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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前就看到了辱母殺人案的報道，看了很憤怒，很希望這些黑社會人渣都死絕了，很希望把這殺人的孝子無罪放了，很希望把辦案的法官撤了，很希望把出警但不作為的警察也抓了。

但再一看，這報道是《南方周末》寫的，于是就冷靜下來了。基于《南方周末》一貫善于作選擇性報道、攪動輿論的作風，最好的做法是等一等事實。

等什么呢？等法院的一審判決書。判決書里會有事實陳述。

一審判決書

昨晚上在網上終于等到了判決書的圖片。而在這兩天里，以《南方周末》報道中的事實為基礎的各種評論文章和跟帖呈排山倒海之勢，朋友圈和群里的憤怒之情直指警察和法院。這種情景已經在網絡上反復出現了，輿論太容易被點燃了。

先來看法院一審判決書里的殺人者于歡的供述：

被告人于歡供述。2016年4月14日下午3點左右的時候，有人來廠子里要帳。我和我媽媽去哪里他們都跟著，還不停的罵我媽媽。晚上我們在餐廳里吃飯，他們就在屋外守著。到了晚上9點多，他們強行把我們帶到公司一樓接待室，他們嚷嚷著讓我媽媽還錢，罵我媽媽，啥難聽罵啥。后來，進來一個下巴留著小胡子、長頭發、穿白色半袖的人（即被害人杜志浩），這個人進來嚇唬我媽媽跟我，然后脫掉褲子，露出下體。馬金棟等人就勸阻了這個人。后來那個留小胡子的人繼續讓我媽媽還錢，并且辱罵我媽媽和我，還把我的鞋脫下來，搧了我一巴掌。這時，派出所的民警到了，派出所的人勸說別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況了。其他人讓我坐到沙發上，我不配合，有一個人就扣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接待室帶，我不愿意動，他們就開始打我了。我就從桌子上拿刀子沖圍著我的人肚子上攮了一刀，一共攮了幾個人記不清了，不是兩個就是三個。我攮了他們以后，派出所的人又進屋了，制止了以后的行動，就把我帶到派出所來了。

一審判決書上于歡的供述

我摘抄的這一段是與殺人直接相關的核心情節，高利貸和黑道逼債的問題應該另案審判，民間借貸、催債逼債，這其實是民間司空見慣的事了。民不告，官不究，黑道上的事如果要查，應該是另案審理。再說一句：借月息10%的高利貸，簡直是匪夷所思。

我這里想講的重點的是《南方周末》的報道與法院的判決書有出入，這幾個出入點是點燃民意憤怒的三個關鍵點：

第一、法院認定的于歡的罪名是“故意傷害罪”，而不是報道的“故意殺人罪”，兩者在定性上是有區別的。到底應該怎么定罪，我更愿意聽法律專家們的意見。

第二、警察一直都在現場，并不是報道中所說的不問不聞的離開。這是讓民眾憤怒的原因，這兩天罵這些出警警察的評論太多了。至于警察為什么沒有在現場采取隔離或帶離措施，理由是什么，應該進一步調查。

第三、最關鍵情節是對死者露下體的行為的不同表述，這可能是讓廣大讀者最反感、最憤怒的情節。《南方周末》的報道是：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債長達一小時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著蘇銀霞兒子于歡的面。

看完南周的描述，我的第一反應是殺了杜志浩這王八蛋。

但法院判決書上的描述過程不是報道中所說的那樣。在蘇志浩進來前，母子兩人只是被漫罵和限制行動自由。抽耳光和鞋子捂嘴都發生在杜志浩進來后。而杜志浩脫褲子露下體的行為發生后馬上被同伴阻止了，并沒有發生“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的行為。而這個極端行為昨天更被曝光為：用陰莖打臉或塞入。

從于歡的供述中看，他殺人的最直接原因是于歡再次被毆打，而不是母親被污辱或警察不管。

《南方周末》和當地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不同，兩者之間必定有一方在說謊。不是《南方周末》在造謠，就是法院在掩蓋。而這些事實恰恰是法院判決本案的最核心依據。《南方周末》正是用它認定的事實在點燃民意的怒火，而法院正是用它認定的事實作出無期徒刑的判決。

所以別告訴我事實不重要，壞人本來就該死。

我也覺得杜志浩這種人渣該死。設身處地的話，如果我是于歡，我也會殺了杜志浩狗日的。但我說的“該死”里的“該”是“活該”，是屬于道德范疇的。但法院說是他的行為“不該死”，于歡不屬于正當防衛，這里說的“該”是“應該”。

究竟該如何定罪，該如何量刑，應該留給法律專業的人去解決。外行總是會把法律、道德、情感、良知混為一談。作為個體吃瓜群眾，說啥也沒有用，但輿情的形成不應該改變案件的事實，量刑的基礎只能是對事實的認定。

《南方周末》和法院，無論誰在事實問題上造了假，都應該受到懲罰。