是創新過度、監督缺失的結果。經過幾年調整，現在不僅恢復正常，且創新力更強。

      我們的祖先只會用權力控制思想，而不會用能力去創造思想。中國和美國兩個皇帝都曾制造了籠子，華盛頓通過立憲和代議制把權力關進了籠子，乾隆花了60年通過推行保甲制把民眾裝進了籠子。后來的結果世人皆知。今天這種余毒仍在，我們有些干部不想解決人們提出的問題，只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們。一遇到問題就說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其實他自己整天都在為歷史遺留問題。

      今天世界高科技的競爭主要表現在三大前沿科技。一是新能源技術，二是信息技術，三是生物技術。世界排在前三的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中，美國以高新技術勝，中國以經濟總量勝，日本以精工巧匠勝。中國改革三十多年到今天已經發生過兩次經濟發展的動力轉型。一是1978年—1997年的靠廉價供給拉動，二是1998年—2012年的靠擴張需求拉動（出口、投資、消費）。今天需要實現第三次動力轉型必須靠制度創新拉動，根本在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要再為歷史遺留問題。

      人類也曾設想仿照地球再造一個和地球一樣的生態系統，一旦人類遇到災難可進入新的生態系統生活。1991年9月，西方一位富豪自己投資1.5億美元，試圖建造這樣一個密封的生態系統，取名“生物圈2號”，并征集八名志愿者入住試驗，結果只幾個月時間，由于內部氧氣越來越稀薄，志愿者不得不被迫撤出。因為這個小系統的地面產生的微生物太少，制造的氧氣就少，里面的氧氣含量后來僅相當于5000多米高空的含量。看來只有一個地球的說法是真理，地球的生態系統是人類無法制造的。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依托。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遵循經濟和生態兩個規律，首先應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化價值觀，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錯誤理念，充分認識“人類只是自然中的一員”。人類與大自然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嚴守先人古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次應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觀，克服“重增長、輕發展”“高消耗、高增長”“先污染、后治理”的偏激理念，不能與子孫爭飯吃，全社會都應思考一個問題“今天我要快發展，我拿什么比明天”。必須克服“只要壘起金山銀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思維。

      山西產煤，全省七分之一的地下被掏空，地面沉降，地下水位急劇下降，近年山西通過多措并舉，使地下水位連續6年每年升高一米。再者，樹立以“生態技術”為核心的科技發展觀，是科學技術賦予了工業文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學技術是把雙刃劍，必須把生態學原理植入現代科學技術，規避科學技術的負效應。最后，樹立“綠色消費至上”的科學消費觀。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原則，在消費觀念、消費方式、消費結構、消費行為上做到合理適度，切忌盲目攀比、奢侈無度。一個人擁有十幾輛豪華車、幾百雙鞋子、幾百條裙子是有原罪的。也不要只指責別人破壞環境，可以說在環境變壞這個問題上人人都是罪犯。每個人都在為破壞環境推波助瀾，只不過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因此，環境問題是一個人人有責的公共問題。每個人都應打造一種品質，前面99個人都闖紅燈，我是第100個過路的人，決不隨大流去闖紅燈。中國人今天“東亞病夫”的身體疾病已經沒了，但精神疾病來了。我們面臨種種危險，但我們看不見帶來危險的敵人，其實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環境的惡化是自己破壞的。2013年3月8日《北京晨報》報道，中國十年來環保花了四萬億，但環境卻無大的改觀，有些方面甚至還在加劇。為此，我們必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制度張力和工具活力，找回我們的碧水藍天好環境。

      總之，要做到生態引領、綠色發展，關鍵就在于認真貫徹好科學發展觀，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當成至高無上的原則，真正落實生態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

      （作者：劉奇，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農業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2013年被聘為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北京大學國家扶貧開發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中國農業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農民工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首席專家。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書長、省政府副秘書長；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