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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討論了西方政治模式的三個基因缺陷，并且一同探析了西方政治模式在不同國家的發展狀況。而我們不禁要產生這樣的疑問，西方政治模式今天到底遭遇了哪些困境？面對國家有機體政治、經濟、社會三種力量的動態角逐，中西方又表現出了怎樣的差異？對于這些問題，張維為教授將自己的研究心得拿出來與大家一起進行了探討。

　　談西方民制度的時候有一句話，是英國前首相丘吉爾1947年在英國議會上辯論民主問題時談到的：“民主制度很不好，但是其他制度更不好。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從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明確指的是西方文化語境下的政治制度。

      但他的這句話后來反復被人使用，一講到民主制度，就是最不壞的制度，事實上沒有更好的制度了。

      我們怎么解決所謂的“壞皇帝”的問題？即使我們回到中國歷史上，我碰到好皇帝的朝代，至少都是250年的，那比美國歷史都長。這是實事求是，美國歷史很短。

      至于我們現在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就引用丘吉爾這句話，我說丘吉爾講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他講這話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這個制度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我四年一次或者五年一次選舉，一個領導人做的不好，或者種種原因，他之后是要被換掉的。所以可以換上一個新的領導人，那么這個制度是比較好的。

那我說中國也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三十多年中，進行一系列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包括建立領導人退休制度，建立任期制度，有明確的年齡限制，這個西方是沒有的。而且關鍵是我們還有集體領導，這很重要。我們即使總書記他是班長，他是核心，但是我們也是集體領導范圍內的。

      西方制度安排，或者丘吉爾講的最不壞的制度，實際上如果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叫下下策。就是我這個制度設計里邊，有一個下下策，保底的。我說這個我們現在也有了，我們的年齡限制、我們的任期制、我們的集體領導，保底的。但同時我說，我們有一個東西你是沒有的，我叫上上策，就是我們一定要通過努力，找到久經考驗的、經過長期鍛煉的、經過方方面面鍛煉的一流的領導人，來治理國家。因為中國人堅信，治理國家要靠一流的人才。

      我覺得我們現代的制度設計，是包括了下下策和上上策，兩者的結合，所以這個政治制度，是非常有力量的。

      還有一個是問責制的問題，像美籍日裔學者福山說中國模式之間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問責制。我說怎么可能呢？

      就像英國這次公投脫歐，一脫歐結果大家就都說，把這個游戲玩砸了，全都辭職了，拍拍屁股走人了，沒有人承擔責任了，現在把一切都交給新的女首相特里莎梅。那么我說我們實際上是探索一種完全的、全面的、新型的問責制。這個問責制不光是政治、也涉及經濟、也涉及法律，涉及方方面面。

      西方制度今天面臨最大的困境，我叫做金錢政治、失靈政體和債務經濟。

      金錢政治：

      美國的最高法院通過裁定的方法，就是對于公司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后來又裁定，對于個人的捐款，也不設上限。但理由是這個金錢也是自由使用，也是跟言論自由一樣，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而美國又很自豪這個法治國家，盡管很多美國人，包括美國一些保守派的政客，像麥卡恩什么的，都認為這會導致美國政治丑聞不斷，但既然最高法院這么裁決，你也必須這樣做，它就是合法的。這個法盡管不好，但是只要在這里，你也得這樣做。

      失靈政體：

      債務經濟：

      今年西方國家幾乎都是陷入嚴重的債務，資不抵債。

      我一直開玩笑，我說中國也有本事這樣借錢的話，那我明天就是發達國家，至少賬面上。這個40萬億，當這一半變成GDP，那就是20萬億對不對，我現在11萬億美金，那我就增兩三倍。所以有時候我們考慮整個問題，我說用中國人的眼光，包括新的指標來看，如果這個錢借來的，人顯得很富，跟你實際到底財富有多少，這都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但顯然這樣下去是有困難的。

      我自己講過這個觀點，就是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實際上這個各種各樣的競爭，說到底是制度競爭。我也講過這個意見，我說我們可以競爭，美國這個制度，一人一票多黨制，一人一票是1965年才真正實行的，而我們這個中國模式，形成于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所以兩個模式真正開始也就差十幾年，實際上我們可以競爭。看哪個模式效果更好，我自己是更加看好中國模式。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實際上這個各種各樣的競爭，說到底是制度競爭。

      由吉林省委宣傳部、吉林電視臺聯合推出的理論宣傳欄目《有理講理》，近期邀請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教授擔任主講嘉賓，錄制《有理講理》之“維為道來”系列節目，從9月19日開始，每周一18:00在吉林衛視播出。

      （嘉賓張維為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