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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通常被誤稱作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兩位出生于歐洲、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經濟學家Oliver Hart and Bengt Holmström（奧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姆斯特羅姆）以表彰他們在高管薪酬契約領域的貢獻。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因將公司高管薪酬計劃中風險與激勵的最優組合模型化從而確定基本工資、獎金與股票期權的恰當組合而受到贊譽。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受頒瑞典國家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因為他們的理論將直接服務于大公司的公司CEO和其他公司高管們獲取豐厚薪酬的行為合理化了。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該獎很少授予這類與商業相關的實務研究，而更多頒給了開拓新古典經濟理論范式的學者們。

　　1901年，Alfred Nobel（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只設立了五個獎項，分別是物理學、化學、文學、和平與生理學或醫學。直到60年后的1969年，瑞典國家銀行才單獨資助設立了經濟學獎，該獎項雖然獲得了諾貝爾家族的默許，但他們并不十分情愿并堅持要求該獎使用不同的名稱以突出其在資金來源上的差異以及該獎項在事實上只是以紀念諾貝爾為名設立而非原始獎項。

　　資助設立經濟學獎的原因純粹是政治性的。1968年，新古典主義或邊際主義經濟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瑞典社會民主黨處于執政頂峰時期，與此同時，各地都爆發了反抗正統經濟學的活動。同年，激進經濟學聯合會（URPE）也在美國成立。Assar Lindbeck（阿瑟·林德貝克），一位年輕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員后轉變為保守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建議瑞典國家銀行設立經濟學獎以提高新古典經濟學的聲望——即給它一個在經濟學領域的支配地位，從而與瑞典社會民主黨及激進經濟學相抗衡。

　　瑞典國家銀行經濟學獎最初的評選委員會包含兩名朝圣山學社（與保守經濟學家哈耶克與弗里德曼密切相關）的主要成員，但當時乃至接下來四分之一世紀的主動推動者是林德貝克。1971年，林德貝克出版了他最受歡迎的著作《新左派政治經濟學》（由在1970年獲得諾獎的薩繆爾森作序）。他在書中明確反對激進政治經濟學聯合會，集中攻擊保羅·巴蘭與保羅·斯威齊的《壟斷資本》與《每月評論》的激進經濟學。

　　由林德貝克主導的偽經濟學諾貝爾委員會致力于確保新的經濟學獎授予服務于1%人群的經濟學學者。在最初幾年，有少數“冒牌凱恩斯主義者”——用瓊·羅賓遜的稱呼——如薩繆爾森獲得了該獎項，在此之后，則主要授予了右翼、主張“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的代表們。1974年，盡管哈耶克此時在經濟學領域的聲譽處于低谷時期，但卻與瑞典經濟學家Gunnar Myrdal（綱納·繆達爾）——諾獎歷史上唯一的社會民主黨人（社會主義者完全被排除在外）——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哈耶克和繆達爾的組合也是有意為之，實質上是一種交換而已。自此之后，左派經濟學家再也無人獲得諾獎。

　　事實上，到1976年米爾頓·弗里德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評選委員會甚至都不覺得再有必要達成這種妥協，把該獎同時授予與弗里德曼明顯處于對立面的左派學者John Kenneth Galbraith（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弗里德曼在其《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批判了馬克思著名的社會主義口號“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哥達綱領批判》），并提出了資本主義版本的口號：“按個人及其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的產出分配。”    三位諾獎桂冠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弗里德曼與哈耶克也都曾經在推翻人民聯盟政府的社會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的流血政變后擔當過智利軍政府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經濟顧問。

　　或許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瑞典國家銀行紀念諾貝爾獎曾拒絕把獎項授予《每月評論》的重要貢獻者瓊·羅賓遜。她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寫作《通論》時，作為劍橋“凱恩斯學術圈”的主要代表人物與凱恩斯（以及卡萊茨基）經濟思想的主要支持者，也是非完全競爭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同時她基于斯拉法的新李嘉圖主義成為在資本理論大論戰中“兩個劍橋之爭”的主要聲音。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進入到80年代，羅賓遜夫人仍然是在世的經濟學家（不僅是左派）中最杰出的一位。甚至《商業周刊》在問卷調查了很多美國經濟學家的觀點后，預測1975年的經濟學獎非她莫屬。然而，因為寫作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作為左派學者的羅賓遜夫人根本沒有可能獲得該獎。

　　《每月評論》的多位作者，包括斯威齊在內，在過去數十年內都曾經被諾獎提名過，但都根本不在該獎意識形態的界限內。

　　經濟歷史學家Avner Offer and Gabriel Söderberg（阿維納·奧弗爾與加百利·索德伯格）在他們非常有價值的新書《諾貝爾要素：經濟學獎、社會民主與市場轉變》（2016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中——上文中的很多分析都源自此書以及Yasha Levine （雅莎·萊文）2012年10月12日在Alternet 上的文章《經濟學沒有諾貝爾獎》——認為瑞典國家銀行獎是被主流媒體與學術界描繪成了與其他諾貝爾獎項齊名的“貨真價實”的諾貝爾獎。這帶來的回報是：瑞典國家銀行及與之密切聯系的保守經濟學家們達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目的，該獎項極其成功地將本該具有更寬泛領域的經濟學內涵狹義化了。這一只服務于1%群體的經濟學范式占據了學術領域、政策領域以及媒體話語體系，同時使得其他理論范式降格為異端或非科學的理論。

　　瑞典國家銀行獎的獲得者在經濟學領域形成了一種“諾貝爾力”，在抬高了某些方法的同時，排擠和消除了其他研究方法。如馬克思描述“邊際主義”或“庸俗經濟學”時所言，這種霸權式的經濟學明目張膽、毫無羞恥地變成了“不懷好意和惡意詭辯”的經濟學。這實際上是一場范式或意識形態式的政變！

　　原文網址：http://monthlyreview.org/2016/12/01/mr-068-07-2016-11_0/

　　（來源：《每月評論》2016年12月第68卷第7期編者按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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