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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引發熱議，批評者直指該劇價值觀有問題，在他們看來，秦朝=專制=暴政=獨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黑暗=野蠻=邪惡，所以不能正面宣傳，該劇在官媒上熱播，是“為專制叫魂”，是“美化暴政”。

為此，觀察者網特邀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文揚先生對此發表評論，澄清圍繞秦帝國的是非曲直。本文為第一篇。

“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到目前為止已播出三部，分別為之裂變、之縱橫、之崛起。

從2009年底該劇第一部開播，圍繞該劇的意識形態批判即未曾停息，雖然原著作者作了一些公開回應，但批評者并不接受。

到了今年，也許是“崛起”這個詞終于惹了大禍，或者是“事不過三”律終于起了作用，就在中央電視臺開播第三部《大秦帝國之崛起》的當下，非議之聲已近于嘩然，不問影視藝術水準，不談劇中情節人物，矛頭直指秦國崛起這個歷史事件，刀刀刺向秦朝制度這一政治論域。

文章標題都很嚴厲：“從大秦帝國的覆滅看專制集權的脆弱性”、“‘大秦帝國’的‘反動性’”、“‘大秦帝國’：中國兩千年專制制度的根”、“不要專制的‘帝國文明’——駁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原生文明論”、“‘大秦帝國’的價值觀問題”、“怎可如此頌秦皇——從‘大秦帝國’看當下歷史敘事的危機”、“這些歷史真相電視劇‘大秦帝國’不會告訴你”、“沒有反思沒有批判，又在為專制暴政叫魂了”、“大秦帝國的‘崛起’模式絲毫不值得稱頌”、“‘大秦帝國’，包藏禍心的毒草？”、“大秦帝國帶我們走進奴隸社會”、“不要yy‘大秦帝國’了，歷史真相是窮民愚民排斥異己分子”、“電視劇‘大秦帝國’在美化暴政”……還有很多。

從題目即可看出，電視劇里演了些什么并不重要，文章作者們也并不關心，哪怕CCTV只放了一分鐘的片花，只打出一行片名，結果是一樣的。

反正有了“官方媒體正面宣傳大秦帝國”這一個確鑿事實，也就夠了，他們所需要的那個靶子就立起來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即可浩浩湯湯如山洪一般地傾瀉而出了。

眾多“批秦”文章中，不乏知名學者和著名教授之作，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不必區分真假學術，也不必細讀文章內容，所有作者都已一次性歸零。因為當他們不約而同地重復“秦朝=專制=暴政=獨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黑暗=野蠻=邪惡”這一俗套公式時，就已經犯下了低級的錯誤，其文章也從根本上失去了理論價值。

既沒看懂歷史上的秦朝之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意義，也沒明白作為政治學概念的“專制”等術語其確切含義所在，完全被西方自由主義偽學說所誤導、所迷惑，一味跟著別人的調調瞎起哄，卻還自以為是，睥睨眾生，這種無異于指鹿為馬的低級錯誤和坐井觀天的偏仄立場，再大的名氣、再長的文章、再細的論證，也統統沒用。

好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是這樣，“大秦帝國之崛起”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8.9，看來大家都能明白鹿就是鹿，馬就是馬，也很明白井底之蛙永遠看不到天下之大。

真正的中國人不會輕易忽視中國自秦朝以來的兩千多年歷史，也從不相信，寥寥幾個不知所云的西方政治學概念就可以概括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就可以割斷中國人與自身歷史的聯系。

回歸事物的本來，道理清晰可見，并不復雜。

《大秦帝國》原著作者孫皓暉

秦帝國本質上是一場反專制的革命

對于偉大的秦帝國，這個早在公元前221年即完成了“六合畢，四海一”統一大業并超前于世上所有國家進行了大一統建設的國家，近現代的中國學者并未給予很高評價，幾乎眾口一詞地套用“君主專制”這個概念來把握。

即使很多人也充分肯定實現統一的進步意義，但仍會“一分為二”地強烈批判秦始皇的專制、獨裁和暴政，乃至認定他為此后兩千多年“君主專制主義”的始作俑者，要為中國歷史漫漫長夜般的黑暗乃至近代以來的衰弱落后負責。最后盤點下來，怎么算也是功不抵罪，背負千秋罵名。

《大秦帝國》小說和電視劇的批判者們，毫無疑問都是這種歷史觀的支持者。

首先打破這一定論的，反倒是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寫道：“中國西部的秦孝公和謀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

秦王征服所有對手，建立統一國家，并將秦首創的制度推向中國北方的大部，國家鞏固由此告成。”“說中國發明了現代官僚機構，那是不用擔心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

福山顯然是有道理的，作為現代學者，他在觀察視野和知識量上大大超越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儒生群體，顯然不會受到他們出于儒家傳統關于秦始皇之評價的影響。

在比較了自遠古到今天世界上各種“政治秩序”之后，他確定無疑地認為秦帝國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是所有近現代國家的先驅，甚至楷模。

然而，福山雖然超越了兩千年來的中國傳統儒生，但卻無法超越現代中國那些基于西方自由主義立場的“反秦派”。考慮到他本人堅定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恐怕也照樣會在承認秦帝國的世界政治發展史成就的同時，繼續把專制、獨裁和暴政當作秦始皇和大秦帝國的主要罪狀。

因此，若要完整還原秦帝國的真實面目，還應該超越福山的認識，繼續前行。

首先，若沿著世界政治發展史的路徑繼續考察，還會發現，將“君主專制”籠統地歸為一種壞制度，這個認識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事實上，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在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不僅不是代表著黑暗和反動，反而是代表著光明和進步。

道理很明白：

因為在近代以來的民主共和制度出現之前，君主專制的對立面，一是貴族專制，二是神權專制。

而無論是東方社會還是西方社會，無一不是在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靠著偉大和英勇的君主，經過長期而艱巨的斗爭之后，終于沖出了貴族專制或神權專制的黑暗時代，過渡到了君主專制，然后才一步步走向了更加光明和進步的民主共和。

在西方，君主專制沖破神權專制這個決定性的進步，最早在15世紀的意大利城邦一點一點開始，而真正的君主專制大國，更遲至17世紀才在歐洲各地出現。而在阿拉伯世界，由于“政教合一”傳統的頑強延續，完全意義上的君主專制直到今天也沒有出現。

這樣比較地看，憑什么說早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來的秦帝國君主專制制度是黑暗和落后呢？憑什么一邊把15世紀西方的馬基雅維利、16世紀的霍布斯等人奉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先驅，“現代性”的鼻祖，另一邊卻對早于他們整整1800多年的秦國商鞅橫加鞭撻呢？秦國的規模上千倍于意大利城邦國家，秦國的崛起提早西方近代國家上千年，那么商鞅不是應該比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更偉大嗎？其歷史地位不應該排在世界偉大思想者和改革者的前列嗎？中國的學者們為什么不說呢？自己的祖先還指望外人來給出應有的評價嗎？

中國的歷史不同于所有其他民族，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時期，就逐漸離開神道，走上了人道，成為一個世俗社會。

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謂之燧人何？鉆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五經異義》）

所以，歷經夏商周，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整個社會要解決的，早已不是君權如何戰勝神權這個初級問題，而是圍繞著如何戰勝世卿貴族，如何變多君為一君、真正實現大一統這個更加高級的問題而展開。回顧秦帝國從崛起到完成統一的全過程，本質上正是消滅世卿貴族勢力、變多君為一君的過程。

與那些不顧常識、有悖于歷史的西方自由主義觀點恰恰相反，在中華政治哲學中，除了神權當道之世以外，最壞的就是“多君為政之世”，是“三世說”中的“據亂世”。

梁啟超在他1897年發表的《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這樣寫道：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為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斂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于漢之諸侯王，及今之土司，猶可得其概矣。

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為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為一君也。

變多君而為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仇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陜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

昔之相仇相殺者，皆兩君為之也，無有君，無有國，復歸于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

世卿之世，茍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蓽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眾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從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共計255年的戰國時代，各諸侯間總共發生了大小戰爭230次。從大一統的角度回頭來看，這就是“多君為政之世”，所謂“秦、楚、吳、越，相仇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如果沒有一個偉大的君主出現，用武力手段強行實現統一，要讓一個社會自動完成從“據亂世”到“升平世”和“太平世”的跨越，絕無可能。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秦王的歷史地位并不輸于西方那些偉大的政治人物

這樣比較地看，憑什么說早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來的秦帝國大一統國家是黑暗和落后呢？憑什么一邊把美國的統一、歐洲的聯合都視為歷史進步，另一邊卻對早于美利堅合眾國整整2000年的秦帝國橫加鞭撻呢？

秦帝國的大一統建設——廢封建、設郡縣、墮城郭、通川防、息兵戈、車同軌、書同文、人同倫——其程度之高冠絕全球，在歐洲至今也沒有實現，在美國也只是半實現，這樣來看，秦嬴政的歷史地位不是也應該排在世界偉大政治人物的前列嗎？中國的學者們為什么不說呢？自己的祖先還指望外人來給出應有的評價嗎？

回歸歷史本來和社會常識，真正的專制制度，并不體現在大一統的天下國家中，而是體現在未實現大一統的那種眾多君主“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的“據亂世”中，因為君主們為了爭霸，必定“窮奢極暴，賦斂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

世人罵秦始皇驅使人民修長城是暴政，難道忘了早在六國時齊國、燕國、趙國也一直都在修長城？秦始皇修長城是為了抵御北方匈奴，是保家衛國，而齊國的長城卻是為了抵御魯國和楚國的入侵，是內戰割據。

后者才是真正的專制暴政。而只有大一統國家的出現，才能推翻“多君為政”的專制暴政，才能救民于水火，與民以生息。

秦朝一統天下之后，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

廷尉李斯議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是公元前221年的事。可以說，這是一次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空前絕后的政治會議，其歷史意義和政治價值，無論怎樣評估也不過分。

秦嬴政不僅摧毀了六國的君王和世卿勢力，而且為了避免歷史的循環，防止中國再回到“天下共苦戰斗不休”的“多君為政之世”，寧肯犧牲家族和兒孫的利益，不再立諸子、置侯王，而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設守、尉、監。

這叫專制嗎？歷史見證，自秦以后，中國社會就進入了一個皇帝與百官共治天下的新時代。

這一點，連弗朗西斯·福山都看得明明白白，“家族擁有地方權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轄的周朝封建主義，在中國后來歷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亂時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穩腳跟，又奪回了對這些政治體的控制。從來沒有一次，封王可以強大到可以逼迫帝王做出憲法上的妥協…”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如是說。

當然是這樣。《春秋》言：“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意思是：天之道由“元”開始，地之道由“春”開始，君王一統天下，順天地而行，即為人之道的正朔。

自秦以后直至今日，中國人這種順天應人的大一統精神代代相傳，“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一次次衰落解體，又一次次復興崛起，終于成就了今天這個傲視全球的世界第一大國家。飲水思源，這一切不都是大秦帝國的功績嗎？

所以說，大秦帝國的本質，就是一場結束多君專制暴政、完成大一統、實現政治現代化、有力推動了歷史進步的偉大革命。

不僅如此，正如福山所說，“秦朝憑借政治權力所建立的強大的現代國家，不僅活過了漢朝的貴族復辟，而且在事實上定義了中國文明”。

作為中國人應該看到：無論是更偉大、更為現代化、更為大一統的漢朝，還是此后兩千余年中華大地上一再崛起復興的各個大一統國家，莫不是繼承了“秦制”的基礎。

看不到這些宏大的主題，輕率地給秦帝國扣上專制主義帽子大加批判的人士，不是因為無知，就是出于故意。

無知的問題相對單純，故意的問題則比較復雜，涉及到西方的意識形態戰略，需要梳理西方意義上的專制和帝國等概念的來龍去脈以及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留待下一篇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